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区 陆文:北戴河何时被确定为中央领导避暑办公之地？

核心提示：中共中央领导人确定在北戴河实行避暑和办公制度，正式形成于1953年夏天，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时。当时北京夏天炎热，又没有空调设备，连风扇都少有，中共中央派一个考察小组考察了大连、青岛等地，从环境、地址、路途等方面考虑，认为北戴河海滨沙子质量很好，海滩不陡峭，鲨鱼也很少，距离北京又比较近，因此决定将这里作为中央领导避署办公点并成立了筹备组。

1960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资料图

本文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徐焰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戴河解放之刻，国民党达官显要和外国驻华人员逃走时丢下的一幢幢空别墅，当即被人民政府接收。

据统计，当地共留有各式别墅723处，加上附属的饭店、旅馆、舞厅和影院，建筑面积达18万平方米，可谓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处海边避暑建筑群。

当时，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尚未结束，但接管工作已开始紧张有序地进行。1949年11月底，组建了中共北戴河海滨区委员会和海滨区公所，管理避暑区的房舍，使其没有受到破坏。同年12月15日，秦榆市人民政府成立，海滨区归其所属。

解放之初的北戴河海滨，便受到进驻北平的中共中央的重视。1949年4月，解放军军管会接收铁路宾馆、莲蓬医院和交通株式会社社员休养所，一些对革命有过贡献的、患有慢性病的领导干部以及伤残人士在此得到妥善照顾。中组部招待所负责人又在北戴河组建中组部疗养院。

1949年6月，当时因身体不大好而不主持重要工作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来到北戴河海滨。他是第一个来此的中央领导人，住在原铁路宾馆1号楼。此后，朱德几乎每年都来北戴河休息疗养，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他曾对其夫人康克清感慨地说：“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最好啦。”话虽如此，这位老革命家仍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响应毛泽东关于党的领导人死后应火化的号召，没有土葬。

在为领导干部选择疗养地之时，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又首先考虑到职工群众的疗养问题。1949年6月，中国铁路总工会北戴河肺结核疗养院成立。这是北戴河海滨建立的第一所工人疗养院。

1950年初，经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亲自选择，批准在北戴河建设外交人员休养所。当年暑期，成立了“外交部驻北戴河联络组”。休养所接收了位于东经路、东一路、东二路、保二路、保三路和中海滩一带的别墅34幢，开始接待当时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等国的驻华使节。

当时，作为一种待遇，北戴河接待着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作为一种荣誉，北戴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避暑办公的指定地点。至于北戴河外交人员宾馆的诞生，则标志着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他的尊贵客人、友人所提供的一种方便和尊敬。宾馆作为国家外交部所属的为外交路线服务的重要场所，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以及国家的主权尊严。

解放初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中央领导人忙碌万分，只要身体能够支持，都想不到疗养。毛泽东虽然久闻北戴河之名，也非常喜好游泳，却在解放后的4年多都未曾到过这一距北京很近的海滨避暑地。

新中国一建立毛泽东即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后，毛泽东于1950年2月间，回京途中曾来到山海关。当时周恩来总理陪同在他身边。

当时刚刚解放不久，长期在战乱摧残下的“天下第一关”，城楼缺门断户，残破不堪，满目疮痍。深深喜好历史的毛泽东看着山海关的沧桑景色，沉思了一会儿，并没有多说什么。据当时跟随毛泽东身边的师哲回忆，初解放时无论毛泽东走到那里，望着残破的山河，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此刻的毛泽东，可能也是这种心情。他与周恩来看了一下山海关，便匆匆登车回北京，没有去相距不过10余公里的北戴河。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社会趋于安定，到北戴河疗养的人开始增多。195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北戴河疗养院交中央办公厅管理局，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北戴河疗养院，规定中央干部1年有1个星期左右的北戴河休假期。不过这时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中央领导人还没有多少时间外出避暑。

