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台地面铺什么最便宜:解密新中国领袖们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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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新中国领袖们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


  文章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徐焰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简介:《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内容简介:北戴河这个被称为中国“夏都”的地方,同钓鱼台、人民大会堂等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这里曾经产生许多重大的决策和重大事件,引发后人不尽的追思。……[连载内容]
毛泽东在北戴河

  中共中央确定在北戴河夏季办公,实际上带有半休养半工作性质。

  从1954年以后的每年暑期,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办公的主要形式是接见外宾、开会、决定重大决策。

  为了保障领导人正常办公,中央于1954年成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为中央机关服务。同年11月,国务院正式确定北戴河休养区的使用方针是:为中央暑期办公服务。

  这一年,北戴河海滨接待避暑和休养人员36,800多人,其中有中央领导30人,部局级干部154人。从上述数字看,还是一般干部、职工到此疗养的占绝大多数。

  夏季办公制度确定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专门组成了暑期警卫、服务班子,奔赴北戴河工作。在当地也有一个暑期工作班子,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再加上警卫师四团的人员,一同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浴场和外出活动的服务和警卫工作。

  中央警卫团的工作,都与北戴河当地公安警卫部门取得联系。双方共同商定了各项安全措施和相关的制度,对首长住地、启用浴场进行了安全检查,并在海中设置了防鲨网。

  北戴河的夏季很热闹,除了游泳外,中维路的国务院大会议室、中直的小礼堂,还定期放电影和举办交谊舞会。

  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国务院区域工作避暑的首长的大部分休息时间,都是在垂钓中度过的。在北戴河钓的是海洋中的鱼,这与在淡水湖泊、池塘钓鱼大不相同。海鱼咬钩有它的规律,受时间、风向、潮汐等自然现象的影响,没有钓海鱼经验的人,钓的时间再长也不可能有多大收获。

  有一次,警卫人员陪贺龙到国务院第一浴场的防波堤上钓鱼,四五个人每人一根轮竿,挂串钩,从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两个小时就钓了满满两水桶的鱼。而下午1点一过,只看见鱼在水面游来游去,可就是不再咬钩。

  有几位老帅还喜欢“夜钓”,特别是徐向前元帅。他住在“东山”,每当睡不好觉的时候,便经常乘一艘小渔船,深夜到海上垂钓。东山海域情况复杂,多礁石,甚至听说有鲨鱼出没伤人的事。尤其是在夜色昏黑之际,有坏人也不易发觉,这对保证首长安全非常不利。据警卫人员回忆,每逢首长夜间外出钓鱼,他们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出意外。

  毛泽东自1954年4月首次到北戴河一游后,这一年夏天又到此住了很长时间,直至9月间。其他领导人回北京后,他仍留在那里,可见非常喜欢此地。

  对于那年夏天的情景,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徐涛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记载。

  1954年,毛泽东来到北戴河,就在北戴河办公。考虑到他以后会经常到此,中直疗养院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号楼。这一年夏天,中央首长来得特别多,开会也方便。每天工作之余,毛泽东一定要去游一次泳。

  那一年游泳,有几件事留给我印象特别深。

  毛泽东游泳喜欢热闹,尤其喜欢和年轻小伙子姑娘们成群结伙地游。这时他便会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他侧泳仰泳,自然轻松,一边游一边和年轻人聊天,兴致极高。

  一天,他游到兴头上,旧话重提,忽然朝我喊:“小徐,你不是游得好吗?我们比一比。”

  “行啊,我们比速度。”我朝他靠近。

  “你聪明,我也不傻。我不跟你比速度,我跟你比耐力,比持久。”

  “那不行,比赛都是比速度。”

  我知道毛泽东下了水就不愿上岸,就那么不停地游。我可不行,时间一长非抽筋不可。

  “你别骗我,有比速度的就有比耐力的。要达到胜利的彼岸,首先必须有耐力。要坚持时间长,要游得远才行。”

  毛泽东不慌不忙只管向远处游。他游泳的轻松自如完全如他后来在词中所写那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半小时后,我坚持不住了,气喘吁吁爬上船,乘船随毛泽东遨游大海。毛泽东指指我挖苦道:“他很进化么,很有办法,游不过岸就划船划过岸。”

  大家都笑。许多人游不了多久也得上船喘口气,然后再下水陪毛泽东游。毛泽东每次游泳只下一次水,下去就要游个够。不够不上岸,上了岸便不再下水。无论走路游泳,他都是那句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干回头事”。

  像往常那样,毛泽东游了一个多小时,经我们一再劝说才上岸。

  卫士们替毛泽东擦干身体。毛泽东在沙滩上漫步,嘴里念念有词。他天天这样念,有时夜里工作疲劳,出门观海也是这样念,听多了我便记住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一天晚上,主席遥望大海又在念。我问:“主席,这是谁的诗啊?”

