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血淀粉酶升高时间:李贞德：唐代的性别与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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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贞德：唐代的性别与医疗作者：ysgzh 提交日期：2008-2-17 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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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性别与医疗
李贞德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收入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页415-446
中文摘要
本文以笔者过去的研究为基础,以医方为主要材料,旁及相关文献,从女性人生中的两种重要活动:生育和健康照顾入手,尝试勾勒唐代妇女生活的一个侧面,并介绍现有医疗史上与性别相关的研究成果.关於生育文化的部份,本文说明求子医方的重点从房中术到草药的转变,并指出用药求子和以胎产为主,是隋唐之间妇产科滥觞的基础.伴随此专科出现的,则是性别化的身体观.而医者对於产育活动全面介入,规范生产相关行为,包括确立入月滑胎时间,重整产图,并且批评女性助产者.这些产育论述中所彰显的「女弱」观点,对女性产生保护和管束的双重效果,同时影响到女性在健康照顾方面的处境.在唐代医疗活动规范化的过程中,女性不论在制度上或在文化思维上,都遭到不少挫折.尼师女冠固然不得为人疗疾,医疗教育与考课亦不见进用女医的条例;而医方中不断申论妇人污秽乃合药禁忌,似乎将女性排除在制药之外.虽然女性行医自古而然,但女性作为医疗者的角色,似乎挑战不断,唯独在担任照顾者角色,为家人的健康焚膏继晷之时,才能赢得肯定.
关键词:唐代,性别,医疗
English Abstract
This review article examines two major activities women engaged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childbirth and health care. The discussion is based on medical texts and other contemporary materials as well as my previous research on related issues. The purpose is not only to demonstrate women's lives in Tang China but also to introduce recent works on gender and medicine. On the subject of childbirth, this article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s Chinese reproductive medicine underwent in the 7th and the 8th centuries. Medical doctors intervened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childbirth, from begetting a child to postpartum care and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the ones who applied herbal medicine. They perceived a female body first through reproductive function and then the natural weakness of women. Such gendered view of medical body, which in fact led to the birth of gynecology in the Tang, strived to protect and to discipline women at the same time. Male authors of medical texts gradually agreed on the proper time for taking herbal medicine to ensure a quick and safe delivery. They integrated separate "delivery charts," used to identify squatting positions and proper geomantic directions in delivery as well as proper locations for the burial of placenta, into one chart. Meanwhile, they criticized female attendants for their incompetence and blamed the latter for difficult deliveries. The idea of female weakness may have also affected women's role in health care. In the formation of "orthodox" medical practices in the Tang, women's healing opportunities dwindled when female shamans were executed and religious healers were banned. We find little trace of recruitment and promotion of women healers in official medical educations and examinations. Moreover, medical texts repeatedly warned against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herbal medicine, claiming that their polluting nature would have made medicine inefficacious. Although extant material shows vividly that women practiced medicine since ancient time, their role as healers was hardly recognized. They were praised most often when they sacrificed their health in taking care of sick family members.
Keywords: Tang dynasty, gender, medicine
一,前言:从一则生产故事谈起
唐代中叶医者王焘(约670-755)在他的名著《外台秘要》中引录了一个妇女生产的故事:
《崔氏》:……余因批阅峦公《调气方》中,见峦公北平阳道庆者,其一妹二女,并皆产死,有儿妇临月,情用忧虑,入山寻余,请觅滑胎方.……余辄忆想畜生之类,缘何不闻有产死者,淫女偷生,贱婢独产,亦未闻有产死者,此当由无人逼佐,得尽其分理耳.其产死者,多为富贵家,聚居女妇辈,当由儿始转时觉痛,便相告报,傍人扰扰,令其惊怖.惊怖畜结,生理不和,和气一乱,痛切唯甚.傍人见其痛甚,便谓时至.或有约髻者,或有力腹者,或有冷水潠面者,努力强推,儿便暴出.畜聚之气,一时奔下不止,便致运绝,更非它缘.至,且以此意语庆.庆领受无所闻,然犹苦见邀向家,乃更与相随.停其家十余日,日晡时见报云:「儿妇腹痛,似是产候.」余便教屏除床案,遍一房地,布草三四处,悬绳系木作衡,度高下,令得蹲当腋,得凭当衡,下敷慢毡,恐儿落草误伤之.如此布置讫,令产者入位,语之坐卧任意,为其说方法,各有分理,顺之则全,逆之则死,安心气,勿怖强.此产亦解人语.语讫闭户,户外安床,余共庆坐,不令一人得入.时时隔户问之何似,答言小痛可忍.至一更,令烂煮自死牝鸡,取汁作粳米粥,粥熟,急手搅,使浑浑适寒温,劝令食三升许,至五更将末便自产儿.闻儿啼声,始听人入.产者自若,安稳不异.云:「小小痛来,便放体长吐气,痛即止.」盖任分和气之效也.庆问何故须食鸡肉汁粥 答云:「牝鸡性滑而濡,庶使气滑故耳.」问何不食肉 答云:「气将下,恐肉不卒消为妨.」问何故与粥 答云:「若饥则气上,气下则速产.理不欲令气上故耳.」庆以此为产术之妙,所传之处,无不安也.故知峦公隐思,妙符神理.然则日游反支之类,复何豫哉 但以妇人怯弱,临产惊遽,若不导以诸法,多恐志气不安.所以简诸家方法,备题如左,其间取舍,各任量裁.
庆之所以入山寻医协助儿妇生产,乃因之前已有「一妹二女」共三人产亡,可见分娩危险,九死一生,充满难以预估的变数.在唐人看来,寻求医者的协助,是减少风险,掌控生机的重要方法.而唐代医者所能提供的,小自滑胎药方,大至亲自出诊,对於妇女生育一事,显然已有一套全面性的措施.医者到了产家,指导布置产房.挪出空间之后,「悬绳系木做衡,度高下,令得蹲当腋,得凭当衡」,并没有让产妇躺下待产,加以在地上铺毛皮,避免婴儿「落草误伤」,显示唐人是采用直立式的生产体位. 医者虽然建议产妇「坐卧任意」,却不让旁人进入产房协助.究其原因,是将难产归咎於「聚居女妇辈」,造成扰攘惊怖,因此标榜由产妇一人自然顺生的模式.由医者的评论看来,当时存在的助产知识并不限於调气,「日游反支之类」亦为重要依据.然而,医者认为这类知识聊备一格,纯粹因为「妇人怯弱」,主要作用在於安定心神.显然,在医者的眼中,不论是临月的产妇或助产的女辈,都各有问题,没有医者的帮助还真不行.
然而,男性医者的实际助产经验显然不多,当他最初被徵询产亡等相关问题时,所能想起的,是「畜生」,「淫女偷生」,「贱婢独产」之类的传闻.此外,男性医者在记录和批评女性助产者的过程中,其实也透露了女性乃助产主力的事实以及她们可能采用的方法:「或约髻,或力腹,或以冷水潠面.」虽然医者称赞这名产妇「亦解人语」,不过从她在分娩结束之后,自称放体吐气以消除阵痛的熟练程度看来,她的生产知识可能并不限於医者当场的隔户教导,而是另有来源.
王焘在《外台秘要》中整理收录自先秦至中唐的许多医方.此一故事引自《崔氏》,指的应是唐高宗开耀元年(681)卒於户部尚书任上的崔知悌.《旧唐书》〈经籍志〉载崔知悌曾撰《崔氏纂要方》十卷,又撰《产图》一卷. 王焘将此一故事放在「产乳序论」之中,接著则收录「崔氏年立成图法」,依照产妇年纪说明避忌诸神的方法,应当即是前述崔氏所谓「简诸家方法,备题如左」的内容.崔知悌记录自己成功的助产经验,归因於「峦公调气方」的产术之妙.笔者遍查新旧《唐书》,不见「峦公」此人,唯《旧唐书》〈经籍志〉中载《调气方》一卷,为僧人释鸾所撰,《新唐书》〈艺文志〉则直称《调气方》为僧鸾所撰,当即此处所引.《崔氏纂要方》,崔氏《产图》,和释鸾《调气方》今皆不传,赖王焘的《外台秘要》而残存.一位僧人提供绝妙产术,经一位男性士大夫应用成功,并藉此评论产妇和助产妇.《外台秘要》在生动地引录唐代妇女人生大事的同时,其实也指出了医疗史上的重要性别课题:女性在生育文化和健康照顾活动中的位置与形象.
妇女史的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文章备出,但亦颇有偏重.从主题而论,除近代女权运动因史料丰富而不断引起学者兴趣之外,大部份的著作,集中在婚姻制度,守节再嫁,以及知名女性,如女作家和女主等几个主题.成果虽然丰硕,然对一般妇女日常生活的了解,却仍有待加强.以断代而言,宋元以降的妇女史,由於资料丰富,论者颇众;唐代以前,则较乏人问津. 其实,唐代墓志,笔记,礼书,类书之中,记录妇女之处不少,所论之事亦不乏涉及日常生活者,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而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生活又以「为妇」与「为母」两种角色最受重视. 前者不免照顾老病,后者涉及料理婴孺,关於这方面,医方中的资讯可说最为集中.既言健康照顾,便不限於患病之时.女性负责家人日常的卫生保健,既符合社会伦理,也满足自我期许.而协助其他女性渡过生产危厄,看似理所当然,却遭男性医者的质疑.在医护工作专业化,证照化之前的传统中国社会,女性实际上从事各种医疗照顾活动,却可能在进行制药治病等行为时遭遇挫折或批评,而这似乎和男性官僚与医者企图将医疗活动规范化或体系化的行动相关.
笔者过去探讨汉魏六朝的女性生活,主要措意於女性在生育文化和健康照顾中的处境,偶亦涉及隋唐情形.本文拟以过去的研究为基础,以医方为主要材料,旁及相关文献,从女性人生中的两种重要活动:生育和健康照顾入手,一方面勾勒唐代妇女的生活图像,另方面介绍现有医疗史上与性别相关的研究成果,旨在呈现医疗活动规范化和体系化的过程中,女性所受到的挑战与反应,希望对女性史做一点弥缝补缺的工作.
二, 生育文化
庆因一妹二女「并皆产死」,面对媳妇临盆,难免「情用忧虑」.生产可能危害女性生命,自古以来即为众所周知,汉代名臣霍光的夫人显就曾表示:「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刘宋医家陈延之则形容妇女分娩时,「下地坐草,法如就死也.」 唐初名医孙思邈(581-682)更以此为由,建议凡负责照顾女性的人,都应学习他的著作〈妇人方〉,并「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以防不虞也.」 医者介入生育活动,以现存医方看来,最早而集中的,或许正是胎产的部份.不过,医者对妇女生育的观察和意见与时俱进,到唐初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方》)〈妇人方〉出现时,从求孕安胎到产后调护,都已有了一套对应的措施.孙思邈的〈妇人方〉以「求子」专章为首,续论妊娠安胎,难产救治,和产后调理,在宣告医者全程介入产育活动的同时,也呈现了医方中性别化的身体观.
1. 求子之责由男到女以及〈妇人方〉的出现
孙思邈的名著《千金方》中紧接在卷一〈序例〉之后的便是〈妇人方〉,而〈妇人方〉又以「求子」为首,两者都说明了唐代在妇科发展上的重大变化.首先,医者对於产育活动的介入,有从妊娠,分娩提前到行房,受孕的轨迹,而用药则是医者的重要自我界定.其次,男性求子之论述与药方皆无突破.医方言及无子,虽曰「夫病妇疾」,但论男性病变既不设无子专章,诊治药方也少提生子之效.显然,生育并非医者认识或论述男性身体的重点.反之,产育则逐渐成为医者认识并论述女性身体的基础.
笔者研究汉唐之间的求子医方,发现虽然自古医家便有专为妇人病而开立的药方,但并非以求子为首务. 医方若涉及求子论述,主要多出现在房中书内,以行房宜忌主导求子良窳.房中书预设的读者既以男性为主,求子之责似当由丈夫肩挑. 房中在古代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列於方术之属.《汉书》〈艺文志〉将房中与医经,经方和神仙皆置於「方技类」中.《隋书》〈经籍志〉则将房中与医经,经方,养生并列於「医方类」中.《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则皆将医经列入「明堂经脉类」,将房中,经方,养生等列入「医术类」中. 因此,放在「医方」这个分类的脉络来看,便会发现求子之责由男性(房中书的读者和房中术的施术者)逐渐转向女性(经方所列各种汤药的服用者).
依照现存医方看来,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才首次在〈妇人杂病诸候〉中列「无子候」.巢元方并且主张妇人无子,或因坟墓不祀,或因夫妇年命相克,或因夫病妇疾,称前二者「非药能益」,将医者的求子功能界定在用药方面. 《千金方》因袭并发挥《诸病源候论》的说法,认为求子有成的先决条件在於夫妇本命没有问题,然后针对夫妻的「五劳七伤」按方服药,才能「无不有子也」. 虽说「夫病妇疾」,然而不论巢元方或孙思邈都未针对男性无子进行更深一层的讨论,也未提供新的药方.即使治疗男性「精自泄出」,「房室不举」的药方颇有增加,所标榜的也仍是补肾固精,养生延年,完全不讨论生育之效.相形之下,女性无子论述日趋繁复而求子药方则与日俱增.孙思邈〈妇人方〉「求子第一」中罗列大量求子汤药,或矫治器官缺陷,或因应特殊情境,或针对劳损受风诸疾,提供女性服用. 一旦受孕,则又以感应方术企图转女为男,以滋补药方安胎,养胎. 换言之,以往由男性藉著房中术所担负的求子,乃至求健康贤良之子的责任,到了唐代医方之中,都已转由女性透过服药来承担了.
医者以生育作为认识并论述女性身体的基础,在孙思邈的〈妇人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孙思邈畅谈妇人别立一方的缘由,虽然发自生育,却不限於生育.他从妇人的胎产功能,生理结构,和性格特质等三方面,一步步地推演妇人独立成方的性别理论基础.
《千金方》〈妇人方上 求子第一〉:论曰:夫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经言:妇人者,众阴所集,常与湿居,十四以上,阴气浮溢,百想经心,内伤五藏,外损姿颜.月水去留,前后交互,瘀血停凝,中道断绝,其中伤堕,不可具论.生熟二藏,虚实交错,恶血内漏,气脉损竭.或饮食无度,损伤非一,或疮痍未愈,便合阴阳,或便利於悬厕之上,风从下入,便成十二痼疾,所以妇人别立方也.若是四时节气为病,虚实冷热为患者,故与丈夫同也.惟怀胎妊而挟病者,避其毒药耳.其杂病与丈夫同,则散在诸卷中,可得而知也.然而女人嗜欲多於丈夫,感病倍於男子,加以慈恋爱憎,嫉妒忧恚,染著坚牢,情不自抑,所以为病根深,疗之难差.故养生之家,特须教子女学习此三卷妇人方,令其精晓,即於仓促之秋,何忧畏也.夫四德者,女子立身之枢机,产育者,妇人性命之长务,若不通明於此,则何以免於夭枉者哉!故傅母之徒,亦不可不学,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以防不虞也.
孙思邈正视胎产崩伤,并以之切入讨论妇人诸病,一方面呼应六朝以来医家建议晚嫁少产的言论,另方面亦佐证产家为儿妇临盆而入山求医的心情. 然而孙思邈的论述并不限於早经产育或坐草危厄的问题,而是进一步主张妇女病的特色,即来自於象徵胎产能力的月水,以及月水所代表的女性生理结构.不论是月事令妇女集合阴湿等致病之原於一身,或是生理结构影响如厕习惯而导致妇女易受风疾,都显示是自然的生理构造,而非早婚早育等社会行为,造成妇人病特别复杂的现象.然而生理特色并非生病难治的唯一原因.孙思邈更进一步指出,妇女的心理特质,如嗜欲多,慈恋爱憎,嫉妒忧愦,情不自抑等,都使妇女病更加棘手.心理情绪影响生理健康的观念,一直存在於养生传统中. 但这类心身症的观察,大多附有特定时空的情境说明,不必被视为女性的特殊倾向.相形之下,《千金方》并不讨论女性心身症的原因是否来自特定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处境,却以陈述事实的语气,提出女性心理特质的普遍性,并主张有损於妇女的生理健康.此种论述方式,似乎暗示妇科别立一方的缘由,不仅因胎产所造成的崩伤,也在於女性的本质与男子不同.
传统中国医学观念是否视男女为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体,学者看法不一.美国学者Charlotte Furth研究传统中国妇科医学,先勾勒《内经》中的身体观,认为中国医者一向采取「一性模式」,以气统御,她称之为「黄帝的身体」.直到宋代(尤其南宋陈自明)将阳精阴血分而论之,性别区分渐趋明显,而妇科医学於焉确立. 固然,古典医经在描述人体结构时,并非如现代生物学般,从解剖的角度强调男女之别;汉代以来的医方对妇女辨证下药时,也与孙思邈类似,认为「若是四时节气为病,虚实冷热为患者,故与丈夫同也」.然而,若细究孙思邈从胎产功能,生理结构,和性格特质一层深似一层地铺陈女性「生育天职」和「性情脆弱」的说法,则显然妇人别立一方的论述和性别化的身体观息息相关,并且此种发展在唐初时已见滥觞.
