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新中国领袖们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3)

　　在“大跃进”之前，作为秘书的田家英与主席在工作上也亲密无间。1959年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后，开始发现过“左”的错误并试图纠正，同年夏在庐山会议上赞同彭德怀的观点。他被人揭发批判后，毛泽东认为属于认识问题还是加以保护。1961年田家英到浙江调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起草了著名的农业《六十条》，纠正了此前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过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分歧未能弥合。

　　田家英对毛泽东一直由衷敬爱，却始终坚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抵制“大跃进”的错误。1959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区的大丰镇时，在“浮夸风”之下竟有干部说大话称“亩产3万斤”。田家英走家串户认真调查后，鼓励干部讲老实话，顶住造假的压力，并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要保证老百姓的口粮。朴实的农民把他称为“田青天”。他满腔忧郁地走上了庐山，直言了对上一年北戴河会议决定的大办“人民公社”持基本否定的意见。

　　1961年初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派去了浙江农村，在那里他看到了全面的饥荒，看到了骨瘦如柴的儿童和老人，看到普遍的浮肿……在各界人士参加的会上，他开口便以中央工作人员的身份道歉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讲到此，他竟泣不成声。有人劝他不要说违反原有政策的话，他却满腔激愤地强调，只能按毛泽东所说的，“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不能囿于现行政策和领导人说过的话，对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要敢于推翻！”

　　尽管庐山会议的余悸还在，田家英仍冒着风险上书要求取消北戴河会议后大办的公共食堂。毛泽东作为一个伟人，冷静下来之后还是接受了这一意见，并同意田家英起草一个人民公社的《六十条》，这一文件对扭转农村形势起了重大的作用。不过，随后田家英赞同的“包产到户”则没有被接受，这也是时代和历史造成的局限。

　　田家英自认为在近代中国只崇拜两个大学问家——毛泽东和鲁迅。他不仅在文史爱好方面与深爱的领袖结成忘年交，而且在多年耳濡目染中，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两项最基本的为人处世原则：“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终生也只对这两条原则负责。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无论是毛泽东、彭德怀还是田家英，其实都是在苦苦探索一条尽快使国家腾飞之路，其间出现曲折和分歧也完全正常。面对大跃进欲速则不达的恶果，田家英曾说过令那时的人们吃惊的一番话——“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

　　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时，再回想这番话，人们会更加钦佩田家英的远见和胆识。

　　田家英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一再想离开中央，到基层工作，一些省委书记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却总舍不得放他走。1965年末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了《海瑞罢官》的一些事，惟恐天下不乱的江青等人便要借题发挥，田家英整理记录时却将这段话删去。他完全懂得此举可能引起的后果，但为了维护党的事业和毛泽东本人的长远威望，他还是义无反顾。随后，江青等人把“篡改毛主席著作”这一吓人的罪名加在他头上。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通知“停职反省”。他沉思了一夜，第二天便以死抗争，死时仅44岁。

　　对于田家英的最终结局，许多同志都感到痛惜和遗憾。深知这位才子的人却分析说，田家英以其特殊身份，是党内最早预见“文化大革命”会带来浩劫的人，他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这场灾难。

　　田家英的意外之死，震惊了党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又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18年的秘书，曾带着沉重的叹息说了一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1980年中共中央为田家英举行了追悼会，在悼词中评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在1954年的北戴河海滨，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田家英及其女儿曾立，都不会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那时大家在共同的追求下，还有着那样纯真的革命感情和美好理想！

　　在全国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邓颖超一直体弱多病，处于休养状态。自50年代中期起，她在夏季也到北戴河避暑，而且经常是先于周恩来到达北戴河。

　　1958年夏季，邓颖超已经到北戴河好几天了，约定随后就到的周恩来却迟迟没有到。这位日理万机的总理，经常会有突然发生的事要处理，被绊住了便不能脱身。每当这种时候，她就会对周恩来生出缕缕特别的思念，于是就每天往北京打一个电话。她拨通电话，只要“喂”一声，就大致能听出周恩来的身体状况，知道是不是感冒了，是否又咳嗽了。

　　有一次邓颖超秘书张元的女儿萧远音教会了她唱《敖包相会》，还把“我等待着美丽姑娘呦”，改成了“我等待着心上的人儿呦”。邓颖超随之给周恩来打电话，唱了一曲《敖包相会》。

　　周恩来听了很奇怪，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唱这首歌的？”邓颖超说：“大米(萧远音)在我这儿呐，她知道我想你了，就教我唱这首歌。她还说你听了以后，就该过来了。”

　　那时的北戴河海滨，真是一片其乐融融的情景。50年代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也回忆说：

　　每年七八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们，许多人家都去……这个季节就成为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间，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际季节。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车，这种交际就从火车上开始。

　　五浴场是中直几个大浴场中最大的，全天开放，但大人们不能像我们成天泡在海里，他们要开会。所以他们在中午前后出现，毛泽东出现更晚，总是下午三四点才来。”

　　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之余，在海边下棋、游泳是重要的娱乐活动，罗点点书中还特别提到了彭德怀。

　　在我们的记忆里，彭德怀元帅好像从不到北戴河，在我们这些家庭的交际场里，从来没有他的影子，我们能说出北戴河的别墅群里哪一座是谁家住过的，但是没有人回忆得起彭元帅住哪一幢楼。

　　彭德怀一生保持着清贫作风，又无儿无女，性格也与众不同，不大愿意参加娱乐活动，也不想疗养，这是他总不去北戴河的原因。

　　中央首长们夏天常去北戴河避暑，夫人们自然也相随，在这里成了相互往来的场所。然而，个别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嫉妒等心理不平衡现象。这一点，在江青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江青自全国解放后，就长期处于养病状态，4次去苏联治病。她因做放射性化疗，身体反应比较大，回国后也很少同毛泽东在一起，而经常单独到南方疗养。据当事者回忆，江青有时也到北戴河海滨来，游泳却不多，经常是在海边晒太阳。

　　江青游泳水平不行，只会“狗刨”。当时浴场里的女人会游的不会游的都很多，大家一般都并不在意自己游得是否难看。可是江青却不然，她有一种特殊的自尊心，特别是一看到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下海游泳，更是看不惯。王光美会蛙泳、侧泳和仰泳，江青看到王光美会游这几种姿式，鼻子里哼一声，不屑去看第二眼。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江青在延安时便表现出强烈的嫉妒心，看不得别的女人比自己穿得漂亮。毛泽东也批评她，就是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江青这些毛病表现在北戴河的浴场，毕竟还没有什么。后来此种心理用于“文化大革命”那种反常状态下的政治斗争，便发展成为一种迫害狂，不仅王光美等人遭难，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深受其害。

　　中共中央自1954年建立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持续到1965年夏天。这一年夏天国内经济状态大有好转，政治气氛却显得沉闷，尤其是在毛泽东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后，许多干部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不正常，交际大大减少。大多数电影和戏剧因被打上“封、资、修”的标签而被禁，这使海滨剧场也显得单调和冷清。北戴河海滨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个夏天，中央来的领导人已不多，预示着一场人为的风暴将会来临。

　　自1965年11月至1966年7月，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有8个月住在南方不回北京，返京后直接在中南海领导运动，也不再来北戴河。在1966年，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随后中央机关内也卷起相互攻击、揭发和贴大字报的风潮，以致“当权派”们几乎人人自危。在这样一个夏季到来时，到北戴河避暑根本无从谈起。原来设立的暑期工作委员会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取消。

　　北戴河的暑期办公制度就此中断了18年，然而此间中共中央在那里召开的诸多会议和留下的重大决策，却留在了史册之上，值得人们认真地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