中共建党时为啥湖南人特别多

　　建树建党理论

　　在党的创建史上，大家都熟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但同样光彩奕奕的，还有两位湖南人对于建党理论有着重要建树，他们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蔡和森是双峰人，比来自湘潭的毛泽东小1岁多，他们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相识，由于志同道合，结成挚友。他们一起探讨人生国事，结伴游学，共同发起新民学会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新民学会是以他俩为首的湖南知识青年成立的一个革命进步团体，“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相当数量的会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湖南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建党建团作了思想、组织和人员上的准备。毛泽东和蔡和森在当时湖南先进青年中奉为表率。老师杨昌济称毛泽东和蔡和森是海内人才，救国必重此二人。1919年底，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他到法国后，凭借一本法华字典，刻苦自学法文，并在短期内收集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大批马列主义著作和宣传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以霸蛮的精神“猛看猛译”。他在“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之后，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有希望。他召集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开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明确提出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并阐述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使许多当时的赴法青年纷纷从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倾向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他2年后回国并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的主编。他是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两广省委书记，是当时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6月，蔡和森被叛徒出卖，在广州英勇就义。留在国内的毛泽东也到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接触，因这时正是李大钊、陈独秀相约建党的时候，所以毛泽东深受影响，后来回忆时他称这是他一生中关键性的时期，“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开始考虑在湖南建党，回到长沙后，他创办文化书社，并在湖南各地陆续成立分社，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彭璜、何叔衡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倡赴俄勤工俭学。

　　毛泽东和蔡和森虽然当时两人在不同地方，但思想一致，逐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开始思考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有意思的是，他们对建党的理论探讨，是通过空中飞雁、来往信函来进行的。他们分别的两年间，共通信9次之多。1920年八九月间，蔡和森跟好友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后又跟在上海的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这些信主要是讨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结合中国实际，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集中反映了蔡和森的建党思想。在当时可谓时间最早，论述较为全面系统，水平也较高。在写给毛泽东和陈独秀的信中，蔡和森系统地阐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希望毛泽东等在国内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他第一个完整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概念。他对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及组织原则作了较为系统、完整的阐述，他是中共系统传播列宁建党学说的第一人。毛泽东于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和森回复两信，对蔡和森阐述的唯物史观、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表示完全赞成，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蔡和森：“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陈仲甫(也就是陈独秀)先生等已进行组织”。毛泽东在信中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陈独秀读了蔡和森的信后，客观地说，“来信所说的问题甚大”，并把蔡和森的信和自己的答复，冠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醒目标题，公开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蔡和森的信，也便成了一篇广为人读的马克思主义战斗檄文。

　　蔡和森、毛泽东之间的通信与探讨，从思想、组织等方面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建党理论主张，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理论与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还促进了湖南及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酝酿与成立。他们的建党思想，可以说是为中国共产党设计的最早蓝图和构想。

　　筹备召开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是以湖南人李达为主筹备、组织和召集的。

　　李达是永州人，1913年，他从京师优级师范考取留日官费生而东渡，后因病辍学回国。1917年春，他第二次东渡，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十月革命胜利后，李达开始从日本报刊和书籍中接触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他看到了祖国和民族命运的转机，倍感振奋，在日本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给上海的《国民日报》副刊发表。同时，他还翻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等著作，寄回国内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贡献。1920年8月，他从日本回国，开始进行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活动。李达一回到上海，就拜访了心仪已久的陈独秀。他们第一次见面，便谈得非常投机，在组织共产党和社会革命等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他寄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的亭子间。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8人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从1921年2月到党的一大召开前夕，李达一直主持中共上海发起组工作，并代理书记，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列宁建党学说，促进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作了大量工作。他集建党筹备工作中的宣传、组织、联络等重要事务于一身，负责同各地共产党组织联络，全面主持党的筹建工作，并直接筹备召开了党的一大。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他们直接联系的便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等人。马林向李达了解中国共产党发起筹建情况，建议李达早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达立即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写信，商议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事宜。后李达等人又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要求各地党组织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毛泽东在长沙收到了李达发来的召开中共一大的信件后，与何叔衡于6月29日傍晚乘着暮色在湘江轮渡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知情者谢觉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之招。”日记中的5个圆圈，就是代表“共产主义者”5个字，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去上海开会是秘密行动。

　　李达积极承担了党的一大繁重的会务工作，亲自安排食宿，将会场选定安排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7月30日晚，会议正在进行，突然有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闯入会场，环顾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李达立即要夫人王会悟想办法找一个继续开会的地方。王会悟曾在嘉兴女子师范念过书，对嘉兴以及南湖的情况非常熟悉。她想到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同时嘉兴和上海本身交通非常方便，位于沪杭铁路沿线，代表们都同意了这个意见。在王会悟的安排下，党的一大转移到嘉兴南湖上的一条游船上举行。

　　创建各地中共早期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各地出现了中共早期组织，为党的创建作了大量工作，谱写了光辉篇章。当时主要有8个中共早期组织，国内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的中共早期组织，国外有：旅日、旅法的中共早期组织。在这8个早期组织中，湖南人参加了6个早期组织的创建或活动。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有李达、林伯渠、李启汉、李中、陈公培、周佛海、李季等；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有邓中夏、罗章龙、缪伯英、何孟雄、朱务善、李梅羹、吴雨铭等；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由湖南人创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有李季；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有周佛海；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有陈公培、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向警予等。