性别化的身体观基於「女弱」的论点将经历产育的女性置於医方的保护之下.为了确保产妇的安全,隋唐时期的医者针对临月坐草的规范进行统整,因而对於参与生产过程的女性,包括产妇和助产者,也形成一种管束.换句话说,隋唐的男性医者在整理论述医疗知识的同时,对女性的身体和行为产生了保护与管束此一体两面的效应.王焘所引录的生产故事及其中对助产者的批评,可以放在此一脉络来理解.
2. 生产行为规范化及其中的女性经验
庆入山寻医,原是为求滑胎方.服汤药促进顺产的观念,自先秦以来的医方中便存在.所服草药包括当归,葵子,贝母等. 其中有些明言当於妊娠末期服用,有些则医方说法不一,例如《小品方》以甘草,黄芩,大豆黄卷,粳米,麻子人,乾姜,桂心和吴茱萸合制而成「甘草散」,建议应在「未生一月日前预服,过三十日,行步动作如故,儿生堕地,皆不自觉.」 《千金方》则以车前子,阿胶,潜石合制滑胎药,孙思邈称:「至生月乃服,药利九窍,不可先服.」 例如「丹参膏」,北齐徐之才《逐月养胎方》称十月才可服,隋代德贞常《产经》则称:「任身垂七月,常可服丹参膏,坐卧之间,不觉忽生也.」 北宋《太平圣惠方》的助产药方中,则称「丹参膏」应於生产前预服,以利滑胎.到了南宋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才确认十月始服「丹参膏」的看法. 综观自先秦以迄唐宋的妇科医方,隋唐五代对於生产的各种安排似乎出现一个统整划一的过程.现存最早的产科专著《经效产宝》,也是唐人所撰.唐代节度随军昝殷的《经效产宝》分上中下三卷,整理收录各种药方,从安胎,食忌,妊娠病变,到难产处理,乃至产后排泄,哺乳等相关问题,一应俱全. 入月服滑胎药只是其中一项.
进入妊娠的第十个月,唐宋以后的医书通称之为「入月」,并对产妇特别调理. 《外台秘要》称:「应须帐幕,皮,醋,藏衣等物之类,并早经营,入月即须使足.若不豫备,临急用逮,事必致阙.」 北宋《太平圣惠方》称分娩预备药物应於「入月一日皆需收足」,并且「产妇入月切不得饮酒」,「入月门前不得停留形迹客宿」等. 南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亦有「入月预备药物」条. 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收集各种胎产医书,亦特别说明「入月」应准备临盆及产后所需用的各种汤药,选择产婆,整理产房,贴产图,了解埋胞方位,让产妇日进保生圆一服,并且有不能洗头等种种规定. 唐代以前的助产方药中亦有「入月」一词,其中除服药滑胎之外,设帐安庐和坐产埋胞的方位也出现体系化和规范化的现象.
由於产孕不吉的观念,产妇生产的地点选择不易.寄产安庐,便是以隔离为前提,为产妇寻找一个适合分娩的场所.唐代以前,分娩或在户内,或在户外,大多有帐以避风邪.生产依产图行事,包括设帐,安庐,向坐,埋胞. 从马王堆《胎产书》中残存的埋胞方位图乃独立存在看来,生产的各个步骤可能各有图谱,或有些步骤不以图谱规范. 然而隋唐之际,产图似经历一重整的过程,由分门别类逐渐统合为一图. 根据隋代德贞常的观察,过去各种生产手册大多文字繁复,难以理解,造成实用上的困难,因此他采择易懂好用的向坐方位手册,合成「十二月图」.《产经》表示:「一切所用,晓然易解,凡在产者,宜皆依此,且余神图,无复所用.」 显然做了一次系统性的整合.
《产经》现已亡佚,残本收於十世纪日本平安朝御医丹波康赖的《医心方》中,而《医心方》并未收录月图本身. 根据《医心方》对「十二月图」的解说,主要是以临产月份,方位,和待产姿势三者的搭配,避诸神所在,寻找吉地分娩.究竟「十二月图」是否和马王堆《胎产书》所收「禹藏埋胞图」相似,为类别独立的一份产图,目前不得而知. 不过,若将《产经》的解说与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北宋《太平圣惠方》,和南宋《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收录的产图比较,则可发现《产经》与唐宋三图所选择的各月吉向大致相同,基本上是属於同一个系统:《产经》中产妇蹲坐之地,即《外台秘要》所言「安产妇帐」的吉地,在宋代二图中则称为「安产」吉地.比较特别的是,唐宋三组十二月图将设帐,安产和埋胞统合於一份图中(见附图一,二).《太平圣惠方》称:「安置产妇及藏衣,并於堂内布方位,取吉地.若藏衣,诸藏污,即於宅内分位.」 《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则明言:「凡安产藏衣方位,并於卧合内分布」. 显示最晚到了唐代,已有包括分娩诸事的统一产图,而最迟到宋代,产图已贴於产房内,安产,埋胞等事皆依图在家宅之内进行.
男性医者藉由著书立说提供各种滑胎药方和安产月图,然而实际助产者仍以女性为主.前述王焘引录崔知悌的助产故事,在批评女性助产者扰攘导致难产的同时,也暴露了男性医者缺乏实务经验.古代大多以触忌犯神解释难产,此所以需要依产图行事.孙思邈称:「凡生产不依产图,脱有犯触,於后母子皆死」,并且预言,即使不死,也会双双生病,诸事不顺. 但同时,他又主张:「凡产妇第一不得匆匆忙怕,旁人极须稳审,皆不得预缓预急及忧悒,忧悒则难产.」 将产妇的心情变化及其影响产程顺逆归之於助产得失.他又说:「凡欲产时,特忌多人瞻视,惟得二三人在旁待总,产讫乃可告语诸人也.若人众看之,无不难产耳.」 虽未如崔知悌批评女性助产,但亦以人多容易嘴杂为忌,而崔知悌则更进一步将难产的解释「理性化」,并且此「理性化」的过程,是透过批评女性助产者的能力和指出「女弱」的特色来进行的.他在记录了孕妇独产的故事之后,加了一段评语,认为倘若懂得调气助产,「则月游反支之类,复何豫哉 」在他看来,之所以需要依照产图避忌反支月游诸神,「但以妇人怯弱,临产惊遽,若不导以诸法,多恐志气不安」,因此,他简介诸家方法,聊备一格,请读者「其间取舍,各任量裁」. 从唐代医者将生产过程规范化的脉络来看,这一段对助产者的批评,或许可以说是在传统触忌犯神的解释之外,为难产力求新解,并藉此提供医家介入生育活动的又一正当理由.
其实,女性助产,自古而然. 隋代巢元方称这类女性为「看产人」,她们在产妇临盆,「儿痛欲出」的时候,从后面「扶抱助腰」,支撑产妇,方便她用力. 因此「抱腰」代表即将施力产儿,与蹲坐的直立式生产体位相辅相成.「扶抱助腰」的直立式生产体位,有图为证.五代到宋代的大足石刻〈说父母恩重经〉中,「临产」一景的刻像,产妇便是站著,一人从后抱持相助,另一人则挽袖待接新生婴儿,呈现「抱腰」与直立式生产一体两面的情况.栩栩如生的刻画,令人宛如置身分娩现场.而其中不论抱腰之人或待接之人,皆为女性,显见其为助产主力的事实(见图三).
从前引崔知悌的助产故事看来,产妇在「日晡」时开始腹痛,五更末产儿,从黄昏约下午五点到第二天清晨三点到五点之间,经过十到十二个小时,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正常分娩. 倘若历时太久,看产人便可能以各种方式介入.崔知悌说「或有约髻者,或有力腹者,或有以冷水潠面者」,若参照医方中所收录的难产救治诸法看来,看产人除热敷按摩产妇的腹部,腿部之外,也会以喷嚏,呕吐等方式刺激产妇腹部肌肉收缩,以利顺产.如《千金方》中「以牛屎涂母腹」,「熬盐熨之」,或「酢二升拗口开灌之即生」等. 假使出现横生倒产的情况,则大多将胎儿先出的手足塞回,按摩产妇腹部,以令回顺. 少数则再加上本草药方,如《千金方》中的「千金丸」或许仁则《子母秘录》中的「苏膏」等. 一旦胎儿娩出,看产人便「依法截脐,而以物系其带一头」,等待胞衣自然排出. 同时为新生儿拭口,洗浴,裹衣,医护工作不一而足.
综上所述,可从女性做为生育者,和做为医护者两方面言.医者对於女性做为生育者的保护与管束,在隋唐之际显然出现重要发展.医者以用药自任,针对女性身体进行调理养护工程,将求子的重责由男性施行房中术转为女性服用汤药.医方或继承前代知识,或采辑新说,针对整个孕期中的转胎,安胎,养胎以及胎教,提供意见.十二月图的重整,由分门别类统合为方便利用的一图,服药滑胎,设帐安庐等的时间亦逐渐一致化,此种钜细靡遗的因应之道,显然是对女性做为生育者的一种保护.然而,孙思邈的〈妇人方〉在疾呼「产育者,妇人性命之长务」的同时,也从女性身心特质的角度论述,一层深似一层地将「母职天生」和「女性弱者」的说法发挥得淋漓尽至.
医者的「女弱」观点,并不限於她做为生育者,从崔知悌的批评来看,女性在从事医疗活动时,也可能被视为能力不足.事实上,医方中还有一个悠久的传统:视女性为秽污故而不宜参与制药.凡此种种,都为实际从事健康照顾的女性带来变数.
三,女性的医疗照顾形象
学者或主张以医者族群归属来看,传统中国医学可以划分为上古巫医,中古道医,近世儒医等三个阶段.然而一般研究则仍以习谙医方,按脉诊疾,用药治病为医者的主要形象. 以此界定医疗活动,因此截至目前与女性医疗形象相关的论文绝大多数以明清时代用药治病的女性医者为其焦点. 其实,唐代以前,女性提供健康照顾,既不限於用药,亦未必具有医者之名.她们或以巫祝符咒祷解,或靠物理治疗,或赖本草药方,除治疗产育相关病变之外,亦为人解除疮伤,消渴和中毒之苦. 然而,女性在唐代医疗活动规范化的过程中,不论在制度上或在文化思维上,似乎都遭受到不少挫折.唯独在担任照顾者的角色时,获得认同与肯定.
1. 女性行医及其制度性挫折
唐代以前女性的医疗技术来源,女巫或赖神启,看产倚靠经验,用药知识之传承虽较隐晦不显,但生活历练与家学背景应为重要管道. 然此三方面,或遭医者批判,或经体制打压,在唐代医疗活动规范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危机四伏的现象.医巫相争而互批,自先秦以来即然. 六朝佛道勃兴,医者又面临新的对手.各种治疗者之间,在医疗技术与对象等各方面,或互相缘引学效,又极力彼此区隔. 巫觋疗疾虽历久不衰,道医治病亦颇采巫术,然而医者自扁鹊至孙思邈皆曰「信巫不信医则病难治」, 显示巫觋游走於在民间社会与医疗论述之间.僧尼道冠虽未必以「医者」自我认定,却或施符咒,或用针药,为人治病之事例不一而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曾有令曰:「道士,女冠,僧尼等,不得为人疗疾及卜相.」 可见在此之前,女冠尼师亦可以为人治病.此令的最终目的虽在於将宗教人士排除於正统医疗工作的界定之外,但女性行医会连带受到影响则可想而知.
巫祝尼冠之外,女性亦有以医者之名从事治疗的记录,她们或称「女医」,专治产育病变者也可能称为「乳医」,倘若在宫中服务则可能称为「女侍医」. 她们有些仗口碑活跃於民间,有些则以医技邀宠於皇室.然而她们的进用管道并不清楚,而医疗训练的方式亦似乎自成一格.唐代医者训练与考核之令称:「女医不读方经,唯习手治,故博士於其所习,案方经以口授也.」 显示女医以下手操作为主,缺乏医经学理,而其医疗知识则来自博士的口传.所谓手治,
所指为何 博士是在何种脉络下传习 所授方经又包括哪些
按《旧唐书》的记载,唐代最高医疗教育与考课机构应为太医署,主管官员为太医令,其下除以丞为其副手之外,又设医师,针师,按摩师和禁咒师四属.医师以下百数十人,由「诸药医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针师以下数十人由「针博士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沈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按摩师以下数十人由「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禁咒师以下则由「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除邪魅之为厉者」.「诸药医博士」所掌握的「医术」,指的是「习《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 看来所谓博士所授「方经」,至少应包括《本草经》和《甲乙脉经》,并且为医师属下医工,医生,典药诸人所必读.
此外,根据开元七年(719)医疾令称:「诸医针生,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而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验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递相诊候,使知四时浮沈涩滑之状;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 又说:「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业成者,试《素问》四条,《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各二条.」 可见,读方经者不只医学生,也包括针学生,并且所习方经,除《本草》外,尚涵盖《素问》等其他医经.换言之,亦即前引新旧《唐书》中纳入「明堂经脉类」的书籍.
医针生熟读医经,学习治疗,然后考试登用.检测标准,按太医署的规定:「凡医师,医工,医正疗人疾病,以其全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 而开元七年的医疾令中则称:「诸医针生,博士月一试,太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若业术过於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其在学九年无成者,退从本色.」 显然医针生透过医学教育制度,得以获得医经学理并实习治疗技术,之后经由考试制度,又得以任官仕宦.令人好奇的是,这种机会是否仅限於男性 女医既不读方经,医疗知识来自口传,缺乏学理基础,又无缘参加科考,何来任用管道 遍寻史料,唯一能透露蛛私马迹的,似为汉晋以来的女官编制.北周宫中已有「六尚」,其中「尚药局」显示女官有专司药者. 隋文帝称「采汉晋旧仪」而置六尚,其中尚食局便包括「司医三人,掌方药卜筮」. 隋炀帝增置女官,「准尚书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尚食局下亦设「司药,掌医巫药.」 到了唐代,后宫女官掌药人员更多,尚食局下包括「司药二人,典药二人,掌药二人,女史四人」.
由此观之,女性担任后宫医疗照顾,应当无庸置疑.唯从现存的中国史料中,无法得知这些女性医疗照顾者的人选来源与训练检定,难以和医针生的考核进用相比较.倒是日本平安朝的政书《政事要略》集录同时代日本的医疾令,在大量采用唐代医疗教育和考课制度的文献中,透露了以下的规定:
女医取官户婢,年十五以上,廿五以上,性识慧了者卅人,别所安置.(谓: 内药司侧造别院安置也.)教以安胎产难,及创肿伤折,针灸之法,皆案文 口授.(谓:女医不读方经,唯习手治,故博士於其所习,案方经以口授也. 案唐令:博士教之.今於此令,虽文不言,而博士教授,但按摩针灸等.其 业各异,须当色博士各教授,即试升令当色试.)每月医博士试,年终内药 司试,限七年成.
据此推敲,倘若唐代宫廷女医制度与日本所存相类,则女医一如乳母,选取自官奴婢,唯年纪较轻. 所习医学技术,除与胎产相关者之外,也包括创肿伤折等外伤的治疗.若依《政事要略》记载:「博士教授,但按摩针灸等」,则女医所习「手治」亦仅限於此两项,并不包括唐令中医针生所学的《本草》 然而,唐代女官司药,典药和掌药员额多达六人,若称女医不具备合药知识似乎说不过去.
从秦代「女子为医」,汉代女医合药救疾,魏晋乃至隋唐看产人持捉力腹等各种资料看来,两《唐书》和《政事要略》所提示的「手治」技术,不论是按摩针灸或配药,可能原本即在民间女性医疗者之间流传.她们之中是否有人阅读医经方书,难以确知,不过,她们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应当足以和男性医者分庭抗礼.然而,男性医者对她们的评价却毁誉不一.王焘引录崔知悌批评女性看产人的言论已如前述;明清时代著名的妇科家族四明宋氏,其南宋时代的传人宋钦在追述家业创始时,称其二十七世祖唐代宋广平通晓医药,唯其妻余氏「窃其方」,用以医疗村妇邻女,乃至宋氏自此以妇科医学传家.一方面将女性置於创立医药世家的始祖地位,另方面则暗示女性本非传人,其知识乃窃取而来. 再从《政事要略》引文推敲,宫中之所以须要女医,主要在於照顾胎产嫔妃,其次又有两性区隔的考量.若与男性医针生的待遇相比较,则女医不论是出身,训练项目,或学理层次,似乎都遭受一定的限制. 余氏的传说,民间女医的记录,以及后宫司药女官的制度,都显示女性识药并用以治病.然而,综览唐代文献却不难发现,医疗并非女性最受称誉的行为,也没有因之成为名医的记录.究其原因,除前述永徽,开元令之类的制度性限制外,男性医者在医方中的批评,以及这类批评所从出的文化思维恐怕亦难辞其咎.
2. 妇人秽污乃合药禁忌
孙思邈在《千金方》〈妇人方〉中称:「婚姻养育,人伦之本」,为了避免「临事之日,昏尔若愚」,故「今具述求子之法,以贻后嗣,同志之士,或可览焉.」他所谓的「同志之士」,除了「养生之家,特须教子女学习此三卷妇人方」外,更包括照顾女性的「傅母之徒」,孙思邈建议她们「不可不学,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颇有推广妇科医方的意味. 然而,就在提供求子药方的同时,他也告诫读者:「欲合药,当先斋戒一宿,勿令小儿,女人,奴婢等见之」, 一方面指示读者慎秘其方,不可妄传,流露了方术的禁秘传统,另方面也为女性参与医疗活动设下了限制.
