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草最新华人在线:《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对学生进行仇恨教育

一 什么是爱什么是恨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中学教材的重要篇目，对成长期的青少年的情感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当我对这首诗进行质疑时，有一个网友坚决捍卫说，他每次读到这首诗，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首诗有数量庞大的读者，不会每个人都如此善感，但大多数人都可能会有相似的诵读记忆。这首诗，在学生们进行学习的黄金阶段，谈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爱，什么是恨。

在诗歌里，教师根据教学目标的安排，根据教案的设置，明确地引导着学生们的爱与恨，读完这首诗，学生们知道了诗歌里的诗人到底爱谁，又到底恨谁。这首诗的爱与恨如此鲜明，学生们确实不用动脑子就能看出来：恨父母，爱保姆。

学生们在诗歌的强烈节奏的引导下，在教师精心设计的课堂教学节奏的影响下，感受到了诗人对“大堰河”的爱和对“生父母”的恨。学生们并没有机会进一步地去想问题：为什么爱？为什么恨？他们同样没有机会去辨别：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什么才是真正的恨？

作为一首气势磅礴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有自己特殊的节奏，读者一味沉浸在诗歌的气氛里，很容易被感染，并且不假思索地爱着诗人的爱，恨着诗人的恨。尤其是在中学的课堂里，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同质化教育，不是差异化教育，不鼓励学生们自己进行独立思考，更不会在课堂里鼓励学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争论问题，解决问题。在课堂里，提问的是教师，给定标准答案的也是教师，一切都在教师高高在上的掌控之中。这样长期训练之下，中学生的脑袋就变成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的——“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我搜集并拜读了几份有名的教案，有特级教师的精心设计，有名师公开课的教学实录。这些教案，手法丰富，多媒体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多样，貌似很丰富很热闹，但是教师们对这首诗理解和他们所遵循的核心教学思想，跟我二十多年前上中学时听到的没有什么差别：

……通过分析人物形象，理清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体验诗人对劳动人民真挚、热烈的感情以及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1]                                                                   

这是长期以来中学教师对诗歌的标准化理解。教材编写大纲这样规定，教材编写者这样引导，教师参考书这样表达，教室里的学生这样闷头听着。

对一首诗的理解，限定在标准答案上，这是大陆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最重要理念之一。

教材编写者对这首诗的解释：对劳动人民的爱和对旧世界的恨。

这种“爱与恨”的绝然对立的情感，直白明了，简单而粗暴。劳动人民是谁？大堰河——我的保姆。旧世界是谁？我父母——地主阶级。对这个“旧世界”的描述，几十年来基本保持不变。

我们的世界观把整个世界、万事万物、人类社会、一草一木，都“一分为二”，劈成两半：“新”与“旧”，“好”与“坏”，“爱”与“恨”，“白”与“黑”。这种粗暴的世界观教导我们，世界是二元世界，非此即彼，非错即对。我们理解世界，变成了简单而愚钝的二元选择游戏——在中小学的语文测试和考试卷上，这种“是非”判断题占了很大的比例。文字和文学的丰富性，在这种训练下，变得淡而无味，简单无趣——你的立场只能站在这一边，或者那一边。你要么是好人，好么是坏人。你不是勤劳勇敢的贫下中农，就是好吃懒做的地主阶级。在这个被劈成两半的世界里，我们理解问题的态度变得简单起来：对待“新的”和“好的”事物，正确情感是“爱”；对待“旧的”和“坏”的事物，正确的态度是“恨”。

劳动人民是“新的”，“好的”，“大堰河”也是“新的”和“好的”，值得诗人去爱，也要求读者去表达同样的情感。“我父母”代表了“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对他们的正确情感是恨，我们读者也要跟着去鄙视父母。从阶级立场出发，而不从具体人性出发，是这种简单化思维的基本逻辑。这首诗在开头段落，就明确地告诉了读者：“我父母”是地主阶级，“大堰河”是劳动人民。因此，恨自己的亲生父母很正确，爱自己的保姆很正确。这种正确性，似乎不证自明。

然而，没有一名教师告诉学生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儿子对亲生父母如此仇恨，同时对自己的保姆这么热爱？有没有人敢于质疑诗里的这种爱与恨是否符合逻辑，是不是真实情感的体现？有没有人想过，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爱？又为什么会这样去恨？ 这首诗道理浅显，鲜明，核心思想就是一个“爱与恨”的问题，但是，我们最需要的却是去思考这种“爱与恨”的可能性、真实性、合理性。在思考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时，人们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以己度人，将心比心，从自己做起，从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父亲母亲的关系思考起。如果我是一名语文教师，我在要求学生预习课文时，会首先提这个问题：假设同学们家里都有个保姆或者钟点工，你们的父母是双职工，一大早就上班了，很晚才下班回家。你们家的保姆给你们家干家务活，在你小时候还带过你，上学放学接送你。对于她们这种劳动，你们家给她们按时支付工资。你们好好思考一下，你们会爱上这个保姆，而仇恨自己的父母吗？如果有小时候在保姆家寄养过，或者在外婆家、在其他亲戚家寄养过的同学，也可以用亲身经历来举例说明，更加深入地对比诗人的情感和自己的情感，两者之间的差别和相似点在哪里？

 在这首诗里，“我”不爱富有的生父母的家，而爱贫穷的大堰河的家；“我”不爱自己的生父母，我爱保姆。这种爱，通过课堂教学的强迫性理解，让先生们都仿佛明白了，爱就是这样表达的：一种正确的爱，就是对先进阶级、正确人物的爱。爱“大堰河”，不仅情感正确，政治也正确。反之，恨一个落后阶级，政治正确的同时情感也正确——即使这被憎恨者是你的亲生父母。

课堂标准化灌输的长期教育，永远千篇一律的强迫性理解，让学生们对这首诗充满了习惯性的情感。学生们爱着诗人的保姆，恨着诗人的父母。他们身体里，已经被强行植入了一个隐秘的情感开关。在长期的训练之下，一旦被接通电源，立即就会感动莫名，泪流满面。

