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无双王语嫣:[从《孙子兵法》到《薄伽梵歌》：东方商业哲学在崛起？]

CEO们热衷于引用东方哲学谚语

《孙子兵法》 成为企业管理的“圣经”
比尔?盖茨在中国实践了“关系”哲学，结果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崛起
古老的印度哲学紧随其后，成为新的商业智慧来源
东方哲学在重新崛起，成为商业智慧的信仰源泉抑或这仅仅是明天就会消失的潮流？
无论我们这些古老的东方哲学如何人性化、如何讲究同自然的和谐，
我们仍然是在西方管理学的话语体系中来谈论它们,
我们是在用西方管理学话语来重新阐释它们，
并没有东方乐观者所谓的崛起，
只是西方管理学家和企业家们需要更新鲜的语句
来表达他们想说的话和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
它们只是一种新形式，而并没有取代旧内容

孙子——最熟悉的陌生人

无论是对于西方的管理者还是中国的商业人士，孙子都成为他们难以绕开的管理战略大师。对于Estelle而言，她是到瑞士聆听一位法国人讲解孙子关于领导力的观点。

那是2003年的冬季，还不到圣诞节。对于萧邦表的全球销售代表和市场经理来说，他们的圣诞节可能就要在瑞士日内瓦附近的小城卢塞恩度过。创立于1860年的萧邦是全世界最昂贵的手表品牌之一，因为它总是同钻石和音乐相连——它也因为自己的钻石首饰而知名，人们称这个奢侈品牌为“快乐钻石”。几乎每年的冬季，来自全球的销售代表和市场经理都要来到这个小城，这对服务于这个品牌的各国雇员而言，这是一个额外的假期，也是全球销售经理们接受总部培训的一次机会。

“领导和领导力”是这一天的主题，由一位来自法国的培训师来讲解。这个法国人的职业是为全世界的奢侈品品牌经理们做培训。

对于来自中国的Estelle来说，令人印象深刻是，培训师提到了孙子（Sun Tzu）。他用一则孙子的故事来解释领导力如何形成。古代的王（吴王阖闾）让孙子练兵，兵由王的妃嫔们组成。孙子教给大家如何排兵布阵，讲解清楚之后，他命令诸人开始操练，可是傲慢的妃嫔们因为觉得好笑而没有执行孙子的命令。孙子于是再次讲解给大家听。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于是孙子决定要斩杀王最宠爱的两名妃子，尽管王对他的这个决定百般阻挠。两名妃子被杀之后，孙子再进行操练，众人果然纪律严明，严格执行孙子的各种命令。兵不斩不齐，将不斩不勇。因此，在管理中，领导力的形成，一个关键因素是要树立权威并且奖惩分明。

作为在场的唯一一名中国人，培训结束后，对孙子的好奇心让Estelle被她的同事们围住。他们想知道更多地关于孙子的故事以及他那遥远的东方智慧。可是Estelle除了知道孙子曾经写过一本《孙子兵法》之外，和他们一样对这位中国古人一无所知。

不久，和她的很多同事一样，她也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孙子兵法》。在英文中，《孙子兵法》 被翻译为《The Art Of War》 （战争的艺术）。

不止是这位法国培训师，很多西方作家将《孙子兵法》 中古老的军事策略移植到公司管理和商业扩张上。美国商业史作家和记者DanielGross在他《Slate》上的专栏上说：“正如中国是美国消费品公司未打开的市场，中国也是待发掘的商业智慧的源泉。”他写道，“在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期，《管理者们的孙子兵法》 和《孙子与商业艺术》这类书卖得很好。”他写这篇专栏时刚刚从阿斯本的财富论坛回来，在那里，他发现人们热衷于引用中国的古老谚语来解释自己的商业战略。

《孙子与商业艺术：经理们的六项战略法则》 已经再版了6次，并被翻译成五种语言。他的作者是美国作家马克?麦克尼尔利（MarkMcNeilly）。这本书的畅销也赋予了马克一项特权，那就是，向西方公司的管理者们解释古老的中国智慧如何运用到商业和管理上。曾经被马克?麦克尼尔利用孙子兵法轰炸过头脑的公司包括：3M、IBM、苏格兰皇家银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等，他宣讲孙子智慧的讲台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BBC和众多的电视谈话节目和广播节目。马克?迈克尼尔利备受欢迎，原因是他具备西方商业管理背景，又能够将一种古老的东方智慧移植于西方商业管理之上——他曾经在IBM供职25年，拥有明尼苏达大学的MBA学位；他也从很小时就开始因为个人兴趣从著名历史学家B. H. LiddellHart之处接触到《孙子兵法》 。

马克将《孙子兵法》的１３章简化为西方人易于理解的6项战略，并将它同商业战略结合到一起。这就是他备受欢迎的商业艺术：1、不战而屈人之兵——无需破坏已有市场就占领市场；2、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在人们期望最小的地方着力；3、善用计谋和先见之明——最大化地获取市场信息；4、准备充足、速度至上——永远比你的竞争对手要快；5、树立对手——注意雇佣策略以掌握员工之间的竞争；6、有个性的领导——在喧嚣时代要提供有效率的领导力。

