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珊·维特克：延安的大众文化

2009-06-02 11:47:54 来自: 书白(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按：以下文字从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一书第七章第 170-191页（Comrade Chiang Ch`Ing by Witke, Roxane, Publisher: Little, Brown and Co. 1977）节译，原译者黎漓。原误译之处，此处作了订正。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

　　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一九四四年

　　江青给人们的延安印象是怎样的呢？如果没有上级机构的正式认可，很长时间内大概没有哪一个中国人胆敢就其公开发表任何言论。据人们所知，毛泽东从未作过这样的安排。有关江青的公开材料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取得权力之后，某些“红卫兵”派系出版了一些简短的江青政治历史情况。江青的真实形象绝大部分只能在那些外国参观访问者撰写的报告中找到。这些访问报告始于延安的岁月。访问者的身份绝大多数是新闻记者或外交使节。这些人自然都渴望能够与最高当权人物有机会攀谈。他们的报告书中有几段有关领袖夫人的片断，也只是提到江青舒适地生活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一类的话语。

　　每一个外国观察家都根据他自身的文化背景来看江青。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中国西北报告中说，毛泽东从来不强迫自己的妻子会见来访者。因此，斯诺的报告中有关贺子珍与江青的记录也是只言片语。斯诺因此而失去一次为江青作传的机会。但是，后来在1968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中，斯诺加入了有关江青背景的传记材料。书中有些摘自秘密来源上的有关江青生平的断言，与她后来履历表上的内容是互相矛盾的。斯诺在延安与江青的会面很短。那是在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几个月之后，斯诺期待已久的一个时刻。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江青是一个苗条而又富于吸引力的少妇，“她扑克打得很好、并且是一个出色的厨娘。”

　　苏联人罗曼·卡门(Roman Karmen)是一个曾三次获得斯大林奖的电影制片人，他提供了一张江青更为精神的肖像照。1938年，斯大林派卡门到中国拍一部反映中国革命与抗战的影片。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跋涉，卡门通过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区，于1939年5月中旬抵达延安。在延安，卡门用了一个月时间采集革命行动的脚本，特别是在鲁艺的周围，卡门拍摄了很多镜头。他第一次碰到江青是在1939年5月25日，是在他去与毛泽东举行讨论会的路上。他那艺术家的眼睛一下就被她俘虏了。在与人们的交谈中，江青称卡门是“斯大林的摄像师”，谈论卡门的语气中充满了热情。卡门为江青在很多背景下拍了照，但尤其喜欢她在马背上那一张。卡门的照片使人们联想到，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骑马是一件多么罕见的事(尽管江青本人没有提到这一点)；并且，在当时中国西北马匹稀少的情况下，能够拥有一匹马供骑乘是革命干部才能享有的一种特殊待遇。(当她把这张照片给美国记者的时候，她说，1939年在延安卡门把这张照片寄给她时，他还寄给了周围的一些人。当她让新华社复制一张她的彩照的同时，她还决定送一张给邓大姐——也就是周恩来夫人。)

　　在卡门给她照的照片上，江青着装华丽，头发梳成辫子，这使她看上去更像个斯拉夫人，而不太像中国人。他写道：

　　“在我们去看毛主席的路上，我们骑马穿过延安城。新近开放的‘女子政治大学’是为数千名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妇女而建立的。学校位于一座小山上，恰好在鲁艺与抗日军政大学的后面。我们两次淌过溪流。

　　“ 在我们第二次过河之后，我们被一位女骑手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上来。快要追上我们时她一下停住了，勒紧缰绳，用一种带有野味的姿势快活地欢迎我们，她就是毛泽东夫人。像成千上万年轻的中国人一样，几年前她来到了延安这个特殊的地区，并在政治大学学习。在此之前她是上海的一位著名女演员。现在，她已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她为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工作是作毛主席的个人秘书。她为他安排活动日程、记录演讲内容、抄写文稿并照顾其他各种各样的杂务。现在她是刚刚从毛主席派她去的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意气风发地坐在她那矫健小巧，神气十足、不停腾跃嘶咬的马上，两条辫子用缎带绑住盘在脑后。她穿着一件缴获的日军军官大衣，光脚穿着一双木底草鞋。

　　“‘我去告诉毛主席你们来了。’她说着猛地掉转马头，向后挥了挥右手，身体微微前倾，旋即消失在一阵灰尘之后。”

　　另一个名叫彼得·伏拉迪米罗夫(Peter Vladimirov)的苏联记者，于1942至1945年住在延安。虽然他那有争议的日记曾被埋没了三十多年，但是，在中苏反目且愈加露骨、江青也官居显位的时候之后，伏拉迪米罗夫的日记终于被披露了出来。他描绘的1942年的江青是“一个瘦小的、有着柔软身段与机灵黑眼睛的女人，她站在丈夫身旁的时候，同丈夫那伟岸的身躯相比显得是那样弱小……”伏拉迪米罗夫在1942年之后写道：“极端的自觉性是她杰出的品质。她的理智胜过她的禀性。她毫不仁慈地驾驭着自己，她的事业就是她自己的一切。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急于要获得她最终得到的东西……”在他1943年2月的日记中他写道：江青不仅只是毛主席的个人秘书，而且还负责毛主席所有的秘密联系。她最亲密也是最信任的朋友是康生。康生尊重她的婚姻，因为这可以给他一个接近毛主席的通道。在伏拉迪米罗夫的日记中，他把毛主席刻画成一个蔑视西方资产阶级、看不起一切不是中国东西的人物。他说毛主席只读古代的百科辞典、古典哲学论著及古典文学小说。江青也很喜欢读书，尤其是爱读外国文学作品。江青机敏灵巧而又不显山露水地帮助丈夫解决各种最不同寻常的问题，而这一切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她喜欢盘根究底且野心勃勃，但她总能巧妙地把这一切隐藏起来。她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

