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银河铁道之夜 1080p:为什么北京会成为“首堵”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4 09:28:43
为什么北京会成为“首堵”
北京的交通状况成了大家关心的大问题，而且全国各城市这种情况也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堵车成为城市官员、民众最头疼也最无奈的事。
尽管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但都收效不大，为什么？因为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而“本”是什么？一句两句也说不清，只有从头开始。
首先道路上拥挤着哪些人？
一、本市居住人员：
1，最主要的最多的是：上下班的工人、农民工、售货员、服务员、教师、学生、入托儿童、机关工作人员、大小各类官员、警察等城市秩序维护人员、各种公司的老板、职员等等这些人都必须在一个固定时间段内到达自己就业和服务的岗位。
2，居住在市区的可以不上班的离退休人员，居住市区的全国各地大款(这类人人数不多，使用市区道路能力却很大的人)这类人可以岔开交通高峰期。
二、外地进京人员：
1，进京办事的全国各地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工作有关联的人，不管是正常的业务，还是跑部钱进，买官卖官、拉关系、打关节、反正都开着豪华坐骑来回穿梭奔走于散落在市区繁华区域各处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这些人占相当一部分数量，而且交通利用率高。
2，进京高消费的各地高消费群体。
3，在京企业与外地的商业往来人员。
4，进京旅游观光人员等等。
北京交通最拥堵时路上最多的最重要的还是上班族。这些人的存在是这个城市能运转的动力，他们自己就业的单位近远决定了市内交通的状况，是最主要原因。
这是一个城市功能布局问题。一个城市要正常运转必须有合理的功能布局，用最简单的划分，城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物质的固化的工作消费场所，如办公大楼、工厂厂房、建筑工地、娱乐场馆、商业大厦、公园绿地等，而另一部分是维持上述场所运转的鲜活的人，而这些人的生活状况、精神面貌是上述场所能否高速运转的唯一决定因素，如何使这部分人能够相对好地生活繁衍，就是当地政府的最大的社会职能，尤其是一个城市能否有活力不在于它的高楼大厦，而在于能否不断补进新鲜血液，这新鲜血液就是全国全世界各地的青年，那些只有知识智慧、劳动能力而两手空空，囊中羞涩的大学生、农民工、各类学者，只有他们能够顺利的适宜地工作生活下来，这个城市才有活力和未来。交通问题就是上班族远离工作岗位的问题，也就是破坏了正常的城市功能布局问题。
一个城市的布局产生，都有一个就近原则，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远离自己工作生活消费的场所，而这些场所的高效运行也离不开上班族的方便。
一个新的城市产生，首先要有一些功能，可以是工业的、矿产的、政治的、军事的，然后为这些功能服务并能取得报酬，以此生活的人在最近的区域定居下来，而与这些人生活水平相符的必须的商业、医院、学校、娱乐场所等服务性场所才能就近在这些人群中衍生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城市功能的自然分布状况。
而我们现在是用人为的方法，以居住房屋的手段打破了这种功能，使占相当比例的旧的上班族被美好的诱人的借口“请出”了离工作场所附近的住所和新兴的上班族的住所无法接近工作场所。这种功能的错乱，再加上不适合国情的家庭轿车无序推进，使运动在道路上的人均道路占有面积由每人最小的0.5平方米（公共交通）而增至最低5平方米左右。（按每辆车2人，运行范围间距2乘以5米计）扩大了10倍，便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恶性拥堵。
而为什么发生这种城市功能布局错乱呢？谁有这么大的力量和权威呢？
首先是政府的城市建设政策。这种以高地价、高税收、高附加来聚敛资金搞城市建设的方法是饮鸠止渴，不但造成城市功能布局混乱阻碍城市长远发展而且会加剧社会上的两极分化。
一、造成了远远脱离了广大工薪阶层等中下层民众实际收入的高房价，而政府的住房补贴因享有人的身份不同而差别极大，加大了社会不公平和不满情绪。以高房价为杠杆将广大工薪阶层等中下层民众从市内高房价区赶到了远离工作场所的相对低房价区。
