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程快递官网:陶东风：雷锋为何被大众文化恶搞？

陶东风：雷锋为何被大众文化恶搞？

　　原题《雷锋形象的疑似复兴：大众文化中被恶搞的雷锋》

　　后革命时期中国文化的一个奇特景观，就是对革命文化和红色经典的恶搞。雷锋作为革命文化的经典符号，也难逃厄运。如果说后革命时期精英知识分子从新启蒙的立场（比如个性解放、个人利益的合理性）等角度反思和质疑了雷锋精神，其话语方式是严肃的、理性的；那么，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领域，雷锋形象和其他革命文化一样出现了疑似“复兴”思潮：通过一种戏说、恶搞、无厘头的方式使得雷锋形象再度流行，但这种流行同时也是另一个意义上的祛魅（因此人们称其为“后流行”）。

　　在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迅速膨胀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文化（包括各种革命语录，革命口号，革命故事，革命人物，以及其他与革命相关的符号，如绿军装，红领巾，红缨枪，红旗等等）作为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本，迅速地被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挑选、使用和消费，形成了暧昧的革命文化疑似“复兴”热潮。与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领导的对革命的反思不同，90年代以来，特别是到了21世纪，革命文化的疑似“复兴”热潮通过恶搞等方式对疑似革命意识形态进行了疑似的解构。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1]

　　2001年，雪村的音乐《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凭借网络传播迅速成为热门歌曲，红极一时。歌中唱到：“老张开车去东北，撞了/肇事司机耍流氓，跑了/多亏了一个东北人，送到医院缝五针，好了/老张请他吃顿饭，喝得少了他不干，他说：/俺们这旮都是东北人，俺们这旮盛产高丽参/俺们这旮猪肉炖粉条，俺们这旮都是活雷锋/俺们这旮没有这种人，撞了车了哪能不救人/俺们这旮山上有针蘑，那个人他不是东北人/翠花，上酸菜！”这首歌本来创作于1995年，反响平平，但经过后期制作的flash动画和网络传播而迅速流行起来，它模拟演绎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活雷锋。但与官方建构的雷锋形象不同，它把“雷锋”这个政治道德符号和“高丽参”“酸菜”“猪肉炖粉条”等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并置，仿佛雷锋精神也是与高丽参、针蘑、猪肉炖粉条类似的一种东北特产，与吃喝等俗事混同在一起，造成了去政治化的反讽效果，颇得王朔开创的痞子文学与大话文学之精髓。[2]这在仿佛“肯定”雷锋道德的同时解构了“雷锋”这个术语原先所包含的神圣政治意义。其演唱的风格、声调、方式，当然也和革命时代的革命歌曲格格不入，带点痞子气，带点调侃味（其效果类似孙国庆用摇滚方式唱《南泥湾》）。

　　更有意思的是，网民还通过对雪村此歌的戏仿，编出了各种版本的《美国人都是活雷锋》，其中比较流行的是这个版本：“俺们那旮都是美国人，俺们那旮全球有驻军，俺们那旮不吃麦当劳，俺们那旮都是活雷锋，俺们那旮没有这种人，撞了机了哪能赖别人……翠西——上沙拉。”[3]

　　2003年2月，在纪念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40周年之际，沈阳吉尼斯工作室把雷锋的两项“士兵之最”递交了英国吉尼斯总部，认为雷锋是被创作谱写成诗歌、曲艺、歌曲最多的士兵和雷锋是被冠名最多的士兵。[4]有人就此评论道：“让‘雷锋精神’去冲击‘吉尼斯之最’，且不说违反了雷锋‘不事张扬’的品性，哗众取宠的‘做秀’恰恰是‘雷锋精神’在社会认同空间中‘空洞化’和‘形式化’的产物；吉尼斯是一种带娱乐性质的世界纪录，且不说将雷锋与这些纪录并提显得多么不严肃，雷锋精神成为‘展览’和‘观赏’的‘吉尼斯之最’才是最值得痛心和反思的——雷锋的‘尊严’和‘榜样意义’受到了现代社会的挑战。”“雷锋精神‘吉尼斯化’折射出的是‘好人’在我们社会中的认同危机，价值认同的‘调侃化’、‘世俗化’和‘娱乐化’是如此的轻佻，‘吉尼斯’解构的不仅仅是尊严，还有许多国人曾经引以为豪的品质。”[5]可惜作者没有对雷锋娱乐化的深层原因做出更深入的分析。

　　2004年5月，盛大网络游戏公司推出了历时半年自主研发的教育游戏《学雷锋》，游戏规则要求玩家在游戏中要纠正违规行为，要帮助弱势角色，不断地助人为乐，才能提高等级，最后在天安门得到毛主席的接见。如果不阻止违规行为，不及时给需要帮助的人以帮助，就会扣掉生命值，直到游戏结束。游戏开发者称：希望青少年以娱乐的方式来学习雷锋所代表的传统美德，让当下的学生体会到帮人的快乐感，并认为在游戏中也能够学习雷锋精神。

