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女汉子真爱公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重坠落 -----肖鹰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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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肖鹰对话: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重坠落   

2011-08-10 07:50:00|  分类: 肖鹰博文选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谢冕、肖鹰对话: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都在低俗化

(原题:文化:“雅”与“俗”要良性互动)

 《 光明日报 》( 2011年08月10日 02 版)

 

  谢冕:如今的文化倾斜程度不仅仅使“可消费”成了创作的重要原则、内容、目的,而且那些用来娱乐大众的东西也都千篇一律,有些堆砌着陈腐的思想和低级的笑料,有些已经沦落到了在色情与非色情之间打擦边球。

  肖鹰:当下,好像所有的中国文化都只有通过娱乐化的渠道才能进入大众的视野,包括“严肃”的学术活动,都是在娱乐和炒作中进行的,这种“全文化同质化为消费娱乐文化”的现象,对于民族的文化生存是很危险的。

 

对话者: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评论家协会主席

肖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近年来我们身边常出现这样的怪现象:一边是打着“作品面向广大群众”的旗号推行低俗甚至恶俗的娱乐文化消费;一边是孤芳自赏,视通俗文化为洪水猛兽,自我标榜的所谓“高雅艺术”曲高和寡……

  北京评论家协会主席谢冕强调:通俗与高雅并非水火不容,真正的经典能够雅俗共赏。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也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缺乏开阔的视野,通俗艺术与高雅艺术良性互动方能使创作更多元化。

 

  通俗文化的主导价值取向是消费和娱乐,表达出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情态、情绪和情趣,但它的基本价值内涵依旧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贯彻,应当表达关爱、同情、尊重、正义

  

  谢冕:通俗文化也有很健康、很原始、能够释放生命力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很大程度上将它完全等同了娱乐化,并且滑向低俗、恶俗的方向。这是因为总有些人打着“贴近大众”的旗号搞低俗甚至恶俗的东西,获得市场效益,而有了关注就有了经济效益,好像也有了群众基础,其实这是一种不良导向。可悲的是,有些创作者甚至把传统文化比如国学也进行简单化、娱乐化处理,美其名曰通过普及掀起“国学热”,其实是把它当做一个新的收视增长点去经营,但不是什么文化都能作“娱乐化”处理的。

  如今的文化倾斜程度不仅仅使“可消费”成了创作的重要原则、内容、目的,而且那些用来娱乐大众的东西也都千篇一律,有些堆砌着陈腐的思想和低级的笑料,有些已经沦落到了在色情与非色情之间打擦边球。中国地域这么广、南北差异这么大,我们怎么能用一种形态的文艺形式去推广呢?不管什么都包装上娱乐的外衣,仅仅因为有市场就取消了受众的区别,这不健康也不正常。应该看到,中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以供人欣赏的文艺样式很多,而人们也需要多样化的选择。

 

  肖鹰:通俗文化的主导价值取向是消费和娱乐,不过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它还应该表达出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情态、情绪和情趣,但是,它的基本价值内涵依旧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贯彻,应当表达关爱、同情、尊重、正义。现在,一些作品实际上放弃了对健康、宽容的坚守,在单向追求消费价值和娱乐效果的生产和传播中,无底线地追求低俗甚至畸形的趣味,把“变态”作为“常态”来表现。

  我们看到,在“满足老百姓的娱乐需要”的借口下,艺术创作的低俗化倾向不断扩大,比如这几年的大片生产,充斥着恶搞和暴力,好像观众只需要感官刺激就可以满足。实际上,大众的审美需要是多层次、多样化、不断发展的,中国老百姓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他们的审美趣味一直在提升和丰富,而我们的文化创作者提供给他们的东西有些却是滞后的、单一的,走低俗、娱乐化的道路更是对受众欣赏水平的低估和误解。

 

  中国文化要健康发展,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批评立场,批评的权利来自于一种建设与和谐社会相称的健康文化生活的理想

 

  谢冕: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人腰包里有不少钱,但是一口痰,他的形象就全没了。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显示出大得不能再大的问题,这就是文化。艺术也是一样,受众在很多时候是被动的,他只能接受被给予的东西,并且被这些东西导引。所以,现在出现了泛娱乐化的问题,这不是老百姓的错,责任在于艺术家和评论者,他们没能起到引领的作用。学者、知识分子要意识到:我们有责任提升大众的品位、素养,向更文明的方向发展。可不正常的是,一些低水平的东西也能占据我们的主要文化阵地,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就造成了文化的偏离。时尚和潮流充斥一切场合,艺术成为商品,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

  对于文化现状,我认为评论家需要反省。评论家的意义在于:提升创作质量,提高受众水平,而现在的状况是,不少人不仅是随波逐流,有的还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给那些不良作品推波助澜,依据是那样的作品有市场、有受众。这使得大众的精神生活变得贫穷。评论家也好,艺术家也好,我叫他们为精英阶层,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而迫在眉睫的就是找回自己。

 