　　1944年，当《纽约时报》通讯员梯尔门·杜丁(Tillman Durdin)遇到江青时，他像其他人一样注意到，江青在那些年长的女人中，特别是在像蔡畅(李富春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邓颖超(周恩来夫人)这样一些最杰出人物中间是多么地黯然失色。她们不但在形象上超过江青，而且在与群众的友好关系上也超过她，这是江青自己痛苦地知晓的一个事实。尽管如此，杜丁在她身上还是发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质——“一个来到现实生活中的中国画美人”。她的穿着和普通的中国妇女别无二致。只是在裁剪和用料上更为得体一点；她的头发剪成苏联式短发，这是一种在西北革命领袖人物夫人们之间颇为时髦的发式，而这使她本人更为漂亮(30年后绝大多数中国妇女的头发剪成的都是这种样式)。那些日子里她吸烟，并且是个美国舞曲音乐迷。一个与她跳过舞的美国人发现她的英语“不是不能讲的”。

　　杜丁报告中说，江青与毛主席结婚之后，患上了肺结核病，病情延续到1944年还没有好。虚弱的病体并没有阻止她在鲁艺继续授课。江青在鲁迅学院讲授的课程是戏剧艺术，此外她还导演了一部宣传人民抗日的保留剧目。

　　另一个名叫哈里森·福门(Harrison Forman)的美国人是一个敏锐的新闻记者。他与毛泽东及江青相遇在1944年。福门对江青个人生平的评价可能摘自江青1972年的那次会议报告。福门写道：

　　“ 毛泽东在他居住的小院门口接迎了我。院内是一字排开的6个普遍窑洞，这里住着毛泽东一家及其贴身护卫。毛泽东那年轻美丽的妻子同他在一起，她就是以前大上海闻名遐迩的女电影演员蓝苹。这是一个极为聪慧的女人，并且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她毅然放弃了她的电影事业，转赴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从事戏剧艺术教育。毛泽东对戏剧的兴趣使他们走到一起，并于1939年春不事铺张地结为伉俪。

　　“夫妻二人的穿着都很平常。妻子的一身像睡衣裤一样宽大的劳动布服装绑在她那纤细的腰身上，使她的身段愈显苗条；丈夫穿着一件粗糙的、带补丁的土布上衣，短得不能遮住小腿的裤子。我被带到了‘客厅’，这是一间用砖块铺地、白灰刷墙、摆有几件结实但很粗糙家具的窑洞。时间已到了晚上，洞内仅有的几点光线来自一支被固定在一只倒置茶杯上的蜡烛，几支点燃的烟头上。谈话期间总有几个儿童跑进跑出。这些儿童站下来盯了我几秒钟，然后剥了一块糖放在嘴里又跑出去玩了。毛泽东好像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存在。”

　　巴大维 (David Barrett)与谢纬思(John S. Service)二人都是美国观察家小组(Dixie Mission)成员。他们在1944～1945年到过延安。巴大维与谢纬思二人都认为江青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夫人。巴大维上校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一次军事展览会上对她的介绍：“巴大维上校，这是江青。” 巴大维惊讶地发现：本来想象中的痨病患者看上去却十分健康，而且神情欢愉。“她的举止体态优雅端庄，俨然一个传统女明星形象；像其他所有中国女演员一样，她的普通话说得也十分可以。我记得她在其他中共领袖们的夫人中间是最为出众、最为漂亮别致的。”

　　谢纬思确认，一般老百姓认为邓颖超与康克清的妇女领袖形象比江青更好。江青偶尔参加一下周末舞会，但她却不包括在一些更为重要的场合的出席人物之列，如欢迎美国观察家小组或后来去延安的访问者的正式宴会等。一次，那是在1944年8月的一个夜晚，谢纬思与毛泽东、江青及翻译共进晚餐。毛泽东始终掌握着整个会议，江青则讲话极少。“她相当年轻(在延安社会中多数是中年人)并且相当具有吸引力(但不是个美人)，” 谢纬思回忆道。在谢纬思的逗留期间，他没有听到关于贺子珍或江青破坏其婚姻的流言蜚语，而后人却对此大作文章，实在是不可思议。在当时延安的中国人(其他地方姑且不论)当中，婚姻关系不过被视作是个人的私事而已。

　　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1945年访问毛泽东的时候，那一年毛泽东已是52岁。佩恩回忆道：“他的夫人进来了，穿着黑色女裤和一件毛衣。‘你好！’她招呼道，带着一种典型的北京腔儿。这使你一下猛地意识到她那张脸比那位更为著名的蒋介石夫人的脸要拥有更多的美丽和更丰富的表情。同时，伴着她那款款移来的脚步，一般高原地区野花的清香也飘进了屋内。”

　　以上就是江青留给接触过她的人的一些印象。在江青自己对那段年月的回忆中，她不断地朝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感觉努力，这弥补了其他人对她的贬低。

　　1．

　　1947年，国民党把红军赶出了根据地，并把延安轰炸得瓦砾遍地。后来，在1950年初，共产党建立起坚强的政权之后，延安作为党的圣地得到重建。在延安的博物馆中陈列着从长征到夺取政权这一历程中的各种纪念品。上述的一切表明，恢复延安旧貌就是激发起人民对一个个人形象的狂热崇拜，这个人就是：毛一泽一东。

　　1972年8月初的4天里，与江青会面之前，我去参观了延安，去看看它能唤起人们对过去岁月怎么样的回忆。这里依然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土地上矗立的依然是一些朴素的房屋，展室就是这朴素房屋中的一间。千百万中国人及稀稀落落的外国人聆听了作为讲解员的红卫兵的慷慨陈词。来此之前，我曾花了多年时间阅读了这些有关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人物的材料；但目睹了眼前的一切，被这种巨大的反差震撼了；这里毛泽东的形象被捧上了天，而其他那些卓越的战略家像朱德、周恩来、罗瑞卿等人的形象却暗淡无光。刘少奇与曾被称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准备作接班人但后来又背叛了毛泽东的林彪二人的面孔被从展室中彻底地清除了出来，这倒不足为怪。江青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这个形象肯定被很多参观者误认是一个当年娃娃兵)，她出现在毛主席身边后，毛主席跨坐在那匹著名的白马上。