中共中央领导人确定在北戴河实行避暑和办公制度，正式形成于1953年夏天，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时。当时北京夏天炎热，又没有空调设备，连风扇都少有，中共中央派一个考察小组考察了大连、青岛等地，从环境、地址、路途等方面考虑，认为北戴河海滨沙子质量很好，海滩不陡峭，鲨鱼也很少，距离北京又比较近，因此决定将这里作为中央领导避署办公点并成立了筹备组。

中央的决定一下，中直北戴河海滨疗养院内便开始修建房屋、道路和水塔，还在河东寨南买地盖了几幢楼房作为中直疗养院的办公和集中疗养之地，莲蓬山南麓的别墅群交给中南海作为中央领导的夏天办公用房。翌年，中直疗养院改名为中直干部休养所，中央夏天办公的地方称一分院。

毛泽东到北戴河，起自于1954年。这一年4月21日他考察秦皇岛，出发的第一站又来到了秦皇岛市东部的山海关。

1954年的春天，新中国出现了安定繁荣的气象，已经一扫旧社会百孔千疮的面貌。在前一年，中共中央通过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会后毛泽东一直在思索着新的课题，这就是如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决定到天津、唐山、秦皇岛等地做些考察。此次到秦皇岛并不是休养，而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次调研。

陪同毛泽东这次考察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及轻工业部部长、铁道部部长和天津市委书记等领导同志。

1954年4月21日，当东方红日升起时，毛泽东在中共秦皇岛市委书记、市长王值范等市、区两级负责同志陪同下，来到万里长城的“天下第一关”城楼下。一下汽车，毛泽东看着眼前气势雄伟的“天下第一关”城楼，惊喜地说：“这儿变了！”毛泽东所说的“这儿变了”，是指山海关与他前次1950年来时所见大不相同。

时隔4年，山海关经过爱国卫生运动和城市建设，一个“无蝇的山海关”已享誉全国，由政务院颁发的“卫生模范”红旗在古城飘扬。“天下第一关”城楼在这个时候也修整一新。望着高高的箭楼和“天下第一关”的匾额，毛泽东兴致勃勃登上了城楼。向北侧举目望去，远处是重重叠叠的燕山山脉，万里长城就像一条腾飞的巨龙，从那起伏不断的崇山峻岭蜿蜒而来。当年在长征结束时，他写下“不到长城非好汉”、“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的诗句，鼓舞了万千革命者的战斗意志。如今真正站到长城之上，自然心中感慨万千。

毛泽东看到城外不远处有一个平台，就问那是怎么回事。山海关区委书记、区长柴洪山告诉他，那是威远城的遗址，是明朝吴三桂投降清兵的地方。

听到此言，通晓历史的毛泽东便讲起了吴三桂的故事。他说吴三桂是一位明将，领兵镇守山海关。当时在关外清兵已经逼近，在关内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已攻占北京。因明朝瓦解，吴三桂已是无主之军。这时清军几次劝他投降，吴三桂没有答应。李自成的农民军也对其犒赏，吴三桂因顾虑其在北京的家小表示愿归李自成。但是李自成的一名大将把吴三桂的爱妾抢走了，所以吴三桂怒而转向清军，并与清军一起攻打李自成的军队，结果李自成大败。清军定都北京，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此人对巩固清朝政权、平定西南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让大家理解夺取政权后切不可骄傲自大，忘乎所以，而且得一将与失一将还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得失。对于吴三桂与李自成的这段史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和进北京之前曾例举过许多次，以告诫全党。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时号召党的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将李自成的事例与现实相联系，从中得出了重要的启示。当时抗战已处在胜利的前夜，中国革命力量空前壮大，日伪行将崩溃及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已是人所共见，连许多美国驻华人员都预言中国的未来将归于共产党。面对这种大好革命形势，急需克服革命队伍内部滋长的骄傲情绪，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因此，毛泽东不仅重视郭沫若文中所总结的明王朝灭亡的原因，更侧重于李自成的起义军由胜利转向失败的经验教训。正如郭文中所说的：“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一样。”由于不修边防，不讲政策策略，军纪败坏，妄杀部属，最终导致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归于失败。连李自成本人也在溃乱中为地主武装所杀害。这一教训，对于领导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向胜利转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