一个人，他在诗里表达如此仇恨自己的亲生父母同时热爱自己的保姆的情感，这不是一种普通人的、正常的情感，而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超现实的情感——婉转一点，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革命的情感，但绝不是正常的、合理的情感。诗歌这样写，有它自己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也有它的似乎合理的逻辑基础。然而，我们作为具体的读者，是不是必须按照标准答案去理解？

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的现代人，面对这种超乎寻常的重大问题，首先要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爱保姆？为什么恨父母？

这种情感是合理的吗？是真实的吗？如果合理真实，又是为什么？

但学生们不敢问，在课堂上，语文教师也不给他们提问的机会。

在课堂上，语文教师喜欢掌控全局，就像全知全能的上帝一样，把绝对真理灌输给学生。语文教师从教学手段的运用上，可能预设好几个掌控和引导学生们学习的几个步骤。他们会假装反问，会提出对课文的质疑，让学生回答。学生们都知道，这时候最好保持沉默，不说不动，不要过分积极，以免自取其辱。跟标准答案相冲突的问题，往往会遭到教师的批评。提问者会在同学们嘲讽的目光中，惶惶然，讪讪然，站也不是，坐也不得，想找条地缝钻进去。语文教师掌握着终极真理，他们的微笑和严肃泾渭分明，他们的权威不容置疑。一个中学生只需要倾听，不必亲自思考，也缺少相应的思考能力。学生们必须摆脱自己偶尔生出的一丝怀疑精神，虚心接受，让自己成为一只肥肥美美的填鸭。

宽容点的教师，可能会有耐心倾听不同的意见，然后说，你的看法很新鲜，不过，这种看法是错的。考试时，你这样回答，就会被打叉。在我们这个一考定终身的社会里，这种错误会让你遗恨终生。标准答案，既限制了老师的思维，也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

考试只要标准答案，不要个人理解。

作为一个曾经只懂得标准答案，对课文的理解如磕头虫般诚惶诚恐的前中学生，我在拥有长达二十年的专业阅读经验后，每次回想起《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内心里总会涌起越来越强烈的疑问：一个社会里的正常人，会这样强烈地憎恨自己的亲生父母吗？会这样全身心地热爱一个保姆吗？诗人在牢狱里，看着雪花飘过窗口，想到了人世的艰难，首先回忆起的，是一个曾经哺乳过自己的保姆，而不是从小供养他生活使费和教育资金的亲生父母。这是极其不寻常的、不正常的、也是令人震惊的超级情感体验。

为什么没有人对这种情感提出质疑？诗人的情感为什么会这样特别？他到底是从何种角度来爱一个保姆？又为什么如此憎恨自己的亲生父母？这种爱与恨，是从具体的经验和情感出发的，还是从抽象的思想和观念出发？

在诗歌里，爱保姆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明确。“我”是“吃了大堰河的乳汁长大的/大堰河的儿子”，我得到“大堰河”的关爱，她才是“我”真正的母亲。传统概念下的“母亲”——血缘维系的唯一性的生母，她的丰富性特征，被诗人简化为两种物质：“乳汁”，“爱”。

确实，“乳汁”和“爱”包含在“母亲”的各种基本属性里，然而却不能替换其他所有的条件。因此，正推合乎逻辑，反推，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我们能说，凡是母亲都有乳汁和爱；却不能说，凡有乳汁和爱的人都是母亲。作为一个真正的母亲，一个生母，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唯一性的条件：血缘关系。

在《大堰河，我的保姆》里，“血缘”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诗人没有特别提及，因为这是不可替代、不能推翻的具有唯一性的关系。诗人聪明地避开了对“血缘”的讨论，把亲情限定在“乳汁”这个次要条件下，从而把“母亲”的概念挤压并且缩小了，削足适靴，硬把“母亲”塞进保姆的套子里去。这样，“大堰河”就有了做“母亲”的充分必要条件：哺乳者即母亲。从而，本来是具体的“母亲”的概念，被抽象化了。在“母亲”这个字符（能指，Signifiers）底下的这个生母本人（所指，Referent），成为一个可以滑动的、可以被抽取的、能够被替代的对象物。“母亲”这个字符是一个纸盒，里面可以装不同的东西。可以是水果、蔬菜，也可以是餐巾纸和杂物。“我”的“生母”可以被“大堰河”替换，也可以被“大叶荷”替换，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被一头奶牛和一头母狼替代——童话里的狼孩的故事，就是生动的例子。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幽灵公主》里，行走如飞的公主，也跟狼建立了亲密的母女关系。为了母狼的安全，在跟人类战斗时，幽灵公主随时做好了为了保护母狼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准备。这种关系建立起来的关键纽带，都是“乳汁”和“抚养”。这个逻辑，强力地证明了，“有奶便是娘”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打趣，而是一种现实。

抽象的养母替换掉了具体的生母，是“大堰河”这个革命抒情时代最重要的文学修辞手法，也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相拥而生的终极秘密之一。通过这种替换，生母的血缘关系不再居主导地位，一个人就可以随意更换自己的血亲，既可以换成保姆，也可以替换成一块抹布，一口水井，一块馒头，一片土地，这样的分层滑动式抽屉文学概念的诞生，为一个抽象的母亲概念的冉冉升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乳汁”作为这个“母亲”概念幸存的唯一尺度，于是继续进行替换，并且可以变成其他更有趣的东西。例如一碗水（典型的隐喻：喝水不忘挖井人）、一个馒头、一只母羊、一头驴……等等，这些物件，一旦被魔咒附体，都可以把任何符合阶级属性的“陌生人”成功地变成“母亲”。这样一来，乳汁——养育之恩——的魔力就凌驾于一切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

