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

——苏智良教授在上海财经大学的讲演
日期：2011-05-16 作者：苏智良 来源：文汇报

                     
    1921年7月，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缔造了一个崭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上海，为中共的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则为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上海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与活动中心。而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青年》编辑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则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了基本成员，上海发起组实际担当了组建中共的“临时中央”。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而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初期有声有色的活动，也构成了上海近代史的华彩乐章。
    
    苏智良1956年生于上海。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获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高校首届名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等。
    
    著有《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主编）、《中国简史》（主编）、《中国毒品史》、《1909年万国禁烟会研究》、《上海近代黑社会研究》、《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等3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
    
上海的成长与新阶层的应运而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面貌亦焕然一新。不断涌入的移民，以及包括新社会群体在内的城市居民共同创造、分享这些开放性的都市新景观。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英国人设立英租界；1848年美租界建立，英美租界于1863年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与此同时，法租界也于1849年建立。两大租界不断越界筑路、渗透扩张，渐趋完善各自的市政管理机构。这样，上海出现了“一城三市（政府）”格局，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化的口岸城市。
    
    租界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租界既是中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耻辱象征，又是中国人民获取现代经验、走向独立的开端；生活在租界里的华人，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而得以在外国势力的庇荫下免受军阀或专制政府的骚扰，并躲避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外侵内乱。外国势力掌控下的上海，迅速地由一座江南县城一跃而成为中国的经济首都。
    
    外资首先进入上海，并催生一系列新的现代产业部门。中国人自办的现代企业也逐渐发端。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此后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纷纷设立。效仿外资企业的民族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由于欧洲列强间的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的势力大为受挫。上海资产阶级乘机迅速崛起。
    
    伴随着现代制造业在上海的产生，新的产业类别也层出迭现。这说明现代产业部门正在向纵深发展，上海正日渐摆脱单纯的以港兴市的贸易城市格局，进入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在上海新兴的城市工业之中，一个崭新的劳动阶层正在形成，它预示着中国的工业化正在为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孕育新的社会基础。而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产业也在外资的引导下在上海逐渐产生、发展、壮大。到了民国初期，上海已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面貌亦焕然一新。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公园、电影院等新型公共空间应运而生。不断涌入的移民，以及包括新社会群体在内的城市居民共同创造、分享这些开放性的都市新景观。在这些都市空间内，逐渐产生了一套现代生活方式。百货公司、影戏院、小家庭以及新创的社会阶级专用名词等等，均反映出1920年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面向。然而在亮光闪闪的现代生活中，却有阴暗的另一面，那就是贫富分化、社会混乱。
    
    近代上海工商经济的勃兴，造就了包括买办阶层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家集团。上海企业家个人的进取心为工业化的经济梦想注入了活力。
    
    尤需指出的是，上海的工业资本家群体是由工业化本身所孕育的。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更多地来自绅商家庭（当时所谓的好人家），其中卓有成就者，多半是曾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高学历人士，比如留洋的穆藕初、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刘鸿生，以及金融界的陈光甫等，具有较强烈的民间色彩。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生机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日趋壮大。依据1920年《新青年》“上海劳动状况”的资料，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194.6万人，其中上海有513768人，占全国工人总数四分之一。可以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但上海工业化的历程是一条荆棘之路，工厂用城市的痛苦、贫穷、污染和疾病取代了传统乡村的恬静与自足。在悲惨的车间内，城市底层的产业工人超负荷工作且营养不良。1920年《星期评论》指出，“上海工厂劳动者的工银，平均差不多只得二角五分至三角，月收不过九十角。至少要假定有两天缺工的损失，月收就只有八十四角。”
    
    1919年6月5日，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工人阶级立即行动，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仅首日罢工工人就达2万之多。涉及行业之广，行动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紧接着就是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开始“三罢”斗争。五四运动的中心由此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走向高潮。上海产业工人阶级意识的萌生，为中国早已复杂万端的社会环境增添了新的内容。
    
