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有性别的，或阴或阳；也有质感，或软或硬。远如苏东坡和柳永。前者，“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后者“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近如鲁迅和徐志摩。《纪念刘和珍君》：“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再别康桥》则“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及至当代，改革开放前以阳刚或坚硬为正统，其后渐次以阴柔或绵软为主流。作者似以南方尤其吴越女子居多。伲侬细语，莺燕娇声，成就一番喜人的文学景象。
最近我就看了一本：孔明珠女士的《七大姑八大姨》。七大姑八大姨谁都有，茶余饭后看看无妨。原打算看几篇消遣一下也就是了，不料竟一忽儿看到最后。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好玩！故事好玩，文字好玩。
文字好玩，好在它的率性与自然。作者说她信奉“写作是一种生理现象”，“每一篇都是一挥而就，从手指中自然流淌出来的”。不讳地说，“写作是一种生理现象”我不大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而“从手指中自然流淌”则明显感受到了，看到了，听到了。行文犹如山间小溪，琤琮悦耳，一泻而下，时而溅起多彩的浪花。虽无汪洋恣肆，但自有清丽婉约；虽无惊涛裂岸，但自有圆润自在。读来如风行水上，鸟掠云端。
故事也好玩。里面的主人公，或“文革”知青，或大一女生，或东洋男女，或文坛人物，都是我相当熟悉或约略知晓的。作者悄然隐身于故事背后，任凭文字自行流泻，而悲悯之情却似乎无所不在。这使得她所擅长的白描又不仅仅止于白描，而有了凹凸感，隐约折射出那个特定时代的光谱。
例如以“文革”为背景的《带鱼西施》。“带鱼西施”是资产阶级出身，自小娇生惯养，性格高傲，加之初中毕业分配时父母正处于倒霉阶段，于是被分配到条件最恶劣的小菜场，而小菜场领导又分配她去最脏最累的水产组卖带鱼。她很不情愿地上班了，“乌黑的长发把小脸蛋衬得比象牙还白，嘴唇抿得很紧，只露一抹嫣红。她的眼睛是杏仁状的，却看上去像星星一样”——“带鱼西施”之名即由此而来。日复一日，尽管师傅和领导一再批评，尽管顾客嫌她动作太慢，但她未被同化未被改造，“她那华丽的身姿每天准时在早市出现，橡皮围裙总是那么干净，动作不利索但极其优美，弯腰拿东西、举起称的样子好像演芭蕾舞剧。”同样以“文革”为背景的《美女小回》中的小回也与此相似。在生产建设兵团，小回因为喜欢穿白色衣服和用头巾遮住眼睛而成了“连队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代表人物”，政治指导员批评她批评得“口沫糊满了嘴角”，但小回假装听不懂，乘人不备之际在朋友耳边咒道：“你看他你看他多恶心……”
若是当下，这两个女孩子的表现当然不足为道，但在“文革”那一特殊历史时期，就有了特殊意味——那身姿的华丽与干净，那白色的衣服和遮眼的头巾，那声“恶心”，无不使得主人公同主流价值观一下子拉开了距离，表达了不认同、不合作甚至不屑的姿态。而那显然是一种自尊，一种尊严。
尊严当然坚硬的。而作者孔明珠却不动声色地使之淹没在质感绵软的女性文字中、文体中。我想，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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