二、高房价是以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赢者通吃的原则为前提，加大了贫富差别，造成了更多的弱势群体，违背了人民政府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执政宗旨。
三、加重了社会公共资源占有享受的不平等，加重了维持城市运转的城市功能布局的不平衡和混乱。
四、因为政府资金收支不公开透明而给公款高消费和形象工程以及各种寻租腐败提供了方便。严重影响政府的伩用。
但是如果说髙房价及其造成的一切都是政府所为也解释不通，单单政府没有如此力量。只有政府和当今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力量的结合互动才能造成目前的局面。这个力量就是资本，他的手段就是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表面上看似乎很公正，而实际上城市的土地、道路、广场、古迹、公园、绿地包括上班族的住宅区等城市功能布局区域都是全社会的资产，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否则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资本的力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在现行制度下，他如果有足够多的资金可以买下除了天安门和各党政机关外的整个北京城，从理论上和操作上是没有障碍的。世世代代居住在北京城的上班族，即使是蒙古人、满族人、日本人的外族统治都没有将他们赶出北京城，而今却被顺顺当当地请出了北京城，并做上了改善居住条件的梦，同时也将自己兜里的钱高高兴兴的争先恐后地交了出去，使自己从中产阶级变为低产阶级甚至是负产阶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原来的居住条件已经不错，但在这股不可抗拒的以公共利益为名的力量强迫下，不但交出了自己的宜居，而且交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重新回到了奋斗的起点。
为什么说是资本的运作呢？因为如果是正常的，社会功能性城市改造，居住面积和条件完全可以在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合理布局的前提下在城内进行，因为众所周知，北京四合院是一层的，现在是10层、20层、30层以至于更高的楼房，它的容纳力提高了几十倍，我想一个小学生都能理解。而另一个现象也可以清楚地说明资本运作的力量，一面是因购房而变成“房奴”，或将自己多年积蓄一扫而光的广大民众，而另一面是无数参与房地产而暴发的明的、暗的、已查出和未查出的亿万巨富和相当一部分官员及一系列这个食物链上的得益者。被资本利用土地所有权虚置造成垄断的手法和一些资本代言人的经济学家曲意、煽动联合设计的不可思议的高房价，将全国相当部分的民众财产一网打尽。
那么现在主要市区空间最显眼的是什么呢？
一、不断扩张的散落于各闹市的无数以公款为基础的行政、企事业单位。（如果唯此分布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工作效率，便于监督腐败，不浪费公共财力，提高国家形象，那么当年延安几孔相近窑洞、西柏坡的农家小院能成就解放中国，震惊世界的伟业，只能是法力无边的外星人所为才能解释的了）
二、原有的本市有实力的各种官员、国企高管、殷实的离退休人员的住所。
三、外地的一些用形形色色的手段占有不明不白的巨量资产的官员、准官员的用以洗钱、保值的房产，以及暴发的私企业主以保值、投资为目的的大量房产或者几千年来不得入京城被看不起而如今一定要在此有一席之地的暴发户心态占有的炫耀式房产（而真正适宜他们的宜居在山水之间）
四、形形色色的各种令世人膛目结舌的高消费场所和充满世界级奢侈品、远离社会底层的商厦，还有一桌饭要消耗掉毛泽东一年消费的星级酒店和宾馆。
以上四类占有城区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因为无论中国官方还是民间都只有大而化之的习惯观念，没有人去注意和核实这些居住或大量闲置的住宅所有人的地位、身份、财产状况和工作情况，还有到底有多少上班族在来回奔波，他们的居住地离工作场所平均有多远，路上跑的公车占总车辆的百分比，这些公车都在干什么、有无必要。因为没有准确数字，只能从处于基层的亲朋好友们越变越远的住址变化和不断扩大的拥堵半径来推断这种城市功能布局的错乱程度。
