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力异想世界pc:江青自述--１９７２年美国维特克对江青采访（张颍记录）..

江青自述
１９７２年２６日下午６时４０分至２７日凌晨４时，及２７日下午，美国某大学副教授维特克女士在广州对江青进行了采访，时间长达６０多小时。当时的外交部干部张颖以陪同人的身份参与了会谈。下面为张颍的记录。
江青：“我１９１４年出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３月生的。哪一天不告诉，保密，怕人祝寿。我的母亲生了好几个小孩，但活下来的就一个哥哥、姐姐和我。另一个哥哥是另一个母亲生的。因为父亲打他，就闯关东去了。大哥也因为这个原因，当兵去了。那是北洋军阀张宗昌的时候。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那时我没有出生。到我三四岁时破产，房子也被人弄走。我家房子那地方很热闹。父亲比母亲大十几岁，我父亲６０岁，母亲约４０岁生我。父亲脾气很暴躁，这和他的经历有关。他做车轮，我是轮人之女。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骂人打母亲，打我们。有一个元宵节有灯，我们那个城地主老财很多，灯也多，开始还看灯，后来因为父亲用铁叉打了母亲，把母亲小手指打断了，母亲背着我跑了。从此我学会走夜路。吃不饱，去找母亲。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为保护母亲，把牙摔碎了。另一件事是母亲在一家非常大的地主家扛活，我没有东西吃，地主老财讨了好多小老婆，还是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听说佣人有个小女儿，要与我玩，我不去，但为了母亲还是去了。地主女儿有好多佣人服侍她。最初同我玩得顶好，我有两个小辫子，她抓住我的辫子，我推开她，拔腿就跑。当然我母亲被解雇了。
现在说我在小学。我在县立女子小学，为地主老财女儿开的，像我这样的人很少，收我进去是装样子的。她们都耻笑我，说我穿的是旧衣服，破破烂烂。有一天比我大得多的姑侄二人耻笑我，我把那个姑姑当胸打了一拳，她就坐地上哭了。我立刻到校长屋里去，我告诉校长，不读书了，我打了人。校长替我擦眼泪说没事。因为我是勤学的学生，老师喜欢我。经过这样的事以后，我在学校不受气了，不敢惹我了。
我不是告诉你，我从小有胃病吗？一是穷苦，二是走夜路找母亲，人们怕鬼，我怕狼，因为鬼没有见过，但狼会吃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到处找母亲，找不见，我穿过青纱帐，狗咬了我的腿。我们那村都姓李。我母亲听到狗叫，想到我会找她，所以跑出来了，不然那次又要被咬。她把我背起来，一边走一边哭，到一个本家那里，给我吃煎饼，我吐了好长时间。还有一次也病得很厉害，学校在城里，我家住在内外城之间。天亮时城门开一点，傍晚时就锁上。有一次放学回家，低头走路，突然听见人声，抬头一看，一个老汉用扁担挑着两个血淋淋的人头。你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时也真够野蛮，如杀人把头放在城楼上示众。每次我遇到叫做清狱，都是杀无辜的。血淋淋的人头，回家把书包一丢，躺在炕上就没起来，发高烧。我的童年讲这么一点就行了。
可能是１９２７年离家乡。北伐时我在天津。我母亲在姐姐家里，实质上是佣人。我很想去做女工，因天津有许多卷烟厂，那时纸烟用手卷，而且大都是童工做，但姐夫不赞成。姐夫是个小官僚，那时已经失业了，也穷了。后来与姐姐、姐夫一起到济南。１９２９年念了一年艺术学校，也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穷，衣服穿得破旧。这些你可能有兴趣吧？
我在这里是很受气，演话剧要用普通话，我又是山东话又是普通话，一开口她们就笑我，后来我就不说话，找一个对我好的同学，天不亮就起来朗诵。有一次实验演出，剧名叫《湖上悲剧》，是资产阶级的，田汉写的。教务主任让他老婆的妹妹排在星期六，星期天给朋友的妹妹，我演出是星期一，观众很少，我自己哭了，观众也哭了。
