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的小农民许二多txt:韦森：评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

韦森：评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

　　评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

　　内容提要：沿着张维迎新著《市场的逻辑》一书的分析理路，本文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经济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第一部分提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应该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了，因而张维迎所说的“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这一见解是有道理的。第二部分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改革“特征化事实”做了一点简要归纳后，对张五常教授等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地方政府竞争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观点进行了商榷，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引入了市场机制，而不是地方政府竞争。根据这一点，文章发现，导致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一些贡献因素，可能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第三部分则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分析，论证了以预算民主（即使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和政府公务员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内在于宪法和种种行政法规所明确限定的范围之内）为核心的法治民主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条件。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失灵，法治民主

　　一、构建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

　　张维迎教授的文集《市场的逻辑》2010年上半年由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出版了，这应该说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维迎教授在研究市场经济、理解市场运行、捍卫市场理论，乃至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方面，均做出过诸多理论和实际贡献，而这本《市场的逻辑》，则是作者多年来有关市场运行理论思考的精华。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一场数十年未见的大衰退，在此情况下，一些反市场派理论家为之弹冠相庆，世界各国的政府干预主义大行其道。在中国国内，在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的推动下，国有部门高歌猛进，政府操控、干预以至统御市场的手段不断增强，不但“调控”经济，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了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最大参与者。在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的关节口上，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的出版，有着独特的理论意义。道理非常简单：在凯恩斯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今世界和中国，如果我们不能理清自己的思路和认识，而被一些反市场化的论调所“忽悠”了，可能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行程又会走弯路，我们又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1）对市场经济运行及其优长的理解

　　多年来，张维迎教授在许多场合一再指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在这本文集中，作者又再一次重申了这一见解（见张维迎2010，页2，下同）。为什么说经济学家必定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这说来应该有两个原因：其一，人类社会的经济史尤其是近代和当代世界经济史以及中国3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历史已经雄辩地表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为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因而，如果任何一个所谓的经济学家对这一点还有怀疑，如果不是出于对人类经济社会历史的无知，便可能是被某种固有的“意蒂牢结”（ideology林毓生先生所的主张译法）遮蔽了自己观察问题的视线和理论思考的心智；其二，假如在人类社会中没有市场经济这么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作为一个理论研究群体和职业的经济学家们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的了。在一个史前的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中，还有必要有经济学家这个群体么？为什么从18世纪以来，职业经济学家才开始出现？为什么20世纪以来经济学家的群体越来越大、经济学理论出版物越来越多、经济模型做得越来越复杂？这难道与作为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复杂没有关系？

　　近代以来，各国的市场经济不断地深化和扩展，这一方面构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主轴和“主旋律”，另一方面也是世界各国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强大的引擎，这应该是人们的常识，更应该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无论是反思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历史原因，还是考察20世纪数十年进行过计划经济实验的国家的实际经济绩效，都会得出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结论。1978年之后完成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历史事实，更会使每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会坚信这一点。

　　尽管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繁荣和增进国民福祉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正如维迎所言，要真正理解市场运行，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页3）。市场的本质是什么？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到底是怎样的？这些早就成为了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的东西，却常常被人们忽视或者说忘记了。作为一个多年思考企业运行和企业家角色的中国经济学家，维迎近些年义无反顾地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从自己的研究视角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独到的理论解释。从人类社会经济史回顾的角度，维迎提出：为什么人类社会的经济奇迹只是在过去250年里出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是在过去30多年里发生？惟一的答案是实行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制度”（页15）。为什么市场经济会这么神奇？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出发，维迎进一步通俗地解释到：“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自己说了算的制度。”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人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任何收入，因而必然会在竞争中被淘汰，照维迎看来：“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页15、1）。这些看来并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理论话语，却说出了市场体制之优长的本质。这些看来用非主流经济学理论话语所阐释的市场体制之优长的浅显道理，实际上也并不简单。一些惯常于复杂问题思考和做复杂经济学模型的人，常常就在对这些最浅显的道理的认识和理解上出了问题。只要稍看一下社会上尤其是财经媒体上流行的对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种种怀疑言论，就知道维迎在这本书中所阐释的一些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是多么容易被人们所忘记、忽视和误解了。这里我们只要举出以下两点，大家就会知道直到今天一些人对市场经济的误解还很深。

　　其一，自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以及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以来，“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维迎在书中用“市场失败”，笔者则考虑可能用“市场失灵”可能比较准确和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又成了一些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的时髦话题，甚至像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级的经济学大师，也一再表露了他对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怀疑。譬如，早在2002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满》的小册子中，斯蒂格利茨教授就曾提出过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完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不工作这样的明显理论误识。对于这一类对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效率的怀疑论，笔者曾于2004年做过商榷和批评，维迎在这部著作中也进行了多方面批驳与分析。照维迎看来，所谓的市场的缺陷，在许多情况下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场本身所具有的，而是一些人对市场经济运行本身的误会。譬如，人们所常说的“市场失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或其他强权干预和破坏市场正常运作的结果，使得市场经济表现为一种病态。维迎还形象地说，市场经济常常“跟人一样，本来没有病，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可，最后反而吃出病来了。……大量的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被卖拐的人（形容对市场失灵问题的指责者）卖出来的”。他还认为，这个卖拐，“就是政府对市场的任意干预”（页3）。

