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秘闻:女高中生贴身保卫领导人（照片）

开国大典秘闻:女高中生贴身保卫领导人（照片）  

2011-09-20 01:03:59|  分类： 红色秘史 |  标签：毛主席  慕丰韵  暗战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往事导语：1949年8月，北京护城河畔一处住宅内，一支600人的特殊队伍悄然成立，它的名字传奇而神秘：北京市公安局便衣警卫大队。民警脱掉军装，按照任务要求，化装成蹬三轮车的、修鞋的、收破烂的、摆小摊的，密切注视着敌特的风吹草动。60年后的今天，时任大队政委的慕丰韵一字一顿地重复周恩来的“死命令”：要保证开国大典“绝对安全”！

扮演成工、农、商、学、兵的干警参加庆典活动

 　　大典前的北平并不太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定在1949年10月1日。

　　开国大典在即，大家的心悬得更紧了。此时北平虽已和平解放，却并不太平。傅作义的军队在城外进行了改编，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趁机潜伏了下来。

　　逃窜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日子：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已密令潜伏北平的特务分子开展暗杀行动：“只要是中共部长以上，部队将军以上人员均可刺杀”，“完成一个任务回来就晋级请赏”，“刺杀一个可得黄金50两”。后来，索性不再有指标：“不分时间、地点、打响就行。”

　　曾经亲身参与开国大典保安工作的干警们，至今对当年的细节记忆犹新——

　　时间一天天地接近开国大典，公安一师二团排长刘拴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附近游动。夜幕降临，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他的注意，他拾起来，烟是飞马牌的。当时这种烟不是一般人能吸的，他从扔烟头的位置向四处望去，这是一片视野极为开阔的地方。他又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顿时感到：皮鞋、烟头，肯定有一个不大寻常的人常到这里来。他警觉起来。此后他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刘拴虎的视野内。刘拴虎接近过去，发现那个人正在画线路图，便上前查问。那人见暴露了，便掏出匕首向刘拴虎刺去，几个回合，刘拴虎将那人擒获。经审查，他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地图，准备10月1日这一天爆炸毛主席的车队。

　　高中女生贴身保卫领导人

　　慕丰韵当年是便衣警卫队的大队政委。他们的队部设在北长街一处没收的国民党官员的住宅里，在故宫护城河的河畔上。每次警卫任务，都是由中央警卫部门中南海警卫处通过专线电话下达。

　　便衣大队的600名警卫由三部分力量组成，“所有警卫人员都是我们亲自挑选的，政治素质好是先决条件，不怕牺牲是必要条件。”其中北平纠察总队抽调一个连队，负责担任路线警卫，他们的任务是散在领导出行沿途保卫安全；华北军区情报处抽调一部分侦察员，担负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活动场所附近的秘密警卫。这两部分人员都是经过实战历练的大小伙子。最特别的是第三支队伍，这是四十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抽调出的女生，任务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以服务员身份贴身保护领导和贵宾安全。

　　“我们把最关键的担子压给了女孩子。”慕丰韵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贴身卫士由中南海九局选派，这些女便衣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城楼水源安全。“可别小看端茶倒水，当时特务最擅长下毒，天安门城楼上的水都是专供的，专人负责烧水看管，女生们必须保证从专人手中取水，再送到领导面前，过程中壶不能离手。服务之余女孩子们还要眼观六路，时刻注意城楼上动向，毕竟她们的身份是便衣警卫。”

　　“大典前夕，截获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准备开飞机来轰炸，并派特务搞暗杀。空军部队在防空方面做了周密的部署，而我们警卫大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提前抓获那些杀手特务。”

　　谈起戴运鹏，慕老多少有些后怕。戴运鹏是精英级别的特务头子，国民党保密局给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开国大典上刺杀毛泽东。戴运鹏曾经三次来京潜伏在朋友家中，刺探北京城里环境寻找下手时机。第四次入境时，情报部门通知慕丰韵立即展开擒获行动，情报中特别提醒便衣大队，该特务会武术，一身轻功能上房。“我当时就说他吹牛！”老人大手一挥，“我信他能把草席子扔房上。”豪气归豪气，当时的慕政委还真没敢掉以轻心，特别挑了4名彪形大汉守在深圳口岸，戴运鹏刚进关就被摁住。“我亲自审问戴运鹏，问他到底会不会轻功，他承认是吹牛吓人的，也就是跳得高一些。很快，姓戴的就被毙了。”那时距离开国大典已经非常近了。

　　扫雷器过滤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一天天临近，慕丰韵和战友们的心也一天比一天紧张。“那年头也没别的武器，我们就怕炸药和地雷，大典前夜，战士们拿着扫雷器仔仔细细地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探了一遍，每个座椅下面、每个旮旯边角，查了又查。安全了，马上派武装战士把天安门会场区域围起来，严密封锁。”当晚，周恩来亲临天安门城楼检查安保工作，特别把慕丰韵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安保情况后，方才放心离去。

　　1949年10月1日早上8点半，慕丰韵准时到岗，他的指挥部设在金水桥畔的观礼台中，头顶就是天安门城楼，公安部长罗瑞卿始终站在毛主席身后。那一刻，站在城楼下的他除了紧张还是紧张，“就一个念头，千万别出事。”“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从中南海出发前，九局的贴身警卫通过专线保密电话通知我，我再把便衣路线警卫撒出去，分布在从中南海到天安门沿途。为了防止泄密，严禁过早通知，提前半小时才能发出信息，而便衣警卫必须在首长出门前20分钟到岗。”

　　就这10分钟的时间，便衣警卫用的交通工具居然是自行车。“哪里有什么汽车、无线电通话器呀，只能沿途设几个固定电话站，警卫发现异常就蹬上自行车打电话汇报。”想起手下的小伙子，老人不由得竖起大拇指：“都是好样的，素质真好。”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出了中南海，慕丰韵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直到领导们平安走上天安门城楼，大家的心脏算是归位了。回想当年这场没有硝烟的暗战，慕丰韵淡淡地说：“1949年10月1日，平安无事。”    摘编自《青年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