  肖鹰:高雅文化是一种具有社会主导意义的文化活动,对于历史,它着眼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未来,它又具有一种基于历史的前瞻性、开拓性。可悲的是,现在我们的高雅文化不仅被边缘化,它的表达还被转化成了对消费文化的附庸、陪衬,形式上虽然还在,但虽生犹死。相比之下,国外的高雅文化有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舞台、自己的受众。而当下,好像所有的中国文化都只有通过娱乐化的渠道才能进入大众的视野,包括“严肃”的学术活动,都是在娱乐和炒作中进行的,这种“全文化同质化为消费娱乐文化”的现象,对于民族的文化生存是很危险的。

高雅文化本身呈现下滑、失语状态,如此下去,它不仅在精神价值上不能成为社会文化正面的文化导向,而且对自身内部的价值失落也将丧失纠错能力。

  中国文化要健康发展,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批评立场,批评的权利来自于一种建设与和谐社会相称的健康文化生活的理想。在今天的市场行为中,我们的艺术批评除了帮闲和炒作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艺术也不必故作清高,时尚的不一定就不经典,但我们要加以分析,对流俗保持一种警觉,艺术家所追求的是讲世道、画人心和表达真善美

 

  谢冕:有人认为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先天不合,从而得出要将各自“俗”、“雅”特征发扬到极致的结论,其后果就是“通俗”滑向了“低俗”、“媚俗”甚至“恶俗”,而“高雅”被打造成高高在上、乏人问津的“阳春白雪”。实际上,将通俗与高雅、经典与时尚对立起来,是对艺术的无知。《红楼梦》是大俗也是大雅,齐白石的虾和蝌蚪是大俗也是大雅,还有苏州评弹,是通俗的娱乐,同时也充满了高雅的情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因为读者的眼光不同,同样是读《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文化低和文化高的人都可以看到东西,雅和俗就通了。

  尽管艺术有时表现为俗,有时表现为雅,说到底是为了提高和充实广大民众的精神和心灵,艺术家要把目标瞄准国民精神的提升和完善。艺术也不必故作清高,时尚的不一定就不经典,但我们要加以分析,对流俗保持一种警觉,不能让低俗潮流席卷大众的全部生活,因为艺术家所追求的是讲世道、画人心和表达真善美。

 

  肖鹰: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存在矛盾,但绝不是一般理解的水火不容,我们在雅俗之争中,要以文化本位来看问题,也就是立足于传统着眼于未来。好莱坞制造的电影也分档次,有宣扬暴力、色情的低下制作,但它的优秀电影比如奥斯卡获奖电影,对历史文化的深刻认知和对人文理想的敬畏之心是今天我们的国产电影缺少的,我们这几年的古装大片有打着“宣扬传统文化”,“雅俗共赏”招牌的,但只是把传统文化符号做低俗娱乐的标签,这些符号没能变成有生命力的艺术原动力去支持创作,成了传达消费欲望的“历史僵尸”。

  雅俗共赏是一种文化理念,它是一种充满了张力、冲突的动态过程,它不是“雅”、“俗”的拼贴相加,也不是相互之间的改头换面,只有在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生活、社会与自我的深层碰撞中,才会产生“雅俗共赏”的真品。

 

  在健康的文化环境中,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互相冲突有其建设意义:一方面通俗文化能促进高雅文化的创新,使高雅艺术更具生活性和现实感;另一方面,高雅文化的张力也能制约、规范通俗文化

 

  谢冕:优秀文化作品有共通的东西,对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不能以艺术形式来分类,两者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汲取的,重要的是,都应该关乎人文精神。

  我们是一个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的伟大国家,文化生活也应该百花齐放、包罗万象。现在,我们的文化建设问题很多,包括一再被提起的娱乐化、低俗化……我们现在无法预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文化不是立竿见影的,它的严重后果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至于解决的方法,可以用“三靠”来概括:靠政府,要实行更长远、更开放的文化策略,文化宣传要更加理性;靠教育,提高民众的修养和欣赏水平,让真善美深入人心;靠个人,每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判断。

 

  肖鹰:在健康的文化环境中,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是互相冲突存在着的,这种冲突的建设意义在于:一方面通俗文化能促进高雅文化的创新,使高雅艺术更具生活性和现实感;另一方面,高雅文化的张力也能制约、规范通俗文化,避免它把其保守、颓废、低俗、消极的一面张扬到极致。相应的,两种文化内部的下滑也会相互造成不良影响。我们没能建立起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良性互动的环境,是造成它们互相敌对的根源。最近几年呼唤大师、呼唤创新的呼声,就像“等待戈多”一样。这是因为我们在整体上没有建立起一个良性的文化生态环境和引导机制。

  中国的文化在整体上还处于一种单向的以经济效益和宣传效益为目标的创造。这就需要政府文化管理部门作出相对的调整,给高雅文化应有的发展和表达空间,制约文化的低俗发展,也应让媒体、学界和大众发出更多声音,抵制、批判低俗、恶俗的作品,使之无畅销空间,更无再生产的可能性。

本报记者李春利本报通讯员赵宇、蒋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