　　人们通常所列的许多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市场本身运行所发生的问题，能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和任何地方，市场总不会在一个真空中自我运作，总会受到这样和那样的干预、操控和扭曲，其中尤其是政府的干预和操控往往起很大作用。不能把这种政府来干预、操控和扭曲所造成的问题归结为市场本身运作的问题，从而把它们均归类为“市场失灵”现象。当然，这样说并不完全否认“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因为，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巴托（FrancisM.Bator）在1958年发表的“市场失灵的剖析”一文中最先提出“市场失灵”（英文为“marketfailure”，也有西方学者喜欢用“市场不完备”，英文为“imperfectionofmarket”）概念以来，在“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市场垄断”、“不确定性”等方面大量经济学理论分析文献表明，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等会常常失去功用或导致资源浪费的“市场失灵”现象，看来一些市场失灵现象并不全像赵本山的小品《卖拐》所表演的那样尽是一些人“卖拐人”编造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所面临问题可能是：如果市场失灵问题确实存在，但这却并不一定构成政府干预尤其是政府强势统御市场经济的理由。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JamesM.Buchanan，1988）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因为，“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Buchanan，1972，p.19）。为什么会如此？照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经济学家们所见，不但“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且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成本可能比经由市场自发调节和恢复来纠正市场失灵的自身成本更大，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会更长。在布坎南看来，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政府的政策往往并不一定会“正效应”，常常削弱而不是增进了社会福利。布坎南和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些看法在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尽管在“市场失灵”存在的原因以及如何纠正“市场失灵”问题上还有大量的研究空间和复杂问题有待深入探讨，但是，维迎在这本书中所主张的要把市场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最好留给市场本身去自发调节和纠正，却无疑是有道理的，这种主张且与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说”的政策主张恰恰不谋而合。然而，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格局中，尤其是自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以来，让市场本身的自我调适和自发纠正一些暂时的“市场失灵”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思路却越来越受不到政府决策层和财经媒体人士的重视。在看到市场运行中出现问题时，人们往往“没有弄清原因，就请求政府干预”，以至“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页24－25）。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发展到今天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读读张维迎的这些尖锐和犀利的话语，应该会让人们有某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其二，尽管今天很少有国人已经对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有所怀疑了，但是还是有不少人相信，引入市场机制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认为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导致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这实际上也是过去流行的“市场失灵说”所常常讲起的一个市场运行缺陷的例子。对于这种常见的误识，维迎在这本著作中深刻地指出，“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平等的一种制度”，因为，“它给每个人提供机会，拒绝特权”（页10）。因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受益者，是老百姓，而不是特权阶层。基于这一理解问题的思路，维迎等人的研究还发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页29）。

　　对于《市场的逻辑》中提出的这一洞识，今天可能不少人仍甚为怀疑。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化改革加速发生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确实在不断攀高，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最近精确的官方统计数据比较难以获得，但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在0.5左右（丛亚平、李长久，2010），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由于近些年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因而许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人就不假思索地相信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自然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然而，读过这本《市场的逻辑》，人们才会明白，导致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财富占有上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中引入了市场机制，而是在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政府非但没有退出，而是更加强势地参与了市场，越来越多地操控市场和统御市场运行。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页26），就非常能证明这一点。

　　正因为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对资源配置的垄断权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是有所增强是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张维迎教授早在1999年就提出“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的改革主张了。维迎给出的解释非常直接和明了：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所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页107－108）。这样的制度安排，应该是当今中国社会内部政府公务员大面积腐败不断发生的最根本原因。加之，照维迎看来，由于中国的国有部门“是中国最大的寻租场，甚至可以说是"耗租场"，因为它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但是只创造很少的价值。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寻租这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同上，页109）。

　　认识到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国企的腐败寻租是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弄清了这一点，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成为一个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的今天，我们非但不能走回头路，希望政府有更大的作为来解决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并进一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选代表来约束和限制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才能期望解决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不断恶化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反过来采取反市场化改革的一些政策措施，试图通过用强化政府干预和让政府掌控更多资源的“改革”措施来试图解决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问题，只会使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结果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和不公平。

