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欧奥特曼中的怪兽:中华崛起　心理建设先行——从孙中山到邓小平

中华崛起　心理建设先行——从孙中山到邓小平

内容提要：孙中山提出的心理建设先行的建国方略符合中国国情，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崛起之路，在邓小平设计的新时期大陆改革开放中得到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显示出强大的思想力量。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日益衰败，屡遭西方列强的凌辱，有识之士励精图治，寻找崛起出路，纷纷贡献各种强国救亡方略。其中，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一脉相承的心理建设先行的建国方略，又特别值得提出来进行研究。可以肯定地说，心理建设先行的建国方略符合中国国情，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崛起之路，对21世纪中华复兴的神圣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孙中山心理建设先行的建国方略

在孙中山先生看来，心是人世间万事之本源，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情和现象最终都可以归之于心。事情的成败，系于人心的振奋或萎靡，如果人的心里相信什么事是可以做的，则移山填海的难事也能够办得到，相反，如果人的心里不相信什么事是可以做的，那么反掌折枝这样容易做的事也无收效的时候。他说：“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所以，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把“心理建设方略”置于全部方略之首，名曰“孙文学说”。

推翻满清政府，创建民国后，孙先生满以为从此可以继续前进，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他《革命方略》所规定的各种建设宏志，让中国一跃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然而，事与愿违，建设事业一败涂地：军阀割据，强盗横行，人民生活反不如清政府专制时期。这与他发动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他想，搞革命本来是以救国救种为志向，把广大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现在却反而使他们陷入更加深重的苦海之中，这让自己伤心不已。究其原因，孙先生认为，除去他个人的能力有限外，主要是革命党内思想不一，人心分裂，对他所设计的建国理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说，真是想不到，革命刚刚成功，党内的同志马上就出现了思想上的分歧，说什么他提出的理想太高了，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一而足，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们都感到十分困惑，对于革命的宗旨、革命的方略失去了信心，不去努力实行了。他认为，造成这种消极低迷的局面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革命成功了同志们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而是因为同志们在思想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松懈了革命的意志了。

那么，这种错误思想究竟是什么？答案是：“知易行难”的观念。孙先生说，这个观念数千年来根深蒂固于中国人的心中，能够迷惑亿万人民的心，其流毒之烈，可以亡国灭种。他的整个建国计划，一一皆被此说所打消。他气愤地说：“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敌！可恨哉此敌！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是吾党之建国计划，即受此心中之打击者也。”*当时，革命党人的心理从一开始就被“知易行难”的观念所俘获，因而认为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建国理想太高，视如空言，于是放弃了建设的责任，造成民国建设的失败局面。所以，孙先生决心著书立说，以破此心理大敌，让革命党同志走出迷茫，不再把他的建国方略视为理想空谈，而于实践中努力实现之。他说：“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

为了破除顽固的“知易行难”观念，孙中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行易知难”命题，并从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他指出，“知易行难”观念颠倒是非，以难为易，以易为难，违背真理；其危害性在于，如果有人为此观念所误导，则顿生畏难之心，不敢有所作为了。它对于革命的巨大的危害性则在于，大多数革命党人误信了此观念，于是对贯彻孙先生所提倡的建设策略产生了畏难情绪，不敢去实行。

在“行易知难”中，孙先生显然强调了“行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的“知难”说恰恰是有力地论证他的“行易”说的。他说，哪怕在不知的情况下也敢于行，敢于冒险和创新，这是在贯穿于人类发展史始终的一条根本规律。因为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考察世界人类的进化，应当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由野蛮至文明，属于不知而行时期；二是由文明再至更高级的文明，属于行而后知时期；三是自自然科学产生以后，属于知而后行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知行合一”的观点。其实，孙先生认为，即使在科学昌盛的时期，也并非“知行合一”，而是知行可以分离的。因为自然科学越发展，则一个人的知与行就相隔越远，不只是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使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的社会分工原理来看，也是分为知者和行者。为了论证这一点，孙先生又提出了人分三类说：其一是先知先觉者，属于创造发明的人；其二是后知后觉者，属于仿效推行的人；其三是不知不觉者，属于竭力乐成的人。他认为，假若这三类人之间能够相互配合，则万事可成。古人懂得这个道理，出现过大禹治黄河、秦皇筑长城的伟大壮举。可是后世误信“知易行难”观念，虽有先知先觉者的发明创造，那些后知后觉者却总是以为知来之容易而忽略了知，不但不去仿效推行，反而视之为空谈难行，那些不知不觉者就更无理由竭力实行了。