　　也是在2004年，一篇关于雷锋的著名网文广为流传，题目为《1962：雷锋VS玛丽莲·梦露———螺丝钉的花样年华》，作者肖伊绯（背景不详）特别注明：兹以此文纪念“螺丝钉”论诞生40周年。此网文通过一些互不连贯的片段，把雷锋、螺丝钉、玛丽莲.梦露、海德格尔、艳遇、电影《花样年华》等组合在一切，透着梦魇一般的诡异。可以说是想象奇特，别具匠心，也可以说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总之是非常后现代。

　　2005年，网络歌手王蓉的专辑《芙蓉姐夫》里，有一首名为《我学雷锋好榜样》的歌曲（把芙蓉姐姐和雷锋放在一起本身就非常反讽），用RAP的形式唱出了在后革命时代对雷锋精神的“呼唤”：“学习雷锋好榜样，你是我的热爱我的偶像，助人为乐你代名，感慨你的军大衣补丁摞补丁/学习雷锋好榜样，你的故事伴随我的成长，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你的精神什么时代都一样”，“说起雷锋相信没有人会没感觉，每个人心里都有真善美的呼唤。只是环境变了观念变了，雷锋精神在发展，为比尔为自己为了大家行方便/现在人做人做事讲究信誉目标远，吃亏是福绝对是金玉良言，今天你为他任劳任怨多做一点点，明天关键时候大家一起来数钱。”做好事的目的已经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是是大家一起发财（“一起来数钱”）。雷锋精神复兴的疑似特点在此暴露无遗。

　　还有一些半色情的笑话，也在利用“雷锋”这个符号。如TOM网的一则题为《雷锋》的笑话说，有一个学校男女厕所相邻，有一次一女生上厕所忘带手纸，正在发愁的时候男厕所隔壁递了一卷纸过来。女生吓得花容失色，问：“谁？”一男声回答说：“雷锋。”这个故事中的雷锋显得很暧昧，他好像是在做好事，但是好像又是一个居心叵测的色狼：一直在跟踪、窥视女生，否则怎么会知道她此时正缺手纸？

　　2006年，宁波一家保健品公司在其生产的安全套包装盒上，印制了雷锋手持《毛泽东选集》、身背钢枪的照片，并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为背景。此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发社会的一片哗然，雷锋生前的战友联名上书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国家有关部门追查，以捍卫雷锋形象[6]

　　此外还有网民戏谑式的“雷锋的20条死因”也风靡网络：“雷锋是帮人太多累死的”、“雷锋是由于驾驶技术不好死的”、“雷锋是看了楼主的帖子后被气死的”……最后还有人又加上一条，称“雷锋是看了这个网络笑话之后笑死的！”[7]

　　对雷锋的恶搞，争议最大的要数2006年“炒作大王”邓建国要拍网络电影《雷锋的初恋女友》之事。对于此事，雷锋生前的战友致信邓建国，希望他能够慎重考虑，并认为“不管是谁要娱乐和艺术地，或者游戏地对待雷锋，不管是什么形式，都是我们坚决发对的。因为，雷锋的历史不应该无端地改变，把雷锋当初娱乐或者游戏的载体，注定对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有负面影响，而且对雷锋不公。”[8]最终，国家广电总局下文封杀。电影虽然没有拍成，但网民仍然没有放过雷锋，人们从《雷锋日记》里寻找蛛丝马迹并进行加工，把雷锋和大他3岁的黄丽（王佩玲）之间的关系命名为当下流行的“姐弟恋”。[9]

　　对于网络上风靡的恶搞雷锋，人们的意见分歧很大，众说纷纭。有人担心，时下某些对雷锋进行不加节制的“恶搞”、“消解”的做法，“恐怕不仅会伤害到雷锋这一英雄人物的形象，同时也会损害到与雷锋成长经历有着密切关联的那部分人，更会将雷锋在人们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破坏殆尽。”[10]其实并不是所有恶搞都带有对雷锋的明显敌意，更没有像启蒙知识分子那种通过理性反思否定雷锋的政治诉求。[11]在大部分雷锋的后流行现象（除了安全套上的雷锋）中，无论是作者的政治意图，还是文本的客观效果，其实都是晦涩不明，它们的最正确形容词或许就是“疑似”：疑似复兴，疑似消解，疑似冒犯，疑似弘扬等，……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12]通过恶搞，或许会产生一种猎奇的快感，或因触犯革命时代政治禁忌而来的快感，但它和精英知识界对雷锋精神的严肃认真的理性反思话语是完全不同的。它似乎更加可怕地透露出一种爱谁谁、无可无不可、何必认真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态度。

　　有些所谓走得“比较远”的恶搞，比如《雷锋的初恋女友》，把雷锋头像安置在避孕套上，等等，给人的感觉似乎革命已经恍如隔世，早已成为死去的神话，谁都可以上来撒屎撒尿；但是时不时冒出来的、来自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禁令（比如官方对《雷锋初恋女友》的封杀，以及对其他恶搞革命文化的封杀，比如薛荣的那个恶搞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同名小说）又分明提醒人们，其实革命时代也并不是那样遥远，也远非什么可以随便捏的泥菩萨。

