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落殆尽是什么意思:人们预计，到2050年为止全球经济规模将变成现在的三倍，并且此前不久还被人们视为贫困潦倒、发展滞缓的那些新兴经济体将为该增长量做出巨大贡献。这组耶鲁全球评论考察了变迁中的全球经济秩序的种种影响。下篇的

可以预计，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将促使全球治理发生变化。然而，即便有计划显示，前七个新兴经济体的GDP总和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过最发达的七个经济体，全球势力格局的变化却依然极其缓慢。本次耶鲁全球系列文章指出，新兴经济体间围绕全球目标和责任的合作没有取得成功。 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在上篇中认为，其中一个例证就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即将离任之际，新兴经济体在继任问题上没有做好准备。发达经济体拒绝共享掌控全球性机构的权力，而新兴大国也没有抓住机会提出有远见的政策或展示其集体领导能力。莱曼指出，在贸易政策、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紧迫的全球问题上愈来愈大的领导真空可能导致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对狭隘的国家利益的追求会战胜一些需要优先考虑的全球问题。——耶鲁全球

经济增长，问题渐显——上篇

新兴经济体既没有争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权，也没有挺身应对其他一些全球治理难题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耶鲁全球 , 2011年06月21日译:樊安
在北京拉票：法国财长克里斯廷•拉加德为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总裁，正游说中国副总理王岐山 雅加达：当前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向不确定性迈进的混乱转型期。正当全球经济势力均衡发生深刻转变之际，领导者的缺失造成了严重的真空。 不过在十年前，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南非、越南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都还微不足道。在刚过去的十年里，三大主要新兴经济体，巴西、中国及印度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翻了一番。这些新兴经济体不仅仅突飞猛进，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日渐增加。南南贸易、援助及投资均飞速发展。 自2008至2009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崛起更为显著。欧盟、日本和美国这些传统经济大国的困境，与新兴经济体的高增长率和高度自信形成鲜明对比。从圣保罗到伊斯坦布尔再到雅加达，热闹的景象反映了最近的成就，也预示着将来的成就会比这大得多。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可以预见的是，西方经济体将会出局。 就当前GDP而言，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巴西已经赶超G7成员意大利及加拿大，占据了第七的位置。目前排名第十的印度期望在2030年之前夺取铜牌。排名第十七的土耳其，想在2023年之前升至第十位，以庆祝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排名第十八的印度尼西亚则希望在土耳其之前到达那儿。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可以预见的是，英法德这些西方经济体将会出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美国将在2016年被中国赶超！ 无论确切的数字和日期是什么，深刻的转变正在发生并将继续下去。一个由G7主宰的世界很快将成为过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套垂死的秩序却因新兴国家在政治上的失败而得以延续。如果需要证据，那些新兴经济大国最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继任人选问题上的差劲表现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虽然G7即将出局，但是认为七个新兴国家的GDP总和，E7，可能会很快超过G7的总和仍为时尚早。这七个新兴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 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在全球治理方面一贯的消极作用同样也令人印象深刻。  七个新兴国家的GDP总和，E7，可能会很快超过G7的总和。 当然，目前的全球治理僵局并非新兴国家的过错。在国际金融、贸易、气候变化、安全、发展以及扶贫等方面，传统大国们的抵制和短视显得尤为严重。美国的不守秩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最终缔约的最大障碍，而多哈回合本可以促使新的增长。欧元区那些处于困境中的经济体正严重破坏着国际货币体系。在格伦伊格尔和拉奎拉召开的G8峰会上所作的承诺未得到兑现。这有助于说明为何一部分千年发展目标会无法实现。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结局让人喜忧参半。         然而，这些崛起中的大国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当前的局势。它们既没有通过展现领导能力也没有通过一致行动来应对它。 