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蛇新款笔记本电脑:北京为什么会陷入恶性人口危机

　 林佑平
　　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已全部或部分陷入了恶性人口危机。那么，为什么从2003年起北京陷入了严重的人口危机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03年以来一些国家层面重要政策的变化，梳理国务院某主要领导同志的指示和作为，便清晰可知其中一二。
　　2003年6月18日 该领导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强制效力的而带有救助性质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固然，这是该领导同志甫一主政树立亲民形象的重要举措，收容遣送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收容遣送范围针对无业无证流动人口的扩张确实保证了城市的治安和人口的有序流动。自此以后，中国特大流动人口的管理瞬间进入真空状态，暂住证形同一纸空文，彻底丧失了对于流动人口无序盲目聚集膨胀的威控作用。，特大城市管控人口的法律基石完全崩塌。试问，没有相应稳妥的接续方案，这么重大决策经过审慎考虑了吗？
　　1990年代的我们党和国家中央决策层明确部署良性有序的城市化，旗帜鲜明地限制大型城市人口无序盲目聚集膨胀。那么我们要问，这些政策取向难道是有失误的吗？如果答案不是的话，那么根据现时观察，短短10余年间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矛盾有没有得到彻底的消除？我们此前所担忧的一系列潜在的綦巨风险是否全部消遁于无形了？
　　2003年7月15日 在该领导同志的精神感召下，北京市国土局颁布《关于外省市个人在京购房不再经审批的通知》。宣布外省市个人在北京购买住房需审批的时代正式终止。此前，外地人在京买房必须经过批准，即在签订购房合同后，还必须拿着身份证、暂住证、购房合同原件办理《外省市个人在京购房批准通知单》和《外省市个人在京购房办理产权通知单》，同时还要缴纳购房款千分之三的手续费。
　　首都房地产市场限外政策开闸后，外省市居民在京购房比例持续大幅攀升。截至2010年11月，外省市居民在北京购房比例已超过35%，其已毋庸置疑地成为北京住房市场的重要主导力量。其实，从社会上对于所谓“蚁族”的聚焦，我们便可看出，其实一线城市房价关注度远远超乎想象，其本质是在居住福利具备的情况下，房子成为占据特大型城市资源的船票。在首都北京，有观点认为仅是资本投机炒作惹的祸，但没有看的表面之下的深层原因。因此人人自危，加速了房市的暴涨，演变为抢夺城市稀缺资源的地位争夺战。
　　七年来，北京市平均房价暴涨了500%-700%，让大量辛苦一生的首都市民望楼兴叹，根本无法实现改善基本居住条件的愿望。该领导同志最近在澳门坦承：“左一个（国）十条、右一个（国）五条，但房价就是压不下来。” 七年来，该领导同志放任人口向首都集中，持续推高房价，其负责层面的屡次房地产调控都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房价的城市资源含义，我们不得不怀疑很多措施接近于扬汤止沸。直至2010年4月，才实施力度不大的房地产限外政策，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令首都市民和外来人口的需求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2003年9月9日 该领导同志视察了北京市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并在黑板上写下了“同在蓝天下”。此后，北京市外来人口子女的借读费和学杂费一律免除。截至2010年11月，北京市已有超过43万的所谓的“随迁子女”，很多区县为此付出的财政支出已超过教育经费的一半。
　　很多所谓“随迁子女”的父母是根本未从事正当行业或不正当经营。我们看到，大量所谓“随迁子女”的父母随意占道无照经营，甚至有为首都市容奔劳的环卫工人在现场打扫时，仍视之为无物，丢弃垃圾肆无忌惮;我们看到，大量流动人口携带着自己的所谓“随迁子女”沿街散发张贴小广告，致使首都牛皮癣遍地，甚至涂上了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坛墙、十里长街东单的地面。这样流动扰序的“家庭教育”产生什么后果不言自明。该领导同志曾多次表示“要让更多的农村孩子到城里来读书”，其片面单纯认为城市可以净化外来人口“随迁子女”，而从不担心对于首都教育质量和社会稳定的巨大冲击。这么綦巨的反向作用，其风险由谁来承担？
　　这几年出现了诡异的“择城热”，为孩子上心目中的好学校而涌入首都务工。首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满足数以千万计外省市人口享受优质而绝对稀缺的教育资源，在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媒体扭曲利用该领导同志的公开言论，妄称大量盲目进入北京的流动人口子女必须就读首都的学校甚至参与升学考试，否则就是“失学”。难道广大人民群众真的没有学上了吗？这实质上就是在变相否定全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积极成效，就是在变相攻击我国农村地区改革开放32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令我们倍感遗憾的是，直至今日，该领导同志对此不闻不问不加甄别，还在全套照搬地主张什么“保证随迁子女全部在流入地公办学校读书”。未来十年，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所谓“随迁子女”即将长大，他们盘踞在首都北京，将会向政府要考试要学历要工作要住房要汽车，无疑这将是首都人口矛盾井喷和乱局延烧的十年，新一届中央决策者将面临空前挑战。