　　恶搞革命文化虽然也体现了大众文化一贯的快乐原则，但与其他类型的恶搞或大话不同，几乎所有恶搞革命文学或红色经典走得比较远（至少是官方认为走得比较远）的作品，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查禁、处罚。[13]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邓建国传言要拍网络电影《雷锋的初恋女友》时，立即被国家广电总局下文封杀。

　　在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中，革命时代的政治-道德符号就这样和我们处于不即不离、不远不近的微妙关系中。一方面，雷锋早已不再是人们心中不可撼动的国家意识形态表征，官方也不试图完全封杀非官方媒体对雷锋（以及其他革命文化）的商业化、大众化利用（包括戏说），但与此同时，雷锋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无法公开否定、也不能恶搞得太“过分”的官方化榜样人物。正是在这样的后革命语境中，开始流行对于革命时代政治文化遗产（包括雷锋）的一种犬儒主义态度：既然在那些表演化、装饰化的仪式性场合不能公开反对、批判、对抗雷锋和雷锋精神，那我就在网络世界用不正经方式和那个过于正经的雷锋叔叔玩玩、恶搞一下总可以吧？

　　这种犬儒式态度的流行，不仅有现实的根源，而且有历史的原因，王蒙的《躲避崇高》一文在分析“痞子文学”——其实也是恶搞、大话——的时候说道：“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活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14] 也就是说，革命时代国家意识形态所建构的价值、理想、信念、原则——它们的话语特征就是“崇高”——之所以在后革命时代遭遇恶搞，人们之所以采用大话的方式来“躲避”而不是直接对抗宏大的革命叙事、崇高理想，不仅仅是因为后革命时期依然存在的意识形态控制，也因为这套宏大的英雄叙事曾经残酷地耍弄和欺骗了大众，这才有了其被恶搞的命运。[15]

　　总结网络恶搞事件，我们发现，涉及普通人、普通事或非革命经典（如《西游记》）的恶搞，尽管也是秉持调侃嬉戏态度，但仍然有可以生存的空间，然而一旦以恶搞的方式触及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那部分“革命”遗产，情况就立刻发生了变化，它不仅要受到国家审查制度严格得多的制约，同时还会引发一部分受众的强烈不满和舆论的强烈抨击。这说明，在后革命时代，国家意识形态一方面希望通过新的方式来继续发扬革命传统以维护其权威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又对革命文化的消费进行制约；而从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广大受众，一方面在市场化时代对逐渐消失的理想主义与道德主义怀有暧昧的怀旧，另一方面，又在享受触犯禁忌的快感的同时，秉持思想惯性对恶搞革命文化表示不满。[16]这就使革命文化在后革命时代始终处于一种矛盾、暧昧、尴尬、撕裂的境地。

　　[1]参见陶东风：《论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当代文坛》，2008年1月。

　　[2]参见陶东风《大话文学与当代中国的犬儒主义》，《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也可以参见陶东风等《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

　　[3] 其他版本包括：版本二：“两架飞机去纽约，撞了/肇事机师耍流氓，死了/碰倒两座大房子， 一下挂了五六万，鸟了/美国现在这么乱， 布什不知怎么办 他说：/俺们那旮都是美国人，/俺们那旮出产花旗参，/俺们那旮可乐加汉堡，/俺们那旮没有这种人，/开着飞机哪能乱撞人，/俺们那旮都兴用美钞，/这样撞人哪会不死人，/那个人---他就是本拉登！/白：劳拉，上核弹！ ”

　　版本三：“老美开车去上班，傻了，原来飞机撞大楼，塌了，多亏自己体力好，一气跑下九十层，好了，记者请他讲两句，说的少了他不干，他说：俺们那个都是美国佬，俺们那个特产ＮＭＤ，俺们那个防御有保证，俺们不怕恐怖来入侵，俺们那个没有这种人，劫了几架飞机来撞人，俺们那个全是ＦＢＩ，劫机那伙真的全是神！白：布屎，快救人。”

　　版本四：“老拉开飞机去纽约 撞了，肇事飞行员耍流氓 又撞了，碰到一个阿拉伯人，送到华盛顿再撞一下 倒拉，老拉请他吃顿饭，/炸弹少了他不干，他说，俺们那嘎都是巴勒斯坦银（人），俺们那嘎盛产燃烧瓶，俺们那嘎牛肉炖粉条，俺们那嘎山上游击队，俺们那嘎都是活神风队，俺们那嘎没有这种银（人），撞了楼了他那能不救银（人），那银（人）他肯定不是巴勒斯坦银（人），白：拉登上炸弹。”

　　版本五：“恐怖分子炸美国，成了。 肇事流氓找不着，跑了。都怪一个美国人，到了白宫进五角，牛了。拉登请他吃炸弹， 炸得少了还不干，他说：俺们这旮都是美国人，俺们这旮特产NMD，俺们这旮火腿三明治，俺们这旮都是活巴顿。俺们这旮最恨这种人，炸了我们哪能不承认，俺们这旮天上有卫星，那个人他不是基督徒。白：拉登，等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