　　离开那座白色墙壁的博物馆，人们驱车开往昔日毛泽东曾经住过的那一排窑洞。一路上阳光非常强烈，车轮卷起的红色尘土灼热难忍。在那些简单的居室中，相信作为圣地而重新修复的面貌比当年毛泽东在这里工作时还要朴素。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进入了一个纯粹智力工作的阶段。在毛泽东位居红军与共产党领袖的第二个十年里，他释去了很多军务活动，转而致力于前一时期的理论研究。现在那些红卫兵小将瞄准了那些他们伟大的领袖在所撰写的不朽的短论与随笔上。从他们那流畅的介绍中了解到：《毛泽东选集》的150篇著作中，有112篇是毛泽东在中国西北13年写成的；其中在延安窑洞中所撰写的有92篇。

　　当人们被带到杨家岭毛泽东曾居住过的窑洞时，一幅与其领袖形象不相称、而又为其人民所纷纷效仿的景象出现在眼前：毛泽东在其写作了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后，总喜欢在山脚下现在被称作“胜利花园”里耕作一阵，自己种植一些蔬菜和烟草，这样可以使他能够保持与土壤经常接触。这块地现在还继续被人耕作种植着。我品尝了在阳光下长熟的西红柿——味道好极了。

　　窑洞一座接一座都是同样的建筑模式；空间一分为二，一间睡觉洗漱、一间写作吃饭；有时有一间还要另辟出三分之一的空间来接待客人、召开中央会议。在主席写作的那眼窑洞里，那张光秃秃的木桌及桌上的笔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只是原来摆放的位置现在是空空的；一只用过的搪瓷茶缸(不是原物)放在一边。主席一找到时间，就伏案疾书，并且经常是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这种正面形象(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只有大哲学家才具备的品格)被全延安的导游反复传颂。

　　在与导游的交谈中，他们讲了很多有关主席才智成就的情况。但是他没有夫人吗？她难道不是江青同志吗？当主席思考革命问题想得出神的时候，她是怎样打发那些漫长的时光的呢？相信他们的孩子那些时候不可能在那个小院中乱跑。那么那些孩子在哪儿呢？

　　这些简单的问题是任何一个来圣地朝圣的中国人不可能问及的。而当美国人向导游们提出来的时候，所得到的回答只是畏缩、微笑或“我们不知道”(无疑这些年轻人根本就是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他们表达出的意思很清楚：官方公布的领袖生平履历在中国是唯一可以用来回答提问的材料。而在这份履历表中，毛主席不可能使人想到他还是一位丈夫、或是一家庭中的成员。至于江青的角色，不论是在婚姻中还是在政治中，永远都不能在公众场合公开议论。

　　在美国记者与江青后来的交谈中，江青对延安岁月的回顾是断断续续且充满了痛苦的感情的。在江青的眼里，毛泽东那段时期经常发作、焦虑、冷言冷语、苦思冥想、绞尽脑汁。他的确是经常长时间地陷入沉思之中或投入理论著述，或者到老百姓中去漫游。每当他回过神来，他都要面对各种敌人与敌对势力的威胁。当时对毛泽东威胁最大的头号敌人是王明。30年代后期，王明与毛泽东还一直在斗争。二人都在力图以各自的方式来取悦革命的家长——斯大林。他们就像兄弟一样竞相向斯大林证明他们各自作为革命领袖的正确与才能。

　　对于江青，王明曾经从另一个方向施加过压力。江青在上海期间，王明虽然本人不在上海，但仍然很有影响力，他从他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遥控着地下党的活动。江青当时在为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而努力奋斗，她别无选择，只能追随王明的路线，而王明路线后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路线。另外，当时主持上海地下党联络网日常工作的周扬、张庚等人曾使她的计划落空。作为江青在延安以及后来在北京的领导，他们继续阻挠她接近群众。

　　直到江青来到延安并通过与毛泽东的婚姻而取得其政治地位之后，她才知道王明。王明与毛泽东二人都已使人们看到了他们要引导革命所走的道路：王明是要效仿俄国革命的成功之路，面向城市、依靠敌对党与资产阶级的临时协助；而毛泽东是要走自己的路，首先发动农民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然后再占领城市。斯大林在关注吗？他能看到吗？毛泽东邀请斯大林正式派摄影师卡门来拍摄一部独家报导全方位农村革命影片的举动难道不是一种以期引起斯大林注意的表现吗？他那柔美欢快的妻子纵马驰骋在滚滚红尘中的场景难道不是一个动人心弦的电影片断吗？

　　为了说明王明和主席二人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江青从正反两个方面作了一系列论述，这些在此恐怕就不便重复了，真理肯定存在于其中。就江青看来，土地改革与统一战线政策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当毛泽东还在中央苏区的时候，这位未来的主席就已经开始提出他的土地改革蓝图了。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阐述群众需要承担土地开垦和土地改良计划以提高农作物产量。那年夏秋两季，毛泽东一直在为组织人力的问题而奋斗，并提出了组建互助队的解决措施。

　　江青声称(尽管缺乏文件佐证)：在王明从莫斯科返回之前，王明就向第三国际提出了正式抗议，反对毛泽东所倡导的土地政策。后来抗战爆发，迫使王明不得不暂时放弃他与毛泽东之间最有分歧的问题，转而集中精力致力于以牺牲阶级斗争为代价来换取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江青没有提王明还是一个挑唆城市无产阶级暴动的人，例如武汉起义)。1935年10月，红军结束了长征。尽管这一胜利时刻的到来是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取得的，但毛泽东的领导尚未被军队中的各级官兵所接受。1935年12月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各级领导大会。王明的观点又从莫斯科被提了出来。此前在1935年仲夏，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17次大会，王明依靠莫斯科的权威，对毛主席的每一种主要观点都提出了反驳。江青提到这场辩论的时候，脸色十分阴沉。