关系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崛起

华人巨商们绕开国家，把目光转向社会，转而在社会建立商业网络和人脉网络，以此来作为对自己财富的支撑。这就是关系，东南亚的商业智慧。

38岁的曹克波坐在上海淮海路上一家咖啡馆内，语气激昂，向我们解释他的全球雄心。他拥有一家全球最大的汽车模具生产公司。这家由他父亲曹明芳创立的公司，开始时资产仅有32万美元，如今已经成为行业领袖，为通用、宝马、大众等提供汽车零配件。2006年的胡润百富榜称这对父子的身价为8亿美元。

20岁就到德国读书的曹克波能流利地讲德语和英语，他所处的行业和他的西方背景让他成为天生全球化的一代。正因为如此，他身上拥有一种罕见的开放性和自信心，“西方的管理学我们可以拿来用，中国的商业智慧我们也可以拿来用，中国人的生意经也厉害得很”。

在曹克波看来，中国并不缺乏显赫的商人，他们的生意经或者说他们的商业智慧，和他所接触到的西方管理学同样值得重视。这也是很多西方人所要挖掘的。除了《孙子兵法》这部已经被西方商业界广泛接受的商业圣经之外，中国人的民间商业智慧究竟是什么？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关系。

在财富的积累过程中，一个最不主张凸现个性的民族，它的商人们采用最个人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商业上的进取心，同时达到在财富积累上的骄人成绩。明清两代的一些盐商、丝商、茶商和票号商中的佼佼者，能够达到真正的富可敌国。大商人沈万三为了讨好政权试图犒赏军队，据说这种举动激怒了皇帝朱元璋，因为军队实在不是谁都能来犒劳的。慈禧太后称山西平遥的一位票号商人对大清朝的贡献，简直比得上大清户部——一位银行家对国家的捐献和借贷将国库比了下去。而在清朝末年的风雨中，为数不少的对外赔款是由窝在晋中平原上的票号商人们为国家筹措的。

与他们拥有的庞大的财富相比，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些近代企业和商业组织大都采用了家族式管理，在政府的重压之下，他们依靠自己的智慧也能够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商人们个个长袖善舞，他们能够熟练运用“关系”，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

因为政府在促成市场形成中几乎不发生任何作用，政府在对市场和产权的保护中采用了冷漠的无为方式，这些华人巨商们索性绕开了政府。他们把目光转向社会，转而在社会建立商业网络和人脉网络，以此作为对自己财富的支撑。华商们的这种努力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东南亚企业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利用社会网络，使之成为企业存在、发展、彼此交易的支撑和保证。有众多微妙的因素在维系着这个社会网络：儒家文化宣扬的仁、义、礼、智、信，一个难以阐述出确切含义的词语“关系”——家族关系和家族关系的延伸、师生关系和师生关系的延伸……

关系，在英文中它的意思是社交的艺术。对于Robert Buderi 和Gregory THuang而言，关系可以解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崛起。这家成立于1998年11月的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称为“世界上最热门的研究院”。当比尔?盖茨1998年来到中国时，他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以及它廉价的劳动力——用廉价商品可以攻占这个巨大市场，而外包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则可以降低成本。但更令比尔?盖茨激动的是，每年，这个国家都会产生无数技术天才，微软该如何使这些技术天才的智力为微软服务？于是，他决定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他开始频繁造访中国的高层领导人，试图去跟他们建立联系，打开这扇大门。对于Gregory THuang而言，盖茨在实践传统的中国商业智慧，他实践着“关系”，而“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信任和相互依赖，其中“最重要的原理是关系必须持久维护。关系不能买卖，也不是匆忙间可以建立起的”。
微软还找到了能够进行公司“关系”之旅的关键人物，生于中国台湾，但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李开复博士。李开复博士非常清楚地知道如何就微软的想法同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沟通。

微软也从中国的高校中招募来了大量有才华的年轻人。结果，数年之中，微软的中国研究院就已经在数字多媒体、多通道用户界面、无线及网络、数字娱乐互联网搜索与挖掘以及理论研究这五个核心领域建立起了强大的研发体系。

向印度寻求智慧

东方还有更古老更新鲜的东西，它来自于印度，讲求以人为核心，公司不仅仅是追求利润的工具，仅仅对市场作出反应；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是为人所运转，并且和周围环境存在诸多联系的组织。领袖应该是服务型的，而不是高高在上非常强势。企业应该同社会存在诸多联系并对社会负责。

但《孙子兵法》和关系对于西方商业及管理学来说，都已经是老黄历了。东方还有更古老更新鲜东西。

经过装饰着灯火的树木，经过大理石地板，经过镀金的洛可可风格镜子，他们（商业、商人或者管理学家，他们可以指代这一切）抵达了这座山中别墅最角落的一间地下室，脱去设计良好的鞋，坐到半圆形的坐垫上。这座位于新泽西郊外的别墅门前的草坪上，宝马、奔驰、雷克萨斯排成了行。约20位美国商业领袖今晚携夫人在此聚会，聆听来自印度的智者的声音。80岁的SwamiParthasarathy是印度哲学吠檀多的研究者，可是现在却要向这些美国商人们解释商业成功的秘密所在：专心、坚定与合作。

