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邱县城关镇:大众文化如何管理？—陶东风博客

大众文化如何管理？——答新华社记者问之三  

2011-08-28 22:1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问题：政府应该如何管理大众文化？

回答：政府对于文化，包括大众文化的管理，一直停留在政策管理水平，没有达到法制化管理层面。大众文化的生产应该是在市民社会领域（包括市场领域）运行，而不是在权力体系中、政府计划中运行，这是葛兰西早就说过的。政府不是不管，而是通过法律来管，通过完善和建设公民社会来“管”。

西方国家对于大众文化的管理，一方面是通过法律，比如说，他们有法律化的分级制；另一方面是通过公民社会自发的道德约束来管理。西方国家的文化领域虽有言论自由，但一些违背主流价值的东西常常也很难生存，因为公民社会有一种舆论力量。比如，如果有人敢于宣扬法西斯主义，或对基督教不恭，法律似乎不能制裁它们。但公民社会会有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让你受到普遍遣责，用道德和舆论的力量来纠正。

有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就是把大众文化的三俗问题抽象地看成是文化市场化的结果。这个观点我很不同意。201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评论《文艺创作症结何在? 十大恶俗阻碍文艺健康发展》，其中最误导性的言论是把市场经济视作文学艺术“不能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幽灵进入了艺术殿堂，众神在迷幻中走下圣坛，游戏规则将按市场法则改变。当越来越多的人挤入名利场，穿着逐利舞鞋无休止地疯狂舞蹈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失去了心灵的激荡和升华；失去了真情的表达和呼唤。”

这是多么富有煽动性的“正义”之词，然而它也是最具欺骗性的谎言。荒唐与悖谬亦莫过于此。如果市场经济是艺术家的“致幻剂”，是艺术的真正敌人，那么，西方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有扼杀文艺，相反却出现了辉煌的批判资本主义文学？市场经济虽然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良药，但当它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时候，不但没有扼杀作家的创作自由，相反却把作家从宫廷和教会中解放出来，使得作家艺术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激发了作家的创造力。道理很简单，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与民主制度结合的市场经济，是保障作家艺术家批判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是缺乏民主政治配套的市场经济，不是权钱交易的“市场经济”，不是被权贵把持的“市场经济”。

反观中国，我们把文学艺术推向了市场，把作家推向了市场，但这个畸形的“市场”却没有保障作家、艺术家的自由。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批判市场也是有市场的；而在伪“市场经济”中，批判“市场”就是批判操控“市场”的人或势力，因此是决不可能有市场的；操控“市场”的人和势力也就是操控文艺的人和势力，因此也是决不会有文艺的。因此，一个再简单的事实是：市场经济并不是艺术的敌人，缺乏民主政治相配合的伪市场经济才是。

艺术的敌人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不自由。

大众文化的情况也是这样。制约中国大众文化市场的力量是多元的，绝不只是市场。对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干扰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权力，或者说来自市场化包装下的权力。要结合中国的权贵市场经济特色来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生存环境。实际上，权贵市场经济才是文化生产——当然也包括大众文化生产——的大敌。

 政府到底应该如何管理大众文化？我们不妨多做一些调研。一方面，我们通过调研了解广大市民的价值观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对于金钱、择偶、地位等等的看法。然后再审视一下我们的大众文化与老百姓的需求之间有哪些差距。还可以做一些跨国的比较研究，如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新加波的文化政策的比较——从价值观到管理方式的全面比较。这里，我特别要强调与韩国、新加波等国家的比较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的文化管理和我们存在更多地相似性和可比性：也是政府推动，政府很重视文化产业。他们的政府搞出来的东西为什么有市场？他们是怎么运作的？我相信，韩国和新加波的政府不是直接介入到大众文化的生产中去，而是把大众文化生产引导往主流价值观上引。政府不应该直接投入资金，从投资、生产、发行、放映，把大众文化全部管起来。我相信他们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的大众文化管理有太明显的计划时代的痕迹。动不动就是什么“工程”、“打造”，而且具体到100部、50部，等等，我最讨厌这种做法，完全是计划体制时代的做法，还没有转变过来。管理文化的方式仍然不是市场经济的方式。好像文化是可以精心计划、精心打造的东西：连101部或者99部都不行，就是不多不少100部！

政府一定要尊重创作者的自主性，政府的角色是裁判，是制定规则的，不能自己加入生产者的行列，结果是自己生产不好，别人生产不了。当然，市场化不是放任自流，大众文化生产仍然需要管理，但是要改革管理方式，要用法律来管，让社会自己来管，不要直接的行政干预，更不要直接介入生产和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