　　这里还要必要指出，在目前我们一个政府统御市场且仍然垄断大部分资源配置权力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个收入多寡、差距多大的平等（equality）问题，而且也牵涉到这种分配格局是否公平（fairness）和正义（justice）的问题。收入分配的平等（equality），不公平（fairness）以及正义（justice）这三个问题，虽然常常互相纠缠在一起，但并不是一个概念（参韦森，2008，页93－96）。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不仅仅是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上的不均（不平等）问题，而是个不公平，甚至缺乏公正和正义的问题。在缺乏民主政治制约和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政府公务员的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既会造成社会财富创造中机会上的非正义和不公平，也自然会导致社会收入的不平等，并最终会影响一个社会长期经济增长的效率。对于这一点，维迎在这本书中也做了一些说明。譬如，在这本书中，维迎就明确指出，“任何限制（市场）竞争的地方，只会对少数人有利。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会按特权。任何限制竞争、人为地限定价格的办法，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他（页277）还指出：“如果政府仍在配置大量资源，而我们又让市场决定个人收入分配的话，结果一定是大量的资源价格以利润的形式变成了少数人个人的收入，收入分配不可能真正的公平。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不仅损害了效率，而且也损害了公平”（页277）。这一看法，显然触及到了当今中国社会安排的深层和实质性问题。

　　除了上面所列举的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两个通常误识外，维迎还在这部著作中对人们通常在利润的本质、商业信任、企业家的角色，乃至过度竞争等等市场运作的常见误识做了逐一的解释和分析。针对这些存在的误识，维迎总结道，正因为市场经济太容易让人们产生误解，“太脆弱，太容易受到损害”，所以需要有人去捍卫它。这就构成了真正的经济学家“天职”（calling）。现在看来，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的坚信和捍卫，不仅显示了他们的理性认知水平和观察问题的视角，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学家们的良知。

　　二、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实质的理解

　　理解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也就真正能理解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了：“一旦市场力量被引入，人们追求财富的激励被确立，增长的契机迟早将随之而来。因此，理解经济增长的最好途径是理解市场如何运作”（页147）。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巨大成功的最终原因是我们引入了市场机制，那么，这种中国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又是怎样的？其“特征化事实”又有哪些？在这部文集的第二编，张维迎教授对此也做了很好的回顾与归纳。

　　回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可以认为，我们之所以在过去30多年间沿着市场化道路一路走了过来，并不是我们有什么预先设定好的既定改革目标，而实际上是为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后期我们实行“计划经济”所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沿的形势所逼出来的。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大多数国人包括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并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诸多优长及其所潜含的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更没有把实行市场经济一开始就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的首要目标。只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通过逐渐放开计划管制和对人们经济活动的行政控制，并相应地慢慢引入了一点市场机制，我们才逐渐尝到了引进市场的甜头。一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最终明白和确信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一种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这样从开始“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一路慢慢走下来，最后才逐渐走向了市场化改革路。这一过程，被维迎在书中归结为：在（文革后期）没有时间等待的情况下，尽管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改革，没有人知道路在何方，没有人有权力和权威去贯彻设计好的改革进程，且没有人愿意冒大的风险，还是慢慢让全体国人和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优长，并使民众渐渐习惯了市场经济的运作，逐渐接受了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

　　现在回过头来看，1978年以来中国渐进形成的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恰如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门格尔（Menger，1883，Book3，AppendicesIandIII）和哈耶克（Hayek，1960）所言的那样是一种“非刻意达致的结果”（unintendedresult）。作为今天已渐进生成且正在演化变迁着的这种“非刻意达致的结果”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其“特征化事实”自开始到目前一直是“渐进性演化生成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严格意义上连续不断的改革目标；没有一个事先规划好的蓝图；只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模式来进行，因而，中国的改革过程是一个实验过程，一个走走停停的变革过程，因而显示了巨大地域差异，且常常为地方政府所主导，并有一段时间是通过双轨制进行的。除此之外，维迎还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剥夺任何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而是改变了既得利益的实现方式（页114－127）。这些归纳无疑都符合过去30多年中国市场化改革所走过来的历程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特征事实的归纳只是一种回顾性描述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多年研究微观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的实质则做了他自己的独到解释。譬如，在收入这本文集中的“产权变革、企业家兴起与中国经济发展”一文中，维迎就非常独到地指出：“中国过去30年间的经济奇迹，某种程度上可归功于企业家人才从政府/国家和农业部门向工商业活动的重新配置。这一变化在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页，145）。由此，维迎还对“市场经济”下了一个他自己的独特界定：“市场经济等于自由价格加企业家。自由价格为资源配置提供信号和激励。企业家事前对所预见的价格作出反应，并对不确定条件下生产什么及如何生产作出判断性的决策”（页147）。

　　根据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这种独特认识，维迎认为，经过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今非昔比的变化：尽管时至今日政府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资源）控制权，由于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多数经济决策中企业家已经逐渐取代了政府官僚，“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现在创造价值而非分配收入和寻租”。根据熊彼特（Schumpeter，1934）的企业家创新理论，维迎指出，在中国经济中渐渐性地引入市场机制后，“逐利与生存压力驱使企业家去有效率地组织企业，发明新产品、新生产技术、新商业模式与新的组织方式”。正是通过一大批中国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经济才得以增长和繁荣”，“这才是中国财富和收入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页147－149）。当然，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并不是两个分立的过程，而是同时发生的。对此，维迎解释道：“尽管我的主要论点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解释是经济逐渐自由化与确立产权所导致的企业家人才再配置，但应认识到，经济发展与企业家人才的再配置构成了一种双向因果关系且互相强化。一方面，工商业企业家的兴起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商机，吸引更多企业家人才开办和拓展他们的工商业，后者接着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是这一良性循环，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其得以成功”（页151）。