其实,合药忌见妇人的思想并不始自孙思邈,而孙思邈主张的忌见药方也不限於求子.综观汉唐之间的药方,现存最早忌见妇人者,似为东晋葛洪《肘后方》所录治疟方. 而六朝隋唐以降,医方中忌见的项目不一而足,忌见的人事也颇有与时遽增的趋势. 从忌见女性的时机论,主要是在合药,包括治疗相思,鬼交,疟病,黄疸,痈疮,诸毒,带下及产后伤寒等疾病,以及养生补强之各种膏丸散:
凡合肾气薯蓣及诸大补,五石,大麝香丸,金牙散,大酒煎膏等.合时,煎时,并勿令妇人,小儿,产母,丧孝,痼疾,六根不具足人,及鸡犬,六畜等见之.大忌,切宜慎之.其续命汤,麻黄等小汤,不在禁忌之限.
虽然孙思邈称「续命汤,麻黄等小汤」不在禁见之列,但女性合药受到限制则无庸置疑.若再通观诸方,可知有时连用药亦忌见女子,或自制作至服用皆须回避女性.例如,北宋《太平圣惠方》中载马齿苋有揩齿令髭发黑之效,称:
墙上生者,阴乾了一斤,及盛时,采时,不得令鸡犬,孝子,女人,师僧等 见,合药时亦复避之.
忌见的时机从「合时」,「煎时」提早到「盛时」,「采时」.而北宋末《圣济总录》以五行神验丸氦疟则称:「净手后再安耳中,不得女子捻触,女子患,男子为安.」 《是斋医方》则称:「妇人有患,男子相与安之.」 避忌之极,连患妇自己拿药都不妥了.
又,从忌见的对象论,最初妇人多与鸡犬,小儿并列,之后则包括奴婢,青衣人等社会低下阶层,以及病者,病家和孝子. 迨至孙思邈,则有集大全之势,前引《千金方》〈序例〉配制大补膏丸散的通则,忌见对象便囊括了痼疾,丧孝,新产,犬鼠,六畜,六根不具足乃至多口饶舌之人. 而由前引药方可知,到了宋代「师僧」亦在忌见之列,而合药治疟则视猫儿为禁忌之属.唯所有此类忌见,大多仍包括自古即然的妇人和鸡犬.
合药禁忌,主要担心不验,不验理由在於秽污. 产妇秽污,可说是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观念. 然而合药禁忌并不限於产母,而是将妇人与奴婢,守丧,痼疾,残障之人,乃至鸡犬六畜等并列.综观医方所载忌见女性的称谓,包括妇人,妇女,女人,女子.前引《千金方》和大补膏丸散将妇人与产母并列,即为一例.《千金方》又有合乌麻膏,则直称「惟男子合之」. 《文仲方》疗伏连,忌见对象中则先列妇人,又录女子,更可见凡女性皆不宜的态度.
女性为何秽污 二十世纪初的学者江绍原曾指出传统社会对「天癸」的忌讳; 月水腥秽不洁,明代医家李时珍亦尝言之. 宋代陈自明《外科精要》确曾将「经妇」和产妇,孝子,僧道并列,禁止彼等进入病者之房. 中古所译佛教戒律有不少提醒行经比丘尼应避免污染场所的警语,〈明尼戒法〉中甚至指斥不先告知自己「有月水不净」,而坐污他人床褥的比丘尼,「如似淫女贼女有何等异!」. 而道书《元始天尊济度血湖真经》,描绘血湖地狱情景,称女性:「生产有诸厄难,或月水流行,洗浣污衣,或育男女,血污地神,污水倾注溪河池井,世人不知不觉,汲水饮食,供献神明,冒触三光」,凡此种种,皆使「女人造种种罪业,身堕血湖受苦,沉沦动经亿劫,永无出期.」 然而,综观六朝隋唐医方,倒未见专论月水不洁者.隋代巢元方确实曾警告经期行房对健康不利. 而唐代房中书《玉房秘诀》亦称行房求子,以「妇人月事断绝,洁净三五日而交,有子,则男聪明才智」. 但医方一般而言,似皆如孙思邈〈妇人方〉中的态度,将月水视为女性阴湿的致病之源,也是女弱的证据,需要特别措意调理,却并未申论月水秽污之状.
唐代医方并未明言合药忌见妇女人乃因其行经或新产.反过来说,从医方行文立论的模式可知,妇人遭忌也不限於以上两种状态,而是一种全称式的命题.参考《济度血湖真经》对妇女下血湖地狱的解释,除表达对女性身体排出物的厌恶之外,亦显示女性因生理特质(月水和生产恶露)与社会角色(洗浣污衣等家务劳动),以致背负罪责,一生皆在秽污之属,无所逃於天地之间. 放在这个脉络中来看,医方中「合药忌见妇人」的规范,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针对女性的特定情境(如行经或新产)来禁止她参加某种特定药方的制作过程(如大补膏丸散等),然而其思维模式却不免视女性为一种具有缺陷的存在,有如布景一般竖立在医方言论的背后.
3. 女为弱者,奉献则强:健康照顾男女有别
孙思邈论述女性身体,从胎产崩伤,生理结构,和心理特质阐明「女弱」的情况.崔知悌纪录助产经验,一则表示产图聊备一格,乃因「妇人怯弱」,再则藉由标榜孕妇独产,批评助产女辈不堪为用.在男性医者看来,「女弱」的面向多端,从身心状况到工作能力,不一而足.然而,妇人秽污乃合药禁忌,却正因其具有破坏力,必须加以限制.两相参照,则似乎医方一方面视女弱为既存事实,另方面又视之为必须维持的一种状态.这种思维模式,从相法方书中也可略窥一二.
隋代德贞常的《产经》中有「相男子形色吉凶法」,其中所涉及的只包括身材体格,面貌声音,举措应对,大多在一般「望闻」即可明了的范围内,不需脱衣,不涉及阴私,亦与产育无关.但《产经》的「相女子形色吉凶法」,则不但主张「黄发黑齿,息气臭,曲行邪坐,目大雄声」的女子不可娶之为妻,亦宣称「厚皮,骨强,色赤如绛,煞夫,勿娶」,「身体恒冷,瘦多病者,无肥完,无润色,臂胫多毛,槌项结喉,鼻高,骨节高颗,心意不和悦,如此之相皆恶相也,慎勿娶」,因为她们「必欺虚气夫,妨煞夫,贫穷多忧之相也」.至於其他不可娶的女人尚包括:「虎颜蛇眼,目多白少黑,媱邪欺夫.黑子在阴上多媱,及口上爱他人夫,勿娶.大肱而阴水,甲夹而乳小,手足恶,必贫贱夫,勿娶.」「蛇行雀走,财物无储,勿娶.小舌烦头鹅行,欺夫,口际有寒毛似须.」 其中对女性的身体描绘详尽,说明体温,胖瘦,骨骼状况,观察细密,并多涉及阴私,包括对肱,胫,阴,乳,毛的大小与质地的要求.除与产育相关之外,亦严防其贫穷,欺夫,煞夫.
有趣的是,笔者研究汉魏六朝的乳母甄选时,发现方书之中相妻子虽与相男子的态度大异,却与择乳母的条件相同.《产经》称乳母血气,情志影响乳汁,因此亦从面貌和体态条列「淫邪」,「多病」,「心不和悦」乃至「胜男」等不宜之相.六朝娶妻多来自类似阶层,而乳母则为雇买之婢仆,两者在选择之时条件竟如此相似,不免令人惊叹.尤其「胜男」内容与「煞夫」类似,更可知此非妻子或乳母的特殊条件,而是凡女人皆不宜也.由此看来,就男子观看选择女子的角度言,性别差异似乎贯穿阶级. 而性别差异的判准,则在於男强女弱.
尽管如此,女性并非毫无抒情伸志的机会,只是她们获得褒扬的场合,多半在以女弱之躯牺牲奉献,为他人福祉刚强壮胆,而担任健康照顾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管道.前引《产经》相法,以「胜男」为乳母之忌,而汉魏以来史籍典制对於逾越阶级和性别界线的乳母亦大加挞伐.不过,也有不少评价好的乳母被形容为对乳子和主人之家尽忠保护,初则以女性的生理特质--乳汁,继之以温婉周到的照顾工作,因兼具忠仆和慈母的角色而赢得赞赏.
事实上,传统家庭的性别分工,女性实为健康照顾的主力.既言健康照顾,便不始於患病.不论是母亲长养幼儿,妻子事奉丈夫,或媳妇孝敬翁姑,既以饮食起居为主,日常生活的卫生保健,坐卧心情,病变调理便皆在念中.笔者比较汉唐之间男女照顾家庭成员的时机,方式,对象,资源,困境,乃至出路,发现女性全方位负担家人的健康,因此经常出现捉襟见肘而分身乏术的现象. 她们或为照顾家族内其他病童而必须放弃自己的骨肉, 或为赶奔本家父丧母疾而「割一乳以留子」, 显示生母与继母,妻子与媳妇,乃至孝女与慈母等多重照顾者角色所造成的撕裂和冲击,然而却也因这类困境中的义行而受到认可与赞扬.
相形之下,男性的健康照顾角色则多始於亲人患病之时,其中又以「孝子事母」为典型故事,可说是孝友传的最大宗.然而,衡诸礼经史传,可知孝子事亲多有媳妇协助操劳,男性本身的照顾活动并不明显,乃至到唐代所撰正史,大多以「衣不解带,亲尝汤药」之类的套语一笔带过. 《新唐书》王焘本传便谓:「母有疾,弥年不废带,视絮汤剂.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号《外台秘要》,讨绎精明,世宝焉.」 不过,如王焘一般因孝事亲疾而「以护进医」的例子,却不见於女性照顾者的故事中.
四,结语
隋唐以降,生产行为历经一统整规范的过程,但此统整与规范的现象却并非仅仅针对女性,也不限於妇科.王焘在《外台秘要》中整理自先秦至中唐的各种医疗知识,按照他自己在序中的说法:
余幼多疾病,长好医术.遭逢有道,遂蹑亨衢,七登南宫,两拜东掖,便繁台阁,二十余载,又知弘文馆图籍方书等,繇是睹奥升堂,皆探其秘要.以婚姻之故,贬守房陵,量移大宁郡,提携江上,冒犯蒸暑,自南徂北,既僻且陋,染瘴婴疴,十有六七,死生契阔,不可问天,赖有经方,仅得存者.神功妙用,故难称述,遂发愤刊削,庶几一隅.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撰者向数千百卷,皆研其总领,核其指归.近代释僧深,崔尚书,孙处士,张文仲,孟同州,许仁则,吴升等十数家,皆有编录,并行於代,美则美矣,而未尽善.何者 各擅风流,递相矛盾,或篇目重杂,或商较繁芜.今并味精英,钤其要妙,俾夜作昼,经之营之……客有见余此方曰:「嘻!博哉!学乃至此邪 」余答之曰:「吾所好者寿也,岂进於学哉!……夫为人臣,为人子,自家刑国,由近兼远,何谈之容易哉……窃为吾子羞之.」客曰:「唯唯,呜呼!齐梁之间,不明医术者,不得为孝子.曾闵之行,宜其用心.若不能精究病源,深探方论,虽百医守疾,众药聚门,适足多疑而不能一愈之也.」……其方凡四十卷,名曰《外台秘要方》……是岁天宝十一载.
由此看来,王焘习医,是因自幼体弱多病.他有机会大量阅读古今医方,是因长期主掌弘文馆图籍之便.他在目睹神妙医方救人性命之后,发愤将它们刊刻流布.然而,当代并非没有专家编录医方传世.王焘序中所举如释僧深乃南朝宋齐间之人,《隋书》〈经籍志〉载「释僧深药方三十卷」. 崔尚书即前引崔知悌,著有《崔氏纂要方》和《产图》.孙处士即孙思邈(581-682),历经北周,隋,唐三代,著作除《备急千金要方》外,又有《千金翼方》.张文仲乃武则天时御医,著有《随身备急方》三卷,或称《文仲方》.孟同州即孟诜,开元(713-741)初以九十三岁高龄去世,《旧唐书》〈经籍志〉载其著有《补养方》三卷和《孟氏必效方》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则称其著有《食疗本草》三卷. 许仁则亦唐代名医,或谓其曾撰《子母秘录》. 至於吴升,王焘曾引录其药方十余条,或亦当代名医. 以上所有著作,除孙思邈两书之外,今皆不传,仅部分存於《医心方》和《外台秘要》之中.然据王焘自序可知,在当时则皆有单本流通,王焘之所以另起炉灶,乃因各家之间意见不一,而他整理增删,求其全备及神效,目的则在长寿.不幸的是,《外台秘要》在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完成,王焘则在数年后谢世.
本文从王焘引录的助产故事谈到其自序中「不明医术,不得为孝子」的说法,全文铺陈以分析生育文化始,而以解读女性的医疗照顾形象终.综合以上的讨论可知,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实际上从事著各种医疗照顾工作,然而女性行医在制度上遭遇挫折,女性合药在文化上受到禁忌,史传医方既不以治疗疾病为女性的职分,男性医者对於助产主力的妇女亦抱持质疑的态度.在唐代医疗知识体系化,医疗活动制度化的过程中,女性逐渐以「女弱」的形象被排挤到正统医疗者的边缘,唯有牺牲奉献照顾家人健康,则符合其性别伦理角色而受到褒扬.然而与此同时,「女弱」论述却也成为男性医者保护产妇,规范生育行为,乃至别立妇人专科的理论基础.医疗之於女性,保护与管束遂并行发展,虽然,此种医疗体系化和制度化的现象并非仅仅针对女性而来.
2001年4月25日初稿
2001年8月20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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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唐代「崔氏产图」部分,引自《外台秘要》
图二:宋代产图,引自《卫生家宝产科备要》
图三:大足石刻「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中「临产」(齐东方教授提供)
(唐)王焘,《外台秘要》(台北: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1964)卷33,页924.
关於直立式生产体位的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3 (1996),页533-654,其中页546-550「下地坐草」节.
(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47〈经籍志〉,页2042,2050.然而,(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59〈艺文志〉,页1571则称《崔氏纂要方》的作者为崔行功,《新唐书》卷201〈崔行功传〉载其高宗时曾为吏部郎中.未知何者正确.然以王焘《外台秘要》自序(见本文结论节)称所录为「崔尚书」之医书,可知至少在当时刊布流行者应当为崔知悌的著作.
李贞德,〈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篱—台湾地区「中国妇女史研究」(1945-1995)〉,《新史学》(台北:新史学杂志社)7:2 (1996),页139-179.
利用唐代墓志进行妇女史的研究,北京大学「盛唐工程」的规模可观,成绩可期.在台湾方面,目前也已有一些文章出版,例如陈弱水,〈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页167-248;卢建荣,〈从在室女墓志看唐宋性别意识的演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5(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1997),页15-42.卢建荣并且为文介绍,提倡以墓志史料研究日常生活史,见氏著,〈墓志史料与日常生活史〉,《古今论衡》3(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页19-32.此外,年轻学者亦逐渐尝试进入此一领域,如廖宜方,〈唐代的母子关系初探〉(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便是大量利用墓志资料进行此一新课题的研究.
杜芳琴便曾指出中国自周至清的三千年中,皆以「多育」和「重男轻女」表现其父权与夫权的社会特质.杜文并以生育文化的转变作为历史发展分期的判准,可谓从性别角度重建历史图像的尝试.见杜芳琴,〈生育文化的历史考察〉,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页305-322.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97a〈外戚传〉,页3966.
(日)丹波康赖,《医心方》(98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印行,1982)卷23,页25a引陈延之《小品方》.《小品方》的著作时代,依廖育群〈陈延之与《小品方》研究的新进展〉,《中华医史杂志》17:2(1987),页74-75,订为刘宋时期.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吉林:人民出版社新校宋刻本,1994)卷2〈妇人方〉上,页28.
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2 (1997),页283-367;其中页297-301「医方中的无子论述」节.
汉代张仲景《伤寒论》自序中曾提及《胎胪药录》.今虽不见其书,或谓即胎产相关药方.而其《金匮要略》中有三卷讨论妇人诸病,除温经汤一例之外,其余部分都在於妊娠,产后与风寒杂病,并不涉及调经,求子等事.关於汉魏晋六朝妇科医方涵盖范围的扩大,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页297-301「医方中的无子论述」节.
见李贞德,〈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页289-297「房中术求子及其养生脉络」节.
古代方技的分类和发展,及其与医学知识的关系,讨论见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第二章〈周秦变革期〉页53-70「方技四支与三系」.
李贞德,〈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页289-297「房中术求子及其养生脉络」节.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卷38,页1124.
《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29.第一,夫妇本命相生而非相克;第二,夫妇本命与德合而非刑杀冲破;第三,夫妇本命不在休废死墓中.若三项都不利,则求子不可得,并且也不应求.因为即使求得子嗣,将来亦拖累家人.见《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29「求子第一」.(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卷9〈陈无择求子论第一〉指出无子问题,夫妇可能都有责任,至於巢元方与孙思邈「坟墓不嗣」「年命相克」的说法,则称「理或有之」.
李贞德,〈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页324-337「附录B:针药求子」.
李贞德,〈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页337-234「附录C:安胎」;页345-354「附录D:验男女,转胎,养胎与胎教」.
《千金方》卷2〈妇人方〉,页28「求子第一」.「生熟二脏」,依书末〈考异〉当为「五脏」;「附女之徒」依宏业书局印行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卷2,页16b改为「傅母之徒」.