孙先生强调“行易”，其目的就是为了鼓励革命同志以及全国人民破除对“知易行难”的迷信和各种习惯势力，勇于实践正确的革命理论，大胆冒险，一言以蔽之，就是倡导解放思想。例如，明治维新是日本的国家大事，就成于行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冒险精神。“是故日本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而中国的变法，深受各种陈规陋习所束缚，总是必先求知而后行，由于知不能得，所以永无成行；或者既有知却因顾虑重重，畏首畏尾而不敢行。当然，孙先生并未一味地偏执于不知而行，他明确指出，在科学时代，能知能行，知之应更易行之。关键是敢不敢行的问题，也就是解放思想的问题。所以，他认为，对于如何建国他已经构建了一整套科学的方略了，心理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抛弃“知易行难”观念，确立“行易知难”的新观念，转变畏难的社会心理，其实质就是解放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革命同志转变思想观念，摈弃思想中的陈腐东西，克服行动上的畏难心理，敢于实践由他所创造的这整套建国方略。

如上所述，孙中山先生用了“十事”来论证“知难”。例如，饮食，这是一件极为寻常、极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也是人生中极其重要而不可一日或缺的事情。它甚至是一切人类、动物都能做得到的事情。然而，芸芸众生中，又能有几人知道其中的学理呢？不只是普通的一般人不能知道，即便是那些专心致志研究饮食的生理学家、医学家、卫生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也还没有人能够穷其道理。又如人类能造屋以安居，已有数千年了，而中国直到20世纪初尚无建筑学。所以中国的屋宇一般来说不是基于建筑学而建造的，是行而不知。实际上，建设一座住宅，工程师在设计该住宅时，就需要经济学、数学、几何学、物理学、美术学、卫生学、社会心理学等等方面的知识，必须是一位建筑学的专家，殊非易事。又如用电，在城里已是极为寻常的事情，一种无线电报被发明出来后，很快就会风行世界，但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电学呢？电学史表明，费了百十年的工夫，竭尽了无数学者的才智，各人贡献一点智慧，而后才得成全无线电的知识。任何事情，都是直到知识真确，学理充备，然后依据它们制造出器具，则无所困难了；器具制成以后，使用它们，则更无困难了。所以，孙先生认为，一般地说，学识的难关跨过去后，其他的事情，就易如反掌了。

但是，人们绝不可因为孙先生的“知难”观点，就由此妄加断言他主张放弃求知了。众所周知，孙先生游学海外许多年，对西方先进科学文化颇有研究，深知西方列强依靠发展科学技术的兴国之道。根据他自己的人类进化论，人类进化的最高阶段是科学发明时期，这个时期为“知而后行”时期。民国伊始，适逢科学昌明，这个时期的时代特征是“知而后行之”，凡事需依科学而行。孙先生指出：“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就新中国的建设而言，孙先生已根据世界进化的潮流，依照各国已行之有效的先例，经过几十年反复研究、思考，缜密设计出了一整套方略。他坚信，只要全国人民决心循此计划而行，必定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中国推向世界强国之林。所以，孙先生的“知难”说的时代意义在于鼓励人们尊重科学知识，尊重人才，奋发学习，追求科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这显然是他的心理建设方略应有之义。

孙先生认为，惟有科学才是真正的知识。他说：“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知，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例如，中国有所谓天圆地方、天动地静之说，数千年来人们信以为真，但若以近代科学的眼光看，则大谬不然了。在中国，数千年来都是重文轻理，以文为尚。上自帝王，下至黎民百姓，以至山贼海盗，无不仰慕文艺。中国这种尚文抑理的风气，造成了“文为万能”的幻觉。很多才俊之士因此而废弃百艺，惟文是务。这种风气是中国实力日渐变弱、民事长期难以进步的祸根。孙先生的言外之意，显然是要求中国人民变革教育制度，努力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