　　但是对于这场论战，江青没有发表她自己的个人看法。江青坚定的认为，早在几年之前王明就已失去了人们对他的信任。但是，尽管如此，只要可能，主席仍显得气量宏大，每每在王明遇到危险的时刻去拯救他。例如，在1945年召开第七届党代会期间，会议就在他们家附近的杨家岭举行，会上没有一个代表投票选举王明进中央委员会，只是在主席对代表们进行了说服之后王明才得以入选。1969年第9届党代会的时候(江青第一次进入政治局，并因此而制订政策)，大量毋庸置疑的证据已明确地证明王明只不过是一个“叛徒”、“卖国贼”。从那以后王明不仅没有机会被重新选入中央委员会，而且还被驱逐出党。此后王明到年轻时曾呆过多年的苏联寻求庇护，并于1974年3月去世。江青说王明至死都死抱着他原来的原则不放。他回到莫斯科后每隔两三天就给编辑们写一封信，诽谤谩骂他们的制度，但他们根本就不搭理他。

　　江青说：“如果说实话，王明不像个中国人；而据此看来，虽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个美国人，但她比王明倒更象中国人。”

　　2．

　　接着土改的话题，江青曾在西北对此作过粗略的观察。她说主席曾在1941年10月1日写过一篇题为《在根据地开展减租增收、支持政府爱护人民运动》的文章。文中详细阐述了他在1934年1月第一次提出的思想，特别是建立互助组(陕北称变工队)的建议，要推广到愿意合作的地方群众中去。他们将建成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互助形式。这样组织的劳动力交换以及军队农忙时半日或全日工作方式的采用，同部队防御一样，在战时是绝对必要的，并且必须保持下去。

　　40年代中期的经济形势一般认为是“新民主经济”。合作方式被组织为互助组与变工队，后者是互助队的一个变种。不管叫什么名字，二者都包括全日或半日工作；并且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大家都工作和吃住在一起。这种组织只要成员是自愿参加就被认为是好的。除了农田耕作的合作形式外，还安排了其他形式的集体化活动，如生产、销售、运输合作活动之后紧接着又有了信贷合作、运输工具合作，最后是手工艺合作。

　　为便于进一步了解40年代的那段时期，江青推荐了毛主席的文章《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等，文章中表明了毛主席当时赋予联合阵线以多么高的优先权利，前提是只要独立性与主动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江青同时强调了存在于联合阵线内部两条路线(后来是主席对王明路线)在各个方面的斗争问题。联合阵线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还包括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与文化斗争。

　　当江青的随从们已开始打呵欠并情不自禁地打盹时，她依然显得精神十分充沛。她从她坐的那张宽大的柳条椅中站起身，举步向位于谈话的那间屋子一侧的台球桌跨去，两个贴身侍卫马上给她递过球棒。她拿到球棒后解释说，她要是不运动两腿就会肿胀。她绷直腰板，做了一个水平瞄准。此后的几分钟之内屋里充斥的只有台球的撞击声，以及江青赢了她友好的对手后兴奋地发出的尖叫声。在打球时，江青又扯起了西北经济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永远存在着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两个方面的斗争。没有组织就会一事无成，而组织一定要包括一切：牲畜、种子、劳动力。

　　3．

　　从一个历史发展的角度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延安的一个旧礼堂中草拟的无产阶级创作原则如果被后人完整全面地追随(只是如果)，那么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呈现出如此的波澜壮阔。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称作上层建筑的教育、文学、艺术领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创造一个总体的无产阶级文化中的不成功从一开始就是革命体系中的一个结构弱点。虽然毛泽东和江青在公开场合从没有承认过，但毛泽东的确是从没有彻底说服与自己对立一面的一些主要天才人物到自己这一边，最为显著的是在文学与表演艺术界。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威与创作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wengewang.org但是，在毛泽东政权的辩证法中，这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后来却被简单化，并以此来作为支持“两条路线斗争”的证据。“两条路线斗争”是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当前与他对立的错误路线：在30年代与40年代是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在60年代是毛泽东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

　　为了给毛泽东的热情安排一个宣泄口，1940年初在“思想改造”会议上发动了一场艰苦卓绝的调查研究运动。总而言之，思想改造成为革命历程中可能是意义最为深远、同时也是最使人苦恼的经历了。这就是毛泽东说服穿军装的、持怀疑态度的人、有不同意见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修正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式。没有人对他的改造内容简单地表示默认或干脆保持沉默。思想改造由这些人变成毛泽东的公开拥护者而告成功。他们转而再去改造社会中其他人的思想，对于对此不以为然的局外人来说，思想改造就是“洗刷头脑”。

　　毛泽东的思想改造方法具有一个国民背景。为了要把他的革命信息普及到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头脑中，毛泽东采用了一句大众语言，叫作“治病救人”。如此通过再教育与心理手法来治理人们的头脑是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之处。斯大林采用的是臭名昭著的肉体残害方法来对付不同政见的“肃反对象”及其他无用之人。当斯大林的处理方式带有沙皇传统，毛泽东却深入地探寻了中国历史的经络。像可以把任何人都能教会的孔夫子一样，毛泽东则可把任何一个人的政治信仰、或者称作“思想”改造好。跟随毛主席，也就是跟党走并不是不同宗教的转变；也就是说：不是要一个人因“被劝说”从而放弃其一生的信仰与行为模式，再去接受一种全新的信仰与行为模式——特别是这种不可避免地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信仰。刘少奇的那篇精练的理论短文(1939年出版的最为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列举了这种转变的历程。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不断革命的理论读物精粹。