这样的城市更像一个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肥胖的老年人，这里没有朝气蓬勃的两手空空的青年人的立足之地，只有金钱的冷漠和青年人无奈离去的背影。
那么为什么资本具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不由不使我们说远一点，什么是资本。
有人说资本就是钱，对，也不对，资本是以钱的面目出现的，但它的功能有别于钱的其他使用方式，如旧社会的地主将元宝、银元装在大缸里埋于地下保存。资本是以钱为手段，通过实业物化去追求最大的利润，比如你买一个住宅，同样用了200万，如果你自己住，这200万是消费，而如果你去倒卖赚钱，那么这200万就是资本。因为这200万或亿万元今天可能是借楼房面目来赚钱，明天也可以囤积绿豆垄断市场赚钱，而后天也可能去贿赂、勾结官员，将亿万年留存下来的全民所有矿产乱采一通，拿出来卖钱，大后天也可能抽出资本去股市赚钱.......所以资本疯狂追求的是最大化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产品和公共利益以及城市功能布局，当盖新楼利润最大时就去盖新楼，当强制拆迁旧城利润最大时就去拆旧城。因为资本的属性，它不会因为本人身份的不同而有区别， 如不论是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中国人，他们的统一名字都叫资本，即使是纯种的中国老板，所谓的民族资本也不会是因为你是外国人而卖5万元一平米，你是中国人而卖4万元一平米，对中国农民工的各项待遇和福利比外国资本家给得更高些，可能是相反的。这是无可厚非的，是由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性造成的。
资本运作的基础是社会闲散资金的积累，这些资金可以是边远草原放牧人的卖羊钱，也可以是为了子女储备受教育、买房的而从嘴里省出的钱，也可以是贫困职工防老的养老钱，这些钱一点一滴汇集在银行，通过资本的运作便可以发生质的变化。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得到之后，你就成了社会的主宰，在现今情况下，巨款的得来可以是权势者（如成克杰之类）的一个条子、一个电话，也可以是社会无业人员偶然结识了权贵或其子女，在利益双得、风险自负的情况下，以银行贷款或公款的开发、投资、三产的名义取得，也可以是自己百般钻营，以贷1千万只得900万甚至更少的情况下从银行蛀虫手里拿到，反正就没有打算归还......总之他取得了社会上一定财产的支配权，虽然从法律上讲他是负巨债者，还不如一个月薪1000元的不欠债的工人的经济状况。但他可以以此资本去侵吞国有资产、可以抬高地价、大肆行贿取得工程、可以操纵股市坑害散户、可以囤积货物垄断市场造成市场恐慌......即使是投资失败了，他可以在令人咂舌的豪华消费后潇洒地一摆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指着烂摊子说你那些钱全在这里呢，反正最后都是全民为银行呆账买单。这种贪官的一个条子、一个电话就可以贷走几千万或者上亿的资金证明了国有银行所有权因不受民众制度化的监督而虚置。
索罗斯等金融巨鳄可以横行天下，令无数国家银行提心吊胆，凭借的也就是资本的这种可以快速取得、快速运作、快速变化，既可以以赤裸的钱的面目出现，也可以以实业为掩护取得最大利润，这种敛财速度是小农经济时代一个地主几十年几百年也达不到的。于是无数人一夜暴富，不但包括有背景的人，有些丑小鸭也因机遇和手段变成了天鹅，所以反映在我们影视文化上的这样的题材不断，令这个社会上的人几乎各个烦躁不安，有人千方百计地钻营暴富，社会观念变成了笑贫不笑娼，不管手段如何，发了财就是英雄。
那么资本是不是可以无法无天的横行苍穹，榨取天下苍生呢？不能。因为正常的社会广大基层民众可以通过社会公共管理功能来遏制资本的害处而发扬资本的益处，资本本身没错，因为资本可以使人在贪欲驱使下最大限度的利用现有人力、物力资源去创造财富，而至今为止，是最先进的管理生产方式，如果没有它，停在吃大锅饭的生产方式便没有今天的一切，而错的是社会公权力没有负起正常的监管资本的职能。