社会上有一种罪恶的乞丐团伙，他们会把盗来的儿童残忍地弄残废，然后把他们派出去乞讨。这些残废的孩子，虽然挨骂挨打，而且乞讨来的所有钱粮都要上交给乞丐头目，只能得到一点点果腹的食物，但他们在长期恐吓和训练下，接受和默认了这种现实和名义上的“父子”关系。这种长期的胁迫之下而产生的依恋和爱慕心理，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绑匪在绑架人质，威胁他们的生病并且折磨他们之后，达到了目的后把这些人质释放。心理学家惊讶地发现，这些人质不仅没有憎恨绑匪，反而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绑匪不仅没有杀害他们，还给他们喝水让他们吃面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乳汁”作为一种粮食，可以轻松地替换成面包、开水等食物，而且照样可以达到“乳汁”的功效，从而把一个人质，成功地变成自己的“孩子”。可以想象，这个被乞丐犯罪团伙的头目伤害致残的孩子如果会写诗，他也会充满热情地歌颂自己的“养父”——罪大恶极的人贩头目。

而在一个极权国家里，臣民和帝王的关系，也同样可以如法炮制地进行替换。在长期愚化训练之下的臣民，会把皇帝尊为父亲，把皇后尊为母亲。他们是万民的父母。延伸开来，地方的官僚，例如清朝的知府、县令等，会被称为“父母官”，而且这种称呼一直延伸到了现在——皇帝和父母官，都会赐予臣民们“粮食”——臣民们自己已经忘记了，这些粮食其实是他们自己劳动生产的，是他们用汗水浇灌之后从田地里长出来的，而不是皇帝和父母官赐予而从空气中冒出来的。皇帝和父母官们只不过把这些粮食剥夺了，占有了大部分之后，再分发一小部分给臣民们。他们故意颠倒了这种关系，而把臣民们的真实情感能力阉割掉，让他们只剩下一种抽象的感恩：谢主隆恩。青天大人。这些粮食，也是一种“乳汁”，有效地把皇帝、父母官和臣民的关系，改造成“父子”关系。从母系的角度出发，则是“母子”关系。杨贵妃这样一个娇滴滴的美女，也用同样的“隆恩”代替了“乳汁”，收养了岁数比她大十六岁的边鄙胡虏、一脸横肉的安禄山为干儿子。安禄山如果有才，说不定也会写一首《杨贵妃，我的干娘》之类的颂歌来向皇后谄媚，而鄙视自己无名无姓的亲娘了。或者，干脆花钱买诗，让那个每天醉醺醺的家伙李太白代工炮制一点什么“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之类的香语艳句。

这种逻辑继续推演，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把“母亲”升华为“大地”、“民族”、“国家”，这两个概念可以在方便时随心所欲地互相替换。这样，更加抽象的“母亲”，就跃升为一种国家意志，而使得所有的人，都变成“子民”。“母亲”具有了居高临下的地位，既可以降福、关怀“子民”，也可以按照实际的需要收回“一碗水”、“一个面包”和“一口乳汁”，剥夺后者的“子民”资格。进一步地说，一旦有谁跟国家的“母亲”联姻，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全体“子民”的父亲了。

父亲，在这个意义上，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祭司”，从而拥有了随意行使暴力的权力。从具体的家庭而向抽象的国家引申，是几乎所有中央集权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统治阶级的核心秘密。时至今日，北朝鲜仍然把金正日比作太阳，把他的夫人比作月亮。这是具体的个人，通过意识形态的有效转化，升华为抽象权力象征的典型例子。这种“母亲”与“国家”的复杂转喻，具有无穷的魅力。很多人可以不爱自己的生母，却会为一个抽象的“母亲”所激动，读诗而涕下，为了这个“母亲”而产生献身的冲动。而这些现象的发生，都是文学/政治学的新修辞魔法长期训练的结果。

在《大堰河，我的保姆》里，“我”即使是在牢狱里，睹雪思亲时，想到的也不是自己的血缘上的亲生母亲，而是曾经哺乳过“我”的保姆——大堰河。这种情感非常特别，仔细分析起来，不仅仅是一种亲情，还有一种牺牲的壮烈情怀。

 “大堰河”就不仅仅是保姆的名字，而变成了大地的象征。

诗人在这首诗里，通过反复咏叹，其最后的情感仍然是归于“大堰河”，归于大雪飘扬的“苦难”大地。在诗歌的最后，“大堰河”与“大地”完整地融合在一起。诗人歌颂苦难的“大堰河”，就是歌颂苦难的“大地”。从来词语学的角度来看，大地→母亲→祖国的多重转换，暗示着一个超越具体情感的象征，已经凌驾于我们之上。这个巨大的象征，就是祖国→母亲。

二   母亲与河的双重转喻

“大堰河”是诗人小时候一个保姆的名字“大叶荷”的谐音，而不是特指某一条具体的河。这个农妇没有自己的名字，诗人就用她出生的村庄“大叶荷”作为她的名字。

这个知识，语文教师都知道。

然而，为什么诗人不用真实的村庄名“大叶荷”，而改成了“大堰河”呢？诗人这么做，肯定是反复斟酌之后的选择。

从追求真实情感的角度来看，“大叶荷”不仅真实，而且质朴。一个朴素的、情感真挚的诗人，可能会直接采用“大叶荷”这个名字来作为咏叹的对象。一首诗歌，要歌颂特殊的“保姆”，为什么不把她的真实名字——取自她所生长的村庄——说出来，而是要借用谐音，写成“大堰河”呢？诗人的咏叹对象，到底是“大叶荷”，还是“大堰河”？这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为一名读者，我很难测度诗人的初衷。他不用“大叶荷”而改用修饰过的“大堰河”，定然有他的特别想法。从词义角度来看，“大叶荷”这个名字不仅朴实，而且土气，带有浓重的江南小乡村的地方色彩。在《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里，诗人胸怀很大，他想必不愿意自己的蓬勃诗情被一个小乡村所束缚。他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地方色彩浓郁的浙南金华的小乡村。这样，作为局部的具体现实，“大叶荷”这个名字就不能继续升华了——咏叹完的“大叶荷”仍然是一个“大叶荷”，她也勤劳慈爱，她也默默地干活，但是她不能升华为“大地”，也不能抽象为“母亲”。