去聆听Parthasarathy的教导仅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10月30日出版的《商业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商人们对印度哲学的思考。它试图揭示出一个新趋势：西方商业开始从印度哲学中寻找新的智慧，它甚至认为《薄伽梵歌》开始取代《孙子兵法》，成为西方管理学的东方智慧来源。

对于以数字为驱动的西方经理人来说，印度哲学似乎成为他们寻求别具一格的管理智慧的水源。商人们要像《薄伽梵歌》教导的那样，要超脱个人意志。商业箴言从贪婪是美德转换为可持续是美德。公司不仅仅是追求利润的工具，仅仅对市场做出反应；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是为人所运转、和周围环境存在诸多联系的组织，企业应该同社会存在诸多联系并对社会负责。领袖应该是服务型的，而不是高高在上非常强势。事业有成但是内心焦虑的经理人们也开始求助于印度哲学，以找回自己内心的宁静。

这其中的关键，用印度裔的管理学大师，核心竞争论的提出者C.K.普拉哈拉德的话说，是让“人”回到宇宙的中心。商业活动的核心应该围绕人，而不是数字，或者利润。

同管理学者和作家们将《孙子兵法》等中国典籍应用到管理学上一样，将包括《薄伽梵歌》在内的印度典籍也有了它相对应的领导力培养法则、组织法则和公司运营法则。相对于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在西方有更多的宣扬者，因为，根据《商业周刊》的统计，在美国著名商学院中任教的管理学教授中，10%左右的人都是印度裔，其中不乏像C.K.普拉哈拉德这样的名家——在一项关于在世最具声望的管理学家调查中，他名列第三。

从《孙子兵法》到《薄伽梵歌》，这让人想到中国哲学家梁漱溟关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三段论：世界要先接受西方社会发展哲学，它主张人向自然的索取；而后是中国哲学，它回复到人的自身修养，讲究中庸调和；最后则是印度哲学，那是一种真正的和谐。必须承认，这多少有些虚幻和不真实。

为什么会有东方潮流？

它们只是一种新形式，而没有取代内容。即使有内容，这也只是西方管理学警醒地自我完善，而不是对东方哲学的顶礼膜拜。

因为只要这些东方哲学进入了管理学和工具层面，就很难产生自身的崛起和根本性的颠覆。正如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引用圣经来为金钱或者说贪婪辩护，今天的企业家们引用东方哲学来为自己的种种商业行为辩护。 为什么企业家和学者们的目光要转向东方去寻求新的智力源泉？为什么会有东方潮流？

一个解释是，由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开创，并为亨利?福特及随后的企业家和管理学家发扬光大的西方现代科学管理过于强调效率和利益而忽略了人性，过于强调对自然的索取而不讲求和谐。古老的东方哲学却正好是它的反面，无论是中国的道教还是印度的哲学，都讲求注重个人修养，把人的感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同外部世界取得和谐。

可是我们无法解释的是， 《孙子兵法》最初被引入西方管理学正是因为它的谋略和计策；而且，与此同时，这些古老的东方哲学本身就是多元而且互相矛盾的，比如儒家的中庸、墨家的兼爱和法家要求的法纪严明。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经典和印度哲学的简洁与晦涩让它们需要被仔细阐释才能让大多数人理解。并且，这种阐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人而异。所有人都有理由宣称对方误解了这些经典的含义，这种争论在东方漫长的历史上并不罕见。

另外，无论这些古老的东方哲学如何人性化、如何讲究同自然的和谐，我们仍然是在西方管理学的话语体系中来谈论他们。我们用西方管理学话语来重新阐释他们：领导力、竞争力、执行力、组织……这也就意味着，来自东方的古老哲学，并没有东方乐观者所谓的崛起，只是西方管理学家和企业家们需要更新鲜的语句来表达他们想说的话和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它们只是一种新形式，而没有取代内容。即使有内容，这也只是西方管理学警醒地自我完善，而不是对东方哲学的顶礼膜拜。

只要这些东方哲学进入了管理学和工具层面，就很难产生自身的崛起和根本性的颠覆。

Daniel Gross在这方面是一个悲观者：“今天，很多执行官热衷于引用孙子和老子，和他们将定制的西服换成商务卡其布套装是一个道理：他们要显得很时髦。中国代表着未来，是在飞速发展的地方。谈话中不经意间引用中国谚语，这表明你紧跟着最新的潮流，尽管你可能还没有将公司的部分制造能力转移到深圳。”

其道理正如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引用圣经来为金钱（或者说贪婪）辩护，今天的企业家们引用东方哲学来为自己的种种商业行为辩护，当他们解释公司为何未能率先在陌生市场打开局面时，他们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他们想要反对公司福利时，他们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能用古老的东方哲学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没有比这更酷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