我们回来还说北京拥堵，城市的土地、道路、广场、公园、适宜居住区等各种功能区域都是公共资源，这是不容资本损害的，例如：在上班族的住所功能分布区只能是适宜他们的房价和大量的廉租房为主，以保证他们的生活繁衍和外来新生力量（大学生、农民工）的被择优选入，这些公共资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开50万一平米也不应得到，在长远的公共利益面前不存在金钱面前一切平等的观念。目前这种高房价的主要原因是高地价和高税收及各种潜规则造成的，这种局面说明在大多数民众的意志不能制约政府决策时土地所有权是虚置的，在一定程度上由各级官员来支配，而各级官员由于他们整体的阶层利益和其中的实权者个人利益会对这种土地所有产生极大地限制，现揭发出来的众多贪官都涉及到土地、资金等已不容置疑的说明了这一点。土地是国有的，在使用时必须服从全民利益，尤其是要照顾到占人口多数的下层民众实际的收入生活水平，公众的利益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这种地产标王式的管理在中国首都可以进行，在各城市的最重要区域可以进行，那么这和公开拍卖国家领土，例如向全世界拍卖海南岛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
表面上看，北京交通拥挤道路如停车场，你每天在车上煎熬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生命，但问题还没这么简单，这是由于深层次的体制问题造成的几乎不受制约的资本的力量对公众利益侵犯的一个体现而已。
那么什么是公众利益？而公众和人民又是谁？这是个虚幻的名词。公众可以是农民、工人、各种职业工作人员、各级官员、大大小小的资本握有者（握有者和拥有者是不一样的，握有者的资金不一定是自己应有的财产）而公共利益应当是谁的利益呢？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所以人们依据于处于社会不同地位不同利益而划分为不同阶层，而可以有劳工阶层和资本握有者阶层和形形色色的自由职业者阶层，而最不好确定也最关键的就是官员的地位，这个群体有别于其他阶层的整体特殊利益，官员和民众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代表”能说明得了的，正如鲁迅先生的意思百万富翁和垃圾堆上捡煤核的老太婆、林黛玉和焦大不可能有同样的追求和忧虑。定则在空调办公室，动则开空调车，还每年领取数千元寒暑补助的人，去代表无论严冬酷暑都在露天忍受寒冷或汗流浃背生产的工人、农民工以及低级职员们的利益是不搭调的，他们根本无法互相理解对方的苦衷和喜怒哀乐，更无法去代表，两种人不同的生存轨迹使他们彼此隔膜。各阶层利益的代表性不是具体的某个代表的身份，正如朱元璋和洪秀全不能以农民的身份代表农民整体利益一样。而是在制度保障下作为一个社会现存的社会阶层的整体利益的申张和保卫。
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必然会受到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有着自己特殊利益的官员们的制约，当一个社会过分地追求财富式发展，底层民众必然会在资本面前处于劣势，如果少数实权者和资本结合起来形成垄断就更加重了不平衡。而当群众运动式民粹主义占上风时则资本会受到损失，也会限制社会的发展。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方式在社会整体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确保各阶层的利益在制度化的平台上公开博弈，从而达到互相妥协的平衡而产生的法律法规或者说是游戏规则，才是现实的合理的。依照历史发展规律和欧美国家现实，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便是利用资本优势在流通生产中占上风的资本对人数占压倒优势而不断团结抗争的下层民众的不断协调不断让步的过程，甚至是通过比较规范的股票市场不断融合的过程，而在这过程中政府是程序公正的维护者和受各阶层的严格监督下的社会职能的执行者，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公共权力受损，少数垄断资本暴发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首都拥堵是在土地、银行所有权虚置、广大民众的决策监督权虚置的情况下资本和公权力一定程度的结合以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手段侵害了社会公共资源，破坏了城市的合理功能布局造成的。此问题认识不清，即使迁都也迁一个堵一个。北京的交通拥堵是全国城市性交通问题的例子和缩影，值得全国民众、官员反思。
