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2接口兼容雷电3么:新京报：超级女声 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动(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20日13:36 新京报

李银河 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访谈动机
“超级女声”背后，有这样一组“天文数字”：全国报名人数达15万；超过2000万观众每周热切关注；收视率突破10%，稳居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第一名；报道媒体超百家；Google相关网页1160000……
然而，在这些数字背后，同样有大量的批判声音———恶俗、格调低、没有社会责任感……可以说，对超级女声的狂热与对超级女声的不屑，甚至谩骂，如影随行。从这个角度说，超级女声已经不仅仅是一次娱乐版全民狂欢，而是200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一次文化事件、社会事件。因于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它，没有理由不解读它。
超女打破了社会常态
新京报：有人说 超级女声把观众“撕裂”了：有人喜欢得如痴如狂，有人大骂恶俗；有人做“玉米”，有人做“荔枝”。为什么公众对一档娱乐节目的看法，差别这么大？
喻国明：因为它打破了社会的常态，只有打破常态的东西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赞成也好，反对也好，痴迷也好，声嘶力竭地大骂也好，都是因为超级女声跟现存的规则或者内涵有很大的反差。
李银河：对一件事有特别特别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正常的社会都会这样，倒是对什么都特一致，是不正常的。这种东西毕竟无伤大雅，前一阵子足球不也是讨论的很厉害吗？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纯粹在娱乐领域，讨论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我倒是觉得很多事情不能讨论，是有问题的。
朱大可：价值分裂无疑是当下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曾经居住在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思想都必须统一于惟一的真理性标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分层运动，价值分层、分化和分裂日益严重，加上表达意愿的途径被互联网全面打开，这样，我们就能在21世纪听见各种截然不同的民意。民意的多元化不是坏事，它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市民社会”(由自由市民主导的社会)的出现。频道的开关在你的手里，你爱看就看，不爱看就按遥控器走人，这就是“观看的民主”，其间折射着民众的意志。
超女抓住了民意
新京报：据统计，超级女声收视份额创下国内第一，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由地方媒体占据首位。超级女声为什么能在全国弄出这么大动静？一个地方媒体凭借什么战胜了中央媒体？
喻国明：两个突出点：一个是它打破了原有选秀的规则和程序，过去选秀一定要问你的出身、你的经历、你的专业资格认证，而这一次，海选的整个过程不问出身，不问来由，只要愿意，谁都有机会参与。
还有就是对现有审美规则的打破：过去是欣赏式的审美、庙堂式的文化，现在是参与式的；过去是以单一的艺术标准来判断演员好不好，而现在关键不再是选出的这个人才艺到底有多高，或者说是不是绝对的高，而是这个人表现出来的综合的吸引大家的能力———多大程度上能引起争议，引起关注，成为了她能留下来的理由。
新京报：第二个呢？
喻国明：第二就是它特别善于用商业化的方式造势，来把它做成一项社会运动，把节目做成节目外的一场社会风尚、社会风潮。这跟媒介的市场化操作有关。
比如赛程设置循环反复的漫长过程，把赛程弄长了以后，就有了累积效应，而累积效应是媒体商业化过程中非常需要的东西，因为他可以累积关注，累积人们的忠诚度，累积粉丝。就像看连续剧一样。
再比如短信，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收入手段，但实际上并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更重要的效应是，凡是投票的人都会以很高的忠实度去追随它，短信互动实际上是栏目跟观众关系的培养，有了培养，观众就会有保障，收视率就有保障，商业价值就有保障。
还有评委的评语，它完全可以做得更温和一点，更规范化一点，但为什么让评委的评语要有个性呢？就是为了制造话语，制造争论空间，而这样一种制造本身就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对于造势的人来说，不管你赞成不赞成，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只要引起波澜，引起争议，而且总的效果来说还不至于完全否定，它的目的就达到了。
李银河：补充一点，超级女声比较真实。国外还有媒体直播两个鸽子卿卿我我，收视率非常非常高，因为它的真实性嘛，大家就会比较喜欢。而经过加工的、剪辑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大。
新京报：超级女声收视率的成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朱大可：超级女声让我们看见了，媒体一旦抓住了民意，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我觉得，民意是21世纪中国的第一生产力。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
一场美学民选的预演
新京报：有评论认为中国人把选举的热情，都用在超级女声身上了。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喻国明：不能完全等同。
朱大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它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一方面，它是中国民众某种社会参与激情的转移性投射，而另一方面，它也是资讯体制影响的结果。从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太阳报》，到台湾的电视节目“全民乱讲”，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全球性的媒体娱乐化浪潮的出现。湖南卫视是中国第一个进行市场转制的电视媒体，这个身份注定了它所扮演的喜剧性角色。媒体的过度娱乐化，通常是知识分子所忧虑的，但超女节目中隐含的社会参与激情，却令我和许多人感到了喜悦。
新京报：有人提出，鉴于超级女声低俗的格调，应该尽快封杀掉。你认为，对待一种争议比较大的非常态文化现象，应该持什么态度？
李银河：怎么能去扼杀它呢？而且好像也扼杀不掉吧。不能人家好了，你就嫉妒，想给人家封杀掉，这样也太低俗了吧，我觉得会不得人心的。
喻国明：对待新生事物需要观察。当然，可以有必要的文艺批评，这没有问题，但要在正常的状态之下，不要使用文化以外的力量去做这种事情。
超级女声有一些具体的因果链条中不太令人满意的现象出现，但这种东西是可以通过某种制度设计，某种情绪安排，该改进的改进。就像我们每天在大街上跑，在目前北京的交通流量下，每天都有两个人轧死，不能说，不能再死人了，所以我们就不让汽车上街了。那等于取消社会发展，取消现代文明呀。
朱大可：我觉得应该持一种费厄泼赖精神，也就是文化宽容，应该是观众的道德底线。基于常年的社会冲突，中国民众并不缺乏批判精神和战斗激情，但需要宽容精神来加以制衡，正如仇恨需要仁爱加以调和一样。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宽容不但应是我们对待超女的基本立场，而且也将成为疗治社会病态的美妙解药。
不能给大众文化扣帽子
新京报：总的来看，你觉得超级女声成功吗？
喻国明：我觉得是成功的，它被这么多人关注本身就是成功的一个标志，而且迄今为止，它对中国的文化发展本身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人说的堕落化的，超级女声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前景，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化的萌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物。
新京报：放在时代背景下看，能不能给超级女声一个概括性的评价？
喻国明：超级女声至少是近年来社会文化领域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它标志着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的打破———精英文化是惟一的，而大众文化是兼容并存的，所以这是游戏规则的深刻改变，我们要适应这样一个改变。
在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用兼容的、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一些文化现象。当然主张积极的文化批评，但绝不是用行政权力，或者扣帽子的方式来对待大众文化。就像我们要尊重批评者的意见一样，批评者也要尊重我们的审美，我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