  “写得好吗?”

  “很有气魄,很美。”

  “这是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第一首,《观沧海》。”

  “曹操还会作诗呀?”

  “嘿,你这个大学生呀,确实该补补课。”毛泽东缓慢地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我大吃一惊,简直目瞪口呆。别说我没听说过这种肯定曹操的话,我坚信那时全国99.9%的人也未曾听说过,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闻所未闻啊!无怪后来郭沫若写了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在全国引起那么大震动。

  我喃喃地说:“曹操?哪个曹操?”

  “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

  “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

  “你知道个屁。”毛泽东愤然时喜欢这样骂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我就是从那天起,开始重新认识曹操。我见主席看的是《古诗源》,后来也设法买到一本,保存至今。上面有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名篇。

  那几天,毛泽东总看《古诗源》。有一天,他让卫士找地图来,一边查地图一边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

  我惊讶:“曹操也来过这里?”

  “当然来过,上过碣石山。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

  这一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停留最久。其他中央首长都走了,他没有走,直到九月天凉,仍每天下海游泳。可惜他登碣石山我没能一道去。他写了著名的词《浪淘沙·北戴河》。他说南唐后主李煜也写过《浪淘沙》。李煜的词意境和语言都好,但是风格柔靡,情绪伤感,他不喜欢。他说他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我喜欢毛泽东的《浪淘沙》。特别是最后两句,将曹操的“秋风萧瑟”顺笔一颠倒,便成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跟在毛泽东身边,迎秋风听海潮,词中的意境和情绪感觉格外强烈,可以说动人心魄。

  徐涛的这段回忆,生动地描绘出当时毛泽东的心情。此时,新中国的建设蒸蒸日上,毛泽东心情非常好。除了游泳外,还触景生情,重新认识曹操,而且所用的标准,是破除了千年来封建文人以刘姓的汉朝为中心的正统观念,用的是“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一生产力标准。这种正确的历史观,确实令当时的人耳目一新。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戴河住的是“章家楼”。此楼因是天津巨商章瑞庭所建而得名,张学良当年也住过这幢楼。这年夏天毛泽东第二次到北戴河,开始也住这里,后来才搬到刚落成的中直疗养院1号楼。

  陪毛泽东到北戴河的秘书田家英,带上了刚刚4岁的长女曾立,他们住的是“章家楼”后楼,该楼是章氏晚辈儿女建造的。

  据当年的同伴回忆,这位从未出过北京的曾立第一次看到金色的沙滩,碧绿与蔚蓝相衔的海天,异常兴奋。她在这里很快就结识了几个年纪相仿的伙伴,成天泡在松软的沙滩和不时漫过脚面的海水间玩耍。出乎预料的是,这给了她新鲜乐趣的沙滩,成为她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曾立这一代孩子进入幼儿园接受最初的启蒙,就知道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每天都通过幼儿园教室墙上的画像加深着对毛泽东的印象。久而久之,在曾立心目中的毛泽东,就是墙上的肖像画。她从未想像过,画中的毛泽东会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面前。

  有一天,曾立和平时一起玩的伙伴又来到海滩,远远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穿着泳装的爷爷。他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一面晒太阳,一面理发。这位爷爷光着两只脚丫,把一双大拖鞋甩在了一边。

  出于孩提的天真和顽皮,她和伙伴悄悄地爬到椅子背后,伸出小手把大拖鞋掏到身边,刨了个坑,把拖鞋埋在了里面。接下来,她们心痒难挠地躲到一边,等待着观看这场恶作剧的高潮。

  这位大个子爷爷理完发站起来,发现拖鞋不见了,就围着椅子找起来。当他身子转过来时,曾立蓦地感觉他的面孔是那样的熟悉,就和墙壁上的画像一模一样。虽然她们并没有立即把这个高大的爷爷和画中的毛泽东往一起联系,但心里不免犯起嘀咕。毛泽东看见这两个神色不安的孩子,已经猜出了八九分:“你们两个小鬼是谁呀?我的拖鞋不见了,你们大概知道它们飞到哪里去了吧?”

  曾立和伙伴顾不上回答,连忙跟着找鞋,可由于慌张,竟忘记了埋鞋的位置。理发员有些急了,要呵斥孩子。毛泽东对他摆了摆手,示意不要吓着孩子。他耐心地和孩子们一起寻找。

  这时,田家英有事找毛泽东,来到海边。他见自己的孩子和毛泽东在一起,就告诉孩子,这就是毛主席。“他真的是毛主席?!”曾立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不可思议,画上的伟大领袖,就这样站在我身边?和我说话?”

