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孙忠礼被审查:美国学者独家披露贴身采访江青60小时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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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江青于2010年11月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世纪25位最具权力的女性”。她凭借第一夫人的身份加入夺取政治权利的行列中,在“文革”中呼风唤雨,其公众形象更被大陆官方定格在耻辱簿上。而她生前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大部分封存在档案里。迄今为止,西方世界关于江青最权威的报道介绍,来自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是西方世界上唯一有幸能近距离接触江青、并采访她长达60小时的人。
江青的上榜理由是:身为中
图:1945年,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这是江青与毛泽东度过的相对浪漫、美好的时光。
悲情童年与活泼淘气的青年
江青在西方视野的最早出现,可追溯到著名的医生白求恩。
图:1936年,22岁的江青与她母亲(左)
维特克笔下的江青,有一个很不幸的童年。
《时代》报道称:在她出生时,她的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虽然她的妈妈也已年过40,但在江青的记忆里,她妈妈比她爸爸仍要年轻许多。江青还有很多哥哥姐姐,最小的一个都比她大12岁。她父亲是专门制作车轮的木匠,“由于家里很穷,粮食也不够吃,所以我父亲经常打骂我的母亲。”当他粗暴地殴打她母亲时,所有的孩子就都聚集在母亲的周围,这也是他们试图保护母亲的最好方式了。中国虽以古老的文明著称于世,但在上世纪初,砍头示众等野蛮行为仍很普遍。江青小时候就曾被鲜血淋漓的断头吓倒,病了很长时间,“即使蒙上眼睛,仍能想象到那可怕的残杀情景。”维特克写道:一天放学后,她正往家走,她的注意力突然被一种奇怪的脚步声所吸引。她抬头一看,迎面走来一个老者,扁担上挂着两颗人头,一边一个摇晃着,鲜血淋漓。她被惊呆了,慌忙调转头跑回家。到家后,她的书散落了一地,她本人扑倒在床上,大病了一场。童年记忆刻骨铭心,在人的一生中很难磨灭。透过“文革”中种种非人道的、司空见惯的武斗场面,依稀可见江青早年记忆中的血腥和暴力。由于受不了家庭暴力,江青很小时,母亲就带着她离家出走,靠给大户人家佣工谋生。晚上,母亲经常把江青独自一人留在家里。维特克用很精细的描写向读者暗示,她的母亲这时可能已沦为暗娼,以此来维系她们两人的生活。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待在与母亲同住的房间里,雨水流过那破烂的窗棂,窗上已没有几片窗纸了。借着仅有的一盏小油灯所提供的光亮,江青一动不动地在炕上坐了几个小时,什么事也没做,一直等她母亲的归来。天快亮了雨才停下来,这时母亲出现在门口。为了在深夜找到母亲,这时年仅五六岁的江青,就试图克服走夜路的恐惧。她害怕恶狗,还曾经被恶狗咬过。维特克在她的传记作品《江青同志》里提到,江青曾撩起裤角,让维特克看她的脚踝上部,仍可以看出恶狗咬过的疤痕。
演员时期的江青登上《中华》杂志封面。
“我只生过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就是主席”
1929年,江青入读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主要学习现代戏剧,同时也学习一些古典音乐和古典戏剧。学校免交学费,而且提供免费食宿,每个月还发给2元钱的津贴。“那时我只有15岁。”江青对维特克说,“我并没有技术和学业方面的入学资格。我之所以被接收,仅仅是因为学校女生太少的缘故。”在这里,江青发现了自己的演艺才能。尽管在校只有一年,但她学到了许多东西—不仅广泛地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接触到各种乐器,包括钢琴。此后,江青与该校师生赴北京演出。江青对维特克说:“那年我只有16岁,在北京的生活非常艰苦。我那时的装备太寒酸了,甚至没有什么内衣和内裤。尽管我把家里最好的棉被带来了,仍冷得发抖……那时我还不懂得政治,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没有什么重要的见解。我只知道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非常喜欢戏剧。”1931年初春,江青来到青岛,在学校、工厂和农村巡回演出时,还是青岛大学的旁听生,她上过闻一多的课,听他讲唐诗、小说和戏剧,也经常听沈从文讲授小说。她的大学生活很清苦,每天只吃两个烧饼,因为两条腿骨瘦如柴,又细又长,朋友们给她起绰号,叫她“麻杆”。1933年江青在青岛加入共产党,随后,由党组织安排赴上海,开始其演艺生涯。她在《玩偶之家》中扮演娜拉而一炮走红,其后又出演过不少左翼电影。期间,她还因涉嫌参加进步活动,坐过国民党的监狱。1937年,抗战爆发,江青辗转由上海抵达延安。在这里,她遇到了毛泽东,两人很快同居并正式结婚。江青知道国际上关于她同毛结婚时的各种流言蜚语。因而,她有话要说。维特克写道:在共产党抵达延安时,毛主席和他的第三位妻子贺子珍已分居一年有余。而江青本人则是1937年夏末从上海经西安到的延安。这时,贺已经离开了西北,在苏联疗养。“谁该对离婚负责?是贺子珍,而不是主席。”江青尖锐地指出。江青认为,贺子珍是一个极固执的女人,她“从不曾理解毛主席的政治世界”。她对维特克说:长征期间贺子珍几次负伤,红军到达西北时,她的健康状况使她无法照顾孩子,无法与其他人正常相处,毛对她的行为也无法忍受。贺自作主张去了西安,没有人能劝她回来。1939年,贺子珍及两个孩子(女儿当时还很小)被送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她得到很粗略的治疗,那些试图控制她的专家们使她的情形更糟。