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八个字优秀设计: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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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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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中文名: 梁漱溟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893年10月18日 逝世日期: 1988年6月23日 代表作品: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编辑本段人物资料
生平简介
梁漱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1],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梁漱溟先生,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1893年生于北京。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10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24年辞离北大,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1928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访问延安。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香港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撤回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务。1946年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政协会议,是年再访延安,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国共调停活动。1947年退出民盟后,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与著述。1950年初应邀来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梁漱溟
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先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先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41年梁先生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对国民党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独裁专制极为不满,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被杀真相》,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表现出崇高的气节。解放前夕,梁先生拒绝参与国民党策划的假和谈,在重庆等待解放,1955年,他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先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对我们党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是有希望的。 梁漱溟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在半个多世纪里,他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的自学小史》、《中国文化要义》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重新活跃于学术舞台,完成了50年前着手的《人心与人生》,出版了《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他还参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并亲自为学员授课、答疑,接待来访的国际著名学者。梁先生为弘扬民族文化,扩展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身世背景
梁漱溟( liang shu ming)(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於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其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 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学术地位
梁漱溟全集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梁漱溟(6张)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人》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编辑本段学术思想
著作(13张)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编辑本段生平概要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梁漱溟
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苦闷、挣扎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留给读者作一个比较。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父亲对我们完全是宽放的,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北大教授季羡林在新书中称要把自己头上的这几顶帽子退回去。在季羡林之前,有更多的当代名人对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表示过异议。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是“中国脊梁”的人物在名声之外有着更多的争议。“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称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梁漱溟作品集(20张)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之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忆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 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梁漱溟照片一(7张)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长子梁培宽说,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很深,但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儿子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第三种态度:郑重。 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 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梁培宽说,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梁漱溟照片二(9张)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最自由的教育
“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两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个“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亦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 梁培恕说父亲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父亲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梁漱溟
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 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后来梁培恕又回过几次邹平,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但当地人对当初让大人和老人去认字什么的,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他们其实并不理解我父亲在做什么”,梁培恕说,父亲后来也和他谈过,可能再多几年时间效果也不会更好,当时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拿着刷子画红太阳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自认自己有几分“分量”,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毛泽东尖锐的批评了他,表示:“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什么运动都会找父亲。‘文革’期间,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 梁培宽说。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下联则是期望他的文章能为后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没怎么受迫害,梁培恕说这全靠他自己的修养。其时梁培宽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宽和梁培恕同时接到电话,称“我们是某某中学的红卫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们回来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赶。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东西扔了一院子。一进门,就被红卫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宽随后也赶回来了。两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着他们烧东西,搜查。 梁漱溟其实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他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 “他也挨过打。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说,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 在梁培恕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令他记忆深刻。那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最大的乐趣是思考问题
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是他并不梁漱溟先生家庭照
是一位古板的人。 他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培宽对此印象颇深:“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能轻易断言。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