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素恩宋再临2016近况:解密建党之初的制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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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之初，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就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意见分歧，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民主与集中的争论。在建党90周年之际，回顾、研究、反思这场争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和贯彻，也有助于我们按照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推进党的制度建设。
对陈独秀起草的党章，李汉俊认为他搞中央集权，甚不满意
在建党的过程中，既反对密谋组织不要民主搞绝对的集中制，又反对不要集中搞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法则。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民主”和“集中”的尺度却是很难把握的。于是各国共产主义者在建党实践中，由此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就不可避免。中国也不能例外。
据李达回忆，陈独秀起草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认为其搞中央集权，甚不满意，因此另起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这个草案后，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痛责此事，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结果陈的意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党内的这一场争论也被平息下来。
这对维护党内团结，巩固党的战斗力，当然有极大帮助。因为在建党之初，党的组织状况还很复杂。据李达说：“那时谁也不懂什么组织原则，只知道个代表会，不知道过组织生活的事”（《“一大”前后》）。这在朱务善的回忆中也得到了证实：“那时我们很少懂得党的纪律，一切偏重于感情。我记得邓中夏和几位同志在工作上发生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引起对邓中夏同志个人的不满，他很生气、消极，并且要求退党，他说：‘我不对，dismiss me’。蔡和森同志那时在北京，我们一同邀请邓中夏同志到守常（即李大钊同志）家和解。这样的和解，我记得在守常同志家对好几个同志举行了好几次。”（《北京革命史回忆录》，北京出版社）
李汉俊、何孟雄强调民主、防止专制的思想，当时未引起重视
但是若从反思历史的角度，李汉俊的意见就不无道理。他讲了两点理由：一是中央集权可流于个人专制，可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恶的；二是中国过去都是专制的，如中共实行新中央集权制必流于覆辙（《“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
在当时有这种想法的还不只李汉俊一人。何孟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何很早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发起活动，但并未参加党的实际工作。他向人表白，革命应先把理论弄明白才能实践，否则便是盲从附和。他和罗章龙的一番对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何道：“中国革命命运，固然应由群众自己掌握，但须以党内实行充分民主为条件。”罗答：“革命千头万绪在起步走，只要大家意志统一坚强，内部谁敢专制，万一将来党内发生妄人，群众自然把他打倒，也不会是难事。”何道：“内部如此，可是外部干涉违反民主也是完全可能的，所谓‘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你能保证吗？”（《北京革命史回忆录》）
虽然李汉俊和何孟雄最后的结果不一，何被说服入党，参加了革命的队伍，李则被开除出党，最终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但他们的这个思虑却并未引起党的重视。在一大党纲的15项中，除最后一条说修改纲领须“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同意”，是带有民主程序性质的规定外，其余各条均未涉及党内民主问题。至于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单为强化中央集权，就作了7项规定，而并无一款防止专制，发扬民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