北京的交通状况成了大家关心的大问题，而且全国各城市这种情况也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堵车成为城市官员、民众最头疼也最无奈的事。
尽管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但都收效不大，为什么？因为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而“本”是什么？一句两句也说不清，只有从头开始。
首先道路上拥挤着哪些人？
一、本市居住人员：
1，最主要的最多的是：上下班的工人、农民工、售货员、服务员、教师、学生、入托儿童、机关工作人员、大小各类官员、警察等城市秩序维护人员、各种公司的老板、职员等等这些人都必须在一个固定时间段内到达自己就业和服务的岗位。
2，居住在市区的可以不上班的离退休人员，居住市区的全国各地大款(这类人人数不多，使用市区道路能力却很大的人)这类人可以岔开交通高峰期。
二、外地进京人员：
1，进京办事的全国各地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工作有关联的人，不管是正常的业务，还是跑部钱进，买官卖官、拉关系、打关节、反正都开着豪华坐骑来回穿梭奔走于散落在市区繁华区域各处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这些人占相当一部分数量，而且交通利用率高。
2，进京高消费的各地高消费群体。
3，在京企业与外地的商业往来人员。
4，进京旅游观光人员等等。
北京交通最拥堵时路上最多的最重要的还是上班族。这些人的存在是这个城市能运转的动力，他们自己就业的单位近远决定了市内交通的状况，是最主要原因。
这是一个城市功能布局问题。一个城市要正常运转必须有合理的功能布局，用最简单的划分，城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物质的固化的工作消费场所，如办公大楼、工厂厂房、建筑工地、娱乐场馆、商业大厦、公园绿地等，而另一部分是维持上述场所运转的鲜活的人，而这些人的生活状况、精神面貌是上述场所能否高速运转的唯一决定因素，如何使这部分人能够相对好地生活繁衍，就是当地政府的最大的社会职能，尤其是一个城市能否有活力不在于它的高楼大厦，而在于能否不断补进新鲜血液，这新鲜血液就是全国全世界各地的青年，那些只有知识智慧、劳动能力而两手空空，囊中羞涩的大学生、农民工、各类学者，只有他们能够顺利的适宜地工作生活下来，这个城市才有活力和未来。交通问题就是上班族远离工作岗位的问题，也就是破坏了正常的城市功能布局问题。
一个城市的布局产生，都有一个就近原则，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远离自己工作生活消费的场所，而这些场所的高效运行也离不开上班族的方便。
一个新的城市产生，首先要有一些功能，可以是工业的、矿产的、政治的、军事的，然后为这些功能服务并能取得报酬，以此生活的人在最近的区域定居下来，而与这些人生活水平相符的必须的商业、医院、学校、娱乐场所等服务性场所才能就近在这些人群中衍生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城市功能的自然分布状况。
而我们现在是用人为的方法，以居住房屋的手段打破了这种功能，使占相当比例的旧的上班族被美好的诱人的借口“请出”了离工作场所附近的住所和新兴的上班族的住所无法接近工作场所。这种功能的错乱，再加上不适合国情的家庭轿车无序推进，使运动在道路上的人均道路占有面积由每人最小的0.5平方米（公共交通）而增至最低5平方米左右。（按每辆车2人，运行范围间距2乘以5米计）扩大了10倍，便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恶性拥堵。
而为什么发生这种城市功能布局错乱呢？谁有这么大的力量和权威呢？
首先是政府的城市建设政策。这种以高地价、高税收、高附加来聚敛资金搞城市建设的方法是饮鸠止渴，不但造成城市功能布局混乱阻碍城市长远发展而且会加剧社会上的两极分化。
一、造成了远远脱离了广大工薪阶层等中下层民众实际收入的高房价，而政府的住房补贴因享有人的身份不同而差别极大，加大了社会不公平和不满情绪。以高房价为杠杆将广大工薪阶层等中下层民众从市内高房价区赶到了远离工作场所的相对低房价区。