刘宋医家陈延之曾指出「早嫁,早经产,肾根未立,而产伤肾」,以致少妇「有病难治,无病者亦废也」,因而建议晚嫁少产.见《医心方》卷21,页2a引陈延之《小品方》.南齐褚澄亦曾表示「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阴阳气完实而交合.」见褚澄,《褚氏遗书》,赵国华校释,(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页57「问子」.
《养生方》曾以「忧愦泣哭,以令阴阳结气不和」,解释妇人月水不调,形枯体瘦;又以夫妇争吵,「讼意未和平,强从,子脏闭塞,留结为病」,解释妇人漏下之疾.见《诸病源候论校注》卷37〈妇人杂病诸候一〉,页1083「月水不调候」及《诸病源候论校注》卷38〈妇人杂病诸候二〉,页1100「漏下五色俱下候」引《养生方》.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特别是Chapter 1 "The Yellow Emperor's Body," 以及Chapter 2 "The Development of Fuke in the Song Dynasty".
滑胎助产诸药方,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页581-582「附录A:滑胎助产」.
《外台秘要》卷34,页941引.《千金方》亦同.
《千金方》卷2,页45.
《逐月养胎方》,收入《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44「养胎第三」;《产经》,收入《医心方》卷23,页9a,卷22,页18b引.
(宋)王怀隐编,《太平圣惠方》(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0,据乌丝兰钞本)卷76,页7565「滑胎丹参膏方」;(宋)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收入历代中医珍本集成妇科类(上海:三联书店,1990),卷2,页24「丹参膏」.
(唐)昝殷,《经效产宝》,清光绪七年重刻本,收入曹炳章编纂,《中国医学大成》第五分册(长沙:岳麓书社,1990).
研究宋代妇女史的学者亦指出宋代妇产科医书特别重视「入月」的现象,见Patricia Ebrey, The Inner Quarter: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173.
《外台秘要》卷33,页924下.
《太平圣惠方》卷76,页7557-7558.
《妇人大全良方》卷16〈坐月门〉,页459「入月预备药物第十」.
《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卷1,页1-3「产图」,卷6,页65「入月」等.
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页542-545「设帐安庐」节.
李建民曾从胞衣的定义,胞衣与产母,胎儿的关系,以及埋胞图的知识分类属性,乃至内容与结构,包括时间,方位与数字,深入分析马王堆《胎产书》中此图的意义.讨论见李建民,〈马王堆汉墓帛书「禹藏埋胞图」笺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5:4(1994),页725-832.李建民认为,图谱显示应以产妇个人居室为中心,在其四周外方的十二个方位中,选择吉地.
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页542-545「设帐安庐」节.
《医心方》卷23,页2b引《产经》.《产经》的著作年代,依长泽元夫,后藤志朗著,李永炽译,《医心方中日文解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3),订为隋代德贞常的作品.
《医心方》所引中国医方的内容及其研究,见马继兴,〈『医心方』中的古医学文献初探〉,《日本医史学杂志》31:3(1985),页326(30)-371(75).
《太平圣惠方》卷76,页7583.
《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卷1,页1「入月安产图」.
《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56「产难第五」.
《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56「产难第五」.
《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56「产难第五」.
王焘,《外台秘要》卷33,页924下.
汉代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南郊乡人木羽的母亲,便曾因「贫,主助产」.以助产来维持生计,显然为专业的女性医疗照顾者.晋代庐陵郡(今江西吉水东北)妇人苏易,则以「善看产」有名於乡里,甚至有「牝虎当产,不得解,匍匐欲死,辄仰视.易悟之,乃为探出之」,而生毕,「虎再三送肉於门内」的神奇故事.木羽故事见(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宋蜀刻本,1967)卷361引《列仙传》;苏易故事见(晋)干宝,《搜神记》,江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20,页237〈苏易〉条.
「看产人」和「扶抱助腰」语,见《诸病源候论校注》卷43,页1230-1231;「儿痛欲出」语,见《外台秘要》卷33页924;王焘亦形容看产人之协助为「抱腰」.
感谢齐东方教授提供本照片.图中左方有一男性,可能是医者,也可能是产妇的丈夫.由於传统生产之时,若非难产,未必会有医者在场,而此刻像是在「父母恩重难报」的脉络中制作,因此笔者倾向将这位男性解读为产妇的丈夫.
生产时间长短及难产救治,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页553-558「难产救治」节.
见《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59-61「子死腹中第六」.
以针刺胎儿手足令其回缩以便重新生过的方式,现存最早资料出於刘宋陈延之《小品方》,见《外台秘要》卷33页935下引.其他救治难产诸方,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附录B:一般难产状况」,「附录C:胎死腹中」,「附录D:横生逆产」和「附录E:儿衣不出」所收各医方.
千金丸,见《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44「养胎第三」;苏膏,见《医心方》卷23,页11b引《子母秘录》.《子母秘录》的作者,根据马继兴,〈『医心方』中的古医学文献初探〉,订为唐代名医许仁则.马继兴的说法乃据《崇文总目》和《通志》〈艺文略〉.然而许仁则在两《唐书》中皆无传.查《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亦不见其著作《子母秘录》的记载.
《诸病源候论校注》卷43〈妇人将产病诸候〉,页1225-1226「胞衣不出候」.
产迄护理与新生儿照料,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页558-563,「新产安危」节;以及李贞德,〈汉魏六朝的乳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0:2(1999),页439-481.
如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新史学》(台北:新史学杂志社)6:1 (1995),页113-154,第三节「医家的族群和学术归类:医与巫,道,儒的关系」.
美国学者Victoria Cass利用沈榜的《宛署杂记》讨论明代北京礼义房为皇室选择医婆,稳婆和乳母的情况,旁及京城其他职业女性医疗照顾者;Charlotte Furth则主张明代女医多因其担负家学之世代传承角色而受称扬,并为两性区隔之社会空间提供沟通交流的管道;台湾学者梁其姿除追溯「三姑六婆」一词之历史渊源外,并深入讨论明清两代稳婆及女医的功能与社会地位,乃至官僚系统及家族教训对女医的控制与规范.此外,衣若兰的硕士论文从明代世风与两性关系的脉络讨论「三姑六婆」等职业女性的负面形象与实质作用,因而触及了女性在医疗生育中的社会功能;而吴一立的博士论文则在剖析明清妇科知识的流传过程时,介绍了杭州郭氏及宁波宋氏医学家族中的女性.以上学者研究,见Victoria Cass, "Female Healers in the Ming and the Lodge of Ritual and Ceremony,"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 (1986): 233-240;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chapter 8 "In and out of the Family: Ming Women as Healing Experts," pp. 266-300;Angela Kiche Leung(梁其姿), "Women Practicing Medicine in Pre-modern China," in Harriet T. Zurndorfer ed., 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Leiden: Brill, 1999), pp. 101-134;衣若兰,《从「三姑六婆」看明代妇女与社会》,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Yi-li Wu, Transmitted Secrets: The Doctors of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and Popular Gynec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8): 38-40, 248-251.
女性治疗各种疾病,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的女性医疗照顾者〉,《台大历史学报》23(1999),页123-156,其中页131-137「女性治疗各种疾病」节.
女性医疗者的身份,技术及其特色,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的女性医疗照顾者〉,页138-146.
先秦医巫之间的关系,见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页62-65.
巫觋医疗在六朝社会仍然流行及其与医者的竞争关系,讨论见林富士,〈中国六朝时期的巫觋与医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0:1(1999),页1-48.
扁鹊之言见(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05〈扁鹊仓公列传〉页2794,孙思邈之言见《千金方》卷1〈序例〉,页7引《史记》语自证.
(宋)王溥,《唐会要》(上海:中华书局,1974)卷50〈杂记〉,页878.
自先秦以来就有女性「为医」的记载,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204-205;以及《日书乙种》引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页253.乳医和女侍医,如汉宣帝时淳于衍等人,见《汉书》卷97上〈孝宣许皇后传〉,页3966,卷97〈孝成赵皇后传〉,页3993.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的女性医疗照顾者〉,页123-156.
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33初版,1983复刻版)〈医疾令第二十七〉页727引《政事要略》卷95《至要杂事五下 学校事下》.《政事要略》为日本平安时代政书,成书於1002年(一说1008),作者惟宗允亮集录关於年中行事,公务交替,纠弹杂事等条文与事件,其中大量引用中日典籍,包括唐代律令典章,医药方书等.原书一百三十卷,现已散佚,仅存二十六卷,辑存在黑板胜美编,《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第28卷.
《旧唐书》卷44〈职官志〉,页1875-1876.
若按同时代日本《政事要略》所引日本医疾令,则医生除习《甲乙脉经》《本草》之外,亦应兼习《小品》《集验》等方.见《政事要略》卷95《至要杂事五下 学校事下》页698.
仁井田升,《唐令拾遗》〈医疾令第二十七〉,页722.
《唐令拾遗》〈医疾令第二十七〉,页726.
倘若如日本医疾令所言,亦习《小品》《集验》等经方,则又包括两《唐书》「医术类」中的书籍.
《旧唐书》卷44〈职官志〉,页1876.
《唐令拾遗》〈医疾令第二十七〉,页723.
(唐)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11〈礼仪志〉,页249.新校本附注六尚释名,虽未言其出处,考《通典》卷26,页742,可知六尚释名乃依隋代殿中监丞之制.
《隋书》卷36〈后妃列传〉,页1106.
《隋书》卷36〈后妃列传〉,页1107.
《旧唐书》卷44〈职官志〉,「宫官」,页1868.
《政事要略》卷95《至要杂事五下 学校事下》,页701.引文中「廿五以上」疑为「廿五以下」之误.
乳母取官婢之制,自汉以来即然,唯多采选已有生育哺乳经验者,应当比较年长.讨论见李贞德,〈汉魏六朝的乳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0:2(1999),页439-481.至於汉代入宫侍疾的女医如淳于衍等人的出身,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的女性医疗照顾者〉,页145-146.
《四明宋氏女科秘书》,转引自Yi-li Wu, Transmitted Secrets: The Doctors of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and Popular Gynec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8), pp. 248-251, p. 275.
尤其不习本草药学,倘若放在「合药忌见妇人」的思维脉络中,更殊堪玩味(见下节讨论).不过,此乃日本制度,未知唐代是否相同.
《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28-29「求子第一」.
《千金方》卷11〈肝脏〉,页292「坚症积聚第五」,「消石大丸,治十二症癖,及妇人带下,绝产无子方」.
古代方术(包括医方)的禁秘传统,讨论见李建民〈中国古代「禁方」考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1(1997),页117-166.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裘沛然主编,《中国医学大成三编》第八册,长沙:岳麓书社,1994第一版)卷3〈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页42-2.
李贞德,〈汉唐之间医方中的忌见妇人与女体为药〉,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疾病的历史研讨会」上宣读(2000年6月16-18日),目前投稿审查中.
《千金方》卷1〈序例〉,页24「合和第七」.
《太平圣惠方》卷41,页3890.
(宋)赵佶(宋徽宗)敕编,《圣济总录》,引自(朝鲜)金礼蒙等编,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湖州中医院点校本,《医方类聚》(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册6卷123页283.
引自《医方类聚》册6卷122页260引,其中除鸡犬妇人之外,猫儿亦不得见.《是斋医方》或即宋代王璆所撰《是斋百一选方》.
宫下三郎主张六朝隋唐药方中的忌见现象,至宋元以降逐渐松绑,仅见於养生延寿之类具有仙丹性质的药方,但以上述所引宋代医方看来,似乎松绑与否,还待细究.宫下三郎的讨论,见〈禁忌 邪视〉,《东洋 科学 技术--薮内清先生颂寿记念论文集》(京都:同朋舍,1982),页223-237.
青衣人乃贱者之称,或单指婢女.孝子即丧孝家之子.六朝各种忌见医方,可参考〈汉唐之间医方中的忌见妇人与女体为药〉,「附录A:忌见妇人」.
「六根」乃佛语,指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器官及相对应的认识能力,倘有残缺或无法作用,则不具足,在佛教则不能受戒,在医方中则忌见.马继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南京市:江苏古籍出版社,1918)卷70页760收录十二条医方,题为「道家医方残卷」(伯四0三八),或称:「忌具足人,怀妊女子,孝子,忌心嫉妒等人见之.飞禽走兽不得令见.」乃唯一忌见「具足人」者,未知是否缺一「不」字.具足的性别意义,讨论见李玉珍,〈佛教譬喻文学中的男女美色与情欲--追求美丽的宗教意涵〉,《新史学》10:4(1999),页31-65.
例如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卷4〈金丹〉页75中细述合丹炼药诸种禁忌,说明当在名山之中,斋戒沐浴,勿近污秽,不与俗人不信者相涉,方能有成.为加强说明,并举例称:「今之医家,每合好药好膏,皆不欲令鸡犬,小儿,妇人见之.若被诸物犯之,用便无验.」不过,学者研究亦显示,导致药方失效的原因并不限於秽污一项.古人认为医药知识的传递方式和过程不当,将不利於效验,讨论见李建民,〈中国古代「禁方」考论〉.
汉唐之间产妇秽污的问题,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页574-578「隔离,禁忌与产乳不吉」节.
《千金方》卷22〈痈疽第二〉页733.
《外台秘要》卷13页359引.《文仲方》应当即王焘《外台秘要》自序中所录张文仲的作品(见下「结论」节).按《旧唐书》卷191〈方伎张文仲传〉,乃武则天时代的御医,著有《随身备急方》三卷,流行於当世.
江绍原,〈中国人的天癸观的几方面〉,《晨报副刊》1450,1451,1362( )号(1926).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1981)卷52「妇人月水」,页99.
宋代陈自明《外科精要》(裘沛然主编,《中国医学大成三编》第八册,长沙:岳麓书社)卷中〈饮食居处戒忌第三十七〉页432:「病疽之人……卧室洁净馨香,使气血流畅,仍忌僧道,孝子,产妇,经妇,鸡犬,猫畜.」《医方类聚》册8卷178「痈疽禁忌」引陈自明此书则称:「病者之房,深戒有腋气之人,并有孕妇人,月经现行妇人,孝子僧道,毋令入房,房内常令洒扫洁净,焚好香气,方使气血流畅,易得安愈,合药之时,亦忌此等见之,又忌见鸡犬猫畜.」
(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四分律》卷22-30〈明尼戒法〉,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no.1428,页742.《四分律》卷39〈衣犍度〉,页849-850则说明市中巷陌粪扫之中拾他人弊故衣所作之迦裟称为「粪扫衣」,共十种,其中亦包括月水衣和产妇衣.
《元始天尊济度血湖真经》,正统道藏洞真部本文类(宿),卷上页3-4,卷中页2,上海涵芬楼馆藏影本32册.
《诸病源候论》卷39页1129引《养生方》称:「月水未绝,以合阴阳,精气入内,令月水不节,内生积聚,令绝子,不复产乳.」
《医心方》卷28页32a引.
Charlotte Furth则主张传统中国医书看待月水,并不以「污秽不洁」为其主要论述,而是透过对月水的规范来介入女性的生殖与身体.见Charlotte Furth, "Blood, Body and Gender: Medical Images of the Female Condition in China," Chinese Studies 7(1986), pp. 43-66.
任继愈编《道藏提要》,页55称此经「假托元始天尊为众仙所说」.「元始天尊」神名,最早见於南朝梁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假托元始天尊之名所作的道经,唐代起大增.《元始天尊济度血湖真经》的时代,说法不一,或谓在唐宋之际. 〈血盆经 资料的研究〉,见《道藏研究》,吉冈义丰, 编修(东京:昭森社,1965),109-166.道藏三洞的讨论,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4-7.
以上所有《产经》之语皆引自《医心方》卷24,页31b-33b.
六朝隋唐医方中针对乳母的选择与规范,细节讨论,见李贞德〈汉魏六朝的乳母〉,页450-453.
讨论见李贞德,〈汉魏六朝的乳母〉,页439-481.
李贞德,〈汉唐之间家庭中的健康照顾与性别〉,《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性别史》(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印刷中),「健康照顾符合女性伦理角色」节.本文原题〈汉唐之间的性别与健康照顾〉,於中央研究院主办「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2000年6月29日~7月1日)上宣读.
所抚养照顾的病童,可能是丈夫前妻之子,或伯叔的遗孤.讨论见李贞德,〈汉隋之间的「生子不举」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3 (1995),页747-812.
《新唐书》卷205〈列女李妙法传〉页5826-5827.
李贞德,〈汉唐之间家庭中的健康照顾与性别〉,「疾病照护乃男子孝悌义行」节.
《新唐书》卷98〈王焘传〉页3890.
男性「以护进医」及其与女性照顾者在出路方面的差异,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家庭中的健康照顾与性别〉,「疾病照护乃男子孝悌义行」和「结论:医护活动的性别分析」两节.
《外台秘要》,页22-23「序」.
《隋书》卷34〈经籍志〉页1042.僧深的时代,据《医心方》〈引用书解说〉;并据马继兴,〈『医心方』中的古医学文献初探〉,《日本医史学杂志》31:3(1985),页326 (30) -371(75).
见《旧唐书》卷141〈方伎列传〉,页5101;卷47〈经籍志〉,页2048,2050,以及《新唐书》卷57〈艺文志〉,页1570.
许仁则两《唐书》皆无传,其著作考录,见马继兴,〈『医心方』中的古医学文献初探〉.