　　中国有关思想改造的材料长时间中一直很少，不论是新闻记者、小说家或戏剧编剧，几乎都没有写过这方面作品。而官方记录中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也许是这场革命考验的痛苦时代还没有到了可以客观评价的时候——事实上是仍处在进程中。对于一个剧作家来说，研究心理破坏与重建的动因是一件痛苦得不堪忍受的事；因为如果这样，他就要以一个健全的头脑或者生命为代价，全盘接受一个完全不同的阶级以革命正义的名义而委派的任务。

　　从1942年到1944年，思想改造成为“整风”的基础。整风运动是在延安政界、军界、教育界、文化界开展的一场运动。同样的，被称为“净化阶级价值”的方法在解放之后又风行了相当一段时期。

　　艺术家们的整顿在鲁艺进行，一个革命文化中心竟被个人思想与思想抵触整得百孔千疮，而其中的很多事情都令人难以捉摸，难以用“两条路线斗争”这个当时强行把人分为两个阵营的古怪作法来解释。鲁迅的一些最出色的学生，像女作家丁玲与小说家肖军都曾被分配为该院教员。然而，他们二人由于对鲁迅的个人模式忠贞不二与不可收买的艺术家标准而最终毁灭了自己。周扬是一个被鲁迅看不起的“文化政委”，他和江青是前后脚到的延安。在他刚到延安的时候，他在上海地下党及文化前线组织中的光辉记录受到了毛泽东——这位江青后来的丈夫的赏识。毛泽东先是指派周扬作边区的教育厅长，接着很快就委任他为鲁迅艺术学院的院长。

　　在周扬的管理下，学院建立了4个系：文学系、艺术系、戏剧系、音乐系。此外，院中还有一个作家创作室、一个研究中心、一个工艺品创作室。院中力量最强的是戏剧系与音乐系，因为这种表演艺术具有直接接近群众的最大潜力。谁是江青曾任教员的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主任呢？非张庚莫属！张庚继续像他在上海时那样工作。他倡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方法。这是一个后来被共产党人所否认和批判的学派，因为它被认为是鼓励以自我为中心以及个人自主的异端邪说。自我中心与个人自主曾是社会主义者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极端排斥与诅咒的。他还继续排演整场的外国戏剧，多是一些充满“资产阶级情调”、迎合知识分子一类人趣味的戏，但却使当地正在由党引导着向一个全新的、令人骄傲的无产阶级意识过渡的老百姓如坠五里云雾，不知戏中所云为何物。另一方面，张庚、马可及其他造诣颇深的老戏剧家同时也是革命文化的先锋。就是这些人，他们白手起家，以当地文化的模型建立起一座农村剧院。因此，一种叫作“秧歌”的在西北非常盛行的民间舞蹈，被他们改编成“解放舞”；而当地的剧种也被注入了新鲜的政治内容。在他们首批创作出的剧目中有《兄妹开荒》、《白毛女》等，剧中充满了哀婉与伤感，并给当代生活中涌现的英雄人物树立起光辉的形象。20年之后，江青把自己欣赏的《白毛女》一剧，又重新改编为其“样板戏”目录中一出剧目。

　　由于延安的房屋和材料都很稀少，很多旧材料就被派上了新用场。鲁艺的院舍利用的就是一座废弃的旧天主教堂，它距延安城中心约3英里。教堂的主体被改造成一个礼堂。这是一个不很协调的活动场所，是一个新的古老与摩登、建筑土洋艺术相结合的建筑物。看到这座建筑物，可以使人想见当处在这里的那副场景：一个大提琴独奏手在教堂内的一个角落里如醉如痴地扯动琴弦，一个小型弦乐队在教堂的另一角演奏出一曲听上去像是异国曲调的乐曲，而一个民歌手在另一角正在唱的可能是一支在旧曲调上添上典型的民间歌词的歌曲。

　　那些曾一度被基督徒占据的寓所现在变成了音乐家与戏剧革命同学的宿舍。有些学生模仿波西米亚吉普赛人放荡不羁的样子，穿着小说中俄国农民的罗曼装来，以使他们有别于军人。绝大多数学生是从当地群众中招募而来的。经过两年培训，学生们就被派往前线，向红军战士及当地人民进行战地演出，以鼓舞士气。

　　鲁艺老教员中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戏剧家及记者们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工作日程(习俗、风气)。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观察了一次由这些被迫离别城市的知识分子们主持的会议后，一下就抓住了是什么迫使毛泽东去打击这些知识分子的“趾高气扬”：“他们中绝大部分来自上海。战前，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然而，上海高度西化、深奥微妙的文学艺术与中国内陆的农民民间创作形式之间相去甚远，二者就像是詹姆斯·乔伊斯与孔夫子二人一样，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在战争条件下，离开上海对于艺术家们来说就像是鱼儿离开了水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几乎不可能看得起那些其貌不扬的农民、工人和士兵，而这些其貌不扬的人也以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抵制作报复。这些艺术家们没有一个观众或听众，他们只能为他们自己写、为他们自己画、为他们自己去谱，他们看不起那些文化与知识水平在他们以下的那些普遍人民。如果农民自己不能欣赏优秀的文艺作品，那么他只能自认晦气。艺术不可能为了与群众对话而卑躬屈膝。”

　　延安领袖及随员们的正式聚会是在梨园举行的周末舞会上。美国记者称延安的舞会是“周末谷仓舞会”。共产党人知道了这个称呼之后，特别是在把自己与以前的皇帝、尤其是唐明皇神秘的宫廷戏院进行比较了后，也时常开玩笑似地自己也这样叫。在解放区中，一个女孩显示个人解放的方式是在舞会上自己去选择男舞伴。除非是毛主席没有去，否则就会有女孩转到主席的身边，有礼貌地请求：“主席，请和我跳个舞吧！”

