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冷冻食品要办:难寻的揭黑记者王克勤--新闻234

　　一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王克勤，是在“大同兰成长被殴致死案”的一次新闻研讨会上。时间大约是2007年5月的一个下午。会议最初选定的地方在北京体育学院的一个会议室，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临时改在东直门义派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小会议室里。

　　那天参会的人员有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的策划主管赵华、原《农民日报》的主编张广友、学者凌仓周，以及“兰成长案”的代理律师徐展勤等人，当然，曾经参与对“兰成长案”调查报道的王克勤作为主要发言嘉宾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大部分人员已经走进会场。这时一位身穿白色短袖，梳着背头的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人群之中，这时，只听有人说了声“王老师，您今天穿的短袖看起来不错啊！”“这是我的学生送给我的！”中年男子笑着说。

　　接着，人群中几个人争先走上前去和这位男子握手。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中国经济时报》号称“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的王克勤。

　　实话讲，记者出席这次会议的最大愿望就是为了一睹王克勤的真容，其次的目的才是学习。正因为这样，从他一出现，他的言行举止就几乎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由于整个会议的主题围绕“兰成长案”展开，曾经深入调查该案的王克勤自然成为介绍梳理案情的第一位发言嘉宾。

　　他梳理案情的思路特别清晰：作为煤矿老板的侯四为何如此疯狂？兰成长为什么被打死？什么是真记者，什么是假记者……

　　他说，在对整个事件的调查过程中，自己就是在揭开这些疑团。他对每个疑团都在采访中一一做了解释。王克勤的质疑精神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他通过事实而不是通过理论来解释疑问的思想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在调查兰成长的案子之前，自己从对一个已经逝去的同行的感情关怀上，曾经试图通过采访事实证明兰成长是个真记者，最起码是个新闻工作者。

　　他说，我在兰成长的家中，问他的家人：“兰成长平时喜欢看书不？”先是一片沉默，之后，兰的姐姐说：“他有时候也看。”接着，我又问他：“兰成长在生前写过什么文章没有？什么都行，新闻、诗歌、散文、小说，哪怕是工作总结也行。”最后的结果，却是令王克勤感到失望。

　　他没有带着当时媒体普遍存在的对兰成长身份的质疑声去证明什么，而是试图去打破先前媒体的整体论调。虽然结果并不如他调查前的设想，但是，他的这种独立思考、试图发出自己独家声音的精神却反映了一个职业调查记者所具备的优良素质。

　　二

　　11月8日的记者节前，我们打算要选择一位调查记者作为报道的对象。记者首先想到了王克勤，他的揭黑报道思想和方向连同他本人就像谜一样驱使着记者去试图将其揭开谜底。

　　在仔细查阅了关于他的相关资料后，记者第一次拨通了他的电话，里边传出的是电话转接服务台小姐的声音。打通他的转接号码后，他说：“我在外地采访，最起码也要在半个月以后才能回北京。”

　　2007年9月24日上午，已经和王克勤交往长达4年之久的义派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振宇说：“他一般不会告诉别人自己在调查什么事情。有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一说在外地，我就不再问他在干什么，就是问他，最多告诉你他在什么地方，其他的事情也不会在电话中讲。”

　　王振宇说，他和王克勤之间的交往通常都是因为工作关系。最初的合作就是因为王克勤搞的北京出租车调查活动。

　　他的眼中，“克勤”仍然是位“寒酸”的穷记者。他说王克勤经常穿着一件旧衬衫，很少见他换过新的，所以，在“兰成长案”的新闻研讨会之前见到王克勤突然换了一件比较体面的短袖白衬衫，才会和他开玩笑：“王老师，您今天穿的短袖看起来不错啊！”

　　义派律师事务所经常搞一些公益性诉讼的案件，他们提出要搞“影响性诉讼”，而王克勤提出要做“影响性新闻报道”。“我们就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才走到了一起，并且有了较多工作上的合作。”王振宇说，“所谓影响性报道，其实就是通过对各类社会问题的调查性报道，力图对相关制度的完善有所影响和推动。”