　　在对价格机制与企业家兴起的“相互作用”和“互补共生（symbiosis）”这种市场运行的逻辑做了上述理论解释后，维迎还在这本书中对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两种职业选择（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做了进一步的经济学理论分析。首先，照维迎看来，“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是具有能力回报递增特征的职业”，而“这两种职业竞争人口中同一群企业家人才”（页152）。维迎认为，在从一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过程中，如果越来越多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政府转向企业，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和繁荣；相反，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越来越多企业家才能的人转向政府，经济增长就会放慢甚至停滞”。由此，维迎得出一个看似乖张但实为深刻的结论：“企业家人才在政府与工商业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不是惟一决定因素的话”（页152）。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在这两种职业之间进行选择呢？维迎进一步解释道，这主要却决于一个社会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当私有产权被明确界定并受到保护，政府无法轻易地没收私有财产而牟利的时候，做企业家就更具吸引力。当政府握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且经商受到政府管制的严重制约，以至于寻租机会大量存在的时候，当官就更具吸引力。如果相对于市场规模，政府规模更大企业家职业就相对缺乏吸引力”（页157）。

　　基于上述分析思路，维迎把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社会改革理解为“从基于职位的权利体制（position-basedrights）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property-basedrights）的转型”就顺理成章了：“基于财产的权利与基于职位的权利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比后者被界定的更明确。基于财产的权利通常由法律和社会规范清晰而惟一地加以界定并受之保护，具有相对严格的界限。……相比之下，基于职位的权利的定义非常松散且具有非排他性，且通常服从于频繁的行政变更。握有基于职位的权利的人通常具有变更权利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寻租行为与基于职位的权利是天生的一对”（页159）。很显然，维迎的上述理论发现，不仅为理解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提供了一种独到的解释视角，而且对理解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现状和问题，也提供了一把钥匙。请看张维迎是如何描述当今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安排的：“在中国，政府不受法律制约。政府官员常常创造新的职位和为寻租而扩张权利边界，如同在路上设置越来越多的收费站一样（Shleifer&Vishny，1993）。另外，基于职位的权利在各部门间被频繁地复制并相互重复，不同部门为了同样的权利而竞争。所有这些活动都消耗大量资源，并对价值造成巨大破坏”（页163）。

　　沿着张维迎教授的这种分析思路，我们会进一步发现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个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尽管这种依靠职位进行权利寻租的体制会消耗大量资源，也对价值创造带来巨大的浪费并造成“租金耗散”，但是这里面却有政府规模越来越大、寻租越来越不受实质性制约，且政府官员寻租有着“收益递增”的内在发展逻辑，而且这种内在逻辑在我们的当今中国社会中正在不断自我增强而“隐而不彰”。不然，为什么会在近两年发生数千位大学毕业生竞相竞争一个政府公务员职位这一“窄门”？难道不正说明了这种依靠职位进行权利寻租的体制正在自我不断强化？一个经历了30余年市场化改革的当今中国正在走向何方？我们正在“自发地”演变和正在“自发地”型构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要的“中国模式”？

　　谈到“中国模式”问题，这里有必要指出，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还不大同意存在一个定型的“中国模式”，但是国内、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乃至像张五常这样世界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大师级思想家，都曾一再表露这样一种看法：改革开放后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这些年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表面现象上来看，这一见解好像是有某些道理的。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均把GPD增速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行政绩效的一个主要指标如果说不是惟一指标的话。在这种所谓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地区，各级和各地政府都在大搞经济建设，都在招商引资，都在大搞开发区，都在大搞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都在“上项目”和“发展市场经济”，甚至都在搞“解放思想”，都在竞相推出体制改革的措施，结果，中国的各级和各地政府，均成了各级和各地的最大“经济发展总公司”。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社会转型的一个初级阶段上，这种地方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竞争，无疑是这些年中国各地经济粗放型和外延型的扩张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从而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是这种各级和各地的“发展主义政府”之间的竞争，才导致了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整体的快速增长。正是由于这种“地方政府竞争”是如此鲜明，乃至成为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运作的一个“特征化事实”，以致张五常先生这样名满全球的制度经济学大师和多年的“自由市场经济”坚定信奉者，也相信这种中国改革开放后所组建形成的地方政府的竞争体制是中国经济这些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且多次讲目前中国的经济制度可能是古今中外最好的。五常先生的这些判断，与近几年在国外和国内逐渐流行起来的“中国模式论”宣扬者的一些看法，好像同归殊途。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这些年中国年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或“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发展主义”政府的地方竞争？如果真是如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对于这个问题，这里先不做直接的回答，我们不妨迂回地先问这样一些问题：难道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官员就不要发展经济么？在过去的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难道就没有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经济和竞相争抢有限资源方面的激烈竞争？如果这样问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官员的提拔和升迁主要也是看其在所在地方和所主管部门“发展经济”方面的政绩，各级和各地政府也存在“发展经济”和“大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激烈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机制在过去是如此激烈和畸形，以致在中国20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亩产十几万斤地“放卫星”，都是这种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所“逼出来的”结果。由此看来，难道那时候的各级和各地政府就不是发展主义的政府？但结果呢？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竞争”和“发展主义政府”没有竞争出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奇迹呢？话说回来，难道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等哪个革命领导人当时都不想自己国家的经济有个百分之十几的年增长速率？那为什么在20世纪数十年的计划经济实验中一个都没成功？计划经济的长期经济绩效被历史事实证明是如此差？再往长一点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包括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哪个王朝的皇帝和将相都不希望自己的王朝和帝国有快速经济增长？但为什么只有在19世纪后的西方各国和少数其他几个发展国家，以及在20世纪的80年代之后的中国，才有快速的经济起飞？