　　舞会音乐有时是用一个旧得坑坑洼洼的留声机放一些东拼西凑来的唱片，有时是由乐队演奏。乐队由几把中国二胡、几把外国小提琴、几只口琴、一架筝、一把演奏用钢锯、一架传教士留下的足踏风琴。演奏的舞曲各民族的都有。法国的小步舞、维也纳华尔兹、美国的“铃儿响钉铛”及“扬基之歌”是为尊贵的外国客人才演奏的，舞曲的伴奏下，人们跳的有狐步舞、华尔兹及轻柔的“秧歌”。

　　在这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度，领袖们与群众都混杂在乐曲中。西方社会中那种跳舞时要身体接触的方式当时还没有被禁止。福尔曼回忆道：

　　在任何一个晚上，你都可以看到有着一头浓密黑发、衣着随便、为人民尊敬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正在极其欢快地与一名非常漂亮可爱的“延大”(延安大学)女生跳着快速的一步舞；同时，你可能还会看到一位卡车司机正在与丰满的朱德夫人飞旋。看上去像父亲一样的抗日勇士的总司令，此时可能正在与一位比他瘦一轮、年轻三分之一的可爱女孩畅快地共舞。身上带有战斗疤痕的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十几位将军，这些每一位日本人都情愿牺牲一个精锐的整编师而获得的抗战英雄，此时正在像跳吉特马舞的大学生们一样飞来掠去。

　　与人民一起狂欢的毛泽东，此时期已抛开了他过去制订的人生履历表，正在从一个年轻的革命活动家阶段上升到一个老练的军事战略家与政治理论家的阶段。虽然毛泽东的身躯已不再像长征时那样皮包着骨头，但他却还保留着一个浪漫的标志以使自己有别于人：那就是一头长发。当毛泽东以他最希望的身份、也就是导师的角色在根据地到处活动的时候，党的报纸《解放日报》把他推入了第一个个人崇拜阶段。那是1941年12月14日版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同学萧三颂扬他是“我们英明伟大的领袖、我们的导师和救星。”这段文字后来变成标准的修辞夸张法。

　　在10年之中毛泽东拥有了一批训练有素的追随者之后，他开始思考一些原理问题。此阶段他写作的中心议题变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形势结合起来的问题，也就是在本质上寻求一个“民族形式”。这种寻求与探索延伸到了文化界。1942年5月，在鲁艺引起了轰轰烈烈的讨论。在那些无数次的智力大战中，唯一的正式记录只有毛主席的随笔报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其中有多少是针对当时争论的反应，而不仅仅只是要驳斥个人问题；其中有多少是对前共产主义理论家瞿秋白观点的未公开承认的移用？现在尚不能作出判断。

　　4．

　　就江青看来，70年代初延安的形势仍不能令人满意，尽管此时已比她和主席住在那儿时好多了。甚至那时候连周扬都对江青她们的表演提出了十分固执的批评。虽然她们在延安一直在努力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王实味却撰文把她们所取得的成就批评为一种令人反感的“等级体系”。在王实味看来，等级体系在延安是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他认为人民被划分成了“三流九等”；当然，也就是说，延安的人民并没有真正地从过去的等级制度中逃离出来。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她从一个文件夹中抽出一册纸面材料。封面上空空的，没有任何标题一一这是一份内部交流的材料。她翻着书页说：这些短文随笔第一版出版于1941年，1958年“反右运动”期间又重印过。“纯粹是诽谤”，江青大声地说。1942年，那时还是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撰写的文章中有一段包含着这样一句话语：“每天太阳都有一些黑点”(毛主席的英明在延安已经被比作太阳了)。1942年3月，王实味出版了一本名为《野百合花》的系列短文。书中作者坚持认为：这种以鳞球茎上长出来的、尝上去味道很苦的野花(山丹丹)是延安最美丽的野花。作者以花作隐喻，不直接地抨击了延安领导者们感到他们已经克服了的历史教训。同时，丁玲发表一篇文章严厉批评了延安共产党政府统治下的妇女状况。“读读这些文章”，江青说，“然后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主席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他们身上抓住这种苗头了。”

　　江青气愤地说：毛主席在座谈会上及其他地方驳斥的种种苗头从各个地方都点燃了导火索。中央委员们及青年团员们贴出大字报，轮番向党、军队、和人民进行“攻击诽谤”。从肩负责任的同志阶层范围内如此对毛主席及其周围的人进行指责，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在江青为她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作的强烈辩护中，她说她自己一直是艰苦朴素的。江青说：她第一次到上海时，住的是一座古雅的洋房；在延安，她住的总是土窑洞。她和主席吃的穿的都和劳动人民一样。尽管如此，她还是被中伤为一个生活方式奢侈的“反革命分子！”

　　在鲁迅艺术学院正常的年月中，绝大多数教员的确都像江青一样，那些职业戏剧家、作家、音乐家们从以往的经历中建立起不可动摇的个人信念。他们对彻底变化了的形势的判断反应较慢。戏剧家马可回忆说，文学家们那时经常几个小时地争论希腊与罗马的古典作品、赞叹欧洲19世纪的文学艺术。一些练外国戏的女演员(没提名字)变得是如此醉心于安娜·卡列尼娜的角色，以致于她们除了为其眼睫毛投射到地面上影子的长度而焦灼外，别的什么事也顾不上。

　　江青最好的回忆是学院进步的一面。1940年初，她作为教官在戏剧系执教。当时院领导们急于要话剧出台，因为话剧是一种灵活机动又有希望的剧种。它可以顶替那些划在达官显贵、才子佳人圈子内的旧戏。在她提到的新戏中，反映的都是当代题材，其中有《火烧飞机场》、《桑干河上》、《兄妹开荒》。

　　在这些剧目彩排期间，主席第一次在鲁迅艺术学院露面了。江青回忆说，主席非常喜欢这些剧目。显然它们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因为主席开始询问起学院中的其他活动情况。主席开始了解起现代文学艺术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之前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主席请教员们进行广泛的讨论。此后不久，这些议题就被提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讨论了。