我还要说说在青岛。可能是１９３１年到青岛的，很冷，潮湿。一到那里就注册旁听生。是我老师要我去的，将来要成立戏剧系，给我借了路费。我原不想去，想回家做女工。想得很容易，后来同学和朋友劝我去。我生长在海边的县，但到青岛第一次见到海，高兴得跳起来了。我们成立了海漠剧社，专门宣传抗日救国，在学校、在工厂。最大一次旅行公演是１９３３年旧历年，利用农闲。为怕抓，就分头走，省吃俭用，我没有吃饭。到了第一个村，叫崂山湾，离青岛几里路。我们没有经验，敲一面锣叫人看戏，有的男的穿西装，也有的穿马褂，女的穿旗袍，反正老百姓看了不顺眼就是了。演完戏已是下午一两点，我们想买吃的，村里人派人拿了一块大洋给我们，说村子小，不卖饭，让我们走。到村外，我们坐下了。有些人出身是小姐、少年的就不想干了。我说我们做的恐怕不对吧，得变个方法，我还不懂得用总结经验这个词。我建议到前一站王各庄先住店，说是游崂山的，先做群众工作再说，大家同意。到了王各庄先住店，我们展开群众工作，我做小孩的工作，教他们唱歌。因为日本鬼子到过那里，问日本鬼子好不好，要不要反对日本鬼子。他们喜欢我，就往家里拉。其他的人也去找我要我唱戏。唱了一段，他们也高兴了。第二天为我们拉场子演戏。演的节目中有一个《放下你的鞭子》，还有一份讲演，说苏区的情况。观众中有沈鸿烈的海军，说我们演得好。我赶快跑到村外，把剧本藏在坟碑下面。要约我们去驻地，大家不敢去，我说我去，共去四个人。他们说国共合作如何好，他们还送我们回旅馆，又送吃的。原来这是上海暴动后跑来的沈鸿烈的海军，其中有共产党员，还有党支部。沈鸿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后来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在这村住几天，走时群众都来欢送。我们到别的村子，没钱，饿着肚子到处跑。公共汽车在山口。都跑了，受不了，最后坚持的只有两三个人
。知识分子下乡困难。挤上车子要票，说没有钱，车到青岛还给你，不干，旅客讲情，说不能把他们留在这里。下车到处找朋友还钱。这事印象很深，我一直忘不了。
在青岛，主要听闻一多的课，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那时杨振声校长是中国第一本小说《玉君》的作者。还有女讲师，叫方令儒，都是美国留学生。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一。当时老师称赞我，说我像谢冰心。还有个教员是男的。作家沈从文很欣赏我，要我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最主要的是写了个剧本，可能是１９３１年的下半年，标题是《谁的罪》，母亲生病，儿子是革命者躲出去，警察来抓，折磨母亲，儿子又回来看母亲，被捕，母亲死了。我老师赵太侔兼这课，叫我去。说你很爱写，你写的这个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说什么叫共产党、国民党？他看我是个大傻瓜，就不解释了。老师认为我的剧本还是不错的，说独幕剧太短了，最好发展成三幕。从此我想，什么叫国民党、共产党？开始观察了。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当时不知道。‘九·一八’以后，我去请愿，他说我捣乱。他到树林，猜他一定是国民党。他是少数民族，他自己没读好多书，我以后不受他接济了，自己找事做。他说李小姐，你写的强盗太斯文了，他骂人的时候你用的是‘该死’，其实强盗是不会这样骂人的。从此我不去听他的课。
沈从文通过他妹妹沈舟舟找我，要我每周写一篇故事，他给我改。我就不去。他们知道我家里穷，想让我给他织毛衣，给较高工资，我拒绝了。我听说她在北京法国学校读书，学费很贵，每学期５００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