　　而王克勤本人则提出“体现人文关怀，关注制度安排”的报道口号。这也许就是他的“影响性报道”的另一种解读吧！

　　王振宇说，王克勤的许多报道之所以能够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一大群专家、学者、律师等人组成的“智囊团”。

　　王克勤也在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中讲过，从甘肃来到北京，因为接触到许多各方面的朋友，从而使他的新闻理念和新闻理想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义派律师事务所平均每月都要组织一次“新闻传媒沙龙”。正是因为这样的活动，所以逐渐组织形成了一批相对稳定的专家和学者队伍。王克勤作为义派的理事，几乎所做的每个重大调查报道，都会在采访之前或者采访过程中与众多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探讨。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智囊”人物的协助，才使得他所做出的报道既有很强的新闻性，又能有很强的现实社会意义，还不会使自己的新闻报道所揭示的问题，超出现行法律和政策的弹性范围之外。

　　当然，处于采访报道最前沿的王克勤每次都会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以前也做过短时间的记者，所以对记者采访前的准备工作也比较了解。我经常看到王克勤每次在做采访前的准备工作时，都会研究很多的资料，有时候，我觉得他所做的工作细得都会让我感觉到烦，其实，很多报道并不需要做那么精细的准备，但是，他就会那么去做。”王振宇说。

　　由于王克勤所关注的多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和行业的阴暗面，所以，他也要承受许多常人难以体会的内心煎熬。王振宇说，王克勤在经过数个月对河北定州艾滋病情况的调查返京后，单位的几位同事曾专门为他摆酒“接风”，那次酒席上，他和同事们都喝醉了，几个大老爷们抱头痛哭。

　　王克勤也在自己的语录中写道：对我来说，最大的痛苦不是生活的清贫，而是内心的折磨。

　　他承认自己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倾向，这也让他在新闻圈中给人留下了“独行侠”的印象。

　　三

　　因为揭露“兰州证券交易黑幕”而一举成名的王克勤被永久性封上了“中国揭黑报道第一人”的美誉。这难免让人产生“王克勤是曝光丑陋的专业户”的片面认识。

　　实际上，他后来所做的报道已经远不是“揭黑”那么单纯。仅从他和同事共同所做的“山西煤窑真相调查”的系列报道来看，里边将所涉及到的各类人群、各种利益关系，以及整个行业的真实状况全部清晰地揭示出来，可以说，看了这一组系列报道，涉及山西煤窑的从整体到局部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清清楚楚，他的报道就成了“真相的权威”。

　　这一方面印证了王克勤所追寻的“记者应该是历史的记录者”的新闻理念，也回答了“为什么王克勤所做出的调查报道总会被许多媒体作为权威资料来引用转载”的疑问。

　　也有人说：王克勤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中国经济时报》相关编辑领导们的魄力，他们能够准确判断并能果断地将他的调查报道及时刊发。

　　《中国经济时报》既是外人眼中成就王克勤的舞台，也是当年救他出危难之地的“救星”。

　　熟悉他的人讲，“盛名”之下的王克勤，依然住着单位的宿舍，依然不能接妻儿到北京过团圆生活，依然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

　　这也让许多人对《中国经济时报》产生了怀疑：到底是器重王克勤还是在利用王克勤？

　　“报社是以记者采写稿件的数量和质量来总体评定工资收入的，王克勤采写的稿子影响再大，毕竟数量很少！”王振宇说他的收入与他的付出相比，其实很低。

　　这也注定了王克勤在继续依托《中国经济时报》成就自己“影响性报道”的道路上，除了经受内心的折磨外，还要经受相当多的生活磨难。　

　　中秋节，记者给王克勤发短信，他在采访的路上；国庆节长假期间，记者再次发短信，他依然在采访的路上；国庆节后，他说还不能确定返京的时间，自己正在进行一个新闻座谈会。

　　从第二次给他通电话后，记者就尽量通过短信和他联系。那次，他在电话中提高声音说：“我现在接的是长途，很贵的！” 金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