唯遍查两《唐书》,不见吴升其人及事迹.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台北:进学书局,1969)第十类「诸家方论」,页659称其曾收录《三家脚气论》并为之序.《宋史》卷207〈艺文志〉,页5310则载「吴升宋处新修钟乳论一卷」,未能确知是何时何地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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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贞德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收入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页415-446
中文摘要
本文以笔者过去的研究为基础,以医方为主要材料,旁及相关文献,从女性人生中的两种重要活动:生育和健康照顾入手,尝试勾勒唐代妇女生活的一个侧面,并介绍现有医疗史上与性别相关的研究成果.关於生育文化的部份,本文说明求子医方的重点从房中术到草药的转变,并指出用药求子和以胎产为主,是隋唐之间妇产科滥觞的基础.伴随此专科出现的,则是性别化的身体观.而医者对於产育活动全面介入,规范生产相关行为,包括确立入月滑胎时间,重整产图,并且批评女性助产者.这些产育论述中所彰显的「女弱」观点,对女性产生保护和管束的双重效果,同时影响到女性在健康照顾方面的处境.在唐代医疗活动规范化的过程中,女性不论在制度上或在文化思维上,都遭到不少挫折.尼师女冠固然不得为人疗疾,医疗教育与考课亦不见进用女医的条例;而医方中不断申论妇人污秽乃合药禁忌,似乎将女性排除在制药之外.虽然女性行医自古而然,但女性作为医疗者的角色,似乎挑战不断,唯独在担任照顾者角色,为家人的健康焚膏继晷之时,才能赢得肯定.
关键词:唐代,性别,医疗
English Abstract
This review article examines two major activities women engaged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childbirth and health care. The discussion is based on medical texts and other contemporary materials as well as my previous research on related issues. The purpose is not only to demonstrate women's lives in Tang China but also to introduce recent works on gender and medicine. On the subject of childbirth, this article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s Chinese reproductive medicine underwent in the 7th and the 8th centuries. Medical doctors intervened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childbirth, from begetting a child to postpartum care and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the ones who applied herbal medicine. They perceived a female body first through reproductive function and then the natural weakness of women. Such gendered view of medical body, which in fact led to the birth of gynecology in the Tang, strived to protect and to discipline women at the same time. Male authors of medical texts gradually agreed on the proper time for taking herbal medicine to ensure a quick and safe delivery. They integrated separate "delivery charts," used to identify squatting positions and proper geomantic directions in delivery as well as proper locations for the burial of placenta, into one chart. Meanwhile, they criticized female attendants for their incompetence and blamed the latter for difficult deliveries. The idea of female weakness may have also affected women's role in health care. In the formation of "orthodox" medical practices in the Tang, women's healing opportunities dwindled when female shamans were executed and religious healers were banned. We find little trace of recruitment and promotion of women healers in official medical educations and examinations. Moreover, medical texts repeatedly warned against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herbal medicine, claiming that their polluting nature would have made medicine inefficacious. Although extant material shows vividly that women practiced medicine since ancient time, their role as healers was hardly recognized. They were praised most often when they sacrificed their health in taking care of sick family members.
Keywords: Tang dynasty, gender, medicine
一,前言:从一则生产故事谈起
唐代中叶医者王焘(约670-755)在他的名著《外台秘要》中引录了一个妇女生产的故事:
《崔氏》:……余因批阅峦公《调气方》中,见峦公北平阳道庆者,其一妹二女,并皆产死,有儿妇临月,情用忧虑,入山寻余,请觅滑胎方.……余辄忆想畜生之类,缘何不闻有产死者,淫女偷生,贱婢独产,亦未闻有产死者,此当由无人逼佐,得尽其分理耳.其产死者,多为富贵家,聚居女妇辈,当由儿始转时觉痛,便相告报,傍人扰扰,令其惊怖.惊怖畜结,生理不和,和气一乱,痛切唯甚.傍人见其痛甚,便谓时至.或有约髻者,或有力腹者,或有冷水潠面者,努力强推,儿便暴出.畜聚之气,一时奔下不止,便致运绝,更非它缘.至,且以此意语庆.庆领受无所闻,然犹苦见邀向家,乃更与相随.停其家十余日,日晡时见报云:「儿妇腹痛,似是产候.」余便教屏除床案,遍一房地,布草三四处,悬绳系木作衡,度高下,令得蹲当腋,得凭当衡,下敷慢毡,恐儿落草误伤之.如此布置讫,令产者入位,语之坐卧任意,为其说方法,各有分理,顺之则全,逆之则死,安心气,勿怖强.此产亦解人语.语讫闭户,户外安床,余共庆坐,不令一人得入.时时隔户问之何似,答言小痛可忍.至一更,令烂煮自死牝鸡,取汁作粳米粥,粥熟,急手搅,使浑浑适寒温,劝令食三升许,至五更将末便自产儿.闻儿啼声,始听人入.产者自若,安稳不异.云:「小小痛来,便放体长吐气,痛即止.」盖任分和气之效也.庆问何故须食鸡肉汁粥 答云:「牝鸡性滑而濡,庶使气滑故耳.」问何不食肉 答云:「气将下,恐肉不卒消为妨.」问何故与粥 答云:「若饥则气上,气下则速产.理不欲令气上故耳.」庆以此为产术之妙,所传之处,无不安也.故知峦公隐思,妙符神理.然则日游反支之类,复何豫哉 但以妇人怯弱,临产惊遽,若不导以诸法,多恐志气不安.所以简诸家方法,备题如左,其间取舍,各任量裁.
庆之所以入山寻医协助儿妇生产,乃因之前已有「一妹二女」共三人产亡,可见分娩危险,九死一生,充满难以预估的变数.在唐人看来,寻求医者的协助,是减少风险,掌控生机的重要方法.而唐代医者所能提供的,小自滑胎药方,大至亲自出诊,对於妇女生育一事,显然已有一套全面性的措施.医者到了产家,指导布置产房.挪出空间之后,「悬绳系木做衡,度高下,令得蹲当腋,得凭当衡」,并没有让产妇躺下待产,加以在地上铺毛皮,避免婴儿「落草误伤」,显示唐人是采用直立式的生产体位. 医者虽然建议产妇「坐卧任意」,却不让旁人进入产房协助.究其原因,是将难产归咎於「聚居女妇辈」,造成扰攘惊怖,因此标榜由产妇一人自然顺生的模式.由医者的评论看来,当时存在的助产知识并不限於调气,「日游反支之类」亦为重要依据.然而,医者认为这类知识聊备一格,纯粹因为「妇人怯弱」,主要作用在於安定心神.显然,在医者的眼中,不论是临月的产妇或助产的女辈,都各有问题,没有医者的帮助还真不行.
然而,男性医者的实际助产经验显然不多,当他最初被徵询产亡等相关问题时,所能想起的,是「畜生」,「淫女偷生」,「贱婢独产」之类的传闻.此外,男性医者在记录和批评女性助产者的过程中,其实也透露了女性乃助产主力的事实以及她们可能采用的方法:「或约髻,或力腹,或以冷水潠面.」虽然医者称赞这名产妇「亦解人语」,不过从她在分娩结束之后,自称放体吐气以消除阵痛的熟练程度看来,她的生产知识可能并不限於医者当场的隔户教导,而是另有来源.
王焘在《外台秘要》中整理收录自先秦至中唐的许多医方.此一故事引自《崔氏》,指的应是唐高宗开耀元年(681)卒於户部尚书任上的崔知悌.《旧唐书》〈经籍志〉载崔知悌曾撰《崔氏纂要方》十卷,又撰《产图》一卷. 王焘将此一故事放在「产乳序论」之中,接著则收录「崔氏年立成图法」,依照产妇年纪说明避忌诸神的方法,应当即是前述崔氏所谓「简诸家方法,备题如左」的内容.崔知悌记录自己成功的助产经验,归因於「峦公调气方」的产术之妙.笔者遍查新旧《唐书》,不见「峦公」此人,唯《旧唐书》〈经籍志〉中载《调气方》一卷,为僧人释鸾所撰,《新唐书》〈艺文志〉则直称《调气方》为僧鸾所撰,当即此处所引.《崔氏纂要方》,崔氏《产图》,和释鸾《调气方》今皆不传,赖王焘的《外台秘要》而残存.一位僧人提供绝妙产术,经一位男性士大夫应用成功,并藉此评论产妇和助产妇.《外台秘要》在生动地引录唐代妇女人生大事的同时,其实也指出了医疗史上的重要性别课题:女性在生育文化和健康照顾活动中的位置与形象.
妇女史的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文章备出,但亦颇有偏重.从主题而论,除近代女权运动因史料丰富而不断引起学者兴趣之外,大部份的著作,集中在婚姻制度,守节再嫁,以及知名女性,如女作家和女主等几个主题.成果虽然丰硕,然对一般妇女日常生活的了解,却仍有待加强.以断代而言,宋元以降的妇女史,由於资料丰富,论者颇众;唐代以前,则较乏人问津. 其实,唐代墓志,笔记,礼书,类书之中,记录妇女之处不少,所论之事亦不乏涉及日常生活者,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而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生活又以「为妇」与「为母」两种角色最受重视. 前者不免照顾老病,后者涉及料理婴孺,关於这方面,医方中的资讯可说最为集中.既言健康照顾,便不限於患病之时.女性负责家人日常的卫生保健,既符合社会伦理,也满足自我期许.而协助其他女性渡过生产危厄,看似理所当然,却遭男性医者的质疑.在医护工作专业化,证照化之前的传统中国社会,女性实际上从事各种医疗照顾活动,却可能在进行制药治病等行为时遭遇挫折或批评,而这似乎和男性官僚与医者企图将医疗活动规范化或体系化的行动相关.
笔者过去探讨汉魏六朝的女性生活,主要措意於女性在生育文化和健康照顾中的处境,偶亦涉及隋唐情形.本文拟以过去的研究为基础,以医方为主要材料,旁及相关文献,从女性人生中的两种重要活动:生育和健康照顾入手,一方面勾勒唐代妇女的生活图像,另方面介绍现有医疗史上与性别相关的研究成果,旨在呈现医疗活动规范化和体系化的过程中,女性所受到的挑战与反应,希望对女性史做一点弥缝补缺的工作.
二, 生育文化
庆因一妹二女「并皆产死」,面对媳妇临盆,难免「情用忧虑」.生产可能危害女性生命,自古以来即为众所周知,汉代名臣霍光的夫人显就曾表示:「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刘宋医家陈延之则形容妇女分娩时,「下地坐草,法如就死也.」 唐初名医孙思邈(581-682)更以此为由,建议凡负责照顾女性的人,都应学习他的著作〈妇人方〉,并「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以防不虞也.」 医者介入生育活动,以现存医方看来,最早而集中的,或许正是胎产的部份.不过,医者对妇女生育的观察和意见与时俱进,到唐初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方》)〈妇人方〉出现时,从求孕安胎到产后调护,都已有了一套对应的措施.孙思邈的〈妇人方〉以「求子」专章为首,续论妊娠安胎,难产救治,和产后调理,在宣告医者全程介入产育活动的同时,也呈现了医方中性别化的身体观.
1. 求子之责由男到女以及〈妇人方〉的出现
孙思邈的名著《千金方》中紧接在卷一〈序例〉之后的便是〈妇人方〉,而〈妇人方〉又以「求子」为首,两者都说明了唐代在妇科发展上的重大变化.首先,医者对於产育活动的介入,有从妊娠,分娩提前到行房,受孕的轨迹,而用药则是医者的重要自我界定.其次,男性求子之论述与药方皆无突破.医方言及无子,虽曰「夫病妇疾」,但论男性病变既不设无子专章,诊治药方也少提生子之效.显然,生育并非医者认识或论述男性身体的重点.反之,产育则逐渐成为医者认识并论述女性身体的基础.
笔者研究汉唐之间的求子医方,发现虽然自古医家便有专为妇人病而开立的药方,但并非以求子为首务. 医方若涉及求子论述,主要多出现在房中书内,以行房宜忌主导求子良窳.房中书预设的读者既以男性为主,求子之责似当由丈夫肩挑. 房中在古代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列於方术之属.《汉书》〈艺文志〉将房中与医经,经方和神仙皆置於「方技类」中.《隋书》〈经籍志〉则将房中与医经,经方,养生并列於「医方类」中.《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则皆将医经列入「明堂经脉类」,将房中,经方,养生等列入「医术类」中. 因此,放在「医方」这个分类的脉络来看,便会发现求子之责由男性(房中书的读者和房中术的施术者)逐渐转向女性(经方所列各种汤药的服用者).
依照现存医方看来,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才首次在〈妇人杂病诸候〉中列「无子候」.巢元方并且主张妇人无子,或因坟墓不祀,或因夫妇年命相克,或因夫病妇疾,称前二者「非药能益」,将医者的求子功能界定在用药方面. 《千金方》因袭并发挥《诸病源候论》的说法,认为求子有成的先决条件在於夫妇本命没有问题,然后针对夫妻的「五劳七伤」按方服药,才能「无不有子也」. 虽说「夫病妇疾」,然而不论巢元方或孙思邈都未针对男性无子进行更深一层的讨论,也未提供新的药方.即使治疗男性「精自泄出」,「房室不举」的药方颇有增加,所标榜的也仍是补肾固精,养生延年,完全不讨论生育之效.相形之下,女性无子论述日趋繁复而求子药方则与日俱增.孙思邈〈妇人方〉「求子第一」中罗列大量求子汤药,或矫治器官缺陷,或因应特殊情境,或针对劳损受风诸疾,提供女性服用. 一旦受孕,则又以感应方术企图转女为男,以滋补药方安胎,养胎. 换言之,以往由男性藉著房中术所担负的求子,乃至求健康贤良之子的责任,到了唐代医方之中,都已转由女性透过服药来承担了.
医者以生育作为认识并论述女性身体的基础,在孙思邈的〈妇人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孙思邈畅谈妇人别立一方的缘由,虽然发自生育,却不限於生育.他从妇人的胎产功能,生理结构,和性格特质等三方面,一步步地推演妇人独立成方的性别理论基础.
《千金方》〈妇人方上 求子第一〉:论曰:夫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经言:妇人者,众阴所集,常与湿居,十四以上,阴气浮溢,百想经心,内伤五藏,外损姿颜.月水去留,前后交互,瘀血停凝,中道断绝,其中伤堕,不可具论.生熟二藏,虚实交错,恶血内漏,气脉损竭.或饮食无度,损伤非一,或疮痍未愈,便合阴阳,或便利於悬厕之上,风从下入,便成十二痼疾,所以妇人别立方也.若是四时节气为病,虚实冷热为患者,故与丈夫同也.惟怀胎妊而挟病者,避其毒药耳.其杂病与丈夫同,则散在诸卷中,可得而知也.然而女人嗜欲多於丈夫,感病倍於男子,加以慈恋爱憎,嫉妒忧恚,染著坚牢,情不自抑,所以为病根深,疗之难差.故养生之家,特须教子女学习此三卷妇人方,令其精晓,即於仓促之秋,何忧畏也.夫四德者,女子立身之枢机,产育者,妇人性命之长务,若不通明於此,则何以免於夭枉者哉!故傅母之徒,亦不可不学,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以防不虞也.
孙思邈正视胎产崩伤,并以之切入讨论妇人诸病,一方面呼应六朝以来医家建议晚嫁少产的言论,另方面亦佐证产家为儿妇临盆而入山求医的心情. 然而孙思邈的论述并不限於早经产育或坐草危厄的问题,而是进一步主张妇女病的特色,即来自於象徵胎产能力的月水,以及月水所代表的女性生理结构.不论是月事令妇女集合阴湿等致病之原於一身,或是生理结构影响如厕习惯而导致妇女易受风疾,都显示是自然的生理构造,而非早婚早育等社会行为,造成妇人病特别复杂的现象.然而生理特色并非生病难治的唯一原因.孙思邈更进一步指出,妇女的心理特质,如嗜欲多,慈恋爱憎,嫉妒忧愦,情不自抑等,都使妇女病更加棘手.心理情绪影响生理健康的观念,一直存在於养生传统中. 但这类心身症的观察,大多附有特定时空的情境说明,不必被视为女性的特殊倾向.相形之下,《千金方》并不讨论女性心身症的原因是否来自特定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处境,却以陈述事实的语气,提出女性心理特质的普遍性,并主张有损於妇女的生理健康.此种论述方式,似乎暗示妇科别立一方的缘由,不仅因胎产所造成的崩伤,也在於女性的本质与男子不同.
传统中国医学观念是否视男女为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体,学者看法不一.美国学者Charlotte Furth研究传统中国妇科医学,先勾勒《内经》中的身体观,认为中国医者一向采取「一性模式」,以气统御,她称之为「黄帝的身体」.直到宋代(尤其南宋陈自明)将阳精阴血分而论之,性别区分渐趋明显,而妇科医学於焉确立. 固然,古典医经在描述人体结构时,并非如现代生物学般,从解剖的角度强调男女之别;汉代以来的医方对妇女辨证下药时,也与孙思邈类似,认为「若是四时节气为病,虚实冷热为患者,故与丈夫同也」.然而,若细究孙思邈从胎产功能,生理结构,和性格特质一层深似一层地铺陈女性「生育天职」和「性情脆弱」的说法,则显然妇人别立一方的论述和性别化的身体观息息相关,并且此种发展在唐初时已见滥觞.
性别化的身体观基於「女弱」的论点将经历产育的女性置於医方的保护之下.为了确保产妇的安全,隋唐时期的医者针对临月坐草的规范进行统整,因而对於参与生产过程的女性,包括产妇和助产者,也形成一种管束.换句话说,隋唐的男性医者在整理论述医疗知识的同时,对女性的身体和行为产生了保护与管束此一体两面的效应.王焘所引录的生产故事及其中对助产者的批评,可以放在此一脉络来理解.