“大叶荷”是一个不能升华的词——多么遗憾啊——这个词很谦卑，它令人想到的是微薄的情感，简单朴素的景色，真挚美好的生活。从字面上推测，这个浙南小乡村可能盛产大叶种荷花。荷塘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荷叶，大片的荷叶。浙南和赣东地方，也是水乡景色，河汊纵横，莲塘密布。“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柔美和素朴，从每一片叶子上飘起，春风驭荡，柳絮轻舞飞扬。这不是苦难的感受，而是一种诗画江南的美好生活图景：晚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宋·杨万里《小池》）。仲夏——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宋·周邦彦《苏幕遮》）。初秋——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南唐·李璟《山花子》）。

荷塘盛事，这种清婉的景象，给人带来的感受，是劳动的愉悦和欢快，是“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的美好。从这些转引的词句中，读者不难感受到，朱自清在写《荷塘月色》这篇略带苦闷象征的散文时，想到江南的美好景象，仍然有淡淡的欣悦和惆怅的向往。美好的莲子和采莲女，可以进行美好的相互比喻。如苏轼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诗画江南，在传统的审美里，在词赋和书画里，都是美好生活的象征，美好的景色让诗人快乐欢欣得就要心碎了。这些美好欣悦的情感，在选入中小学教材的一些古代诗歌里，也能明显地感受得到。对江南美好景色的吟诵和描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值得骄傲的菁华所在。

然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民族国家形成的剧烈思想嬗变中，从现代性的角度来审视，这种美好的诗画江南景象，对“旧世界”不是有效的描述。“旧世界”怎么能有美好的事物和幸福的生活呢？人民群众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劳苦大众不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吗？“江南采莲”的美好景象，从修辞学的角度，不适合描述“旧世界”，这会带来错误的导向。采莲少女的倩影和婉转歌声，曲院风荷的婉约景致，都会冲淡我们对这个应该被鄙视、应该受谴责的“旧世界”的憎恶程度。江南的美好景象，从审美角度，也破坏了《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悲剧情怀。而我们的诗人，在这里要寻找的恰恰是悲剧，是惨状，是民不聊生，是水深火热。因此他必须对自己记忆中的江南水乡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造，把美好的景色转换成丑恶的图画，把传统诗歌和绘画中美好的少女形象改造成形象丑陋的老妪。这样一来，这些意识形态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老妪是苦难的象征，老妪的脸上是密布的沧桑，老妪的佝背，是苦难生活的折磨。这种意象，在丢勒的《拾穗者》里，有着精确的描绘。曾拿了被他所仇恨的亲生父母支助的钱远赴欧陆游学的诗人，对欧洲的灿烂文化有着切身的感受，也曾在巴黎博物馆和图书馆留连和咏叹过，他的“欧游”背景的诗歌才华横溢，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知道如何把幸福改造成苦难。“大堰河”这个佝偻老保姆的中国形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也是一个类似《拾穗者》的苦难的象征。诗人笔下的“大堰河”，或许就是《拾穗者》里三个劳动的老妇人中的一个。

为了显示苦难的土地，诗人必需对江南的景色进行彻底的置换。少妇换成老妪，莲塘换成河流，围堤换成大堰。经过推倒重建之后，一个典型的江南小乡村，在诗歌里具有了中原大地的肃杀和悲凉。

江南的中小型河流大多切入地表，清澈而甘甜，滋润而繁华。这些河流很少高出地面的河床，它们总是深婉的，沉静的。只有千百年来奔流不息又在中原大地漫漶不息的黄河——这个传统意象中被彻底强化了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才筑有高大巍峨的巨堰，抬高黄河的河床。黄河是典型的地上河。黄河悬在中原大地的上空，成为一条从空中流过的诡异的河流。从黄土高原上冲刷下来的大量泥沙不断沉积，抬高了河床，千百年来两岸百姓的堆高堤堰，造就了一条黄河之水天上流的独特景观。根据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里的见解，中原人民在与黄河泛滥作长期斗争的经验中，产生了联合治理洪水的强烈愿望，促使当时的中原小国慢慢地走向合并，然后可以更加有效地协调民夫治黄。在这种长期治黄而生成的中原文化中，处处弥满了黄河泥沙一样的浑浊和悲怆。这种干涸、伤感和混沌的中原文化跟以长江为根基的楚文化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楚文化是水文化，中原文化是土文化。很不幸，水文化总是遭到土文化的侵略。“水来土淹”这个成语，生动地诉说着土文化对水文化的巨大伤害和摧残。而这篇课文的诗人，虽然是一个江南水乡养育长大的后代，但他却背叛了自己的土地和家乡，并且为了诗歌中合符意识形态需要，对自己的家乡进行了粗鄙化改造，从而抹煞了一个江南美好的记忆，让北方黄土和浊流的肃杀气氛，彻底侵蚀和笼罩了这个国家的上空。诗人从监狱的小窗看出去，漫天飞雪，他的愁恨也笼罩了大地。

土文化的核心，是对黄河的恐惧和崇拜。“河图洛书”的文化传说，也暗示着中原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期以来，因为治理黄河的需要，中原各个诸侯国战伐不休。因为黄河的漫长和庞大，小国的力量微不足道，这就慢慢地形成了强调群体协作和集体力量的认识。中原的各诸侯国，有着长期组织治河的经验和心理积淀，如秦国、晋国、郑国、宋国、卫国、鲁国、齐国等，在人力物力和兵员的组织上，比长江流域的水文化诸国都要强。冷兵器时代，土文化一边倒地战胜了水文化。