　　现在看来，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尤其是在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的逻辑”没有展开，市场经济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那样被捆绑着，因而，尽管各国领导人和革命领袖均有着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各级和各地“发展主义政府”之间也有着激烈的“地方竞争”，但推动市场经济自发快速成长的发动机还是启动不了，结果不但没有竞争出“赶英超美”的国民经济的真正“大跃进”，反而导致国民经济长期停滞，甚至到了崩溃的边沿。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也会发现，西方国家之所以到19世纪才发生现代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出现近30年的“经济奇迹”，均是因为在一个经济社会改革过程中引入了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并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制度”这种“非刻意达致的结果”（un-intendedresult），而实非独有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才导致了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完全否认在引入市场机制后地方政府竞争的一些正面作用和效果。如果说现在的政府的运作方式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地方政府竞争”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级和各地政府官员还不怎么懂得去“运用市场”，还不可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进行竞争。然而，经历了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各级和各地政府不仅用市场的手段发展市场经济，进行招商引资，也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内部职位提升和调迁，用市场的手段从上级政府那里谋求资源的分配，甚至运用市场的手段进行行政和社会控制（如“维稳”和阻止民众上访）。现在，自上到下，自东到西，从南到北，各级和各地乃至整个政府科层的各级官员的行为几乎全部市场化了。这种政府官员行为的市场化，一方面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过度市场化”，在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是一种“扭曲的市场化”，一种实际上“反市场化”的“市场化操作”。这种政府行为的市场化，既在一个计划经济后期的低度发展水平上确实给“市场经济”这个被过去“束缚着的普罗米修斯”松了绑，也同时也给它套上了一个目前似乎无法解脱的“紧箍咒”。政府统御市场、各级各地政府几乎无任何权力约束的参与市场，已经导致政府成了当今市场运行中的一个最大“player”。这种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即为各级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政绩工程”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也为各级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由此而论，各级政府官员的层层寻租，既为过去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机会和动力，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种种社会问题不断发生且不断积累的最终制度根源。政府掌控的财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攀高，政府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份额不断增大，居民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不断萎缩，政府官员大面积地腐败而屡治不果，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的紧张程度不断增加，一些大型群体事件和恶性事件不断发生，这些问题难道不是这种政府统御市场和各级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的结果？

　　根据上述观察和判断，我们认为，这种政府靠统御市场而进行层层寻租的体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是有效率的，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被认作为是吃我们政府引入市场经济之“红利”的一个结果。但是，等这种“引入市场机制所引发的经济增长的红利”给吃尽了，我们现行的体制还能支撑未来中国30年乃至更长久的经济增长？这一点今天看来越来越值得怀疑。2010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科斯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关于“生产的结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口头发言中，笔者曾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导致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一些贡献因素，可能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出来的。这一点估计维迎也会同意，因为他在讲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时，一再讲我们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要努力建立确保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和民主制度，恰恰也讲出了这种意思。

　　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进程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一场自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前所未有的一场经济衰退，中国经济也随之经历了一场多年来未见的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和“经济困难时期”（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2月28日在做客“新浪网”时答网友语）。作为一个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波动风口浪尖上的中国最好大学的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自然对这场经济衰退和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发出了声音，并做了自己的一些独到解释。非常难得是，与世界各国决策层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从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这场世界经济衰退的原因并制订相应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救市”政策主张不同，维迎（2009）大声疾呼地呼喊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并从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对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做了自己的解读。一如既往，维迎呼吁，在中国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与其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不如减税富民、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释放民间活力，让市场（经济）自发地复苏（页292－294）。维迎的上述主张无疑是值得赞同的，这些也是近年来笔者在平面和网络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中一再呼吁和坚持的观点。

　　值得注意是，尽管维迎在近年来从真正信奉市场运行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的理论分析视角对目前这场世界经济衰退的原因及其复苏的前景做了自己的解读，并对世界各国包括我们的决策层所采取的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经济的计划做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在最后一篇“把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一文中，维迎对中国未来数十年经济增长的前景还是表示非常乐观，并预计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或言“中国世纪”（页324）。