这里有几个例证： 本世纪的贸易政策战争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后者要求更公平的贸易环境，而前者则拒绝放弃他们那些歧视性惯例。由于两大阵营的巨大分歧，试图于1999年在西雅图发起新一轮世界贸易组织回合的努力也无果而终。两年之后，由于美国在“9.11”事件之后迫切想要采取一些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行动，该回合谈判在卡塔尔的多哈得以重启。在2003年举行的坎昆WTO部长级会议上，美国和欧盟促成了自己期待已久的农业协议。在巴西、中国、印度及南非的联合领导下，新兴经济体成立了G22。这一联合成功地摧毁了西方的贸易政策霸权，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为此大为惊恐。然而，在这次“胜利”之后，G22发生了变化，而且当美国和欧盟的领导层希望新型经济体承担领导责任时，主要新兴贸易大国却无所作为。它们似乎更善于说“不，你不能，”而不会说“对，我们能”！  新兴大国未能联合起来发挥影响，夺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权。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气候变化问题之中。在通过一个多世纪的二氧化碳排放使自己致富并导致全球变暖之后，传统大国则摆出一副极其伪善的面孔。新兴国家现在被告知它们必须按新规矩办事。这或许符合逻辑，但仔细观察便可发现，责任被放在了后来者的肩上，这与传统工业大国不愿履行责任共担重负这一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一个新的首字母缩略词“BASIC”在哥本哈根诞生。“BASIC”国家包括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欧盟的威逼与反对，“BASIC”国家联合起来，规避它们认为无法接受的气候变化方面的约束。 如今，全球的目光都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掌门这一重要事件上。新兴经济体此前早已抱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权力过于集中在G7国家手中。它们极其愤慨地指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职位分别成了美国和欧洲的自留地。它们的抱怨非常正确。由于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计划辞职去竞选法国总统，他的离任在意料之中。因此，虽然他离开的方式及速度有些意外，但是他即将引退这一事实却合乎情理。有大把的时间去反思和计划。 对于新兴国家来说，这是联合起来，发挥影响，夺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权的真正机遇。他们并不缺乏卓越的恰当人选。欧盟迅速统一了行动，这显示了在捍卫自己心目中的特权（perceived prerogatives）时，它会非常高效。新兴国家呆立在站台上，看着另一位欧洲司机开着全球治理列车疾驰而去。  新兴国家只会集体说“不”，除此之外，却没有领头人。 赛场上还有两位选手。墨西哥的奥古斯丁•卡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非常合适；然而，在一些新兴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发表申明支持欧盟候选人克里斯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之后，他就得不到新兴国家的支持。而拉加德现在似乎稳操胜券。与抵制横行霸道的传统大国相比，新兴国家间的猜忌与分歧似乎是一股更为强劲的力量。 我们生活的时代动荡不堪，各个方面的——地缘政治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结构的、社会的等等——风险都在增大，而且存在危险的全球领导真空。G7的领导资格和领导质量都彻底崩溃，而新兴国家只会集体说“不”，除此之外，却没有领头人。 除非G7国家准备好分享全球领导权，新兴经济体也准备好承担全球责任，这个向不确定性迈进的混乱转型仍将是我们这个时代令人心痛的深刻特征。多极世界要么会获得向心力（centripetal momentum），要么会分裂成去全球化性的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s of de-globalisation）。新兴国家必须快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继任人选这件事情上汲取教训，让他们的领导集团统一行动。 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埃维昂组织（The Evian Group）的创会理事。人们预计，到2050年为止全球经济规模将变成现在的三倍，并且此前不久还被人们视为贫困潦倒、发展滞缓的那些新兴经济体将为该增长量做出巨大贡献。这组耶鲁全球评论考察了变迁中的全球经济秩序的种种影响。下篇的两位作者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和威廉•肖（William Shaw）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但其庞大的人口导致它们仍将继续处于相对贫穷的状态。他们解释说：“财富与规模之间的鸿沟，将使得达成国际经济协议的能力更趋复杂。”发展中经济体主宰了商贸，而且在全球金融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份额，但其监管制度却不那么健全；此外，向发达国家移民的压力以及保护全球生态系统的必要性都在增大。为此，各种全球机构须在四个方面做好准备。两位作者敦促，各国须依托以承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宗旨的崭新全球良知来对待协议的达成，并且各种全球集团应当放弃建立在共识之上的决策过程，才能应对那些棘手和错综复杂的全球挑战。——耶鲁全球