中国是文明古国，但由于几千年来深受“知易行难”观念的误导，往往忽略作为文明之特质的知识的重要性，因而对待一切事情，仅停留于实用，而不深究其学理根源，科学技术非常落后。孙先生特别列举了中国在逻辑学、经济学、建筑学、电学、化学、进化论等等方面的匮乏与落后状况。他认为，文明进化有赖于发明家、传播家和实行家。发明家即为科学家，属于先知先觉者；传播家即为仿效家，属于后知后觉者；实行家为苦力，属于不知不觉者。中国不愁没有实行家，却苦恼无发明家。在中国，人们并不尊重发明家，反而崇拜实行家。例如在中国，在化学方面，人们非常崇拜三家村的豆腐公，而不屑于巴斯德的化学成就；在医学方面，人们十分推崇蜾蠃这样的蜂虫，而不重视发明麻醉药的名医。由此造成广大的中国人民的知识十分低下。无可隐讳，中国人民的知识程度之低，实在是比美国的黑奴以及外来移民的知识还要低下。很显然，科学文化素质如此低下的国民难以担负起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的历史重任。因此，孙先生提出，新中国的第一要务就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普遍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孙先生视教育为立国的根本。他经常说：“学者，国之本也。” 他早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就对“惟坚船利炮是务”、“舍本而图末”的做法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指出，真正值得我们中国人效仿的西方列强的治国方法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而在这四者当中，首要的在于陶冶人才。孙先生早年在多种场合都告诫过革命同志和广大人民：民国初，百废待兴，但最缺乏的则是人才，必须大力兴办学校，培养各类急需的人才。他鼓励留学，利用国外条件快出人才。1912年2月24日在令教育部核办由美国赔款项下给予官费留学美国的文件中，他写道：“民国新建，奖励游学，而培养人才，实为当今急务。”*1912年9月14日，在北京与报界人士一起讨论铁路问题时，孙先生感叹说：“中国此时所最可虑者，厥为人材缺乏。”*1912年12月27日，在松江清华女校欢迎会上，孙先生赞扬了松江女校在培养人才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还强调：“以世界大势论，地球上只有五、六强国，比较人口，我中华民国最占多数，所缺乏者教育耳。今在建设之初，吾辈亟当致力于社会，多办学校。贵校于女子教育既有此基础，务望力事推广，成松江女学之模范。”*

自民国起义以来，教育机关一时曾停歇，校舍用作为兵营，学生被编入伍。因此在恢复重建过程中，一个主要的矛盾就是归还在战争期间被军队所占用的校舍及财产。1912年2月10日，安徽省池县小学向临时总统府呈报，池县小学遭到一些军人的破坏和蹂躏，财物受损失。孙中山先生接到报告后马上批示：彻底追究查办，以肃军纪。时隔数日，据当时的教育部门反映，在全国范围内，凡学堂局所及充公房屋等处，均被军队驻扎，所有房屋、器物、书籍、仪器等，多遭焚毁搬取，损失巨大。教育部曾派员分路调查各学堂所存书籍、仪器，但屡次遭到当地驻军的阻碍，并与调查员发生龃龌。接到这个报告后，孙先生立即下令陆军内务两部会同教育部速派人员前往各处学堂及以前查封充公的房屋，妥善处理，勿任其毁坏散失，以重文教而保公产。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孙中山对教育是何等的重视。

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传授、推广应用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知识。1924年8月，由孙中山命令公布的《大学条例》规定：大学的办学宗旨，应当以灌输和研究世界不断更新的科学理论、技术为主，并且根据中国的国情，力图推广、应用，以促进和发展中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并且，孙先生还主张，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必须学最新的东西，不能步人后尘，而要迎头赶上。因为，如果老是跟着别人走，我们的科学技术就会永远落后于别人；而如果迎头赶上去，我们则可以减少二百多年的光阴。

由于“知难”，因此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量吸收、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文化成果，显然是快速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西方列强花费了二三百年的工夫去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才有今日的物质文明水平，假如我们中国采来就用，岂不便宜快捷。日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明治维新后不足40年就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我们泱泱大国，对外开放，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强大起来。所以，孙先生满怀信心地说：“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炼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关于这个道理，孙先生在他的“物质建设方略”中作出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论证。

