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合理化建议100条:有关中共建党之三常识与两秘闻

有关中共建党之三常识与两秘闻(2011-06-22 19:42:20)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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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共建党之三常识与两秘闻（讲座资料）
党的生日何以是7月1日
党的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30日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的。那为何党的生日却是7月1日？
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最早见之于中央文件，是1941年6月30日《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文件的第一条就是“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20周年”。过去讲话中也有，但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将七一确定为党产生的时间。为什么定为七一呢？
参加一大的13个代表，经过长征到陕北的只有3个人：毛泽东，董必武，张国焘，但是张国焘1938年就叛党了，1941年留在延安的只有毛和董二人。20年前秘密召开的一个会议，他们只记得是7月暑假，记不清准确日期了；而且那时也找不到任何文献，就是有文献，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带不到延安，因此准确时间无法考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决定把7月月首作为党的生日。有人建议是否要把党的生日改过来，中央认为，没有必要，七一已经约定俗成，具有象征意义。

13位党代表命运如何

上排左起：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
下排左起：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工作。1923年秋脱党，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后任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8月在武汉病逝。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24年脱党。后任上海大学教授，湖北省教育厅长。1927年12月在武汉遭军阀杀害。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负责组织工作。1925年红军长征时，进行分裂党和红军活动。1938年因叛党被开除出党。1979年12月在加拿大病逝。
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30年因参加托洛茨基派别组织被党开除。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1987年在北京去世。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历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76年9月在北京病逝。
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上杭牺牲。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1975年4月在北京病逝。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在新疆被捕，次年9月在狱中被害。
王烬美（1898--1925），山东莒县北杏村人，今属诸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5年8月在青岛病逝。
邓恩铭（1901--1931），贵州荔波人，水族。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在狱中就义。
陈公博（1890--1946），广东南海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22年秋脱党。1938年投敌，充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因叛国罪被判死刑，1946年被枪决。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24年脱党。1938年投敌，充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因叛国罪被判无期徒刑，1948年在狱中病死。
包惠僧（1894--1979），湖北黄冈人，受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1927年脱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在北京病逝。
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门弟子，曾是中国最进步的青年，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将革命进行到底，有的人为党的事业牺牲了自己(有4位），有的人选择退党，或退党后甚叛国而走上了汉奸之路（共有7位，竟占半数以上）。13个人的共同梦想，最后却只剩下毛泽东和董必武在坚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最后如此不同的结局呢？军事专家、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认为：从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命运中能充分折射出党的艰难。

“南陈北李”缘何缺席一大
中共一大令人不解的问题还有作为中共奠基人的“南陈北李”均未与会。《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说：“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南陈北李”工作繁忙是肯定的，但仅以此作为他们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理由也许并不充分。
事实上，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之后的9月就回到了上海。所以，如果稍微推迟会期，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很有可能出席。可是，实际上没有等他们就开会了，分析原因，应该是由于当时身负使命的共产国际代表急于召集大会使然。
关于这一点，当时实际上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党的李达曾在其自传中说：“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陈独秀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但同样为党的创建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李大钊却没有在中央任职，对其原委则众说纷纭。

中共一大幕后女功臣：李达之妻王会悟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以代表家属的身份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共一大幕后功臣”。
当时，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分散各地，住宿的选定让王会悟着实费了一番心思，调动了她的社会关系。因为她在中华女界联合会任职，得到会长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器重，徐身兼博文女校的董事长。由于这层关系，王会悟选择位于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她考虑这里正值学校放暑假，师生离校易于保密，于是就以接待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为由，向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租借该校楼上的3间房子，因为相识，黄校长同意了。
代表中除上海代表住在家中，陈公博夫妇住大东旅社外，毛泽东等外地代表都下榻于此。
会址的确定，考虑还是离博文女校不过一站路而已的法租界望志路上的“李公馆”比较合适。李汉俊本人是会议筹备人，其哥哥李书城的“李公馆”环境还僻静，行动十分方便，又有李书城当“大官”的身份可起掩护作用，用来开会再好不过了。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公馆”的小客厅如期举行。在7月30日晚举行的第六次会议开始不久，一个陌生男子从虚掩的后门闯入，正在警惕望风的王会悟立即问他找谁，那人随口报了一个显然臆造的名字，说声“对不起”便匆忙离开。王马上报告了这一可疑情况。正在发言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会议立即停止，代表们抓紧时间撤离了会场。
事实证明王会悟的报警十分重要。那个神秘男子正是受雇于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仅过10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开来警车，全副武装的巡捕和士兵包围了房子。代表们因为及时疏散，未受到任何损失。事后李达对
王会悟竖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
由于特殊情况的出现，会议必须另选地点继续进行。王会悟建议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代表们采纳了她的建议。接着经王会悟等人的精心安排，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终于完成所有议程。

意外命案使陈公博中途退出一大
中共一大期间，各地的代表大多是教师或学生，收入有限，李达便由夫人王会悟出面，以接待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了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外地代表的住所。只有陈公博一人较为特殊，他是广东法政专门学校的教授、广东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广乐群报》总编辑，加之又是新婚燕尔，便下榻在大东旅社。
7月30日晚，会场突然闯进来了一个陌生人，打断了会议进程。随后一个法国巡捕带了一群便衣进来搜查。代表们意识到会议已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不宜再在上海继续举行了。经商议后，代表们决定转移嘉兴。
陈公博这天晚上绕了几个弯回到大东旅社后，赶忙关好房门，打开箱子，将随身携带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焚毁，全搁在痰盂里，然后将当天晚上的情形详细地告诉了妻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底的上海，酷热难当。这天晚上，陈公博夫妇怎么也睡不着，便将床上的席子拖到地板上，这才睡着。到了半夜，天下起了大雨。临近黎明的时候，朦胧中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同时又传来一声惨叫。陈公博急忙从地板上跳起，打开房门一看，走廊里寂静无声，并无一个人影，窗外则急雨敲窗，狂风不止。
第二天早上，茶房跑来告诉说，隔壁住的一个女子被人谋杀了。原来，隔壁的那位女子是丝厂的一名叫孔阿琴的女工，与洋行的一名买办恋爱，不知何故，俩人不能结合，便相约同死。男的偷来一支手枪，到天明时向女方开了一枪，没有打死，就用毛巾去勒。女方死了后，他却不愿死了，便写了一封自白的长信，扬长而去。
陈公博得知隔壁出了凶了杀案，唯恐此案牵涉自己，如之妻子又非常害怕，就匆匆地结了帐，离开大东旅社，另找一旅馆住下。随后又跑去把昨夜的经过告诉了李达，并说他下午要去杭州，不打算再参加会议了。其他代表得知这一情况后，开玩笑说，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老枪2011年6月21日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