　　2005年3月22日 在该领导同志的干预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废止了1995年颁布实施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原《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本市对务工经商人员严格执行《暂住证》制度。务工经商人员到达本市后，必须按照户籍管理规定持本人身份证以及其他有效证明，育龄妇女需同时持婚育状况证明，到暂住地公安机关办理暂住登记。对符合条件的，由公安机关核发《暂住证》。未取得《暂住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其出租房屋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劳动行政机关不予核发《外来人员就业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办理营业执照。”
　　纵观今日，数以百万计的流动人口骑行电动自行车行驶在首都北京的道路上，时速超高，肆意逆行无视交通信号。试问那些口口声声鼓吹所谓普世价值和感化教育的人，难道首都几十年来的人口素质提升的结果要推倒重来从零开始吗？京畿之地，本应政肃风清，以令四方观化。纵观今日，流动人口在户籍地受到必要的法规和道德约束，到了首都反而无法无序，这种在该领导同志刻意引导下的政策松紧倒挂的情况实在令人费解和心寒。长此以往，必然动摇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威信和形象，不良的示范效应将严重损害全国范围的长治久安。
　　2009年4月29日 该领导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新条例明确规定：流动人口办理婚姻证明，地方政府提供流动人口婚育信息主要是为了采集生育信息，和提供相关指导服务和政策奖励，而流动人口办理婚姻证明是其合法权利，向政府提供生育信息是义务。这里已经没有任何限制的含义在里面了，从字面上完全可以这样去理解：作为流动人口应该享受常住人口一样的生育指导和奖励服务，这个服务不再是户籍政府提供而是由所在地政府提供。由此，限制流动人口肆意生育甚至超生的紧箍咒瞬间解除。
　　我们看到，外来人口在首都的生育状况已呈现恶性失控的危险局面。北京市的外来新生儿比例已经过半，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如此发展下去，迟早会出现首都男女比例300:100的混乱局面，届此时的性刑事案件将会此起彼伏。我们看到，作为800多年建都史的古城北京，其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胡同和四合院由于流动人口无序盲目聚集膨胀，很多俨然成为了市中心的“城中村”，甚至接近于拉美国家的“贫民窟”。这将逼迫城市建设者不得不拆之。该领导同志为了满足不合理的人口涌入，始终高举那纸上构想出来的所谓“民生”大旗，竟放任古都文化的快速沦丧，此何以面对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
　　一张火车票便可瞬间升级改善自己的人生，何乐而不为。如此一来，只要在首都生下了子女，便会受到各种关照。在口耳相传中，流动人口无序盲目举家迁移比例逐年上升。在极少数不负责任的媒体和专家的刻意宣传下，首都必须为买了一张火车票过来的外来人口提供各种“服务”，任何对此质疑和有序调控的主张都会成为“冷血”和“非正义”。
　　2010年9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全市领导干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首都人口问题作出明确指示。作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淇同志强调，对人口总量要坚定不移地实施有序管理，要把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作为首都产业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抑制流动人口无序盲目聚集膨胀的势头。刘淇同志对于北京人口危机的基础性和极端迫切性，是有着高瞻远瞩的认识和决心解决的胆识的，这对于促进首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科学协调发展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及今尚有转圜，失此将无余地。但是，如果更高层面的某些决策者还不能认真总结七年以来其政策制定和理念宣导上的得与失，也不能真切体察北京人口矛盾的新形势和新变化，更不能深刻认识首都人口危机的严峻性和毒害性，一味鼓动和纵容特大城市人口流动无序自由化，则数千年古都文化，累世代礼义文明，从此沦亡，由兹泯灭，是谁之咎？
　　首都资源有限，而瓜分之欲无厌。奉之弥繁，夺之愈急，控之则难上加难。面对汹涌而来的浪潮，我们看到某些决策者不是积极引导，而是一味满足无限且不现实的欲望。耐人寻味的是，非理性的声音还在不断蔓延，非稳妥的政策还在持续加码，非科学的信号还在扩大传播。
　　增长、民生、稳定，不论怎样排列这三者的顺序，都无法改变这三者彼此依存的关系，其实质的相互关联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孤立的看待偏颇的对待任何一者，都是极端错误的。某些决策者可以作为特定群体利益的领路者和代言人，但是我们党和国家决不会容忍泰国红衫军的悲剧在北京上演。首都绝不能乱，这是铁的原则。
　　如果仍旧无视基本国情，罔顾客观情势，片面歪曲“和谐社会”，偏颇决策“以人为本”，在问题丛生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仍执意推动，一意孤行，首都将在恶性人口危机中愈陷愈深，以致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