  田家英得知由于自己孩子的恶作剧,使毛泽东半天找不到鞋子,批评了曾立几句,毛泽东以他的幽默调侃说:“家英啊,你的小鬼是要我多晒一会儿太阳么,你就不要批评了嘛。”

  田家英听后,也同毛泽东一起哈哈大笑。拖鞋终于找到了,毛泽东亲切地抱起曾立,这是她感到最幸福的时刻。

  那时的田家英,深得毛泽东信任和称赞,在同代人中提升很快,除一直任主席秘书,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在毛泽东的身边,他又是管事最多的一人,不仅掌管着毛主席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还用10多年的心血为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10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毛泽东写文章和诗词经常引据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对。

  解放后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时间经常不分日夜晨昏颠倒,田家英也适应着这种工作方式。在难得的闲暇中,他主要精力又用于到荣宝斋等旧店铺购买和搜集字画,往往买回来先送到毛泽东那里,两人共同欣赏切磋。虽然有29岁的年龄差距,在如同父辈的毛泽东眼中,田家英是与他有着最多共同业余爱好的人。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深受清廉作风的熏陶,在50年代初夫妻二人还只有一块手表,有一点钱除育儿外便用于买书。熟悉的人说,他的文风也酷似毛泽东。毛泽东发言从不愿找人起草稿子,在党的“八大”前却破例让田家英代写了2,000多字的开幕词,大会上宣读时竟34次被掌声打断。毛泽东却带着欣赏的口吻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在组织编辑《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时,田家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逐字逐句推敲核对并征询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其中也凝聚着田家英的一份贡献。

  田家英因在文史方面有深刻的造诣,尽管连中学都未读完,却担任了《红旗》杂志常务编辑、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可以说,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 

  在“大跃进”之前,作为秘书的田家英与主席在工作上也亲密无间。1959年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后,开始发现过“左”的错误并试图纠正,同年夏在庐山会议上赞同彭德怀的观点。他被人揭发批判后,毛泽东认为属于认识问题还是加以保护。1961年田家英到浙江调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起草了著名的农业《六十条》,纠正了此前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过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分歧未能弥合。

  田家英对毛泽东一直由衷敬爱,却始终坚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抵制“大跃进”的错误。1959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区的大丰镇时,在“浮夸风”之下竟有干部说大话称“亩产3万斤”。田家英走家串户认真调查后,鼓励干部讲老实话,顶住造假的压力,并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要保证老百姓的口粮。朴实的农民把他称为“田青天”。他满腔忧郁地走上了庐山,直言了对上一年北戴河会议决定的大办“人民公社”持基本否定的意见。

  1961年初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派去了浙江农村,在那里他看到了全面的饥荒,看到了骨瘦如柴的儿童和老人,看到普遍的浮肿……在各界人士参加的会上,他开口便以中央工作人员的身份道歉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讲到此,他竟泣不成声。有人劝他不要说违反原有政策的话,他却满腔激愤地强调,只能按毛泽东所说的,“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不能囿于现行政策和领导人说过的话,对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要敢于推翻!”

  尽管庐山会议的余悸还在,田家英仍冒着风险上书要求取消北戴河会议后大办的公共食堂。毛泽东作为一个伟人,冷静下来之后还是接受了这一意见,并同意田家英起草一个人民公社的《六十条》,这一文件对扭转农村形势起了重大的作用。不过,随后田家英赞同的“包产到户”则没有被接受,这也是时代和历史造成的局限。

  田家英自认为在近代中国只崇拜两个大学问家——毛泽东和鲁迅。他不仅在文史爱好方面与深爱的领袖结成忘年交,而且在多年耳濡目染中,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两项最基本的为人处世原则:“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终生也只对这两条原则负责。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无论是毛泽东、彭德怀还是田家英,其实都是在苦苦探索一条尽快使国家腾飞之路,其间出现曲折和分歧也完全正常。面对大跃进欲速则不达的恶果,田家英曾说过令那时的人们吃惊的一番话——“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

  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时,再回想这番话,人们会更加钦佩田家英的远见和胆识。

  田家英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一再想离开中央,到基层工作,一些省委书记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却总舍不得放他走。1965年末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了《海瑞罢官》的一些事,惟恐天下不乱的江青等人便要借题发挥,田家英整理记录时却将这段话删去。他完全懂得此举可能引起的后果,但为了维护党的事业和毛泽东本人的长远威望,他还是义无反顾。随后,江青等人把“篡改毛主席著作”这一吓人的罪名加在他头上。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通知“停职反省”。他沉思了一夜,第二天便以死抗争,死时仅44岁。

  对于田家英的最终结局,许多同志都感到痛惜和遗憾。深知这位才子的人却分析说,田家英以其特殊身份,是党内最早预见“文化大革命”会带来浩劫的人,他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这场灾难。

  田家英的意外之死,震惊了党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又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18年的秘书,曾带着沉重的叹息说了一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1980年中共中央为田家英举行了追悼会,在悼词中评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在1954年的北戴河海滨,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田家英及其女儿曾立,都不会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那时大家在共同的追求下,还有着那样纯真的革命感情和美好理想!