　　为什么张维迎教授对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仍保持比较乐观的预期？他在文章中给出的主要理由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西方国家陷入衰退后的缓慢复苏期，因而中国过去一二十年来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尽管如此，国内市场的拓展和地区贸易壁垒的消除还是能为未来中国经济提供巨大增长空间的。用维迎自己的话来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因为许多省从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就相当于世界一些不小的国家。只要今后进一步扩大市场自由，激发企业家精神，打破地区间贸易壁垒，实实在在地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和需求，逐渐消除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中国经济仍有巨大的内需增长空间，从而容纳得了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巨大经济增长。

　　如果以上这些问题都能得以解决以及所有上述设想都能兑现，在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将仍有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这应该是没问题的，至少从理论上来看这是可能的。然而，在这世界经济的“后危机时期”，若把脉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其从技术层面上（包括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等）来展望中国未来增长的空间可能，毋宁从制度和体制上反思可能制约中国长期和可持续增长的一些障碍和问题。这也是今年上半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作为张维迎教授主题学术报告的一个评论人，我提出来要进一步思考和补充的问题。

　　从资源禀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面来看，中国巨大的人口禀赋，东、中、西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高，这无疑会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留有巨大的增长空间，这一点应该是毋庸质疑的。在这样一个态势中，只要中国国内市场分工不断深化，“内需”能够不断启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就不会因为“出口增长恢复”的“迟滞”而熄火，因而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中国经济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试问：巨大人口资源禀赋、地区间差异以及城市化率不高，在文革后期的“计划经济时代”不也存在么？那个时候中国的一个低度发展阶段不同样给经济增长预留出巨大的增长空间和可能？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像2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1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年期间有这样高速的经济增长？有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并不一定就必然孕生高速经济增长，这不但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理论推理问题，而且也是被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然而，过去十几乃至二十几年依靠外贸高速增长所拉动的中国经济快速起飞的增长模式，能否自动和自发地就能转变为一种以靠“国内需求”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完全在于上述技术禀赋和中国经济的内部发展水平和格局是否存在着继续增长空间和可能。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都有着非常复杂的综合因素在其中，而技术和资源禀赋及其增长的空间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事实上，我国经济未来持久和可持续增长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到底是否演化生成了一种能够孕生并容纳一个靠内需所推动的快速经济增长的合宜制度，而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选择和政府发展决策导向的问题。精确一点说，我们目前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是否能够促成并引致中国经济从过去那种主要依靠出口的增长模式向主要依靠内需的增长模式的转变？这才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

　　从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来反思我们目前的制度安排、体制运作及其与之相关联的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导向，就会发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就可能不会如单从技术和资源禀赋的增长可能性来分析问题那样乐观了。试问这样一些问题：过去那种高度依靠外贸出口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是否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当下安排有关？自2008年世界经济的衰退、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和波动以来，政府的巨大投资和刺激经济的计划，到底又是怎样操作的？从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方向来看，这数万亿财政投入乃至十几万亿的信贷资金大都流入到政府的融资平台和国有部门去了，因而实际上壮大了国有部门而不是支持和激励了民营企业的成长，并且只有很少一部分真正用于增加居民收入和刺激消费。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和其它财政收入则仍然快速增长，尤其是消费类税收的收入在2009年下半年以来增长几乎是最快的，有的月份增幅达甚至高达60%以上。2008年下半年之后的所谓“4万亿投资计划”，并没有多少用在民营企业发展和刺激消费上，而主要是发展了国有企业，投在了铁（路）、公（路）、基（建）上，并且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控制和掌控经济和社会的能力。这种种宏观政策措施，从任何一种视角来看，都是某种“反市场化”的操作，而显然不是旨在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和发育。这些反市场化操作的“宏观政策”，尽管能维持短期的GDP增速，但能长期启动内需并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完成从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向主要依靠内需的增长模式的转变？单凭把恢复和刺激经济的巨大资金和资源投到铁、公、基上，甚至投在中西部地区，就能真正缩小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就能加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共和国的当代经济史，也会知道，这些向中西部资源配置倾斜的政府发展导向，在计划经济时期乃至在更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援建时期，都发生并实施过。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东西部的差距也存在？由此来看，这种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增长模式，能否真正消除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从而保持未来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增长的势头，现在看来甚为值得怀疑。

　　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标识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动态的各种指标都显示，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速已经呈现出一种下滑的迹象，甚至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格局和走势与2008年下半年的情形非常像。这种迹象说明，我们现有的政府主导型增长的经济社会体制模式有可能正越来越变成了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或至少可以认为其阶段性合理性开始值得怀疑。从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的中国现状来看，目前中国的政府财税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十多年来不断攀高，政府掌握越来越多资源，整个经济越来越靠投资来推动GDP的增长，且在全社会投资中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投资比例越来越高，国有部门增长越来越快等一些反市场化的政府操作和政策导向，且先不从资源运用和资源浪费的视角来评估其效率，到底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是促进我国长期经济增长，还是扭曲并最终窒碍长期经济增长，目前我们还很难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