二、高房价是以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赢者通吃的原则为前提，加大了贫富差别，造成了更多的弱势群体，违背了人民政府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执政宗旨。
三、加重了社会公共资源占有享受的不平等，加重了维持城市运转的城市功能布局的不平衡和混乱。
四、因为政府资金收支不公开透明而给公款高消费和形象工程以及各种寻租腐败提供了方便。严重影响政府的伩用。
但是如果说髙房价及其造成的一切都是政府所为也解释不通，单单政府没有如此力量。只有政府和当今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力量的结合互动才能造成目前的局面。这个力量就是资本，他的手段就是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表面上看似乎很公正，而实际上城市的土地、道路、广场、古迹、公园、绿地包括上班族的住宅区等城市功能布局区域都是全社会的资产，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否则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资本的力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在现行制度下，他如果有足够多的资金可以买下除了天安门和各党政机关外的整个北京城，从理论上和操作上是没有障碍的。世世代代居住在北京城的上班族，即使是蒙古人、满族人、日本人的外族统治都没有将他们赶出北京城，而今却被顺顺当当地请出了北京城，并做上了改善居住条件的梦，同时也将自己兜里的钱高高兴兴的争先恐后地交了出去，使自己从中产阶级变为低产阶级甚至是负产阶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原来的居住条件已经不错，但在这股不可抗拒的以公共利益为名的力量强迫下，不但交出了自己的宜居，而且交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重新回到了奋斗的起点。
为什么说是资本的运作呢？因为如果是正常的，社会功能性城市改造，居住面积和条件完全可以在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合理布局的前提下在城内进行，因为众所周知，北京四合院是一层的，现在是10层、20层、30层以至于更高的楼房，它的容纳力提高了几十倍，我想一个小学生都能理解。而另一个现象也可以清楚地说明资本运作的力量，一面是因购房而变成“房奴”，或将自己多年积蓄一扫而光的广大民众，而另一面是无数参与房地产而暴发的明的、暗的、已查出和未查出的亿万巨富和相当一部分官员及一系列这个食物链上的得益者。被资本利用土地所有权虚置造成垄断的手法和一些资本代言人的经济学家曲意、煽动联合设计的不可思议的高房价，将全国相当部分的民众财产一网打尽。
那么现在主要市区空间最显眼的是什么呢？
一、不断扩张的散落于各闹市的无数以公款为基础的行政、企事业单位。（如果唯此分布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工作效率，便于监督腐败，不浪费公共财力，提高国家形象，那么当年延安几孔相近窑洞、西柏坡的农家小院能成就解放中国，震惊世界的伟业，只能是法力无边的外星人所为才能解释的了）
二、原有的本市有实力的各种官员、国企高管、殷实的离退休人员的住所。
三、外地的一些用形形色色的手段占有不明不白的巨量资产的官员、准官员的用以洗钱、保值的房产，以及暴发的私企业主以保值、投资为目的的大量房产或者几千年来不得入京城被看不起而如今一定要在此有一席之地的暴发户心态占有的炫耀式房产（而真正适宜他们的宜居在山水之间）
四、形形色色的各种令世人膛目结舌的高消费场所和充满世界级奢侈品、远离社会底层的商厦，还有一桌饭要消耗掉毛泽东一年消费的星级酒店和宾馆。
以上四类占有城区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因为无论中国官方还是民间都只有大而化之的习惯观念，没有人去注意和核实这些居住或大量闲置的住宅所有人的地位、身份、财产状况和工作情况，还有到底有多少上班族在来回奔波，他们的居住地离工作场所平均有多远，路上跑的公车占总车辆的百分比，这些公车都在干什么、有无必要。因为没有准确数字，只能从处于基层的亲朋好友们越变越远的住址变化和不断扩大的拥堵半径来推断这种城市功能布局的错乱程度。
这样的城市更像一个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肥胖的老年人，这里没有朝气蓬勃的两手空空的青年人的立足之地，只有金钱的冷漠和青年人无奈离去的背影。