　　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李达是发起人之一。他后来回忆说，1920年8月，我从日本留学回国，到上海后，我“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和党内理论刊物《共产党》。李达是《劳动界》的发起人，是《共产党》的主编，是所有刊物的主要撰稿人。由于《共产党》月刊是一份适应建党需要，面向早期共产主义者进行理论教育的刊物，其编辑部、出版发行处都不公开，署名也不署真名，李达曾用“胡炎”、“江春”等笔名，阐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1921年2月，李达担任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书记，筹备召集召开了党的一大。陈公培是长沙人，1920年6月，他参加与陈独秀等商议成立共产党组织、起草党纲草案的工作。后被派到法国创建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林伯渠是临澧人，他是经李大钊介绍与陈独秀认识的。他与陈独秀进行了多次谈话后，加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他和李季被派到广州活动。

　　李启汉是江华人，五四运动期间，参加湖南学联组织的活动，结识了毛泽东、邓中夏等人，随毛泽东赴京请愿驱逐军阀张敬尧。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时，结识了李大钊等人。1920年到上海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10月，他联络上海部分工人代表在上海白光路成立中国工人联合会，随后，受上海早期组织指派主持工人半日学校，组织成立了上海工人游艺会，想尽办法，采取各种方式，动员、吸引工人入校，一改学校初创时上学人数甚少的局面。1921年1月，上海早期组织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李启汉任负责人，组织、推动工人运动，成为党的创建时期工人运动的最早开拓者之一，1927年在广州被捕牺牲。李中则和陈独秀一起创建上海机器工会，将上海机器工会建成真正的工人团体，还创办刊物《机器工人》，受到世界工人联合会执行部的关注和支持。李中又名李声澥，双峰人，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并在此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陈独秀的鼓励下，他为与工人相结合而到江南制造局做工，他一面做工，一面联络工人，在厂内开展机器工会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在1920年写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一封信中提到，“李声澥以一师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他现寓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

　　上海早期组织还创办了党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李达兼任教员，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开展建团工作，发展团员。这一时期，在这里入团的湖南人有：李启汉、李中、罗亦农、袁达实、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彭述之、许之桢、陈为人、卜士奇等。其中一批先进分子被选送到俄国留学，如：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李启汉等。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成员中有邓中夏、罗章龙、缪伯英、何孟雄、朱务善、李梅羹、吴雨铭等。他们都是在北京大学学习或旁听，受李大钊影响，加入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为之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朱务善曾回忆道：“五四运动以后，革命的形势已经高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已成为现实的需要。大钊同志认为领导研究很必要，就开始大量写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时有邓中夏、何孟雄等我们这些人找书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经验。就是说，当时有不少革命青年在李大钊同志指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尚未组织研究机构。到1920年初研究会就有了雏形了，但还未登报。”“到1920年10月在北京成立党的组织时，就叫共产党。参加党的人也就是组织研究会的发起人。但发起人中后来并不都是共产党员。”朱务善的这段谈话，清楚道明了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及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关系。邓中夏、罗章龙、缪伯英、何孟雄、朱务善又于1920年11月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其中缪伯英成了全国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邓中夏是宜章人，北大毕业后，协助李大钊创办工人报纸《劳动音》周刊，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他还举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育工人群众，启发工人觉悟。1921年5月1日，他组织长辛店工人举行群众大会，同时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是党领导的最早工会组织之一，受到了《共产党》月刊的赞扬。由于工作积极肯干，成绩显著，他被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为党的一大代表，但当时他正忙于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年会而未能成行。

　　罗章龙是浏阳人，早年与毛泽东、蔡和森过往甚密，一起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他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办《劳动音》周刊。1921年1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罗章龙曾任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主编，报道各地工人身受残酷压迫的情况，启发广大工人阶级觉悟。《共产党》月刊第6号称赞《工人周刊》“办得很有精神”。何孟雄是炎陵人，是“在中国第一次‘五月一日节运动’而入狱的8个少年”之一。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他主要从事工人运动。他成功地组织发动了北京大学印刷厂工人罢工斗争。他还经常与邓中夏等人深入北京周围产业工人集中地区，了解工人疾苦，向工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在杂志上发表《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什么方法》、《劳动运动究竟怎样下手》等文章，宣传社会主义，总结工人运动经验。1921年9月，何孟雄和缪伯英结为夫妻，被誉为“‘英’‘雄’夫妇”。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比较曲折，成员相对较少，主要成员中有湖南人李季。李季是平江人，是中共上海发起组15名成员之一，但他并没在上海久待，而是很快随陈独秀、维经斯基南下广东开展活动，成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他在建党时期的主要贡献是翻译海外社会主义思潮论著。他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等书，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由蔡元培作序的《社会主义史》，还被选为上海各学校国文读本。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追忆自己在1920年看了3本书得到阶级斗争的启蒙，其中就提到了《社会主义史》。

　　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有较多的湖南人，主要有陈公培、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向警予等。陈公培于1920年参与筹备建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即赴法勤工俭学，被陈独秀介绍到巴黎与张申府筹建旅法中共早期组织，临行还抄了一份党纲草案带去法国。1921年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公培是主要创建人之一。毛泽东后来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造人。”

　　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只有两名成员，沅陵人周佛海是其中之一。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他返回日本，与施存统组成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作为旅日早期组织代表参加了党的一大。他撰写了《实用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夺取政权》等文章，分别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

　　历史大潮，滚滚向前，在建党时期的浪潮中，涌现一批弄潮的湖南人，实乃三湘四水的骄傲。其中除了极少数之后脱离了党甚至走向了党的对立面，但绝大多数都经历了白色恐怖、战火硝烟的洗礼，或是成为革命烈士，或是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