　　还有一个值得中国经济学家们所要特别思考和关注的问题是：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尤其是经过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国家财政收入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目前政府和国有部门所掌控的巨大资源已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了。从某种程度上来，中国政府目前所掌握的资源和财力以及政府对社会经济运作的控制，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几乎没有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的政府可以与之相比。但问题是，在这种超强政府的靠巨额投资来维持一定经济发展速度的模式，与过去20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模式，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么？因而，这种新一轮的“大规模建设”就能缩小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就能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能确保在未来二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显然，这种预期和展望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的思路本身就不符合“市场的发展逻辑”。

　　公正地说，当张维迎教授在2010年初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和可能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还没有像半年后的今天这样又昭显出增速下滑的种种迹象，并且当维迎预期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时，他提出了要完成“三个转变”最为关键：一是从主要依靠出口推动的增长，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二是从低成本、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增长，到基于创新、更高附加值式的增长；三是从企业的自然型增长，到产业整合型增长。更为可贵的是，维迎还认为，要完成这三个转变，又依赖于中国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沿着这条思路，维迎预计，如果说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的主轴是引入市场机制的话，那么，在未来30年中，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与法治建设将成为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对于民主与法治对于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乃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到目前为止讨论的还不多，而较多地还是政治学、法学（尤其是宪法学）界研究者的一个课题。但是，处于大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的演变发展路径越来越清楚地昭明，如果没有一个真正良序运作的现代民主政制，如果政府的权力尤其是征税权不受任何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不透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政府投资规模及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必定会越来越大。在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国有部门越来越强的同时，自由市场机制的空间和范围必定会越来越小，政府投资的效率也会递减，并肯定会出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亚瑟o奥肯（ArthurM.Okun，1975）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那种政府配置资源方面的“漏桶现象”（theleakedbarreleffect），使政府官员腐败成为一个堵不胜堵、防不胜防的痼疾。这种体制自我演化下去，可能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最终难能跳出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怪圈。从此意义上来看，现在不能仅仅把法治与民主仅仅视作为经济发展水平到一定阶段上人民社会生活的一种“奢侈品”，而应把它理解为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以及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繁荣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必要条件。

　　民主与法治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繁荣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尽管在法学界和政治学界已经基本上成了大家的共识，但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多数人而言，似乎还是件新鲜事，甚至反过来在中国经济学界有许多人是“新权威主义”和“发展主义大政府”的信奉者。这里的问题还是出在人们对现代民主政治本质的认识问题上。由于我国经济学界对民主政治和法治问题探讨的比较少，因而大多数人还只是认为，所谓民主政治，就是选民一人一票普选国家领导人的制度。但现在看来，这种普选制只是形式，且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后才逐渐成熟的非常晚近的事情。事实上，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预算民主，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使政府的权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受选民选出的代表所制约的。这正是政治学界和宪法学界的论者所常说的“宪政就是"限政"”的意思。记得法国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deS.Baronde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1748/1989，中译本，上册，154页）中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孟德斯鸠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政府中掌权人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他会倾向于无限制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无限制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按英国阿克顿勋爵（LordActon）的看法，就“绝对会产生腐败”。即使出于掌权者的自我道德约束和维护自己长期统治的考量，在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中，绝对权力所产生“腐败”不时会自我收敛，绝对权力也可会设置一定的自我“反腐”纠错机制，但这种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却显然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做错事和坏事。当然，从政治学上来看，任何一种政制形式包括民主政治本身，往往都不能确保政府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和错事，但是一个现代良序市场运行的最低要求是：政府不干太多坏事和错事就是好政府。而现代民主政制的主要功用，恰恰在于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通过一定的制衡机制（checksandbalance），来避免政府干太多的错事和坏事。这是应该一个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最低要求。民主政治的合理性，恰恰就在这里。

　　限制住了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使政府公务员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尤其是征税权和财政支出内在于宪法和种种行政法规所明确限定的范围之内，是一个良序法治和民主政治下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常识，更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共识。正如维迎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所反复强调的那样，要使政府权力是受限的和有限的，政府官员经济与社会决策的自由裁量权是在明确的宪政规则划定的范围之内，中国的法律制度才能良序运作，中国的企业家才不必时时用行贿的手段去从政府官员那里去赎回自己进行市场交易和企业创新活动的权力，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才不会枯竭和衰微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才是可持续的和长久的。