2. 生产行为规范化及其中的女性经验
庆入山寻医,原是为求滑胎方.服汤药促进顺产的观念,自先秦以来的医方中便存在.所服草药包括当归,葵子,贝母等. 其中有些明言当於妊娠末期服用,有些则医方说法不一,例如《小品方》以甘草,黄芩,大豆黄卷,粳米,麻子人,乾姜,桂心和吴茱萸合制而成「甘草散」,建议应在「未生一月日前预服,过三十日,行步动作如故,儿生堕地,皆不自觉.」 《千金方》则以车前子,阿胶,潜石合制滑胎药,孙思邈称:「至生月乃服,药利九窍,不可先服.」 例如「丹参膏」,北齐徐之才《逐月养胎方》称十月才可服,隋代德贞常《产经》则称:「任身垂七月,常可服丹参膏,坐卧之间,不觉忽生也.」 北宋《太平圣惠方》的助产药方中,则称「丹参膏」应於生产前预服,以利滑胎.到了南宋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才确认十月始服「丹参膏」的看法. 综观自先秦以迄唐宋的妇科医方,隋唐五代对於生产的各种安排似乎出现一个统整划一的过程.现存最早的产科专著《经效产宝》,也是唐人所撰.唐代节度随军昝殷的《经效产宝》分上中下三卷,整理收录各种药方,从安胎,食忌,妊娠病变,到难产处理,乃至产后排泄,哺乳等相关问题,一应俱全. 入月服滑胎药只是其中一项.
进入妊娠的第十个月,唐宋以后的医书通称之为「入月」,并对产妇特别调理. 《外台秘要》称:「应须帐幕,皮,醋,藏衣等物之类,并早经营,入月即须使足.若不豫备,临急用逮,事必致阙.」 北宋《太平圣惠方》称分娩预备药物应於「入月一日皆需收足」,并且「产妇入月切不得饮酒」,「入月门前不得停留形迹客宿」等. 南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亦有「入月预备药物」条. 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收集各种胎产医书,亦特别说明「入月」应准备临盆及产后所需用的各种汤药,选择产婆,整理产房,贴产图,了解埋胞方位,让产妇日进保生圆一服,并且有不能洗头等种种规定. 唐代以前的助产方药中亦有「入月」一词,其中除服药滑胎之外,设帐安庐和坐产埋胞的方位也出现体系化和规范化的现象.
由於产孕不吉的观念,产妇生产的地点选择不易.寄产安庐,便是以隔离为前提,为产妇寻找一个适合分娩的场所.唐代以前,分娩或在户内,或在户外,大多有帐以避风邪.生产依产图行事,包括设帐,安庐,向坐,埋胞. 从马王堆《胎产书》中残存的埋胞方位图乃独立存在看来,生产的各个步骤可能各有图谱,或有些步骤不以图谱规范. 然而隋唐之际,产图似经历一重整的过程,由分门别类逐渐统合为一图. 根据隋代德贞常的观察,过去各种生产手册大多文字繁复,难以理解,造成实用上的困难,因此他采择易懂好用的向坐方位手册,合成「十二月图」.《产经》表示:「一切所用,晓然易解,凡在产者,宜皆依此,且余神图,无复所用.」 显然做了一次系统性的整合.
《产经》现已亡佚,残本收於十世纪日本平安朝御医丹波康赖的《医心方》中,而《医心方》并未收录月图本身. 根据《医心方》对「十二月图」的解说,主要是以临产月份,方位,和待产姿势三者的搭配,避诸神所在,寻找吉地分娩.究竟「十二月图」是否和马王堆《胎产书》所收「禹藏埋胞图」相似,为类别独立的一份产图,目前不得而知. 不过,若将《产经》的解说与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北宋《太平圣惠方》,和南宋《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收录的产图比较,则可发现《产经》与唐宋三图所选择的各月吉向大致相同,基本上是属於同一个系统:《产经》中产妇蹲坐之地,即《外台秘要》所言「安产妇帐」的吉地,在宋代二图中则称为「安产」吉地.比较特别的是,唐宋三组十二月图将设帐,安产和埋胞统合於一份图中(见附图一,二).《太平圣惠方》称:「安置产妇及藏衣,并於堂内布方位,取吉地.若藏衣,诸藏污,即於宅内分位.」 《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则明言:「凡安产藏衣方位,并於卧合内分布」. 显示最晚到了唐代,已有包括分娩诸事的统一产图,而最迟到宋代,产图已贴於产房内,安产,埋胞等事皆依图在家宅之内进行.
男性医者藉由著书立说提供各种滑胎药方和安产月图,然而实际助产者仍以女性为主.前述王焘引录崔知悌的助产故事,在批评女性助产者扰攘导致难产的同时,也暴露了男性医者缺乏实务经验.古代大多以触忌犯神解释难产,此所以需要依产图行事.孙思邈称:「凡生产不依产图,脱有犯触,於后母子皆死」,并且预言,即使不死,也会双双生病,诸事不顺. 但同时,他又主张:「凡产妇第一不得匆匆忙怕,旁人极须稳审,皆不得预缓预急及忧悒,忧悒则难产.」 将产妇的心情变化及其影响产程顺逆归之於助产得失.他又说:「凡欲产时,特忌多人瞻视,惟得二三人在旁待总,产讫乃可告语诸人也.若人众看之,无不难产耳.」 虽未如崔知悌批评女性助产,但亦以人多容易嘴杂为忌,而崔知悌则更进一步将难产的解释「理性化」,并且此「理性化」的过程,是透过批评女性助产者的能力和指出「女弱」的特色来进行的.他在记录了孕妇独产的故事之后,加了一段评语,认为倘若懂得调气助产,「则月游反支之类,复何豫哉 」在他看来,之所以需要依照产图避忌反支月游诸神,「但以妇人怯弱,临产惊遽,若不导以诸法,多恐志气不安」,因此,他简介诸家方法,聊备一格,请读者「其间取舍,各任量裁」. 从唐代医者将生产过程规范化的脉络来看,这一段对助产者的批评,或许可以说是在传统触忌犯神的解释之外,为难产力求新解,并藉此提供医家介入生育活动的又一正当理由.
其实,女性助产,自古而然. 隋代巢元方称这类女性为「看产人」,她们在产妇临盆,「儿痛欲出」的时候,从后面「扶抱助腰」,支撑产妇,方便她用力. 因此「抱腰」代表即将施力产儿,与蹲坐的直立式生产体位相辅相成.「扶抱助腰」的直立式生产体位,有图为证.五代到宋代的大足石刻〈说父母恩重经〉中,「临产」一景的刻像,产妇便是站著,一人从后抱持相助,另一人则挽袖待接新生婴儿,呈现「抱腰」与直立式生产一体两面的情况.栩栩如生的刻画,令人宛如置身分娩现场.而其中不论抱腰之人或待接之人,皆为女性,显见其为助产主力的事实(见图三).
从前引崔知悌的助产故事看来,产妇在「日晡」时开始腹痛,五更末产儿,从黄昏约下午五点到第二天清晨三点到五点之间,经过十到十二个小时,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正常分娩. 倘若历时太久,看产人便可能以各种方式介入.崔知悌说「或有约髻者,或有力腹者,或有以冷水潠面者」,若参照医方中所收录的难产救治诸法看来,看产人除热敷按摩产妇的腹部,腿部之外,也会以喷嚏,呕吐等方式刺激产妇腹部肌肉收缩,以利顺产.如《千金方》中「以牛屎涂母腹」,「熬盐熨之」,或「酢二升拗口开灌之即生」等. 假使出现横生倒产的情况,则大多将胎儿先出的手足塞回,按摩产妇腹部,以令回顺. 少数则再加上本草药方,如《千金方》中的「千金丸」或许仁则《子母秘录》中的「苏膏」等. 一旦胎儿娩出,看产人便「依法截脐,而以物系其带一头」,等待胞衣自然排出. 同时为新生儿拭口,洗浴,裹衣,医护工作不一而足.
综上所述,可从女性做为生育者,和做为医护者两方面言.医者对於女性做为生育者的保护与管束,在隋唐之际显然出现重要发展.医者以用药自任,针对女性身体进行调理养护工程,将求子的重责由男性施行房中术转为女性服用汤药.医方或继承前代知识,或采辑新说,针对整个孕期中的转胎,安胎,养胎以及胎教,提供意见.十二月图的重整,由分门别类统合为方便利用的一图,服药滑胎,设帐安庐等的时间亦逐渐一致化,此种钜细靡遗的因应之道,显然是对女性做为生育者的一种保护.然而,孙思邈的〈妇人方〉在疾呼「产育者,妇人性命之长务」的同时,也从女性身心特质的角度论述,一层深似一层地将「母职天生」和「女性弱者」的说法发挥得淋漓尽至.
医者的「女弱」观点,并不限於她做为生育者,从崔知悌的批评来看,女性在从事医疗活动时,也可能被视为能力不足.事实上,医方中还有一个悠久的传统:视女性为秽污故而不宜参与制药.凡此种种,都为实际从事健康照顾的女性带来变数.
三,女性的医疗照顾形象
学者或主张以医者族群归属来看,传统中国医学可以划分为上古巫医,中古道医,近世儒医等三个阶段.然而一般研究则仍以习谙医方,按脉诊疾,用药治病为医者的主要形象. 以此界定医疗活动,因此截至目前与女性医疗形象相关的论文绝大多数以明清时代用药治病的女性医者为其焦点. 其实,唐代以前,女性提供健康照顾,既不限於用药,亦未必具有医者之名.她们或以巫祝符咒祷解,或靠物理治疗,或赖本草药方,除治疗产育相关病变之外,亦为人解除疮伤,消渴和中毒之苦. 然而,女性在唐代医疗活动规范化的过程中,不论在制度上或在文化思维上,似乎都遭受到不少挫折.唯独在担任照顾者的角色时,获得认同与肯定.
1. 女性行医及其制度性挫折
唐代以前女性的医疗技术来源,女巫或赖神启,看产倚靠经验,用药知识之传承虽较隐晦不显,但生活历练与家学背景应为重要管道. 然此三方面,或遭医者批判,或经体制打压,在唐代医疗活动规范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危机四伏的现象.医巫相争而互批,自先秦以来即然. 六朝佛道勃兴,医者又面临新的对手.各种治疗者之间,在医疗技术与对象等各方面,或互相缘引学效,又极力彼此区隔. 巫觋疗疾虽历久不衰,道医治病亦颇采巫术,然而医者自扁鹊至孙思邈皆曰「信巫不信医则病难治」, 显示巫觋游走於在民间社会与医疗论述之间.僧尼道冠虽未必以「医者」自我认定,却或施符咒,或用针药,为人治病之事例不一而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曾有令曰:「道士,女冠,僧尼等,不得为人疗疾及卜相.」 可见在此之前,女冠尼师亦可以为人治病.此令的最终目的虽在於将宗教人士排除於正统医疗工作的界定之外,但女性行医会连带受到影响则可想而知.
巫祝尼冠之外,女性亦有以医者之名从事治疗的记录,她们或称「女医」,专治产育病变者也可能称为「乳医」,倘若在宫中服务则可能称为「女侍医」. 她们有些仗口碑活跃於民间,有些则以医技邀宠於皇室.然而她们的进用管道并不清楚,而医疗训练的方式亦似乎自成一格.唐代医者训练与考核之令称:「女医不读方经,唯习手治,故博士於其所习,案方经以口授也.」 显示女医以下手操作为主,缺乏医经学理,而其医疗知识则来自博士的口传.所谓手治,
所指为何 博士是在何种脉络下传习 所授方经又包括哪些
按《旧唐书》的记载,唐代最高医疗教育与考课机构应为太医署,主管官员为太医令,其下除以丞为其副手之外,又设医师,针师,按摩师和禁咒师四属.医师以下百数十人,由「诸药医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针师以下数十人由「针博士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沈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按摩师以下数十人由「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禁咒师以下则由「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除邪魅之为厉者」.「诸药医博士」所掌握的「医术」,指的是「习《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 看来所谓博士所授「方经」,至少应包括《本草经》和《甲乙脉经》,并且为医师属下医工,医生,典药诸人所必读.
此外,根据开元七年(719)医疾令称:「诸医针生,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而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验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递相诊候,使知四时浮沈涩滑之状;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 又说:「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业成者,试《素问》四条,《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各二条.」 可见,读方经者不只医学生,也包括针学生,并且所习方经,除《本草》外,尚涵盖《素问》等其他医经.换言之,亦即前引新旧《唐书》中纳入「明堂经脉类」的书籍.
医针生熟读医经,学习治疗,然后考试登用.检测标准,按太医署的规定:「凡医师,医工,医正疗人疾病,以其全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 而开元七年的医疾令中则称:「诸医针生,博士月一试,太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若业术过於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其在学九年无成者,退从本色.」 显然医针生透过医学教育制度,得以获得医经学理并实习治疗技术,之后经由考试制度,又得以任官仕宦.令人好奇的是,这种机会是否仅限於男性 女医既不读方经,医疗知识来自口传,缺乏学理基础,又无缘参加科考,何来任用管道 遍寻史料,唯一能透露蛛私马迹的,似为汉晋以来的女官编制.北周宫中已有「六尚」,其中「尚药局」显示女官有专司药者. 隋文帝称「采汉晋旧仪」而置六尚,其中尚食局便包括「司医三人,掌方药卜筮」. 隋炀帝增置女官,「准尚书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尚食局下亦设「司药,掌医巫药.」 到了唐代,后宫女官掌药人员更多,尚食局下包括「司药二人,典药二人,掌药二人,女史四人」.
由此观之,女性担任后宫医疗照顾,应当无庸置疑.唯从现存的中国史料中,无法得知这些女性医疗照顾者的人选来源与训练检定,难以和医针生的考核进用相比较.倒是日本平安朝的政书《政事要略》集录同时代日本的医疾令,在大量采用唐代医疗教育和考课制度的文献中,透露了以下的规定:
女医取官户婢,年十五以上,廿五以上,性识慧了者卅人,别所安置.(谓: 内药司侧造别院安置也.)教以安胎产难,及创肿伤折,针灸之法,皆案文 口授.(谓:女医不读方经,唯习手治,故博士於其所习,案方经以口授也. 案唐令:博士教之.今於此令,虽文不言,而博士教授,但按摩针灸等.其 业各异,须当色博士各教授,即试升令当色试.)每月医博士试,年终内药 司试,限七年成.
据此推敲,倘若唐代宫廷女医制度与日本所存相类,则女医一如乳母,选取自官奴婢,唯年纪较轻. 所习医学技术,除与胎产相关者之外,也包括创肿伤折等外伤的治疗.若依《政事要略》记载:「博士教授,但按摩针灸等」,则女医所习「手治」亦仅限於此两项,并不包括唐令中医针生所学的《本草》 然而,唐代女官司药,典药和掌药员额多达六人,若称女医不具备合药知识似乎说不过去.
从秦代「女子为医」,汉代女医合药救疾,魏晋乃至隋唐看产人持捉力腹等各种资料看来,两《唐书》和《政事要略》所提示的「手治」技术,不论是按摩针灸或配药,可能原本即在民间女性医疗者之间流传.她们之中是否有人阅读医经方书,难以确知,不过,她们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应当足以和男性医者分庭抗礼.然而,男性医者对她们的评价却毁誉不一.王焘引录崔知悌批评女性看产人的言论已如前述;明清时代著名的妇科家族四明宋氏,其南宋时代的传人宋钦在追述家业创始时,称其二十七世祖唐代宋广平通晓医药,唯其妻余氏「窃其方」,用以医疗村妇邻女,乃至宋氏自此以妇科医学传家.一方面将女性置於创立医药世家的始祖地位,另方面则暗示女性本非传人,其知识乃窃取而来. 再从《政事要略》引文推敲,宫中之所以须要女医,主要在於照顾胎产嫔妃,其次又有两性区隔的考量.若与男性医针生的待遇相比较,则女医不论是出身,训练项目,或学理层次,似乎都遭受一定的限制. 余氏的传说,民间女医的记录,以及后宫司药女官的制度,都显示女性识药并用以治病.然而,综览唐代文献却不难发现,医疗并非女性最受称誉的行为,也没有因之成为名医的记录.究其原因,除前述永徽,开元令之类的制度性限制外,男性医者在医方中的批评,以及这类批评所从出的文化思维恐怕亦难辞其咎.
2. 妇人秽污乃合药禁忌
孙思邈在《千金方》〈妇人方〉中称:「婚姻养育,人伦之本」,为了避免「临事之日,昏尔若愚」,故「今具述求子之法,以贻后嗣,同志之士,或可览焉.」他所谓的「同志之士」,除了「养生之家,特须教子女学习此三卷妇人方」外,更包括照顾女性的「傅母之徒」,孙思邈建议她们「不可不学,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颇有推广妇科医方的意味. 然而,就在提供求子药方的同时,他也告诫读者:「欲合药,当先斋戒一宿,勿令小儿,女人,奴婢等见之」, 一方面指示读者慎秘其方,不可妄传,流露了方术的禁秘传统,另方面也为女性参与医疗活动设下了限制.