楚文化并没有因此消亡，而是转入了内心。水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歌颂个人的情致，追求人生和宇宙万物的和谐对接。两千年前屈原所作的《天问》，至今都是楚文化的最伟大象征。水文化的子民，连歌声都是明快的，干净的。江南的“竹枝词”、“子夜吴歌”，无不抒发着淋漓畅达的人生快乐。李白写《长干行》，那独守空房的女子，虽然期盼着下三峡的夫君早日回家，然而她不是浑浊的哀怨，而是清淡的忧愁，甚至带着期盼的欣悦——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她也不是悲愤欲绝的斥责和痛诉，而是期盼的欢欣——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唐宋以降，美好的诗词，大多是诗人们描写的江南景色。千百年来，无数的诗篇，构成了诗画江南的核心文化意象。我粗粗地翻寻了一下《唐诗三百首》，看到里面描写到江南景色和记忆的，几乎全都是美好的生活、景色和期待。白居易晚年写成的小令《忆江南》可以做一个最精妙的归纳：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在土文化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这种对于水文化的美好感受，一直被有意识地毁灭和掩盖。但是从屈原以降，到陶潜、谢灵运、孟浩然、白居易、苏东坡等天才的伟大诗篇中，江南的美好一直被有效地吟诵着，而成为一个民族的隐秘审美史。这种美的历程，贯穿了几千年的江南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的核心精神：对美好生活的无限追寻，对个人情怀的热烈探问。而这种情怀，却在千年之后，造成了《大堰河》作者的巨大障碍，成为他雄心勃勃地向前推进的挡路峻峰。他无法搬掉这座美好的大山，只好伪造了。一旦进入文学修辞，北方和江南这两种本质上的巨大差别，就变成了抒情诗人的情感障碍。

一个美好的地方，一种诞生美好生活的土地，要怎么去控诉呢？

根据这种修辞逻辑，对地名和人名有意识地进行修改和替换，就顺理成章了。“大堰”这个概念，不会让人想起江南的河流，而更多地指向了“黄河”，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意象——如上所述，只有年年泛滥的黄河，才需要修筑巍峨高耸的“大堰”，并因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和人生渺小无常的对比，产生了悲壮的情怀。

“河“这个字，在字源学上一度特指黄河。学界对这个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的区分，传统上以隋唐前后为时间的界限，但是这种分析并不可靠。这种判断认为，隋唐以后的诗歌词赋里写到的“河”，有可能不是黄河，此前的“河”，大多是特指黄河。

 “江”“河”的本义和引申义，实际上从春秋战国时就开始有所分化。这个结论，是我在大学二年级时期做王元鹿老师的《古代汉语》课的作业时，仔细地检查了《四书五经》里的三十多处“河”与“江”的出处，并且加以分析后得出的。而“水”、“川”、“溪”、“流”、“渠”等词，则丰富了“江”与“河”的外延，成为汉文化博大精妙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传统意义上的“河”本义的稳定性，是土文化所特有的顽固黏性。这种土文化具有深刻的保守性和排他性，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唐朝末年，山东落第秀才黄巢带领他的十万乱军，南北窜杀，在广州屠杀和平经商的数万回人，窜回中原途中又在扬州“洗城”，使得千年繁华的扬州，哀鸿遍野，白骨塞墙。清末发于山东的义和团，同样是排他主义的运动，不仅屠杀传教士，同时屠杀中国教民和平头百姓。明末最可怕的屠夫张献忠是陕西籍人，以撰写“七杀碑”和嗜好残酷杀人而载入千年恶人史——他在四川残暴地虐杀平民百姓，是的千年繁华，人烟稠密、人口达四百多万户的四川，只剩下不到十万户。清朝稳定局势之后，不得不“移湖广流民以填四川”。传统的四川人，已经被张献忠这个罪恶的屠夫杀光了。现在的四川人，祖辈大多是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家族历史很少有超过三百年。

中国近两千年来的民乱，大都起源于黄河流域，而且具有毁灭性的破坏。黄巢、张献忠等暴民集团横行到处，一片血流成河，人间顿时变成地狱。“血流成河”这个成语，令人战栗地想到了黄河这条中原文明的母亲河，以及其浑浊如淤血的河水的辉煌意象。

美国华裔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说：“易于耕种的纤细的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2]

黄河文明、也即土文化的外向冲击力，就是要把整个中国大陆的文化时空，纳入土文化的宏大视野之中。历朝以来，土文化在朝着水文化的疆域强力扩张。秦统六国、西晋吞灭西蜀和东吴、隋朝攻占南朝、蒙元毁灭南宋等，都是顺着季候风的方向发散着暴力文化的传统意象。而经过长期奴化教育的民众和士大夫知识分子，也渐渐地认同了这个基本的意象：黄河文明是所有中华文明形态的核心，其他文明都是次要的，其他的大部分的地方性文明都被毁灭了——而实际上，在中国大陆的广阔版图中，不可能也不会仅仅只有一个文明的源发中心。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从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到浙江的河姆渡遗址等的发掘中，都可以证明，中国大陆的文明曾经有多个源头，都达到很高的文明成就，只是后来被来自北方的“土文化”攻灭并毁坏了。这些考古发现，有力地修正了中国文明全都源于黄河流域的千年谬见。

诗人在《大堰河，我的保姆》里引入“河”的意象，抹杀江南独特柔美的文化气氛，引入悲壮的、贫穷的、落后的土文化概念。不管“河”的概念是从隋唐以后还是从春秋战国以后得到了引申义的运用，其核心一直都是遥遥地指向土文化的母亲——“黄河”。黄仁宇在他的著作里，也揭示了这种文明对整个中国大陆及其周边的深远影响。“黄河”的通常比喻就是“母亲河”，因此在词性上，“河”天然地拥有了“母亲”的特性。

诗人用“大堰河”来替换“大叶荷”，其情感指向非常明确：大堰河→黄河→母亲。这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这片土地是我们的母亲。以黄河流域、土文化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在这里得到了稳固。

人们之所以用“河”来比喻母亲，是因为河水和乳汁的流体共通特性。因“乳汁”的哺乳而结成的亲缘关系，通过“母亲河”这个双重的隐喻，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在诗歌里，“我”的血缘“母亲”没有“乳汁”，因此她不是“我”的“母亲”。在诗歌里，把“乳汁”单独地抽象出来，从而把它作为“母亲”的基础象征物，是这个时代最巧妙最有意味的技巧之一。“乳汁”具有普遍性，凡是哺乳期的妇女都会有乳汁。通过这种普遍性的强化，乳汁的特殊功能，把母亲和儿子的血缘关系，这种唯一性给普遍化了。