二、邓小平对孙中山心理建设方略的

继承和发展

孙中山倾一生学力著《建国方略》，目的在于利用外国资本主义来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社会主义。他说：“简括言之，此乃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但是，由于内忧外患等种种历史原因，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方略以至他的整个建国方略都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行。1949年后，国共隔海分治，形成两党对抗的分裂局面。尽管海峡两岸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概念在理解上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在秉承孙先生“大同社会”的理想，继承和完成他的未竟事业，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一个繁荣昌盛、和谐统一的中国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所以，孙中山思想是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需要全中国人民来继承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邓小平在大陆推行的改革开放方略就是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方略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

新时期大陆的改革开放方略来自于解放思想。新时期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肇始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中国大陆从1949年后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但走过了非常曲折的道路，特别是“文革”十年，出现全面倒退，国家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需要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但是，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所以一开始是摸着石头过河，解放思想，大胆地闯，大胆地试验。为了吸引外资，中共在东南沿海地区搞经济特区试验，但是这一举措却招来许多非议、怀疑，说这不是在搞社会主义，而是在搞资本主义。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又告诫中共全党，“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各种腐败现象滋长漫延，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暴露、激化。这个时候，关于改革开放政策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泛起，许多人对改革开放的前途表示担忧而裹足不前了。针对如此对改革开放丧失信心、在行动上表现出迟缓和畏难心理的局面，邓小平于1992年初到武汉、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考察，发表了重要谈话。其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一是破除教条主义，树立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念；二是放开手脚，大胆实践。教条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邓小平指出，这是十分错误的思想。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因此，邓小平认为，在理论上搞懂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后，人们就不要在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上进行无谓争论而浪费时间，而要相信改革开放的决策是正确的，赶快要抓住机遇，放开手脚大胆地去干。“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邓小平以进一步解放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南巡谈话精神，给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春天。两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作出了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建设沿着健康、平稳、快速的轨道继续前进。

可见，邓小平为大陆改革开放所设计的心理建设方略的核心内容就是解放思想，这与孙文学说所阐明的解放思想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实际上，几千年的专制统治给中国人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扭曲，思想保守，固步自封，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因此不断地进一步解放思想，培育敢想敢干的精神品质，是我们中华民族永恒的主题。

孙文学说所阐明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追求科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走科教兴国之路的思想，在中国大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也得到了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1978年3月，中共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个大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为中国大陆的科学技术发展铺平了道路，为以后中共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定下了基调。

邓小平一直强调，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科学要发展，教育搞不上去也不行。所以，他把科学和教育工作看作是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是一项基础工程。1982年秋，中共十二大提出用20年时间使中国经济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邓小平说：“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建设工作中，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发展和改革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放松了抓教育工作。对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经过近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命题。他提出，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从长远看，必须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同时，为了切实抓好教育发展和改革，教育必须先经济而行。“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邓小平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为一项基本的现代化建设战略措施的思想，被他的继承人即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首的新的中共领导集体所继承和贯彻执行。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提出，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必须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中共中央于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接下来，中共中央不断深入贯彻与落实“科教兴国”战略。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提出，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在2006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中，又一次强调了“科教兴国”战略的极端重要性。

在新时期，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今的中国大陆已远非昔比了。但推动新时期大陆改革开放实践逐步走向深入、使新时期中国大陆现代化建设取得快速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动力，即邓小平理论，与孙文学说的思想精髓是一脉相承的，即主张中国的崛起必须从解放思想开始，以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为根本。因此，孙文学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期的大陆改革开放中得到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大放异彩，显示出强大的思想力量。

注释：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59页。

　　* 同上，第214页。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58页。

　　* 同上，第198页。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98页。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04页。

　　* 同上，第200页。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126页。

　　* 同上，第464页。

　　* 同上，第562页。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28页。

　　* 同上，第39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0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页。

　　* 同上，第364页。

　　* 同上，第373页。

　　* 同上，第37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页。

　　* 同上，第121页。

　　* 同上，第275页。

作者简介：黎琳，广西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民革广西区委常委。中华崛起　心理建设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