　　对于法治与民主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制度基础这一点，从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动态中也可能看出一些端倪。从民主政治下有限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待目前“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经济格局及其未来走势，会发现一些单从一些经济变量为中国经济“把脉”所觉察不到的问题。最近，2010年下半年之后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可能持续下滑已经几乎成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将要下滑的原因，目前国内经济学界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目前我们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担忧，并不在于在4万亿投资计划过去后全社会投资动力的衰减，也不是中国的出口的订单到目前仍然只是恢复性的增长，而在于企业家出于对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和对自己财产不安全的担忧所导致的扩大自己工商企业的动力在衰退。单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来看，一些民营企业家并不缺少进一步扩大自己企业和公司集团的资金。相反，不少民营企业家有着巨额资金，但不知如何用。由于政府政策多变和不可预测，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发生和积累，以致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种社会大变局之前的那种不安和惶恐，这实际上已经导致一些民营企业家们不再去发展实业，去增加自己企业新生产能力和发展自己的商业帝国，甚至也不去“炒房地产”和“炒股”，而是把自己的资产“变现化”，并设法移居国外和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在过去30多年中，在市场化改革大潮中，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千载难逢的出口贸易发财的机会中，中国一大批的企业家的崛起，他们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地扩张自己的企业和集团，这才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最终动力源。如果未来中国企业家创生和扩大自己工商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冲动衰减了，任何刺激经济的计划，包括中国经济货币化的加速（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一级市场源源不断的IPO，都将最终会是无效的，或者说就根本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与效果。由此看来，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宪政民主政治，使全社会有一个安全感，使企业家有一个光明和稳定的预期，已经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所刻不容缓的了。

　　最后要指出的是，尽管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及其经济和社会的合理性讨论已经超出了这篇书评的任务范围，但我觉得这里还有必要指出，正如过去30多年中国市场经济是通过一种渐进性的试错过程一步步走过来从而渐进性生成一样，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民主建设，恐怕还是要走一种渐进性生成和发展的路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是要通过理论各界以及社会各界之间的对话，逐渐形成某种“重叠共识”。要让全社会绝大多数人认识到，在中国社会已经过了经济的“市场化”这第一条河之后，我们迟早要过政治的民主化这“第二条河”。事实上，回顾一下我们过去30多年的经济社会改革历程，也会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我们也是先通过放出一点市场机制而尝到甜头，并逐步确立了过“经济的市场化”这“第一条河”的目标，然后，再一步步走了过来，“摸着石头过河”，最后取得了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现在，一旦我们把要过“政治的民主化”这第二条河的目标确立大致下来，恐怕还得要“摸着石头过河”。未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目前看来很难采取一个整体设计的进路。我们只能像前30年市场化改革一样，我们只能先大致逐渐确定要过这第二条河的整体目标，再慢慢汲取世界各国已经走过的现代化转型的经验和教训，一步一步地朝前走，渐进性地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治民主”（“法制民主”是邓小平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使用过的一个提法，后来在我们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法制”一词逐渐被“法治”所取代了，故不少政治学者提议使用“法治民主”这个概念，并把它作为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建设的整体目标。而我们理解，“法治民主”，也就是政治学界和宪法学界所说的“宪政民主”。）政制。记得以前中国南方有一个很老的俗语，叫做“草鞋无样，越打越像”。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未来的法治民主建设，也可能像从前的南方人打草鞋一样。一旦要确定“打草鞋”了，开始只大致知道要打成个“脚套”的形状，打着，打着，就会打出个样子来了，最后会形成一个“中国式的民主政制模式”。当务之急，是现在就要“搓好绳子”，试着开始“打”民主政制的这双适合“现代市场经济”走路的“草鞋”。

　　余论

　　2010年7月中下旬，美国科斯研究所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召开了为期一周的“生产的产业结构国际理论讨论会”，多位中国经济学家应邀参加了这次学术讨论会。7月23晚，在芝加哥中国城的凤凰餐馆举办该理论讨论会的结束晚宴上，笔者曾非常荣幸地受邀坐在百岁老人罗纳德·科斯先生旁边。当我轻声问及科斯教授对未来经济理论发展的展望时，这位当今世界“经济学圣人”般的大师怕我听不清，靠近我耳旁，慢吞吞地、但却言之凿凿地重复了两遍这么一句话：“我寄希望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未来能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说实在的，在以前每读到科斯老人的类似说法，我常常狐疑满腹，觉得甚为不大可能。因为，以前我总是考虑，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现在太忙，根本坐不下来读书和思考严肃的经济学理论问题。但是，当我从上海往返芝加哥的飞机上读完张维迎教授的这本《市场的逻辑》后，我才深感到科斯这句话的份量，也觉得他的期盼是有道理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是忙，因而难能像西方大学教授们那样在理论的象牙塔中静下心来思考经济学的纯理论问题；另外，中国本土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技术在整体上还有待提高，但是，中国经济学家们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其比较优势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大潮中泛舟，置身其中做“真实世界”的理论思考，且不缺乏思想的创造性。近些年来，尽管笔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运作中所出现的问题有不少批评性的分析和评论，但是在心底里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光明前景却始终充满信心。笔者之所以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景一直保持一丝乐观，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在当今中国还有一批像张维迎这样扎扎实实地思考中国经济社会真问题的经济思想家。这些经济思想家不但亲身参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断思考着中国经济社会中所出现的新问题，还不断创生新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并不断地把自己的思想传播给知识界和全社会。

　　笔者感谢张维迎、张军、黄有光教授以及方钦、郝延伟、席天扬、梁捷、黄雄、陈刚、张志华、窦莉梅、邵明波、王勇、童乙伦等诸位博士的评论和修改意见。当然文章中任何现存的错误、问题和纰漏均由作者自己负责。

　　韦森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