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联盟火女s6视频:斯大林的文化大清洗：首创“知识越多越反动”

核心提示：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政策，来自他对各类专家、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源自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斯大林把旧知识分子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先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因而“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而后来其中“漏网的大多数”，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间谍”，这就是说，他们知识技能最多，也最反动；“另一部分”，是“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他们“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动摇的；第三部分是“知识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则“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

“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来自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马哈伊斯基主义。斯大林从马哈伊斯基主义中推演出来的这一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最有名望、最有知识的专家、教授和文化人。这部分人受打击最大，被逮捕关押的最多，以至在战争即将来临之时和二战期间，不得不在监狱中把这些专家、教授集中起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和“监狱设计中心”，勒令他们在关押中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这些可敬的科学技术专家们，以“在押犯”之身，为军事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成了斯大林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本文摘自《世界博览·海外卷》2010年第2期，作者：行光，原题：《斯大林的文化“大转变”》

斯大林的文化政策在封闭、集权方面登峰造极，给那个时代的人留下沉重的记忆。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大转变”。这场从相对宽松的列宁文化政策的转向，从1928～1929年的反“右倾”斗争开始，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次连续不断的清洗和镇压，以雷霆万钧之力威吓、震慑、压服了思想文化界。在“大转变”过程中解散了几乎所有以前的文化艺术派别和团体，90％以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

文化界的大清洗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思想文化变得更加封闭，更加集权。书报检查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由政府行政系统实施监督转变为由党直接实施监督检查的体制。1929年1月18日下发的《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中，规定所有主要杂志只有得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批准，才能出版；而“所有其他杂志”的出版，在出版总局履行批准程序时，还应“同中央宣传鼓动和报刊部进行协商”。

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中，又再次削弱了出版总局的职权：设立了由党的机关向出版总局派遣“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确认特派员建制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而且，在文件中公开表明，要用党的工作人员取代职业检察官：“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苏联党所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多层面的、全面的、高度集中的书报检查制度。这种检查制度要经过5个层级的5种过滤机制：第一个层级是自我检查，即由作者根据历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肃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实行自我的内省检查；第二个层级是在编辑文稿过程中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第三个层级是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送上级专门检查机关，即出版总局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第四个层级是经由国家机关的惩治性检查，具体实施机关是政治保安局系统的政治监督司，后来则是克格勃的第五局；第五个层级是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

书报文献检查的标准是什么呢?联共(布)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份的”，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加上将“敌对”的标准也转向党内，就可以衍生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和“反对派”进行打击，这必然会把对书报文献的监控，变成对社会、对党内的书报信息封锁，甚至转变为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成为密不透风的文化专制主义。

1925年展开的“布尔什维化运动”，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到30年代，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可想而知，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个何等狭窄的范围。

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实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通过。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以出版总局为例，它的人员编制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检察官就达525个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检察官就有将近5000人。

1927年之后，苏联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

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1936年1月10日，当时的出版总局局长发布《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查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随着控制的加强，定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人文类图书尤甚。几乎所有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遇了全面销毁。一个负责人员30年代的报告中说：“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

斯大林对科技专家和知识分子的镇压始于1928年的“沙赫特案件”，接着斯大林于1929年4月在中央全会上声明，“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从此，就在工农业所有部门中展开了大抓“暗害者”的运动。稍后，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又展开了对“人民敌人”、“异己分子”的斗争。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政策，来自他对各类专家、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源自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斯大林把旧知识分子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先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因而“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而后来其中“漏网的大多数”，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间谍”，这就是说，他们知识技能最多，也最反动；“另一部分”，是“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他们“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动摇的；第三部分是“知识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则“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

“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来自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马哈伊斯基主义。斯大林从马哈伊斯基主义中推演出来的这一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最有名望、最有知识的专家、教授和文化人。这部分人受打击最大，被逮捕关押的最多，以至在战争即将来临之时和二战期间，不得不在监狱中把这些专家、教授集中起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和“监狱设计中心”，勒令他们在关押中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这些可敬的科学技术专家们，以“在押犯”之身，为军事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成了斯大林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用斯大林上述的方法和途径发展科学技术，用斯大林的思想模式铸造文化，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充其量只是一些照葫芦画瓢的仿制品。学术界的任务只是对斯大林的言论和党的决议、政策进行解释，没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试想，全国如果只能有一个或几个人的脑袋进行思考，其他人要是独立思考，就有被批判、关押，甚至掉脑袋的危险，这还能有什么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