由于绝望,她开始打孩子,最后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孩子们被送进了孤儿院,而她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四十年代后期,贺子珍被送回上海,住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里,定期接受电疗。一些国外媒体称江青有过两个女儿或许还有一个儿子。维特克就此向江青求证,江青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说,她只生过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就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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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7年5月,北京街头的红卫兵。此时的江青已经登上了她权力的顶峰。
样板戏是“真正的革命”
1949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北京。中共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及孩子,在中南海这座从前的皇家大院里都分到了一套住宅。但是,这些警卫森严的深宅大院,并没有给江青带来绝对的安全感,她经常怀疑暗中有人在谋害她。1969年,已经被正式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被称为密谋抢班夺权,刺杀毛泽东。对这场震惊中外、至今仍迷雾重重的权力斗争,《时代》披露了很多细节,都是江青向维特克说的:“林彪的人画了我们住所的地图,企图发动袭击,炸死我们。”江青说,1969年,林彪还准备给主席和她的食物里下毒。江青因此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直到最近才渐渐康复。《时代》还用很大篇幅报道了江青的“样板戏”革命,从中可以看出江青在京剧改革初期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和孤独无助。当她在60年代初着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工作时,世界上几乎没有用芭蕾舞来表现军事行动的先例,而且几乎也没有一个人支持她的意图。为了在领导人中寻求支持,她邀请周总理观看早期排练,周总理去了,指出很多缺点,她们都一一改正了。为了用军队的方式教育她的舞蹈演员,江青决定把她们下放到部队里生活几个月。就在她刚刚发出指示时,周扬就从文化部他那“高高在上”的办公室宣布:他已经派这些芭蕾演员到香港表演《天鹅湖》!不顾周扬的反对,江青继续与芭蕾舞团一起到几个城市巡回演出。回到北京后,她特意为周总理安排了一次演出。周总理说这是“真正的革命”。显然,来自总理的支持,帮助江青克服了文化部门的阻力。而江青本人在指导样板戏时,要求也非常苛刻,对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不放过。维特克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描写:一位演员记得,当小常宝唱一段戏,叙述她母亲被土匪杀害了时,她坐下来,用双手遮住脸,让眼泪在手指间流淌。江青说:“无产阶级不这样哭。”江青挺直了身体,让她面对想象中的观众,让泪水流下来。“工人阶级哭的时候不是坐下或把头低下来,他们站着哭。”江青说。江青把京剧改革中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到电影界。她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导演中心制”,代之以“党的民主集中制”。但和维特克谈话时,江青从不掩饰自己对资产阶级电影的喜爱,她不止一次提到美国著名影星嘉宝,“我非常喜欢嘉宝。她气质高贵,性格有一点叛逆,她的表演毫不做作,也不夸张,在19世纪资产阶级电影中绝对是一流的。为什么美国的金像奖不发给嘉宝?这简直不公平。”她问维特克:“她还好吗?如果你回到美国,能见到嘉宝,请你把我的话转告她,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采访中,维特克向江青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这么喜爱嘉宝的电影,为什么不公开放映,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看到?”江青回答:“我们允许资产阶级电影在小范围内放映。如果公开放映,人们对这些影片会展开政治上的尖锐批评,这对嘉宝显得太不公平了。”在这次采访后仅仅4年,江青就从她人生的巅峰迅速跌落。《时代》在全文的结尾提到,毛泽东在辞世前,写了一首诗给江青,提醒她在此后的政治较量中,有可能摔得粉身碎骨。江青把它当作毛泽东的临终遗嘱,在她的支持者中广泛传阅—
“你被冤枉了。”毛告诉江青,“我老了,就要死了。今后我们阴阳相隔,彼此都可以安宁。这是我给你的最后几句话:生命有涯,革命无涯。过去的十年,我努力攀登革命的高峰,但是没有成功,你可以做到。但如果失败了,就会落入无底深渊,粉身碎骨。”
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毛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江青被逮捕隔离,从权力的巅峰跌下无底深渊。但在《时代》眼里,她仍是20世纪最有权势的华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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