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的治本之策在于制度建设

    近日,笔者得知的一起论文抄袭行为，还是着实让人吃惊。署名为沈万顺、李大为的《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12期）一文，与陶东风教授《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一文的第三节完全雷同，它不仅照搬了该节的标题，而且在字数、内容、注释上也完全一致。

    比如，沈万顺、李大为《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的首段是：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而陶东风教授《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第三节的首段是：但是应该看到，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可以看出，前文除了去掉承接语“但是应该看到”、将“游戏、戏说态度”改为“游戏态度、戏说态度”外，只字未改地抄袭了后者。不仅如此，整篇文章都是原文照搬，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未做改动，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两位署名者（称其为作者实在不合适）的文章是用复制、粘贴键写出来的。这一事件除了让人感慨两位署名者的大胆外，也不禁让人深思如何挽救社会诚信的恶化趋势，以及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该起的作用。

    诚信恶化确实是整体性的，它发生在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与诚信贬值互为消长的是，“唯成功论”越来越有市场。笔者注意到，在2010年唐骏“学历门”中，许多人为唐骏辩护，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学历算什么？成功就足以证明他的真才实学。这样，一个有关诚信与否的大是大非问题，却在无意中被转换成了学历重要与否的无解争论，可见，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对诚信问题已不再敏感，对如何成功倒异常关注。

    在这样的整体社会环境中，一向被视为最后一方净土的大学也未能幸免，为了杜绝论文抄袭这种不诚信行为，管理者甚至运用了高科技手段。据报道，从今年起，各高校普遍实行了“机审”制度，借助一个专门的检测软件来判定学位论文是否抄袭。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此举刚刚推行，就有精明的商家推出了所谓“反反抄袭”服务，它能事先检测出一篇论文与数据库雷同的部分，并给出具体的修改建议。看来，诚信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社会诚信普遍缺乏的情况下，标准化设计的技术手段总会显得笨拙，根本无力应对不诚信者精明的游击战。这一现象的滑稽而可悲之处还在于：不管是检测者，还是反检测者，都在无意中抹去了论文抄袭行为的道德感，将诚信问题转化成了技术手段的大比拼。

    诚信确实是一个道德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社会是非观、荣辱观的严重混乱。但是，解决诚信问题却不能只靠道德宣讲，根据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划分，道德属于“高高悬浮的上层建筑”，因而，要解决道德领域的问题，必须到更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层面寻找病根和药方。它的治本之策是加强制度建设。

    北京市西城区  陈国战

    近日,笔者得知的一起论文抄袭行为，还是着实让人吃惊。署名为沈万顺、李大为的《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12期）一文，与陶东风教授《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一文的第三节完全雷同，它不仅照搬了该节的标题，而且在字数、内容、注释上也完全一致。

    比如，沈万顺、李大为《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的首段是：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而陶东风教授《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第三节的首段是：但是应该看到，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可以看出，前文除了去掉承接语“但是应该看到”、将“游戏、戏说态度”改为“游戏态度、戏说态度”外，只字未改地抄袭了后者。不仅如此，整篇文章都是原文照搬，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未做改动，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两位署名者（称其为作者实在不合适）的文章是用复制、粘贴键写出来的。这一事件除了让人感慨两位署名者的大胆外，也不禁让人深思如何挽救社会诚信的恶化趋势，以及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该起的作用。

    诚信恶化确实是整体性的，它发生在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与诚信贬值互为消长的是，“唯成功论”越来越有市场。笔者注意到，在2010年唐骏“学历门”中，许多人为唐骏辩护，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学历算什么？成功就足以证明他的真才实学。这样，一个有关诚信与否的大是大非问题，却在无意中被转换成了学历重要与否的无解争论，可见，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对诚信问题已不再敏感，对如何成功倒异常关注。

    在这样的整体社会环境中，一向被视为最后一方净土的大学也未能幸免，为了杜绝论文抄袭这种不诚信行为，管理者甚至运用了高科技手段。据报道，从今年起，各高校普遍实行了“机审”制度，借助一个专门的检测软件来判定学位论文是否抄袭。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此举刚刚推行，就有精明的商家推出了所谓“反反抄袭”服务，它能事先检测出一篇论文与数据库雷同的部分，并给出具体的修改建议。看来，诚信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社会诚信普遍缺乏的情况下，标准化设计的技术手段总会显得笨拙，根本无力应对不诚信者精明的游击战。这一现象的滑稽而可悲之处还在于：不管是检测者，还是反检测者，都在无意中抹去了论文抄袭行为的道德感，将诚信问题转化成了技术手段的大比拼。

    诚信确实是一个道德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社会是非观、荣辱观的严重混乱。但是，解决诚信问题却不能只靠道德宣讲，根据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划分，道德属于“高高悬浮的上层建筑”，因而，要解决道德领域的问题，必须到更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层面寻找病根和药方。它的治本之策是加强制度建设。

    北京市西城区  陈国战

    近日,笔者得知的一起论文抄袭行为，还是着实让人吃惊。署名为沈万顺、李大为的《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12期）一文，与陶东风教授《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一文的第三节完全雷同，它不仅照搬了该节的标题，而且在字数、内容、注释上也完全一致。

    比如，沈万顺、李大为《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的首段是：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而陶东风教授《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第三节的首段是：但是应该看到，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可以看出，前文除了去掉承接语“但是应该看到”、将“游戏、戏说态度”改为“游戏态度、戏说态度”外，只字未改地抄袭了后者。不仅如此，整篇文章都是原文照搬，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未做改动，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两位署名者（称其为作者实在不合适）的文章是用复制、粘贴键写出来的。这一事件除了让人感慨两位署名者的大胆外，也不禁让人深思如何挽救社会诚信的恶化趋势，以及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该起的作用。

    诚信恶化确实是整体性的，它发生在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与诚信贬值互为消长的是，“唯成功论”越来越有市场。笔者注意到，在2010年唐骏“学历门”中，许多人为唐骏辩护，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学历算什么？成功就足以证明他的真才实学。这样，一个有关诚信与否的大是大非问题，却在无意中被转换成了学历重要与否的无解争论，可见，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对诚信问题已不再敏感，对如何成功倒异常关注。

    在这样的整体社会环境中，一向被视为最后一方净土的大学也未能幸免，为了杜绝论文抄袭这种不诚信行为，管理者甚至运用了高科技手段。据报道，从今年起，各高校普遍实行了“机审”制度，借助一个专门的检测软件来判定学位论文是否抄袭。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此举刚刚推行，就有精明的商家推出了所谓“反反抄袭”服务，它能事先检测出一篇论文与数据库雷同的部分，并给出具体的修改建议。看来，诚信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社会诚信普遍缺乏的情况下，标准化设计的技术手段总会显得笨拙，根本无力应对不诚信者精明的游击战。这一现象的滑稽而可悲之处还在于：不管是检测者，还是反检测者，都在无意中抹去了论文抄袭行为的道德感，将诚信问题转化成了技术手段的大比拼。

    诚信确实是一个道德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社会是非观、荣辱观的严重混乱。但是，解决诚信问题却不能只靠道德宣讲，根据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划分，道德属于“高高悬浮的上层建筑”，因而，要解决道德领域的问题，必须到更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层面寻找病根和药方。它的治本之策是加强制度建设。

    北京市西城区  陈国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