这样一来，血缘关系就不构成亲情维系的最重要基础，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把“乳汁”这个不是必然有血缘关系的物件当做基础条件，就意味着，不管是谁，只要她给予了乳汁，她就是“母亲”。可以是“大堰河”，也可以是“长江”、“黄河”。就像“江河”是“母亲”的最典型象征一样，“大堰河”在这里，也是一个生动的象征：母亲→河。

我们说黄河是母亲河，诗人把“大堰河”当做母亲，这不仅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而且是一个具体的象征。“大堰河”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农妇，在诗歌里升华为我们（读者）共同的母亲了。

在这首诗里，诗人要讴歌的终极目标，不是具体的“大堰河”，而是“母亲”这个抽象的概念，从而指向一个唯一性的抽象的物，一个抽象的母亲的概念，一个意识形态的词汇：祖国。

就这样，一个普通的农妇“大叶荷”，必然地，转化、升华为大地母亲的具体象征“大堰河”。

三

血缘纽带和经济基础

许多年过去了，我现在不能完整地背诵，但是这首诗的基本词汇和它所表现出来的庞大格调，已经牢牢地沉淀在记忆里。

几个月前，我在查找资料时，把“大堰河，我的保姆”误写成了“大堰河，我的母亲”。我在网络的搜索引擎里，输入关键词“大堰河，我的母亲”，竟然有上万条的搜索结果。

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不小心把“我的保姆”记成了“我的母亲”。

这种讹误，有趣地指向了一个诗歌所表达的情感：通过反复的咏叹，诗人成功地转换了“保姆”的形象，而把她塑造成了一个“母亲”。在诗歌里，“保姆”才是“我”真正的“母亲”。诗人在诗歌的第一段，就给这种情感关系定下了基调：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

　　大堰河的儿子。

既是地主阶级的儿子，又是贫下中农的儿子。这是诗人一开始就给读者展示出来的矛盾结合体，像是魔鬼与天使的混合，一体双生，非常古怪——这位深情款款的叙事者，他有两位母亲。

这首诗的两种基本情感：爱—大堰河（劳动人民），恨—地主阶级（我父母）。用两种情感分别施加于两个不同类型的母亲，这是同一个诗歌叙事者所给出的语调分裂，同时也暗示着文化精神价值的分裂。这种分裂暗示读者，血亲不是母亲，养母才是母亲。这样，通过诗歌反复的咏叹和巧妙的情感转换，乳汁的价值超过了血缘的价值，生母让位于养母，并且彻底地切断了“我”和这个生母发生亲缘关系的可能性。

我看到一份教案里解释说：大堰河虽然贫穷但是有爱，地主父母虽然富有但是冷漠。

在这首诗里，世界分为两半：爱的世界与恨的世界。爱的世界最后抽象为博大的爱，对土地的深挚的爱，并且“保姆”由“保姆”本身，转化为对母亲→大地→祖国的爱。

“母亲”形象经过长期的转化，变成了“我们共同的母亲”[3]。“母亲”不再是一个单独的、某个人特定的具体的母亲，而是整体性的抽象的母亲，是民族性、国家意志的象征。从“大堰河”这个具体的农村妇女的角色，扩展到她所代表的土地，进而升华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是艾青及其同时代革命诗人的共同叙事模式和伦理主题。

在这种叙事逻辑下，人们可以随意侮辱自己的亲生的、血缘上的母亲，却绝对不能侵犯神圣不可近亵的抽象的母亲。抽象的母亲具有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绝对价值高度，可以蔑视一切人世间的亲情。为了这个绝对化的抽象概念，人们被要求、被呼唤，放弃一切其他的利益和价值——如果这两种价值相冲突的话。

在《大堰河，我的保姆》里，诗人同样随意地贬抑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对乳母“大堰河”予以深刻的情感认同，就是这种抽象的母亲价值超越了亲生母亲价值的体现。对于诗人来说，血缘是无关重要的东西，重要的是得到“乳汁”和“关爱”，而无论这种“乳汁”和“关爱”来自何方。

然而，诗人在描述这种关系时，却为了凸现这种不正常的、特殊的母爱，而有意地隐藏了很多必要的线索。

其一，大堰河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诗歌透露说：

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

　　大堰河啊，我的保姆。

“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这句诗透露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大堰河”抚养“我”是有酬劳动，她以养育“我”得到的报酬——金钱或者谷物粮食——来养育她自己的家。

这是“大堰河”和“我”之间的真实关系，即雇主和雇工的关系。大堰河以劳动（哺乳，带养），获得了她的劳动报酬。她所做的首先是一种用工的劳动，以此赚取一定数量的报酬，是取酬劳动——诗歌歌颂的“大堰河”的关爱，则是这种取酬劳动的附属物，是情感的冗余——这能表明“大堰河”的善良和朴实，但追加更多的道德增值效应，无疑出于意识形态和阶级情感的需要。

 “大堰河”自己也养有五个孩子，她的母爱再博大，能够无差别地平均分配给这些孩子和寄养的“我”，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她为什么单单要特别关爱作为地主儿子的“我”？如果她自己的亲生儿女，这些家庭成分为贫下中农的孩子，却得不到像“我”得到的这种爱，那么这种爱是否合理？实际上，根据这种逻辑，我们还可以这样反问：“大堰河”如果竟然在情感上更爱地主的儿子而疏远自己的亲生儿女，那么她的阶级情感的先进性、她的贫下中农的高级觉悟又体现在哪里呢？一个爱上了“有毒”的地主儿子的贫农，从革命逻辑上推断，是一个觉悟低下的普通愚昧妇女的典型特点。这种情感，在另外一种场合里，她是要受到批判乃至批斗的。在阶级斗争的简单而粗暴逻辑里，如此宽泛的爱，是虚假的爱，是资产阶级欺骗劳苦大众的。