那么为什么资本具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不由不使我们说远一点，什么是资本。
有人说资本就是钱，对，也不对，资本是以钱的面目出现的，但它的功能有别于钱的其他使用方式，如旧社会的地主将元宝、银元装在大缸里埋于地下保存。资本是以钱为手段，通过实业物化去追求最大的利润，比如你买一个住宅，同样用了200万，如果你自己住，这200万是消费，而如果你去倒卖赚钱，那么这200万就是资本。因为这200万或亿万元今天可能是借楼房面目来赚钱，明天也可以囤积绿豆垄断市场赚钱，而后天也可能去贿赂、勾结官员，将亿万年留存下来的全民所有矿产乱采一通，拿出来卖钱，大后天也可能抽出资本去股市赚钱.......所以资本疯狂追求的是最大化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产品和公共利益以及城市功能布局，当盖新楼利润最大时就去盖新楼，当强制拆迁旧城利润最大时就去拆旧城。因为资本的属性，它不会因为本人身份的不同而有区别， 如不论是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中国人，他们的统一名字都叫资本，即使是纯种的中国老板，所谓的民族资本也不会是因为你是外国人而卖5万元一平米，你是中国人而卖4万元一平米，对中国农民工的各项待遇和福利比外国资本家给得更高些，可能是相反的。这是无可厚非的，是由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性造成的。
资本运作的基础是社会闲散资金的积累，这些资金可以是边远草原放牧人的卖羊钱，也可以是为了子女储备受教育、买房的而从嘴里省出的钱，也可以是贫困职工防老的养老钱，这些钱一点一滴汇集在银行，通过资本的运作便可以发生质的变化。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得到之后，你就成了社会的主宰，在现今情况下，巨款的得来可以是权势者（如成克杰之类）的一个条子、一个电话，也可以是社会无业人员偶然结识了权贵或其子女，在利益双得、风险自负的情况下，以银行贷款或公款的开发、投资、三产的名义取得，也可以是自己百般钻营，以贷1千万只得900万甚至更少的情况下从银行蛀虫手里拿到，反正就没有打算归还......总之他取得了社会上一定财产的支配权，虽然从法律上讲他是负巨债者，还不如一个月薪1000元的不欠债的工人的经济状况。但他可以以此资本去侵吞国有资产、可以抬高地价、大肆行贿取得工程、可以操纵股市坑害散户、可以囤积货物垄断市场造成市场恐慌......即使是投资失败了，他可以在令人咂舌的豪华消费后潇洒地一摆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指着烂摊子说你那些钱全在这里呢，反正最后都是全民为银行呆账买单。这种贪官的一个条子、一个电话就可以贷走几千万或者上亿的资金证明了国有银行所有权因不受民众制度化的监督而虚置。
索罗斯等金融巨鳄可以横行天下，令无数国家银行提心吊胆，凭借的也就是资本的这种可以快速取得、快速运作、快速变化，既可以以赤裸的钱的面目出现，也可以以实业为掩护取得最大利润，这种敛财速度是小农经济时代一个地主几十年几百年也达不到的。于是无数人一夜暴富，不但包括有背景的人，有些丑小鸭也因机遇和手段变成了天鹅，所以反映在我们影视文化上的这样的题材不断，令这个社会上的人几乎各个烦躁不安，有人千方百计地钻营暴富，社会观念变成了笑贫不笑娼，不管手段如何，发了财就是英雄。
那么资本是不是可以无法无天的横行苍穹，榨取天下苍生呢？不能。因为正常的社会广大基层民众可以通过社会公共管理功能来遏制资本的害处而发扬资本的益处，资本本身没错，因为资本可以使人在贪欲驱使下最大限度的利用现有人力、物力资源去创造财富，而至今为止，是最先进的管理生产方式，如果没有它，停在吃大锅饭的生产方式便没有今天的一切，而错的是社会公权力没有负起正常的监管资本的职能。