　　马可回忆说：1942年5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在精心筹划之后突然降临鲁迅艺术学院，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主席坐一辆小汽车骤然到达的消息像迷雾中透出的光线一样迅速传开。人们就像久旱逢甘霖一样，纷纷从窑洞中涌出，带着纸笔奔向大会堂。鲁迅艺术学院作大会堂的那座旧礼堂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只好坐在门外的地上。座谈会由周扬主持。毛主席站在人们前面，总结了最近关于艺术问题讨论的结果。他提出了他所看到的中心问题：艺术家们应该为谁服务？他开玩笑地说：鲁迅艺术学院就是“小鲁艺”(学院的绰号)，而解放区及广泛的生活斗争应该被视作“大鲁艺”。“小鲁艺”的成员们不应该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应该使自己走出去在“大鲁艺”的范围内去宣传他们的新文化。主席讲话的关键之处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论战持续了好几天，其间的气氛由早春甘霖变成了急风暴雨。

　　然而，对于那些已经出现并与日俱增的讽刺反语，又有谁最明确地说出其含义呢？虽然毛泽东为了纪念鲁迅而建立了鲁迅艺术学院，但毛泽东的辩论立场同鲁迅这位作家的立场却是有差别的。比如说，毛泽东在文学为群众服务的“民族形式”问题研究中，含蓄地反对鲁迅“旧的或‘封建的’形式不可能被注入新鲜的政治内容”的立场，并且采纳了周扬的反驳论点，即：为人民所熟悉的文化形式应该毫无疑问地救助与支持新思想，也就是说救助与支持共产主义者的宣传与对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崇敬。与此同时，毛泽东支持周扬的观点，对鲁迅最亲密的弟子丁玲、萧军及王实味进行了抨击。这些人都是当年从大城市中走出、勇敢地来圣地延安参拜的热血青年。而周扬，这个江青十分怨恨的人，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作为毛泽东在文化事务方面的掌权者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的稳固地位，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之时才被江青打了下去。从那时起，江青表面上鼓吹鲁迅的模式，而实际上却绝对地违反鲁迅的见解：在她的雄伟计划中，她要为京剧这种古老的文化形式注入全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在一次交谈中，江青提到她在1942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呢？是作为主席的秘书参加的。这是她卸去讲授与执导戏剧工作之后的新岗位。表面上延安文艺座谈会讨论的是文学与艺术中的问题，·而实际上会议中争论的是从其他领域中抽出的各种问题。人们争论的两个焦点就是主席与其劲敌王明。追随王明的一派宣称他们信奉的是源于苏联革命理论的正宗马克思主义；而追随主席的一派则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然而主席在演讲中所使用的那些同样的文学字眼儿，却在全延安边区范围内那些为王明所蛊惑、与主席对抗的听众中引起了哄起。

　　江青继续讲述她曾学习过的党校以及马列主义学院的情况。她说，党校以及马列主义学院中都没有毛主席的著作。只有王明主编、“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撰写的著作。主席能够突破他们“意识形态封锁”的唯一途径就是设法避开其他领导同志，投身在人民群众之中，到处讲授人民群众特别感兴趣的思想见解。只有在与人民大众的切身联系中，毛泽东才组建起一支拥护自己的队伍。

　　话题又回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江青说，那次会议既长又漫无边际。很多人都是他们所在领域的专家与权威。主席等到轮到他时才发言。他以对那些负责戏剧编导排演的名人(江青也在其中)进行“有说服力的评论”为开头。在讲话中他所表达的大意要旨明显地不同于其他人。他的论断不仅只关于文艺本身，而且还深入到哲学与政治理论上去探究文学艺术问题。这次讨论的宗旨与结论原来主席总结在其论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中主席提出了一些极为严肃的问题：一位作家应该写光明面还是阴暗面？一部既定著作的目的是什么、其结果如何？我们所制定的政治与艺术标准应该为谁服务？

　　“要经常读这篇文章。”江青强调说(第二天上午，这篇全部是汉字的文章便被补充为美国记者“研究材料”的一部分)。

　　回想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期间毛主席所迎头遇上的各种挑战，江青巧妙地陈述道：“我敬仰毛主席。”接着她又带点问询的口气对美国人说：“你不想要你的学生敬仰你吗？”

　　对方为她的直率而惊讶，回答说“不，我喜欢他们与我争论，并没有想过要别人敬仰。”

　　江青很快地微笑了一下，接着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主席总是在与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作斗争，因为那样会有极大的危险。此外，某些过去在由“文化大革命”惹起的斗争中一直找机会想击败她的人，开始对她“阿谀谄媚”。

　　曾几何时，她真地傻得信以为真；后来她才认识到，一个人在他的革命战术上必须永远保持“机动灵活”。

　　江青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文化大革命”的这些言词尽管很概略，但却可以看作是她真实思想的反映，因为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讲的那些约定被当作她工作的唯一意识形态辩护词。无论毛泽东在其《讲话》中，还是江青在其扼要重述中，都没有提到在文学上敌对观点的来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文化革命的问题没能系统论述，这一点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对该主题采取如此策略。中国作家们，如果用机械的语言来表达，只能说是一批全身筛糠般颤栗、形容枯槁、精力衰竭的知识分子。用列宁的话来说，文学艺术是革命这架机器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却是不可缺少的齿轮。