    当时的有识之士被工人阶级的政治潜力所震撼。诚如1920年2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表的公开谈话所言：“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普通社会，似有足为后盾者。然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实至不鲜。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有一市民（此意为缺乏具有近代意识的市民——引者注）。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陈独秀已意识到上海工人阶级的集团性力量；他在上海寻找到了充满自信的、行动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萌生，使得工人阶级所争取的已不是维系旧时传统，而是重新界定新的现代性。
    
    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则是上海的又一大群体。据统计，在1910年代的上海，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绍兴的邵力子在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日报》。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因内讧而失望的施存统，与俞秀松来到上海，他俩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施氏成了星期评论社的辅助人员。
    
    而五四运动后的北京，政治气氛压抑，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出狱后南迁上海，1921年又发生军警殴打北大教授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上海。诚如鲁迅所言：“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要宽松得多，再加上文化事业发达，中外联系广泛，自然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
    
    随着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阶级斗争亦表现得愈加公开化，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上海建党的文化起源：思想、主义、新文化
    
    经过辛亥革命的失败，人们强烈意识到，如果不从“社会”层面上改造和重新设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无法关照和覆盖到农民及其他普通民众的利益与现实要求。
    
    上海是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传入中国，一大批现代文化机构亦借此应运而生，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就更宽广的层面而言，从1912年至1926年，上海出版的图书占全国的70%。上海的福州路从清末起已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街”，聚集着300家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和书店。报纸、杂志、书籍如雨后春笋，销量颇大。
    
    文化的“工业化”初步奠定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文化与舆论中心的地位，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籍，迅速制造出人数可观的阅读公众群体。传播媒介所形成的网络，对于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以后的传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青年》杂志的创刊，象征变革年代的到来。新文化运动前后，一大批从西方留学归国的文化精英汇聚到上海。上海的新式知识分子接受了现代性的大多数原则，希望创造以理性而科学的方式生活的觉醒公民。他们宣称中国需要面向未来、充满活力的新文化，此刻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去埋葬儒家的旧文化，将个人从这种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彷徨无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与视野，使知识人从中找到方向感、认同感与归宿感。在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阶段，西方被热切地当成一个绝对的、无可置疑的榜样，和唯一可能的行为标准来接受。
    
    然而，其他一些事态的发展则阻碍了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追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进行的屠杀，使西洋文明顿失光泽，以至陈独秀失望地称：“现在还是强盗世界。”而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则被当作“一面寻找未来方向的镜子”。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日益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一个以人类和谐为特征的世界性的共产主义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前后最早介绍宣传诸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主要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其中除《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一度在北京（发行部则在上海）外，其余都是上海的刊物。其他五四名刊如《太平洋》（上海）、《每周评论》（北京）、《国民》（北京）、《新潮》（北京）、《新教育》（上海）、《少年中国》（上海）、《解放与改造》（上海）、《科学》（上海）等，也多半位于上海。
    
    根据曹聚仁的回忆，“邵力子主编《觉悟》态度最为积极，和《新青年》桴鼓相应”。而“张东荪主持上海《时事新报》，其副刊《学灯》创刊于1918年3月间，研究学术，介绍新知。也是《新青年》的同路人。”而后人的评价亦认为“宣传新文化运动最早，和最有力的报纸，是上海《时事新报》”。俄共代表费奥多尔在报告上海之行时亦赞誉，“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上海“他们出版一些极其左倾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可以说，近代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五四时期的新觉醒和对现代性的追求伴随着各种新思潮的引入和意见的分歧。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新文化运动内部展开了激烈争论。一直致力于改造社会的陈独秀，首先判断“资本制度会演出欧美今日的危险，已是不好了”。救亡图存的迫切感使他更加觉得时不我待，面对张东荪、胡适等人对和平渐进道路的推崇备至，他清醒地意识到：“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
    
    面对自由派所引发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正确地认识到这样一点，即在现代条件下，所有的手段都掌握在统治者这边，而国家的主要特征即是对组织化暴力的垄断，已经在西方站稳脚跟的那些渐进的、和平的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是不会有活动余地的。
    
    另一方面，经过辛亥革命的失败，人们强烈意识到，如果不从“社会”层面上改造和重新设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无法关照和覆盖到农民及其他普通民众的利益与现实要求。
    
