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奖,杂木,盆景,图片:林挺进：教授的荒唐逻辑与中国个税法

林挺进：教授的荒唐逻辑与中国个税法

（201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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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透视

　　6月30日中国人大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个税法的决定，起征点由原修正案草案中的3000元（人民币，下同，约600新元）调整为3500元，算是对“85%不赞成个税3000元起征”之民意的一种回应。消息甫一公布就再次引发广泛的讨论，但是大多数公众对这新增500元却并不领情。

　　事实上，人大较早前公布公众对修正案草案之意见的时候，似乎刻意地回避了一些最关键的问题。比如，在85%的“非赞成”人士当中，有多少人认为3000元的起征点是“太高”了，同时又有多少认为该起征点“太低”了？此前，我们或许无法知晓这是人大的“无心之作”还是“刻意为之”，但从当时官方媒体所援引的“专家观点”来看，这着实是要为如今这3500元的方案埋下一个伏笔。这其中有两个被媒体频繁引用的“专家观点”令人印象深刻，尽管他们的逻辑有些荒唐。

　　第一个观点来自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剑文教授，此君早年参与过《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的起草，至少从履历上看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个税立法专家。他认为：“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大，而中国目前只占到6%左右，比率很低”，因此“起征点不能再提高了”。不管是否认同刘教授的结论，任何一个对中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个税纳税结构稍有了解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会同意这个论证逻辑的。

　　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个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的确非常低（2008年美国个税约占联邦总税收的45%；2009年新加坡个税约占总税收的20.76%；中国的比率大概在6%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通过保持“较低水平的起征点”或者“较高水平的税率”，来保证个税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事实上，中国个税在国家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低，更多是因为中低收入者、工薪阶层“被动地”成了个税的纳税主体。刘教授所说的是事实，但只是一部分事实，不是事实的全部。他可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然，刘教授也有可能是一、二都知的，但因为某些原因“只说其一、不说其二”。

　　2008年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最高的3%纳税人的纳税额，占全国个税总收入的35%。而在美国，最富有的1%纳税人，贡献了全国38.02%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美国最富有的1%纳税人的纳税比重，要超过中国最为富有的3%纳税人的纳税比重。与此同时，中国最富有的1%纳税人所持有的财富比重，却大大超过美国同类人群的财富比重。如果按照刘教授“发达国家”的参照标准，中国收入最高的1%纳税人的个税贡献率，应该要超过美国同类人群的个税贡献率。但事实为什么恰恰相反呢？这固然跟起征点等税收制度设计有关，但根据笔者对中国东部某省税务官员的访谈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富人往往比平民、穷人有更多的逃税、避税机会，而工薪阶层却无可奈何地成了缴纳个税的生力军。

个税法修正不能“欺软怕硬”

　　换而言之，在中国对富人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难度与成本，要大大高于对平民、穷人进行征税。因此，从这个逻辑来看，要确保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收入中的必要比重，解决问题的焦点其实并不是起征点，而是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对富人进行征税，同时要有效约束富人的避税、逃税行为。考虑到中国亟待完善的金融信用制度，这方面的立法与制度完善，已经成为中国人大立法能力的最大挑战之一。但是，不能因此就可以加重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不然个税法修正就难免有“欺软怕硬”之嫌。

　　他之所以振振有词，一种可能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华教授真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另一种可能就是他故意装糊涂，“只说其一、不说其二”，或多或少地隐瞒了部分事实，但这部分被隐瞒的事实，却足以颠覆整个论证逻辑。事实上，在起征点之外，个税调整还包括税率、税级调整等诸多政策手段。要想让高收入者较少地受益于起征点的调整，只要同时调整税率、税级就不难实现。

　　此外，华教授似乎还忘记了经济学里还有一个叫做“边际效用”的概念。在起征点提高之后，尽管中低收入者的受益值（比如200元）可能要小于高收入者的受益值（比如2000元），但这不足以成为反对提高起征点的理由，因为200元对于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效用，可能要高于2000元给高收入者所带来的边际效用。

　　所以，中国国内的教授无非是在善意地引导舆论罢了。说到底，他们试图用“科学的理论”来暗示老百姓：个税法的修正最终还是要瞄准工薪阶层的口袋不放松。事实上，个税法的修正更多功课是在“起征点高低”之外。比如税率、税级的设计，退税、免税政策的修正等等。而这些，在此次修正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3500元的起征点，说到底还是“虚晃一枪”，恐怕最终还是难以实现个税法“劫富济贫”之主要政策目标。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文章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