我们回来还说北京拥堵，城市的土地、道路、广场、公园、适宜居住区等各种功能区域都是公共资源，这是不容资本损害的，例如：在上班族的住所功能分布区只能是适宜他们的房价和大量的廉租房为主，以保证他们的生活繁衍和外来新生力量（大学生、农民工）的被择优选入，这些公共资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开50万一平米也不应得到，在长远的公共利益面前不存在金钱面前一切平等的观念。目前这种高房价的主要原因是高地价和高税收及各种潜规则造成的，这种局面说明在大多数民众的意志不能制约政府决策时土地所有权是虚置的，在一定程度上由各级官员来支配，而各级官员由于他们整体的阶层利益和其中的实权者个人利益会对这种土地所有产生极大地限制，现揭发出来的众多贪官都涉及到土地、资金等已不容置疑的说明了这一点。土地是国有的，在使用时必须服从全民利益，尤其是要照顾到占人口多数的下层民众实际的收入生活水平，公众的利益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这种地产标王式的管理在中国首都可以进行，在各城市的最重要区域可以进行，那么这和公开拍卖国家领土，例如向全世界拍卖海南岛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
表面上看，北京交通拥挤道路如停车场，你每天在车上煎熬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生命，但问题还没这么简单，这是由于深层次的体制问题造成的几乎不受制约的资本的力量对公众利益侵犯的一个体现而已。
那么什么是公众利益？而公众和人民又是谁？这是个虚幻的名词。公众可以是农民、工人、各种职业工作人员、各级官员、大大小小的资本握有者（握有者和拥有者是不一样的，握有者的资金不一定是自己应有的财产）而公共利益应当是谁的利益呢？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所以人们依据于处于社会不同地位不同利益而划分为不同阶层，而可以有劳工阶层和资本握有者阶层和形形色色的自由职业者阶层，而最不好确定也最关键的就是官员的地位，这个群体有别于其他阶层的整体特殊利益，官员和民众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代表”能说明得了的，正如鲁迅先生的意思百万富翁和垃圾堆上捡煤核的老太婆、林黛玉和焦大不可能有同样的追求和忧虑。定则在空调办公室，动则开空调车，还每年领取数千元寒暑补助的人，去代表无论严冬酷暑都在露天忍受寒冷或汗流浃背生产的工人、农民工以及低级职员们的利益是不搭调的，他们根本无法互相理解对方的苦衷和喜怒哀乐，更无法去代表，两种人不同的生存轨迹使他们彼此隔膜。各阶层利益的代表性不是具体的某个代表的身份，正如朱元璋和洪秀全不能以农民的身份代表农民整体利益一样。而是在制度保障下作为一个社会现存的社会阶层的整体利益的申张和保卫。
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必然会受到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有着自己特殊利益的官员们的制约，当一个社会过分地追求财富式发展，底层民众必然会在资本面前处于劣势，如果少数实权者和资本结合起来形成垄断就更加重了不平衡。而当群众运动式民粹主义占上风时则资本会受到损失，也会限制社会的发展。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方式在社会整体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确保各阶层的利益在制度化的平台上公开博弈，从而达到互相妥协的平衡而产生的法律法规或者说是游戏规则，才是现实的合理的。依照历史发展规律和欧美国家现实，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便是利用资本优势在流通生产中占上风的资本对人数占压倒优势而不断团结抗争的下层民众的不断协调不断让步的过程，甚至是通过比较规范的股票市场不断融合的过程，而在这过程中政府是程序公正的维护者和受各阶层的严格监督下的社会职能的执行者，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公共权力受损，少数垄断资本暴发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首都拥堵是在土地、银行所有权虚置、广大民众的决策监督权虚置的情况下资本和公权力一定程度的结合以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手段侵害了社会公共资源，破坏了城市的合理功能布局造成的。此问题认识不清，即使迁都也迁一个堵一个。北京的交通拥堵是全国城市性交通问题的例子和缩影，值得全国民众、官员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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