如果诗人因“乳汁”和“关爱”非常感激“大堰河”，深爱着“大堰河”，进而要把她当做自己的亲生母亲，那么这就意味着“大堰河”在这件养育的劳动中，对“我”施加了不适当的、逾矩的情感。这样一来，她就违背了诚实劳动的基本道德，越过了一个乳母的底线：不仅从情感上，而且从事实关系上占有他人的孩子。这种占有欲，这并非本文的杜撰，而是诗人在诗歌里写出来的：

　　大堰河，深爱着她的乳儿；

　　在年节里，为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

　　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边的她的家里去，

　　为了他，走到她的身边叫一声“妈”，

　　……

　　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

　　在梦里，她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

　　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

　　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的叫她“婆婆”。

诗人在诗歌里，通过反复的苦难控诉和亲情切换，以换取读者阅读时产生非理性的同情心，从而掩盖了一个乳母的极端不合理的侵犯性要求：养子叫她一声“妈”，养子未来的媳妇叫她“婆婆”。

但在诗歌的逻辑里，这一切都似乎合情合理。

如果放到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曾雇佣过保姆的人，都会为自己的孩子将会遭到保姆的彻底占有而恐惧，战栗。在当下这个时代，一个保姆要占有一个孩子，并且还渴望这个孩子叫她母亲，孩子的媳妇叫她婆婆，那么，她不仅逾越了道德底线，也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我们且不去争辩诗歌应该不应该放在现实生活中考量，而是我们通过这种对比，来思考诗歌所表达的情感是不是真实合理。如果不合理，我们同样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教材里，总是有这种跟现实情感和具体生活逻辑完全不同的思想？在当下生活现实中，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像诗歌里的“我”那样的儿子存在。这样的儿子被发现，不仅会被曝光，而且是会引起众怒的不孝子孙。

要么是诗歌错了，要么是现实错了。

一个当代的中学生，必须学会容纳现实情感和教材情感，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脑袋劈成两半，一半是教材里的情感逻辑，一半是生活现实的情感逻辑。这两者，水火不相容，简直要把我们分裂成两半。所以，受过良好中小学教育的人，几乎都存在着文化精神分裂症。

很多人读到上述这段引诗，可能已经要“热泪满眶”了。他们被这位“保姆”的爱所打动，于是开始站在她的一边，支持她对这个他人孩子的情感侵占和血缘剥离。根据这种逻辑，一个贫苦的农民，因为“乳汁”和“爱”，就具有了充分必要的条件，来占有“地主阶级”的一切，包括他的儿子。在一个“旧世界”的命名下，“地主”是罪恶的象征，“地主”里面都是坏人。因此，对罪恶的人进行权利剥夺，就具有了道义上乃至法理上的充分合理性。

这种逻辑，其后形成可怕的暴力美学。超越了人性的阶级划分，使得十年浩劫时期，儿子可以为了一个更高的利益，随意出卖自己的母亲，女儿为了自己的政治未来，可以无情举报自己的父亲。承认和接受一种超越了家庭和亲缘的爱，一种超越了世俗和传统家庭伦理的理想和价值，使得长时期以来相对稳固的家庭纽带，在这个可怕的血腥动荡时期彻底崩溃了。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走出家庭，抛弃家庭时，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六十年代的革命红卫兵，揭发自己的亲生父母，与自己的亲生父母断绝关系，也是为了一个正确的阶级理想。阶级才是绝对正确的，只有站对了阶级立场的亲生父母，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父母的价值。不然，这父母可以简单地割舍，而把自己转入一个博大的母亲怀抱里。

同样被选入中学教材的郭沫若诗歌《地球，我的母亲》，更是直截了当地对“母亲”形象进行排他性升华。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除了农工而外，

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儿孙，

我也是你不肖的子孙。

作者在这里，有意地选择“农工”阶级作为“母亲”的合格儿子，其他的儿子（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我”等），都是“不肖的儿孙”——即应受谴责和惩处的，包括谦卑而羞惭的他本人自己。他无法改变自己的阶级属性，因为这是他的父母施与他的，所以，他只能通过忏悔、自责、求告等方式来洗刷自己，以期望得到宽恕，并因此得到升华，成为“农工”的同盟和自己人。

在革命叙事抒情诗里，“母亲”是一个被反复咏叹的意象，而父亲，面目则常常模糊不清。《大堰河，我的保姆》里，父亲的形象基本上是一张影像模糊的剪纸，到了《地球，我的母亲》里，郭沫若膨胀到了分裂的程度：

地球，我的母亲！

我们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

我不相信那缥缈的天上，

还有位什么父亲。

诗人在这里强调说他不相信父亲，暗示着一种无性繁殖的神圣可能性，同时也给嫁接过来的世俗神性留下了切口。

在一种强烈的宗教情感里，圣贤基本上都是无性而成孕的。中国的古代圣贤，无非就是履巨人的足迹、感神人之梦幻以及有神龙缭绕，西方希腊源头的圣贤略有不同，奥林匹亚克斯山上诸神，倒是七情六欲俱全的仙辈，不仅嫉妒心重，而且动不动大起杀伐之心。基督教里，圣母玛利亚也是由感而孕的。年轻诗人的艾青，和前辈诗人郭沫若一样，在诗歌里强烈地排斥血缘上和精神上的“父亲”。现实中的艾青，也跟自己的父亲决裂，毅然决然地来到了延安，成为歌颂精神父亲毛主席的延安著名歌手。

“杀死父亲”，冲破家庭的束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激进文学青年的强烈愿望。

“父亲”意味着稳固的家庭秩序，意味着过去的束缚，把“父亲”打到，才能冲破家庭的桎梏。在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里，“父亲”形象很少，进入文学作品里的父亲形象，一般也很糟糕。只有朱自清的散文《背影》里，父亲才被表现出了一种遮遮掩掩父爱。