  在全国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邓颖超一直体弱多病,处于休养状态。自50年代中期起,她在夏季也到北戴河避暑,而且经常是先于周恩来到达北戴河。

  1958年夏季,邓颖超已经到北戴河好几天了,约定随后就到的周恩来却迟迟没有到。这位日理万机的总理,经常会有突然发生的事要处理,被绊住了便不能脱身。每当这种时候,她就会对周恩来生出缕缕特别的思念,于是就每天往北京打一个电话。她拨通电话,只要“喂”一声,就大致能听出周恩来的身体状况,知道是不是感冒了,是否又咳嗽了。

  有一次邓颖超秘书张元的女儿萧远音教会了她唱《敖包相会》,还把“我等待着美丽姑娘呦”,改成了“我等待着心上的人儿呦”。邓颖超随之给周恩来打电话,唱了一曲《敖包相会》。

  周恩来听了很奇怪,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唱这首歌的?”邓颖超说:“大米(萧远音)在我这儿呐,她知道我想你了,就教我唱这首歌。她还说你听了以后,就该过来了。”

  那时的北戴河海滨,真是一片其乐融融的情景。50年代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也回忆说:

  每年七八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们,许多人家都去……这个季节就成为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间,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际季节。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车,这种交际就从火车上开始。

  五浴场是中直几个大浴场中最大的,全天开放,但大人们不能像我们成天泡在海里,他们要开会。所以他们在中午前后出现,毛泽东出现更晚,总是下午三四点才来。”

  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之余,在海边下棋、游泳是重要的娱乐活动,罗点点书中还特别提到了彭德怀。

  在我们的记忆里,彭德怀元帅好像从不到北戴河,在我们这些家庭的交际场里,从来没有他的影子,我们能说出北戴河的别墅群里哪一座是谁家住过的,但是没有人回忆得起彭元帅住哪一幢楼。

  彭德怀一生保持着清贫作风,又无儿无女,性格也与众不同,不大愿意参加娱乐活动,也不想疗养,这是他总不去北戴河的原因。

  中央首长们夏天常去北戴河避暑,夫人们自然也相随,在这里成了相互往来的场所。然而,个别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嫉妒等心理不平衡现象。这一点,在江青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江青自全国解放后,就长期处于养病状态,4次去苏联治病。她因做放射性化疗,身体反应比较大,回国后也很少同毛泽东在一起,而经常单独到南方疗养。据当事者回忆,江青有时也到北戴河海滨来,游泳却不多,经常是在海边晒太阳。

  江青游泳水平不行,只会“狗刨”。当时浴场里的女人会游的不会游的都很多,大家一般都并不在意自己游得是否难看。可是江青却不然,她有一种特殊的自尊心,特别是一看到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下海游泳,更是看不惯。王光美会蛙泳、侧泳和仰泳,江青看到王光美会游这几种姿式,鼻子里哼一声,不屑去看第二眼。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江青在延安时便表现出强烈的嫉妒心,看不得别的女人比自己穿得漂亮。毛泽东也批评她,就是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江青这些毛病表现在北戴河的浴场,毕竟还没有什么。后来此种心理用于“文化大革命”那种反常状态下的政治斗争,便发展成为一种迫害狂,不仅王光美等人遭难,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深受其害。

  中共中央自1954年建立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持续到1965年夏天。这一年夏天国内经济状态大有好转,政治气氛却显得沉闷,尤其是在毛泽东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后,许多干部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不正常,交际大大减少。大多数电影和戏剧因被打上“封、资、修”的标签而被禁,这使海滨剧场也显得单调和冷清。北戴河海滨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个夏天,中央来的领导人已不多,预示着一场人为的风暴将会来临。

  自1965年11月至1966年7月,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有8个月住在南方不回北京,返京后直接在中南海领导运动,也不再来北戴河。在1966年,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随后中央机关内也卷起相互攻击、揭发和贴大字报的风潮,以致“当权派”们几乎人人自危。在这样一个夏季到来时,到北戴河避暑根本无从谈起。原来设立的暑期工作委员会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取消。

  北戴河的暑期办公制度就此中断了18年,然而此间中共中央在那里召开的诸多会议和留下的重大决策,却留在了史册之上,值得人们认真地反思。

文章摘自 《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徐焰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