　　如果作家是“工程师”，那么鲁迅艺术学院就是形成那些罕有矛盾的文化工厂。学院的教员们被敦促着，去把微妙深奥的艺术形式，改造成简单的文化形式。而在40年代初，这种说法绝不是一种陈词滥调。新的延安戏剧及改造后取材于工农兵真实生活的地方戏开始兴起。一个流行的套路是塑造一个机警的农民帮助红军战士挫败日本侵略者的滑稽情节。把这样一个简单的俗套裁剪给群众非使知识工程师们失掉对艺术的兴趣不可，因为这些人惯于创造的是具有复杂人格与矛盾心理的人物形象。面对如此进退维难的窘境，也就是艺术家作家与观众读者常年以来由于天资与受教育的程度不平等而形成的隔阂，毛泽东要求采取下列系统行动来作为补偿与沟通手段：文艺专家们要以创作编排全新的作品，奉献给群众的作品要具有积极向上的文学精神；对那些不肯依从、难以驾驭的知识分子，要通过思想改造的手段使其就范。

　　5．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敢于与毛泽东对抗、并在以后拒不服从其摆布的一批作家中，丁玲是最令人敬畏、独立性最强的一位。江青在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时，提到了丁玲代表男女平等主义者立场的那篇短评：《三八节有感》。江青对丁玲批评性建议的后果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大概是丁玲指出的东西太敏感了，不便于公开地进行讨论。对这种控诉背后的妇女问题，江青也是没有说太多。只要稍稍了解一下丁玲的生平，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丁玲的眼光与率直在一个不十分完美的革命社会里戳到其痛处。

　　丁玲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比江青大8岁。她与早先的一批革命领袖核心人物一道，在湖南省会长沙的一所现代学校里受的教育。从那时起，丁玲就开始了她倾注毕生精力的事业。她既是二位男女平等主义者，又是一位狂放的艺术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左派人物。她的这种品格使得她在任何一个要求一言堂与绝对服从的领袖统治下的政府中都难以生活。

　　在她们的学生时期，江青与丁玲二人都变成了以传授一个反传统的、后帝国时期世界方式进行写作的文人。丁玲保持了这一写作方式，她成为30年代中国核心作家圈中最富精力的女作家；江青则弃文从艺，投身于当时尚未步入正轨的电影表演业。20年代中期，丁玲也曾想要成为一个电影明星，但由于电影导演对妇女们令人作呕的性利用而退出。二人都曾在北京大学与上海大学学习过，但江青不是正式的；二人都是“左翼作家”成员，但丁玲从1931年就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此外，丁玲还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一直遭国民党迫害，并于1933年被捕入狱，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释放著名政治犯时才被从狱中放出。丁玲与江青二人都有复杂的性历史；但是对于丁玲而言，她敢于在其作品中以一种现代的、直率的文风来暴露她的个人经历。二人都与短篇小说作家沈从文有着令人留恋的友谊；江青是作为他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陷入三角恋的丁玲，她的丈夫胡也频于1931年被国民党处决。二人都崇拜鲁迅，丁玲与鲁迅关系更近，而江青与之则较远。丁玲知道很多鲁迅个人的事情，她本身也是个作家，这就使得丁玲比江青能更彻底的了解鲁迅本人及其主张。而丁玲与鲁迅在精神上的亲密关系以及她个人的忠实品质可能造成了她在中国共产党为其利益而扭曲鲁迅的名声时，勇于向共产党发难。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江青与丁玲二人都投奔到延安，并且都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她们每人都以各自的方式与毛泽东打上了交道。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他经常与丁玲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这种亲密的友谊被某些人视作是一种昏了头的迷恋，认为她是最终被拒绝的女人。虽然这些传闻可能是真的，但是毛泽东最后却是和江青结婚了；然而，尽管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与毛主席意见不一致，毛泽东却公开地表示尊重丁玲。无论思想改造是如何把矛头对准她，但都没有动摇她在以后五十年时间里的独立立场。在1956—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中，丁玲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运动中有那么几周时间里每个人都被敦促着发表自由讲话)，但还没等到“反右运动”(1957—1958年)她就被打了下去。

　　在上海时江青并不知道丁玲，因为江青在上海的那段时期，丁玲几乎都是在狱中度过的。二人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延安。到了延安以后，丁玲被委任为党报《解放日报》的编辑。丁玲及其知识界的朋友们经常去冒犯领导同志，因为这些领导同志们经常藐视婚姻惯例。她们认为：在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男女平等是十分必要的。而她们所看到的某些共产党领导就像是过去孔老夫子时代，或者是故意、或者是本能地认为妇女就是需要成为被管制对象。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完成于毛泽东与江青完婚之后。这部作品极大地嘲讽了某些共产党干部宣称的赋予妇女同志的革命地位。丁玲在其作品中表明：尽管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从本世纪初就已由现代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开始发起了，但大男子主义在中国社会中仍占据优势地位。虽然没有点名，但丁玲却直接说出中国妇女中，地位最为低下的、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正是那些领导干部的妻子们。

　　在作品中丁玲着墨最多的，还是延安妇女的状况。她说，同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相比，延安的妇女算是幸运的，但延安的情况并没有多么地好。社会压力驱使妇女依然不得不去结婚，那些胆敢反抗的妇女(像她本人)则要受到无端非难。她们被敦促着尽快怀上孩子，而作了母亲后妇女们发现：要想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代为照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她们也就不可能去承担新社会需要她们去做的工作。这样的社会条件迫使母亲们要变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回到家中的娜拉们”。在操持十年家务之后，单身时进步的姑娘们已倒退为“落后”或“缺乏政治修养”的人，而这，已成为丈夫起诉与妻子离婚的最为一般的借口。

　　似乎丁玲与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以其各自非凡的能量而使对方着迷。然而毛泽东需要铲除所有延安新社会的批评以及对他本人的批评，他迫使自己从革命一致性的需要出发，不得不去驾驭住这个不肯改变信仰、约束不了的天才女人，因为他已经把那些政治上有害于他的相关人物都给下放了，像她这种政治上喜欢空想的很多其他妇女一样，丁玲被迫去忍受苦难，因为她超过了她的时代。这种迫害第一次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现在是在延安，再后来是在北京。然而只要她一接近新闻传媒，她就要说一个独立革命者头脑中的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