其实,合药忌见妇人的思想并不始自孙思邈,而孙思邈主张的忌见药方也不限於求子.综观汉唐之间的药方,现存最早忌见妇人者,似为东晋葛洪《肘后方》所录治疟方. 而六朝隋唐以降,医方中忌见的项目不一而足,忌见的人事也颇有与时遽增的趋势. 从忌见女性的时机论,主要是在合药,包括治疗相思,鬼交,疟病,黄疸,痈疮,诸毒,带下及产后伤寒等疾病,以及养生补强之各种膏丸散:
凡合肾气薯蓣及诸大补,五石,大麝香丸,金牙散,大酒煎膏等.合时,煎时,并勿令妇人,小儿,产母,丧孝,痼疾,六根不具足人,及鸡犬,六畜等见之.大忌,切宜慎之.其续命汤,麻黄等小汤,不在禁忌之限.
虽然孙思邈称「续命汤,麻黄等小汤」不在禁见之列,但女性合药受到限制则无庸置疑.若再通观诸方,可知有时连用药亦忌见女子,或自制作至服用皆须回避女性.例如,北宋《太平圣惠方》中载马齿苋有揩齿令髭发黑之效,称:
墙上生者,阴乾了一斤,及盛时,采时,不得令鸡犬,孝子,女人,师僧等 见,合药时亦复避之.
忌见的时机从「合时」,「煎时」提早到「盛时」,「采时」.而北宋末《圣济总录》以五行神验丸氦疟则称:「净手后再安耳中,不得女子捻触,女子患,男子为安.」 《是斋医方》则称:「妇人有患,男子相与安之.」 避忌之极,连患妇自己拿药都不妥了.
又,从忌见的对象论,最初妇人多与鸡犬,小儿并列,之后则包括奴婢,青衣人等社会低下阶层,以及病者,病家和孝子. 迨至孙思邈,则有集大全之势,前引《千金方》〈序例〉配制大补膏丸散的通则,忌见对象便囊括了痼疾,丧孝,新产,犬鼠,六畜,六根不具足乃至多口饶舌之人. 而由前引药方可知,到了宋代「师僧」亦在忌见之列,而合药治疟则视猫儿为禁忌之属.唯所有此类忌见,大多仍包括自古即然的妇人和鸡犬.
合药禁忌,主要担心不验,不验理由在於秽污. 产妇秽污,可说是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观念. 然而合药禁忌并不限於产母,而是将妇人与奴婢,守丧,痼疾,残障之人,乃至鸡犬六畜等并列.综观医方所载忌见女性的称谓,包括妇人,妇女,女人,女子.前引《千金方》和大补膏丸散将妇人与产母并列,即为一例.《千金方》又有合乌麻膏,则直称「惟男子合之」. 《文仲方》疗伏连,忌见对象中则先列妇人,又录女子,更可见凡女性皆不宜的态度.
女性为何秽污 二十世纪初的学者江绍原曾指出传统社会对「天癸」的忌讳; 月水腥秽不洁,明代医家李时珍亦尝言之. 宋代陈自明《外科精要》确曾将「经妇」和产妇,孝子,僧道并列,禁止彼等进入病者之房. 中古所译佛教戒律有不少提醒行经比丘尼应避免污染场所的警语,〈明尼戒法〉中甚至指斥不先告知自己「有月水不净」,而坐污他人床褥的比丘尼,「如似淫女贼女有何等异!」. 而道书《元始天尊济度血湖真经》,描绘血湖地狱情景,称女性:「生产有诸厄难,或月水流行,洗浣污衣,或育男女,血污地神,污水倾注溪河池井,世人不知不觉,汲水饮食,供献神明,冒触三光」,凡此种种,皆使「女人造种种罪业,身堕血湖受苦,沉沦动经亿劫,永无出期.」 然而,综观六朝隋唐医方,倒未见专论月水不洁者.隋代巢元方确实曾警告经期行房对健康不利. 而唐代房中书《玉房秘诀》亦称行房求子,以「妇人月事断绝,洁净三五日而交,有子,则男聪明才智」. 但医方一般而言,似皆如孙思邈〈妇人方〉中的态度,将月水视为女性阴湿的致病之源,也是女弱的证据,需要特别措意调理,却并未申论月水秽污之状.
唐代医方并未明言合药忌见妇女人乃因其行经或新产.反过来说,从医方行文立论的模式可知,妇人遭忌也不限於以上两种状态,而是一种全称式的命题.参考《济度血湖真经》对妇女下血湖地狱的解释,除表达对女性身体排出物的厌恶之外,亦显示女性因生理特质(月水和生产恶露)与社会角色(洗浣污衣等家务劳动),以致背负罪责,一生皆在秽污之属,无所逃於天地之间. 放在这个脉络中来看,医方中「合药忌见妇人」的规范,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针对女性的特定情境(如行经或新产)来禁止她参加某种特定药方的制作过程(如大补膏丸散等),然而其思维模式却不免视女性为一种具有缺陷的存在,有如布景一般竖立在医方言论的背后.
3. 女为弱者,奉献则强:健康照顾男女有别
孙思邈论述女性身体,从胎产崩伤,生理结构,和心理特质阐明「女弱」的情况.崔知悌纪录助产经验,一则表示产图聊备一格,乃因「妇人怯弱」,再则藉由标榜孕妇独产,批评助产女辈不堪为用.在男性医者看来,「女弱」的面向多端,从身心状况到工作能力,不一而足.然而,妇人秽污乃合药禁忌,却正因其具有破坏力,必须加以限制.两相参照,则似乎医方一方面视女弱为既存事实,另方面又视之为必须维持的一种状态.这种思维模式,从相法方书中也可略窥一二.
隋代德贞常的《产经》中有「相男子形色吉凶法」,其中所涉及的只包括身材体格,面貌声音,举措应对,大多在一般「望闻」即可明了的范围内,不需脱衣,不涉及阴私,亦与产育无关.但《产经》的「相女子形色吉凶法」,则不但主张「黄发黑齿,息气臭,曲行邪坐,目大雄声」的女子不可娶之为妻,亦宣称「厚皮,骨强,色赤如绛,煞夫,勿娶」,「身体恒冷,瘦多病者,无肥完,无润色,臂胫多毛,槌项结喉,鼻高,骨节高颗,心意不和悦,如此之相皆恶相也,慎勿娶」,因为她们「必欺虚气夫,妨煞夫,贫穷多忧之相也」.至於其他不可娶的女人尚包括:「虎颜蛇眼,目多白少黑,媱邪欺夫.黑子在阴上多媱,及口上爱他人夫,勿娶.大肱而阴水,甲夹而乳小,手足恶,必贫贱夫,勿娶.」「蛇行雀走,财物无储,勿娶.小舌烦头鹅行,欺夫,口际有寒毛似须.」 其中对女性的身体描绘详尽,说明体温,胖瘦,骨骼状况,观察细密,并多涉及阴私,包括对肱,胫,阴,乳,毛的大小与质地的要求.除与产育相关之外,亦严防其贫穷,欺夫,煞夫.
有趣的是,笔者研究汉魏六朝的乳母甄选时,发现方书之中相妻子虽与相男子的态度大异,却与择乳母的条件相同.《产经》称乳母血气,情志影响乳汁,因此亦从面貌和体态条列「淫邪」,「多病」,「心不和悦」乃至「胜男」等不宜之相.六朝娶妻多来自类似阶层,而乳母则为雇买之婢仆,两者在选择之时条件竟如此相似,不免令人惊叹.尤其「胜男」内容与「煞夫」类似,更可知此非妻子或乳母的特殊条件,而是凡女人皆不宜也.由此看来,就男子观看选择女子的角度言,性别差异似乎贯穿阶级. 而性别差异的判准,则在於男强女弱.
尽管如此,女性并非毫无抒情伸志的机会,只是她们获得褒扬的场合,多半在以女弱之躯牺牲奉献,为他人福祉刚强壮胆,而担任健康照顾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管道.前引《产经》相法,以「胜男」为乳母之忌,而汉魏以来史籍典制对於逾越阶级和性别界线的乳母亦大加挞伐.不过,也有不少评价好的乳母被形容为对乳子和主人之家尽忠保护,初则以女性的生理特质--乳汁,继之以温婉周到的照顾工作,因兼具忠仆和慈母的角色而赢得赞赏.
事实上,传统家庭的性别分工,女性实为健康照顾的主力.既言健康照顾,便不始於患病.不论是母亲长养幼儿,妻子事奉丈夫,或媳妇孝敬翁姑,既以饮食起居为主,日常生活的卫生保健,坐卧心情,病变调理便皆在念中.笔者比较汉唐之间男女照顾家庭成员的时机,方式,对象,资源,困境,乃至出路,发现女性全方位负担家人的健康,因此经常出现捉襟见肘而分身乏术的现象. 她们或为照顾家族内其他病童而必须放弃自己的骨肉, 或为赶奔本家父丧母疾而「割一乳以留子」, 显示生母与继母,妻子与媳妇,乃至孝女与慈母等多重照顾者角色所造成的撕裂和冲击,然而却也因这类困境中的义行而受到认可与赞扬.
相形之下,男性的健康照顾角色则多始於亲人患病之时,其中又以「孝子事母」为典型故事,可说是孝友传的最大宗.然而,衡诸礼经史传,可知孝子事亲多有媳妇协助操劳,男性本身的照顾活动并不明显,乃至到唐代所撰正史,大多以「衣不解带,亲尝汤药」之类的套语一笔带过. 《新唐书》王焘本传便谓:「母有疾,弥年不废带,视絮汤剂.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号《外台秘要》,讨绎精明,世宝焉.」 不过,如王焘一般因孝事亲疾而「以护进医」的例子,却不见於女性照顾者的故事中.
四,结语
隋唐以降,生产行为历经一统整规范的过程,但此统整与规范的现象却并非仅仅针对女性,也不限於妇科.王焘在《外台秘要》中整理自先秦至中唐的各种医疗知识,按照他自己在序中的说法:
余幼多疾病,长好医术.遭逢有道,遂蹑亨衢,七登南宫,两拜东掖,便繁台阁,二十余载,又知弘文馆图籍方书等,繇是睹奥升堂,皆探其秘要.以婚姻之故,贬守房陵,量移大宁郡,提携江上,冒犯蒸暑,自南徂北,既僻且陋,染瘴婴疴,十有六七,死生契阔,不可问天,赖有经方,仅得存者.神功妙用,故难称述,遂发愤刊削,庶几一隅.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撰者向数千百卷,皆研其总领,核其指归.近代释僧深,崔尚书,孙处士,张文仲,孟同州,许仁则,吴升等十数家,皆有编录,并行於代,美则美矣,而未尽善.何者 各擅风流,递相矛盾,或篇目重杂,或商较繁芜.今并味精英,钤其要妙,俾夜作昼,经之营之……客有见余此方曰:「嘻!博哉!学乃至此邪 」余答之曰:「吾所好者寿也,岂进於学哉!……夫为人臣,为人子,自家刑国,由近兼远,何谈之容易哉……窃为吾子羞之.」客曰:「唯唯,呜呼!齐梁之间,不明医术者,不得为孝子.曾闵之行,宜其用心.若不能精究病源,深探方论,虽百医守疾,众药聚门,适足多疑而不能一愈之也.」……其方凡四十卷,名曰《外台秘要方》……是岁天宝十一载.
由此看来,王焘习医,是因自幼体弱多病.他有机会大量阅读古今医方,是因长期主掌弘文馆图籍之便.他在目睹神妙医方救人性命之后,发愤将它们刊刻流布.然而,当代并非没有专家编录医方传世.王焘序中所举如释僧深乃南朝宋齐间之人,《隋书》〈经籍志〉载「释僧深药方三十卷」. 崔尚书即前引崔知悌,著有《崔氏纂要方》和《产图》.孙处士即孙思邈(581-682),历经北周,隋,唐三代,著作除《备急千金要方》外,又有《千金翼方》.张文仲乃武则天时御医,著有《随身备急方》三卷,或称《文仲方》.孟同州即孟诜,开元(713-741)初以九十三岁高龄去世,《旧唐书》〈经籍志〉载其著有《补养方》三卷和《孟氏必效方》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则称其著有《食疗本草》三卷. 许仁则亦唐代名医,或谓其曾撰《子母秘录》. 至於吴升,王焘曾引录其药方十余条,或亦当代名医. 以上所有著作,除孙思邈两书之外,今皆不传,仅部分存於《医心方》和《外台秘要》之中.然据王焘自序可知,在当时则皆有单本流通,王焘之所以另起炉灶,乃因各家之间意见不一,而他整理增删,求其全备及神效,目的则在长寿.不幸的是,《外台秘要》在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完成,王焘则在数年后谢世.
本文从王焘引录的助产故事谈到其自序中「不明医术,不得为孝子」的说法,全文铺陈以分析生育文化始,而以解读女性的医疗照顾形象终.综合以上的讨论可知,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实际上从事著各种医疗照顾工作,然而女性行医在制度上遭遇挫折,女性合药在文化上受到禁忌,史传医方既不以治疗疾病为女性的职分,男性医者对於助产主力的妇女亦抱持质疑的态度.在唐代医疗知识体系化,医疗活动制度化的过程中,女性逐渐以「女弱」的形象被排挤到正统医疗者的边缘,唯有牺牲奉献照顾家人健康,则符合其性别伦理角色而受到褒扬.然而与此同时,「女弱」论述却也成为男性医者保护产妇,规范生育行为,乃至别立妇人专科的理论基础.医疗之於女性,保护与管束遂并行发展,虽然,此种医疗体系化和制度化的现象并非仅仅针对女性而来.
2001年4月25日初稿
2001年8月20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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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唐代「崔氏产图」部分,引自《外台秘要》
图二:宋代产图,引自《卫生家宝产科备要》
图三:大足石刻「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中「临产」(齐东方教授提供)
(唐)王焘,《外台秘要》(台北: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1964)卷33,页924.
关於直立式生产体位的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3 (1996),页533-654,其中页546-550「下地坐草」节.
(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47〈经籍志〉,页2042,2050.然而,(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59〈艺文志〉,页1571则称《崔氏纂要方》的作者为崔行功,《新唐书》卷201〈崔行功传〉载其高宗时曾为吏部郎中.未知何者正确.然以王焘《外台秘要》自序(见本文结论节)称所录为「崔尚书」之医书,可知至少在当时刊布流行者应当为崔知悌的著作.
李贞德,〈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篱—台湾地区「中国妇女史研究」(1945-1995)〉,《新史学》(台北:新史学杂志社)7:2 (1996),页139-179.
利用唐代墓志进行妇女史的研究,北京大学「盛唐工程」的规模可观,成绩可期.在台湾方面,目前也已有一些文章出版,例如陈弱水,〈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页167-248;卢建荣,〈从在室女墓志看唐宋性别意识的演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5(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1997),页15-42.卢建荣并且为文介绍,提倡以墓志史料研究日常生活史,见氏著,〈墓志史料与日常生活史〉,《古今论衡》3(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页19-32.此外,年轻学者亦逐渐尝试进入此一领域,如廖宜方,〈唐代的母子关系初探〉(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便是大量利用墓志资料进行此一新课题的研究.
杜芳琴便曾指出中国自周至清的三千年中,皆以「多育」和「重男轻女」表现其父权与夫权的社会特质.杜文并以生育文化的转变作为历史发展分期的判准,可谓从性别角度重建历史图像的尝试.见杜芳琴,〈生育文化的历史考察〉,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页30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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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丹波康赖,《医心方》(98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印行,1982)卷23,页25a引陈延之《小品方》.《小品方》的著作时代,依廖育群〈陈延之与《小品方》研究的新进展〉,《中华医史杂志》17:2(1987),页74-75,订为刘宋时期.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吉林:人民出版社新校宋刻本,1994)卷2〈妇人方〉上,页28.
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2 (1997),页283-367;其中页297-301「医方中的无子论述」节.
汉代张仲景《伤寒论》自序中曾提及《胎胪药录》.今虽不见其书,或谓即胎产相关药方.而其《金匮要略》中有三卷讨论妇人诸病,除温经汤一例之外,其余部分都在於妊娠,产后与风寒杂病,并不涉及调经,求子等事.关於汉魏晋六朝妇科医方涵盖范围的扩大,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页297-301「医方中的无子论述」节.
见李贞德,〈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页289-297「房中术求子及其养生脉络」节.
古代方技的分类和发展,及其与医学知识的关系,讨论见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第二章〈周秦变革期〉页53-70「方技四支与三系」.
李贞德,〈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页289-297「房中术求子及其养生脉络」节.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卷38,页1124.
《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29.第一,夫妇本命相生而非相克;第二,夫妇本命与德合而非刑杀冲破;第三,夫妇本命不在休废死墓中.若三项都不利,则求子不可得,并且也不应求.因为即使求得子嗣,将来亦拖累家人.见《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29「求子第一」.(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卷9〈陈无择求子论第一〉指出无子问题,夫妇可能都有责任,至於巢元方与孙思邈「坟墓不嗣」「年命相克」的说法,则称「理或有之」.
李贞德,〈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页324-337「附录B:针药求子」.
李贞德,〈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页337-234「附录C:安胎」;页345-354「附录D:验男女,转胎,养胎与胎教」.
《千金方》卷2〈妇人方〉,页28「求子第一」.「生熟二脏」,依书末〈考异〉当为「五脏」;「附女之徒」依宏业书局印行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卷2,页16b改为「傅母之徒」.
刘宋医家陈延之曾指出「早嫁,早经产,肾根未立,而产伤肾」,以致少妇「有病难治,无病者亦废也」,因而建议晚嫁少产.见《医心方》卷21,页2a引陈延之《小品方》.南齐褚澄亦曾表示「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阴阳气完实而交合.」见褚澄,《褚氏遗书》,赵国华校释,(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页57「问子」.