在《大堰河，我的保姆》里，父亲的形象跟“天伦叙乐”的“虚空”形象结合到一起，显得滑稽且虚假。他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人形，是一个虚假的父亲，而不具有血肉，一阵风就能将他吹上半空。

对于急于要改变社会，疗救国家的热血青年来说，他们革命行动的主要绊脚石之一，就是“父亲”。父亲，在文学意义上，就是茅盾《子夜》里的“吴老太爷”，就是巴金《家》里的“高老太爷”。这些僵尸般的“封建代表”，如果不打倒，年轻人就没有出路。这种“打倒父亲”的精神源头，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经在激进青年中传播了。思想巨擘章太炎在《明独》一文里说，“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这里，“独”本来是指个人性，内心，《礼记·中庸》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宋代大儒朱熹注《大学》，把“慎独”理解为个人的操守，章太炎析为个人的人格独立和走出家庭——为了一个更为崇高的价值。这种独立，就是以对父亲造反为标志。在传统的文化中，青年人以“安分守己”为本，以“孝敬父母”为要，“克己复礼”才是上层文化社会文化人的核心标志。而只有冲破家庭的束缚，青年人才能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章太炎的理论，“大独大群”，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而召唤了大量热血青年参加了革命军。只有冲破家庭，走出家庭的青年，才是革命领袖所急切盼望得到的革命力量。

走出家庭，对于革命青年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文学作品里，激进的诗人对父亲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打击。“父亲”的形象，例如“高老太爷”和“吴老太爷”们，不仅“顽固”、“僵化”、“冷漠”，还没有人情味，把他抛弃何不可惜。对于情感极其渴望的年轻人，从保姆和使女中——如《雷雨》里的周冲和四凤的关系一样，和使女恋爱、偷情，是现代文学的一种经典结构——才能获得正常的热烈的情感，这包括亲情与爱情，以及对这两种基本情感的再度阐释。我们再看《大堰河，我的保姆》里的控诉诗句：

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纽扣，

　　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

　　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

　　我吃着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

　　但，我是这般忸怩不安！因为我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的父母并不是抛弃“我”，因为某种遵从传统辟邪的习惯性原因，他们把孩子送出去寄养，用以辟邪。这只能说是一种传统避讳的习惯，自然是不能为现代青年所理解和接受。但是，不管好坏的评价如何，他们对自己的孩子还是照顾的，关爱的，他们支付劳动报酬给“大堰河”，请她来哺乳这个孩子，并不等于说他们就要把这个孩子扔掉，而是企图保全艾青和她的母亲两个人，并不是必须选择一个，扔掉一个。从这里看，反而能看到做父母的苦心。诗歌里的“我”，到了五岁该上学受教育了，父母就把他接回家，供养他一直到上大学，甚至供养他去欧洲留学。他们因为某种传统观念而把不吉利的孩子送出去寄养，就是“虚伪”的地主父母亲对这位儿子做出的所有“恶行”了。他们肯定不会想到自己这样做会犯下了滔天的罪恶，遭到儿子日后在诗歌里进行的几乎是无法翻身的谴责。

诗歌里，“我”被亲生父母从乳母家里正式地接回来，给穿上了新衣服，吃上了碾了三番的白米后，看着母亲怀里的不认识的妹妹，却产生了疏离的感情和厌恶的态度。从五岁小孩子的角度，一下子从熟悉的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在情感上对这个家庭产生了排斥感，这是合理的反应。但是，从五岁到成年，诗人此后一直得到“地主父母”的负责任的抚养，这点，诗人不可能不明白。他在诗歌里对亲生父母的抨击，情感出发点，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先决性的阶级立场和国家母亲的情感——在这个意义上，他抨击的不是真实的父母，而是抽象的“地主阶级”。

前文分析，从经济关系和情感纽带来说，真正抚养“我”的，仍然是亲生父母。而善良、纯朴、给予“我”过多的爱和占有欲的“大堰河”，自己有五个孩子：

　　大儿做了土匪，

　　第二个死在炮火的烟里，

　　第三，第四，第五

　　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声里过着日子。

　　一个负责任的母亲，她对自己亲生儿女的关爱，理应超过对别人孩子的爱。在这首诗里，“大堰河”却爱“我”——地主的儿子——胜过爱自己的亲生儿子。这种爱，通常的教案可能歌颂为博大的爱，然而，从文化病理学角度讲，却是一种病态的精神分裂症。

具体的爱，还算真实，抽象的爱，就变成了一种精神自大狂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不仅显示了诗人的冷酷无情，而且显示了他的无法弥合的文化精神分裂症状。他为了一个所谓的高级理想和极端主义的价值，不屑贬抑、污蔑抚养自己长大的父母。“大堰河”在这里，代表一种超越性的高级价值，为了这种虚假的高级价值，癫狂的诗人一脚踏在自己的亲生父母身上，并且朝他们吐唾沫。

顾彬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写道：“以拯救社会或拯救个人为己任的文学的两个极端是妄想狂和忧郁症。”[4]

“疗救国家”与“疗救自己”，是两个极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这两种态度，决定了文学的具体走向。人不能仅仅用彻底的“爱”与彻底的“恨”来生活，这两个极端，都是疯狂。这种疯狂，最终导致了死难与折腾。

《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通过排比铿锵有力的词句，在歌颂、拔高一种不虚假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又通过课堂教育，灌输给无数的学生。爱与恨的如此简单，好与坏的如此粗暴，对亲生父母这种可怕的指责，对一个侵占性极强的乳母的热情歌颂，都在营造一种可怕的情感暴力，这同时也是这个社会迷惘和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

一个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可以随意指责，随意辱骂的人，他的爱是可疑的。他的恨，却是真实可怕的。这种无端的仇恨，能轻易摧毁家庭感情的力量，也可以把整个社会连根拔起。

这种从根子上摧毁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暴力诗篇，仍然在课堂上正式地教育学生不适当地去爱，教育学生没有理由地恨，不能说不让人感到绝望。

二〇〇九年三月一日初稿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日二稿

二〇〇九年三月四日三稿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