    这一时期，《星期评论》、《时事新报》、《觉悟》、《建设》等上海报刊，与一度在京的《新青年》南北呼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它们一道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透过近代上海的印刷出版网络，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深入地传播开来，由此培育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这一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澎湃激情之中，启蒙引发了革命，继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文化起源。
    
共产国际与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离京，只身出走上海，“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此次迁移意义重大，“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希望能创建一个全国性政党；同时，苏俄与共产国际亦开始大力向中国开展工作。苏俄方面数次向中国派遣使者，试图与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接触。
    
    与此同时，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亦希望能获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创建一个全国性政党的理念由此发轫。譬如，1919年9月，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就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革命党”的设想。心系天下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已渐渐意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离京，只身出走上海，“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此次迁移意义重大，“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来到上海后，陈独秀“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他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工团体进行调查，深入了解小沙渡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5月，陈独秀郑重推出《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专刊，专门讨论工人问题。陈独秀在上海卓有成效地组织劳工运动，使得英国当局认定他已经是一个享有很高声望、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者，并且对上海的劳工运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同时，陈独秀着手重组《新青年》杂志。他以陈望道、李汉俊等倾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为基础，组成编辑《新青年》的上海同人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渐渐与《民国日报》的主编邵力子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以之为基础成立了同人沙龙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频繁开展座谈，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经验。他的寓所兼《新青年》编辑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也成了革命者的中心场所。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包括其他新文化运动的同人刊物）为中心，其周围初步形成倾心马克思主义的上海知识分子同人群体，从而为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成员基础。
    
    1920年5月，维经斯基携带李大钊的介绍信赴上海会见陈独秀。通过这番接触，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资助，在上海正式展开建党大业。随后，经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和戴季陶、李汉俊、张东荪等一起座谈苏俄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与会者认为，可将《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全新的革命联盟。
    
    早在维经斯基来沪前夕，上海已经形成了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同人群体。他们积极酝酿深远的变革，并急于付诸实施。而维经斯基的到来，则给予了建党大业以不可或缺的外部帮助和支持，使之成为现实。
    
    在陈独秀领导下，1920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最初发起组只有5名成员，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后来陆续参加的有陈望道、沈玄庐、李达、杨明斋、沈雁冰、邵力子、李启汉、沈泽民、袁振英、林伯渠、李中、周佛海等。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也反映了上海都市的开放性与移民性特点。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上海发起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宣传工作。首先便是通过《星期评论》杂志社由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2月，陈望道受邀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付梓出版。
    
    上海发起组在陈独秀的领导下，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推动建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是名副其实的“临时中央”，“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陈独秀对建党工作颇为重视，曾指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他亲自负责武汉、广州、长沙和济南的建党工作。当时，共产党之主要经费为自筹，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上海发起组开办的新青年社创收所得。陈独秀亦颇为重视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他多次表示：“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在各地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构想已在上海发起组中逐渐酝酿。陈独秀与其他同志讨论了建立全国党组织及何时通知共产国际代表事宜。5月，上海发起组委托包惠僧到广州找陈独秀，请他回沪或将上海发起组迁往广州，但陈独秀认为，广州到处是无政府主义，政治环境不利，地理位置也不适合，不便于各地联系，因此仍属意上海。6月初，上海发起组与刚抵沪的共产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马林商谈之后，认为建党的条件业已成熟，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上海发起组在与陈独秀、李大钊商议以后，发函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请每地派两位代表赴上海开会。
    
    需要指出的是，法租界的社会环境使其成为一大召开的合宜地点。由于法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制，华人能够在这里创办民营的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
    
    另外，法租界的政治生态也为一大的召开提供了方便。譬如，1917年至1921年间，孙中山等人将法租界（新区）作为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国民党党部即设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孙中山在上海的活动更是得到了法租界当局的默许，他寓所门口甚至有法租界巡捕站岗，提供安全保障。除此之外，当时法租界还有大约5000名俄侨，这为维经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上海发起组拥有或使用的绝大多数房产位于法租界内。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
    
    9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从上海集聚和出发，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排山倒海的改造中国的时代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