《养生方》曾以「忧愦泣哭,以令阴阳结气不和」,解释妇人月水不调,形枯体瘦;又以夫妇争吵,「讼意未和平,强从,子脏闭塞,留结为病」,解释妇人漏下之疾.见《诸病源候论校注》卷37〈妇人杂病诸候一〉,页1083「月水不调候」及《诸病源候论校注》卷38〈妇人杂病诸候二〉,页1100「漏下五色俱下候」引《养生方》.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特别是Chapter 1 "The Yellow Emperor's Body," 以及Chapter 2 "The Development of Fuke in the Song Dynasty".
滑胎助产诸药方,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页581-582「附录A:滑胎助产」.
《外台秘要》卷34,页941引.《千金方》亦同.
《千金方》卷2,页45.
《逐月养胎方》,收入《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44「养胎第三」;《产经》,收入《医心方》卷23,页9a,卷22,页18b引.
(宋)王怀隐编,《太平圣惠方》(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0,据乌丝兰钞本)卷76,页7565「滑胎丹参膏方」;(宋)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收入历代中医珍本集成妇科类(上海:三联书店,1990),卷2,页24「丹参膏」.
(唐)昝殷,《经效产宝》,清光绪七年重刻本,收入曹炳章编纂,《中国医学大成》第五分册(长沙:岳麓书社,1990).
研究宋代妇女史的学者亦指出宋代妇产科医书特别重视「入月」的现象,见Patricia Ebrey, The Inner Quarter: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173.
《外台秘要》卷33,页924下.
《太平圣惠方》卷76,页7557-7558.
《妇人大全良方》卷16〈坐月门〉,页459「入月预备药物第十」.
《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卷1,页1-3「产图」,卷6,页65「入月」等.
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页542-545「设帐安庐」节.
李建民曾从胞衣的定义,胞衣与产母,胎儿的关系,以及埋胞图的知识分类属性,乃至内容与结构,包括时间,方位与数字,深入分析马王堆《胎产书》中此图的意义.讨论见李建民,〈马王堆汉墓帛书「禹藏埋胞图」笺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5:4(1994),页725-832.李建民认为,图谱显示应以产妇个人居室为中心,在其四周外方的十二个方位中,选择吉地.
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页542-545「设帐安庐」节.
《医心方》卷23,页2b引《产经》.《产经》的著作年代,依长泽元夫,后藤志朗著,李永炽译,《医心方中日文解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3),订为隋代德贞常的作品.
《医心方》所引中国医方的内容及其研究,见马继兴,〈『医心方』中的古医学文献初探〉,《日本医史学杂志》31:3(1985),页326(30)-371(75).
《太平圣惠方》卷76,页7583.
《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卷1,页1「入月安产图」.
《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56「产难第五」.
《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56「产难第五」.
《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56「产难第五」.
王焘,《外台秘要》卷33,页924下.
汉代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南郊乡人木羽的母亲,便曾因「贫,主助产」.以助产来维持生计,显然为专业的女性医疗照顾者.晋代庐陵郡(今江西吉水东北)妇人苏易,则以「善看产」有名於乡里,甚至有「牝虎当产,不得解,匍匐欲死,辄仰视.易悟之,乃为探出之」,而生毕,「虎再三送肉於门内」的神奇故事.木羽故事见(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宋蜀刻本,1967)卷361引《列仙传》;苏易故事见(晋)干宝,《搜神记》,江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20,页237〈苏易〉条.
「看产人」和「扶抱助腰」语,见《诸病源候论校注》卷43,页1230-1231;「儿痛欲出」语,见《外台秘要》卷33页924;王焘亦形容看产人之协助为「抱腰」.
感谢齐东方教授提供本照片.图中左方有一男性,可能是医者,也可能是产妇的丈夫.由於传统生产之时,若非难产,未必会有医者在场,而此刻像是在「父母恩重难报」的脉络中制作,因此笔者倾向将这位男性解读为产妇的丈夫.
生产时间长短及难产救治,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页553-558「难产救治」节.
见《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59-61「子死腹中第六」.
以针刺胎儿手足令其回缩以便重新生过的方式,现存最早资料出於刘宋陈延之《小品方》,见《外台秘要》卷33页935下引.其他救治难产诸方,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附录B:一般难产状况」,「附录C:胎死腹中」,「附录D:横生逆产」和「附录E:儿衣不出」所收各医方.
千金丸,见《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44「养胎第三」;苏膏,见《医心方》卷23,页11b引《子母秘录》.《子母秘录》的作者,根据马继兴,〈『医心方』中的古医学文献初探〉,订为唐代名医许仁则.马继兴的说法乃据《崇文总目》和《通志》〈艺文略〉.然而许仁则在两《唐书》中皆无传.查《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亦不见其著作《子母秘录》的记载.
《诸病源候论校注》卷43〈妇人将产病诸候〉,页1225-1226「胞衣不出候」.
产迄护理与新生儿照料,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页558-563,「新产安危」节;以及李贞德,〈汉魏六朝的乳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0:2(1999),页439-481.
如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新史学》(台北:新史学杂志社)6:1 (1995),页113-154,第三节「医家的族群和学术归类:医与巫,道,儒的关系」.
美国学者Victoria Cass利用沈榜的《宛署杂记》讨论明代北京礼义房为皇室选择医婆,稳婆和乳母的情况,旁及京城其他职业女性医疗照顾者;Charlotte Furth则主张明代女医多因其担负家学之世代传承角色而受称扬,并为两性区隔之社会空间提供沟通交流的管道;台湾学者梁其姿除追溯「三姑六婆」一词之历史渊源外,并深入讨论明清两代稳婆及女医的功能与社会地位,乃至官僚系统及家族教训对女医的控制与规范.此外,衣若兰的硕士论文从明代世风与两性关系的脉络讨论「三姑六婆」等职业女性的负面形象与实质作用,因而触及了女性在医疗生育中的社会功能;而吴一立的博士论文则在剖析明清妇科知识的流传过程时,介绍了杭州郭氏及宁波宋氏医学家族中的女性.以上学者研究,见Victoria Cass, "Female Healers in the Ming and the Lodge of Ritual and Ceremony,"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 (1986): 233-240;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chapter 8 "In and out of the Family: Ming Women as Healing Experts," pp. 266-300;Angela Kiche Leung(梁其姿), "Women Practicing Medicine in Pre-modern China," in Harriet T. Zurndorfer ed., 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Leiden: Brill, 1999), pp. 101-134;衣若兰,《从「三姑六婆」看明代妇女与社会》,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Yi-li Wu, Transmitted Secrets: The Doctors of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and Popular Gynec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8): 38-40, 248-251.
女性治疗各种疾病,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的女性医疗照顾者〉,《台大历史学报》23(1999),页123-156,其中页131-137「女性治疗各种疾病」节.
女性医疗者的身份,技术及其特色,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的女性医疗照顾者〉,页138-146.
先秦医巫之间的关系,见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页62-65.
巫觋医疗在六朝社会仍然流行及其与医者的竞争关系,讨论见林富士,〈中国六朝时期的巫觋与医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0:1(1999),页1-48.
扁鹊之言见(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05〈扁鹊仓公列传〉页2794,孙思邈之言见《千金方》卷1〈序例〉,页7引《史记》语自证.
(宋)王溥,《唐会要》(上海:中华书局,1974)卷50〈杂记〉,页878.
自先秦以来就有女性「为医」的记载,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204-205;以及《日书乙种》引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页253.乳医和女侍医,如汉宣帝时淳于衍等人,见《汉书》卷97上〈孝宣许皇后传〉,页3966,卷97〈孝成赵皇后传〉,页3993.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的女性医疗照顾者〉,页123-156.
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33初版,1983复刻版)〈医疾令第二十七〉页727引《政事要略》卷95《至要杂事五下 学校事下》.《政事要略》为日本平安时代政书,成书於1002年(一说1008),作者惟宗允亮集录关於年中行事,公务交替,纠弹杂事等条文与事件,其中大量引用中日典籍,包括唐代律令典章,医药方书等.原书一百三十卷,现已散佚,仅存二十六卷,辑存在黑板胜美编,《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第28卷.
《旧唐书》卷44〈职官志〉,页1875-1876.
若按同时代日本《政事要略》所引日本医疾令,则医生除习《甲乙脉经》《本草》之外,亦应兼习《小品》《集验》等方.见《政事要略》卷95《至要杂事五下 学校事下》页698.
仁井田升,《唐令拾遗》〈医疾令第二十七〉,页722.
《唐令拾遗》〈医疾令第二十七〉,页726.
倘若如日本医疾令所言,亦习《小品》《集验》等经方,则又包括两《唐书》「医术类」中的书籍.
《旧唐书》卷44〈职官志〉,页1876.
《唐令拾遗》〈医疾令第二十七〉,页723.
(唐)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11〈礼仪志〉,页249.新校本附注六尚释名,虽未言其出处,考《通典》卷26,页742,可知六尚释名乃依隋代殿中监丞之制.
《隋书》卷36〈后妃列传〉,页1106.
《隋书》卷36〈后妃列传〉,页1107.
《旧唐书》卷44〈职官志〉,「宫官」,页1868.
《政事要略》卷95《至要杂事五下 学校事下》,页701.引文中「廿五以上」疑为「廿五以下」之误.
乳母取官婢之制,自汉以来即然,唯多采选已有生育哺乳经验者,应当比较年长.讨论见李贞德,〈汉魏六朝的乳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0:2(1999),页439-481.至於汉代入宫侍疾的女医如淳于衍等人的出身,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的女性医疗照顾者〉,页145-146.
《四明宋氏女科秘书》,转引自Yi-li Wu, Transmitted Secrets: The Doctors of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and Popular Gynec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8), pp. 248-251, p. 275.
尤其不习本草药学,倘若放在「合药忌见妇人」的思维脉络中,更殊堪玩味(见下节讨论).不过,此乃日本制度,未知唐代是否相同.
《千金方》卷2〈妇人方〉上,页28-29「求子第一」.
《千金方》卷11〈肝脏〉,页292「坚症积聚第五」,「消石大丸,治十二症癖,及妇人带下,绝产无子方」.
古代方术(包括医方)的禁秘传统,讨论见李建民〈中国古代「禁方」考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1(1997),页117-166.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裘沛然主编,《中国医学大成三编》第八册,长沙:岳麓书社,1994第一版)卷3〈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页42-2.
李贞德,〈汉唐之间医方中的忌见妇人与女体为药〉,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疾病的历史研讨会」上宣读(2000年6月16-18日),目前投稿审查中.
《千金方》卷1〈序例〉,页24「合和第七」.
《太平圣惠方》卷41,页3890.
(宋)赵佶(宋徽宗)敕编,《圣济总录》,引自(朝鲜)金礼蒙等编,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湖州中医院点校本,《医方类聚》(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册6卷123页283.
引自《医方类聚》册6卷122页260引,其中除鸡犬妇人之外,猫儿亦不得见.《是斋医方》或即宋代王璆所撰《是斋百一选方》.
宫下三郎主张六朝隋唐药方中的忌见现象,至宋元以降逐渐松绑,仅见於养生延寿之类具有仙丹性质的药方,但以上述所引宋代医方看来,似乎松绑与否,还待细究.宫下三郎的讨论,见〈禁忌 邪视〉,《东洋 科学 技术--薮内清先生颂寿记念论文集》(京都:同朋舍,1982),页223-237.
青衣人乃贱者之称,或单指婢女.孝子即丧孝家之子.六朝各种忌见医方,可参考〈汉唐之间医方中的忌见妇人与女体为药〉,「附录A:忌见妇人」.
「六根」乃佛语,指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器官及相对应的认识能力,倘有残缺或无法作用,则不具足,在佛教则不能受戒,在医方中则忌见.马继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南京市:江苏古籍出版社,1918)卷70页760收录十二条医方,题为「道家医方残卷」(伯四0三八),或称:「忌具足人,怀妊女子,孝子,忌心嫉妒等人见之.飞禽走兽不得令见.」乃唯一忌见「具足人」者,未知是否缺一「不」字.具足的性别意义,讨论见李玉珍,〈佛教譬喻文学中的男女美色与情欲--追求美丽的宗教意涵〉,《新史学》10:4(1999),页31-65.
例如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卷4〈金丹〉页75中细述合丹炼药诸种禁忌,说明当在名山之中,斋戒沐浴,勿近污秽,不与俗人不信者相涉,方能有成.为加强说明,并举例称:「今之医家,每合好药好膏,皆不欲令鸡犬,小儿,妇人见之.若被诸物犯之,用便无验.」不过,学者研究亦显示,导致药方失效的原因并不限於秽污一项.古人认为医药知识的传递方式和过程不当,将不利於效验,讨论见李建民,〈中国古代「禁方」考论〉.
汉唐之间产妇秽污的问题,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页574-578「隔离,禁忌与产乳不吉」节.
《千金方》卷22〈痈疽第二〉页733.
《外台秘要》卷13页359引.《文仲方》应当即王焘《外台秘要》自序中所录张文仲的作品(见下「结论」节).按《旧唐书》卷191〈方伎张文仲传〉,乃武则天时代的御医,著有《随身备急方》三卷,流行於当世.
江绍原,〈中国人的天癸观的几方面〉,《晨报副刊》1450,1451,1362( )号(1926).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1981)卷52「妇人月水」,页99.
宋代陈自明《外科精要》(裘沛然主编,《中国医学大成三编》第八册,长沙:岳麓书社)卷中〈饮食居处戒忌第三十七〉页432:「病疽之人……卧室洁净馨香,使气血流畅,仍忌僧道,孝子,产妇,经妇,鸡犬,猫畜.」《医方类聚》册8卷178「痈疽禁忌」引陈自明此书则称:「病者之房,深戒有腋气之人,并有孕妇人,月经现行妇人,孝子僧道,毋令入房,房内常令洒扫洁净,焚好香气,方使气血流畅,易得安愈,合药之时,亦忌此等见之,又忌见鸡犬猫畜.」
(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四分律》卷22-30〈明尼戒法〉,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no.1428,页742.《四分律》卷39〈衣犍度〉,页849-850则说明市中巷陌粪扫之中拾他人弊故衣所作之迦裟称为「粪扫衣」,共十种,其中亦包括月水衣和产妇衣.
《元始天尊济度血湖真经》,正统道藏洞真部本文类(宿),卷上页3-4,卷中页2,上海涵芬楼馆藏影本32册.
《诸病源候论》卷39页1129引《养生方》称:「月水未绝,以合阴阳,精气入内,令月水不节,内生积聚,令绝子,不复产乳.」
《医心方》卷28页32a引.
Charlotte Furth则主张传统中国医书看待月水,并不以「污秽不洁」为其主要论述,而是透过对月水的规范来介入女性的生殖与身体.见Charlotte Furth, "Blood, Body and Gender: Medical Images of the Female Condition in China," Chinese Studies 7(1986), pp. 43-66.
任继愈编《道藏提要》,页55称此经「假托元始天尊为众仙所说」.「元始天尊」神名,最早见於南朝梁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假托元始天尊之名所作的道经,唐代起大增.《元始天尊济度血湖真经》的时代,说法不一,或谓在唐宋之际. 〈血盆经 资料的研究〉,见《道藏研究》,吉冈义丰, 编修(东京:昭森社,1965),109-166.道藏三洞的讨论,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4-7.
以上所有《产经》之语皆引自《医心方》卷24,页31b-33b.
六朝隋唐医方中针对乳母的选择与规范,细节讨论,见李贞德〈汉魏六朝的乳母〉,页450-453.
讨论见李贞德,〈汉魏六朝的乳母〉,页439-481.
李贞德,〈汉唐之间家庭中的健康照顾与性别〉,《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性别史》(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印刷中),「健康照顾符合女性伦理角色」节.本文原题〈汉唐之间的性别与健康照顾〉,於中央研究院主办「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2000年6月29日~7月1日)上宣读.
所抚养照顾的病童,可能是丈夫前妻之子,或伯叔的遗孤.讨论见李贞德,〈汉隋之间的「生子不举」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3 (1995),页747-812.
《新唐书》卷205〈列女李妙法传〉页5826-5827.
李贞德,〈汉唐之间家庭中的健康照顾与性别〉,「疾病照护乃男子孝悌义行」节.
《新唐书》卷98〈王焘传〉页3890.
男性「以护进医」及其与女性照顾者在出路方面的差异,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家庭中的健康照顾与性别〉,「疾病照护乃男子孝悌义行」和「结论:医护活动的性别分析」两节.
《外台秘要》,页22-23「序」.
《隋书》卷34〈经籍志〉页1042.僧深的时代,据《医心方》〈引用书解说〉;并据马继兴,〈『医心方』中的古医学文献初探〉,《日本医史学杂志》31:3(1985),页326 (30) -371(75).
见《旧唐书》卷141〈方伎列传〉,页5101;卷47〈经籍志〉,页2048,2050,以及《新唐书》卷57〈艺文志〉,页1570.
许仁则两《唐书》皆无传,其著作考录,见马继兴,〈『医心方』中的古医学文献初探〉.
唯遍查两《唐书》,不见吴升其人及事迹.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台北:进学书局,1969)第十类「诸家方论」,页659称其曾收录《三家脚气论》并为之序.《宋史》卷207〈艺文志〉,页5310则载「吴升宋处新修钟乳论一卷」,未能确知是何时何地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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