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拉江:梁漱溟向毛泽东认错了吗？

梁漱溟向毛泽东认错了吗？

对于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冲突，海内外评说不一，褒贬悬殊；莫衷一是。个人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缘故便是：尽管“毛梁之争”距今已有近58年了，当事人毛泽东、梁漱溟二位均已先后作古。可惜当年的会议记录等原始档案，根据“中国特色”依旧严格对公众封锁、保密。（依据通常的国际惯例，这类大型会议的原始记录早就公之于众了）所以，我们依然难得窥见1953年“毛梁之争”的部分历史真相，只能凭所谓“学者”的“定制”文章，或个人的回忆、坊间传闻，知晓些只言片语……

在与毛泽东冲突后不久，众多亲友、学生纷纷对梁漱溟先生多有劝慰，尤其是其长子梁培宽先生与他的交心长谈，梁漱溟先生对自己的错误颇有省察，并很快写出检讨文章送交毛泽东。因梁漱溟先生的自我反省检查材料长期未公开，除中共的部分高层领导人，政协小组学习会成员、以及他的亲友之外，外人多不知晓梁漱溟先生自己对这场冲突的真实态度。但他曾明言：“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向领导上承认我反对总路线，因反省的结果深知自己错误严重，而其错却不在此。我不能囫囵吞枣把什么错误都承认下来，这样是不解决问题的。”①

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梁漱溟向毛泽东认错”的消息才渐为公众知晓，但其真相依然若隐若现。当然也有不少人并不希望梁漱溟先生向毛泽东认错。

1988年4月，在美国出版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就曾发表了署名翟志成文章——《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梁漱溟先生从居留于美国的亲友寄来的剪报，才得以看到这篇文章。

梁漱溟先生于5月20日口授，由其长子梁培宽先生执笔写就一封信函，用读者投书方式，对翟志成的文章作了回答；该函寄往美国的《世界日报》编辑部。因此这一信函或可称之为梁老自己对这场争执态度的真实写照。

寄出此函后仅一个月，梁漱溟先生便在北京溘然长逝。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时代的前进，特别是执政党开始大力倡导、实施“实事求是”的方针以来，海内外各界对于1953年“毛梁之争”的关切并未衰减。不过根据“言之有据”的基本原则，在原始档案依旧“缺失”的今天，人们仍然难见真相。

2008年第9期《世纪风采》杂志，曾刊出贺吉元所作的《梁漱溟受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历史公案真相》②一文，不幸该作者却指鹿为马地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白纸黑字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硬说成是“梁漱溟受毛泽东严厉批评”。其实，只要是阅读过毛泽东的那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人就会清晰地感受到，这绝不是“严厉批评”，甚至不是批判！且看这篇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你（作者注：指梁漱溟）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③。很明显毛泽东是在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

而贺某还对梁漱溟先生的话语刻意加以“舍取”，贺某人直接将梁漱溟先生的原话“他（作者注：指毛）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合” ④，给“舍”了。从而严重歪曲了梁漱溟先生的本意，进而营造出“梁漱溟先生早已向毛泽东认错”的假象。因该文曾被人民网转载，而广为散布。

对照梁漱溟先生襟怀坦荡，“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一生，众人不免被“梁漱溟已就1953年的‘毛梁之争’向毛泽东认错了”讯息搞得如坠五里雾中！

而今，为响应、落实党和政府大力倡行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方针，也为了清除有意篡改史实，以图混淆大众视听的无良言行，特将1953年“毛梁之争”的当事人之一的梁漱溟先生，留在世间最后的一封信函⑤公之于众。全文如下：

编辑先生：

近年海外报刊时有论及本人的文字发表，关心本人的亲友多剪寄于我。不久前，又收到居留旧金山的甥女寄来的贵报4月5、6两日剪报，刊有翟志成先生所撰《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一文，对本人多有指教。

翟先生“在文中指出，若我对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语言冲突一事有“认错”的表示，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得失荣辱问题，而“是关系着民族的良心与运气”的事。同时翟先生表示，他但愿《文汇月刊》文中所写我“认错”的一些话是访问者的笔误，并希望我能对此事加以澄清。翟先生的用意甚为可感，故敢借贵报一角，就此略作说明。

当年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我不点名批评之后，某日午后将再次开会，我准备在此会上就毛泽东认定我的发言为恶意一点予以辩明。是日上午，曾在家中言道：“今天将一决胜负。”会议进行时，在对方态度的刺激下，我的发言亦因之较前更欠冷静。于激烈争执之后，我突憬然自己已落入意气用事。善意却是善意，不容指为心怀恶意。为人于是非曲直不可含糊暧昧；据理辩明就是，何必言胜负？进而忆及平日用以自勉的一句话：“忽毫不能昧，斯须不敢瞒。”（明儒罗近溪语）我既省察到自己有杂念，自不当隐瞒，虽事过多年，但每与人言及此事，总是承认自己亦是有错。争执产生自双方，唯中国古人有“反求诸己”的教导，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

1974年，所谓“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方式“批林批孔”。我表示赞成批林，于孔子则不当以全盘否定，以《当今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表达自己的见解，招致大小会议批判。对此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所谓批判、我只引用一句古语回答会议主持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当今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两年前已传布海外，如翟先生亦尝寓目，不难明白，我于是非是不敢苟同的。

今年老体衰，我仅仅寥寥数语奉答，倘未符翟先生所望，尚祈见谅。

梁漱溟口述

培宽笔录

一九八八年五月廿日

 从上述信函可见——梁漱溟先生对待1953年“毛梁之争”态度很是明确——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

而今再此阅读此函，使人们不难看到——梁漱溟先生通透人格中最令人叹服的两大要素：

首先是，为了明辨是非，尊重真理；梁漱溟先生能够全然不计个人得失，毫无畏惧。其次是，梁漱溟先生肯于反求诸己，勇于自律省察；一旦觉察自身有不当之处，无论巨细。即坦然认承，绝不自欺自瞒。

①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P.42

②《世纪风采》2008年第9期，作者：贺吉元，可参见：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088909.html

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④梁漱溟先生原话是：“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合，正象我的话也有些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毛、周他们（第一代中共领导）迄今已经故世已有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参见1986年《良友》杂志第八期刊出的《风号大树中天立》署名：任华，该文后被收入《行云流水记往》作者：沈鹏年，出版：上海三联书店）。而梁漱溟先生讲话经贺吉元“取舍”后就变成了：“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参见贺吉元所撰《梁漱溟受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历史公案真相》一文）

⑤《鹅湖月刊》1988年第十二期，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