经济增长，问题渐显——下篇

各种全球集团与贫穷国家的迅速崛起进行斗争，冲突已露端倪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威廉•肖（William Shaw）耶鲁全球 , 2011年06月23日译:姚远
调整：在南非的奔驰汽车公司将开始生产新一代汽车 华盛顿：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改变着全球经济。纵使对世界大部分人口来说，经济停滞乃是数千年来的规律，但今日的经济增长乃是史无前例的。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都在实现比以往更迅速的收入增长，而且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最大经济体中的排序蒸蒸日上。 新兴经济强国的崛起将重塑世界经济。以预期劳动力增长、投资率和技术变革速度为基础对G20国家所做的GDP预测表明，全球经济规模截至2050年将达到现在的三倍有余。按那时的经济规模排序，中国、美国和印度将发展为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七大经济体中的六个将出自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仅在G20国家范围内就将有超过六亿人口摆脱贫困，并且一个经济上有影响力的全球中产和富裕阶级将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其中超过一半位于发展中国家。  到2050年为止，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和印度的国民平均收入将分别达到美国水准的百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十一。 尽管发展中国家将主宰全球经济，它们仍将继续处于相对贫穷的状态。以市场汇率计算，到2050年为止，中国和印度的国民人均收入将分别只占美国水准的百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十一。财富与规模之间的鸿沟将使得达成国际经济协议的能力更趋复杂，因为具备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的相对贫穷国家很可能在诸多问题上与发达国家各执己见。各种国际机构将要么必须进行调整以反映新生力量关系，要么逐渐被边缘化。近来G20凌驾于G8之上就是一个信号，表明力量转变已经开始。 但我们还远不能确定这种迅速的进步。发展中世界的崛起将产生各种严峻的威胁——从引发与大国转变相关的地缘政治紧张，到增加金融危机和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高档生活标准已经增加了碳排放量，并提高了环境灾难的可能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给全球合作应付这些问题的做法平添障碍。哥本哈根会议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时，致力于促成该做法的多边框架似乎不足以处理应对的各种挑战，更何况未来更大的挑战呢。 因此，对全球化四大渠道——商贸、金融、移民和全球生态系统，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意味深长。  多边框架似乎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各种挑战，更何况未来更大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将主宰全球商贸。它们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将从现在的百分之三十跃升至2050年的百分之七十。发达国家将变成相对次要的市场，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市场，并且发展中国家间的商贸将会增长。发展中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将会改变，非洲可能在低薪制造业方面取代中国、印度等国。例如，其它非洲国家将与毛里求斯和南非一道成为制成品的出口国。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还会给国际金融领域带来各种影响深远的机遇：随着收入的增长，那里的公司和个人将会利用国际市场，而他们收入增长所提供的机遇也会让发达国家的投资者虎视眈眈。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支撑金融稳定的各种制度和政策框架比发达国家的更不到位，而且发展中国家由于内因更容易面临动荡。因而与商贸领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发展中国家在金融领域日益抬升的分量将增加代价高昂的系统危机的可能性。 随着2050年的迫近，移民增长的压力也将加大，特别是由于富裕国家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而较贫穷国家（尤其是非洲的）的人口则相对年轻力壮。但虽然过去五十年间全球商贸壁垒大幅削减，移民壁垒在这段时间则更加森严。从经济上看这是不当的，因为来自国际移民的收益超过来自商贸的收益。 围绕着作为共有资源而被多国开发的全球生态系统展开的冲突，以最扣人心弦的形式表明了发展中国家之崛起给国际合作带来的诸多挑战。海洋鱼类资源的消耗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从遏制气候变迁到保护空气质量和避免海洋资源枯竭，这些问题都需要国内和国际合作。  发展中国家迅猛的经济增长和庞大的国民人口意味着它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资源开发。 但此类合作正变得更加富于挑战性。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增长和庞大人口意味着它们更加积极主动的投身于资源开发，而它们的收入、技术能力、政治结构和社会价值却与发达国家有着天壤之别。 虽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近来有些起色，但其低收入状况意味着，在推动全球发展方面，它的影响力仍比不上亚洲及南美的发展中国家。从低储蓄率到低生产力增长或脆弱的治理，这诸多瓶颈都可能制约持续的进步。 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增加对非洲商品出口的需要，并促进制造业多样化。作为大约9亿且其中近半数生活在赤贫状态的人们的家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否能够利用这些崭新的市场机遇，将是一个极其要紧的人道问题，即便非洲的发展并不能动摇全球经济向发展中国家的转向。 因而，我们应以两大原则来引导那些旨在实现全球持续增长的尝试，并缓解由发展中国家之崛起所带来的各种严重危机。 第一，不管怎样，这些有历史意义的力量仍掌握在主权国家、特别是最大的那几个经济体的手中。因此，如果要在诸如遏制气候变化、增大移民收益、防范金融危机等方面达成全球协议，就需要有全球良知，即各国各政体应日渐认识倒，它们的命运是与全球发展唇齿相依。 
这些问题过于错综复杂，而且潜在的分歧过于巨大，要让所有国家在每件事上都形成共识乃是异想天开。 第二，目前的国际合作框架虽然对二战以来的经济进步功不可没，但却不再适于应对未来的挑战。全球性的、以共识为本的协议——诸如那些旨在达成多哈贸易回合和遏制气候变化的通行尝试——将要么彻底失败，要么只能在最低限度达成合意，而这也是远远不够的。那些问题太过复杂，潜在的分歧也太过巨大，以至于指望所有国家在每件事上都达成共识乃是异想天开，尤其是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多样性还在增加。与此不同，国际合作上的进步将要求临界多数（a critical mass）的参与者在特定问题上达成协议，而这些协议里将有特别条款，以便日后把更广泛的集团囊括进来。 发展中国家之崛起蕴含着巨大的机遇，来让数亿人摆脱贫困并同时增进富裕国家的繁荣。但只有当全球政治组织理解未来的实质冲突并发展出调解冲突的手段时，上述情况才会到来。尤里•达杜什是卡内基国际经济项目（Carnegi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rogram）的高级经理和主任，威廉•肖是该项目的访问学者。二人是新书《世界主宰：新兴市场如何重塑全球化》（Juggernaut: How Emerging Markets Are Reshaping Globalization.）的合著者。点击此处阅读该书节选。 Rights:版权信息：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