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张老师水兵舞9:一言难尽的唐伯虎

朱钧柱

540年前，苏州阊门内皋桥吴趋坊的酒肆店主喜得一子，他就是大名鼎鼎字伯虎的唐寅。

历朝历代，苏州一直是文化重镇。苏州的文化名人，尤其是书画名家可谓群星灿烂。据徐徵《吴门画史》载，自东晋至清代，有姓名及生平记载的苏州画家达1121名，明一代即占其中的876名。“明四家”中的沈周、文徵明和仇英，他们艺术才华和成就与唐伯虎各有千秋。在“吴门四才子”中，书称祝允明，画称唐寅，诗称徐祯卿，专技精诣，文徵明则三者皆长，他们都在中国文化史、绘画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文徵明对后辈的影响尤不可小觑，他的子侄弟子大都是能诗善文的文坛名流，组成了一个文化名人群体。然而，惟有唐伯虎，上自帝王官僚，下至平民百姓，雅如文人学士，俗至贩夫歌女，对其大名无人不晓，享有“名传万口”的“一代才子”美誉。这是一个耐人寻味、见仁见智的历史文化现象。

古代那些与皇权保持距离或仕途失意的文人之所以怀有深厚的“唐寅情结”，一方面是推崇伯虎的才情，另一方面则是唐伯虎的坎坷生涯中勾起了他们一言难尽的感慨和共鸣。而通俗文学，则充分表现了唐伯虎不拘礼法的性格特征，附会如“点秋香”之类的风流逸事，以插科打诨方式来满足市民对达官贵人的嘲弄心理。这种“戏说”，自冯梦龙的《唐解元一笑姻缘》之后渐渐演绎成家喻户晓的苏州弹词《三笑》。在香港明星周星驰主演的电视剧中，唐伯虎被“戏演”为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好一个说不尽的唐伯虎！

其实，唐寅文化现象的意义和价值远不在此。对于唐寅文化现象，有必要借用恩格斯的一句著名术语：“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进行剖析。”由于明代中叶苏州这样的“典型环境”和唐伯虎本人出众的才华，使他享有了令人羡慕的名望；由于他在起伏跌宕的人生旅途中形成的狂放的个性，铸就了一种“出入天人之间，为一家学”（祝允明语）的心志，而他不幸的遭遇又决定了最终悲惨的命运。这一切，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任何一个文化名人的产生也同样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生态环境。

唐伯虎生于成化六年（1470），病逝于嘉靖二年（1524），他一生处于明代中叶。这一时期的苏州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地区，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手工业的发展，崇文的社会风气则促进了刻书、印书业的兴起，雅士、富商和市民收藏书画也成为了一种时尚。加上远离朱明王朝统治中心的地域因素，苏州形成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集聚了一大批多才多艺的文人。他们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试图步入仕途，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但都未如愿以偿，或被隔绝于仕途之外，或虽入仕途但郁郁不得志，最终疏离了政界。二是他们呈现文人市民化和书画商品化的倾向。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一些平民文人或因出于生活窘迫而以出卖诗文书画为生计，或因受到了民众的追捧而使作品流入了市场，这促使了文人自命清高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三是他们追求个性自由，崇尚性灵解放，憧憬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憎恶那种吞没个人真情性的封建纲常，不屑以至贤为冠冕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僵化的传统文化模式。唐伯虎正是生长在这样社会环境和人际圈子里的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体现出了上述的三个特征。

说唐伯虎是明代中期文人中的“典型人物”，首先在于他那横溢的才气造就了他那高妙的画艺和大量优秀的传世之作。他既擅长山水、仕女、花鸟，又攻书法，在山水画方面，他早年师从周臣，取法南宋，后又向沈周学习，深得元画的精髓，加上他曾壮游名山，胸藏万卷，很快自成一家，青出于蓝。明代著名诗人王稚登《丹青志》称“唐寅画法沉郁，风骨奇峭，刊落庸琐，务求浓厚，连江叠巘，洒洒不穷。信士流之雅作，绘事之妙诣也。评者谓其画，远攻李唐，足任偏师；近交沈周，可当半席。” 他是“明四家”中首屈一指的擅长画仕女人物画的高手，善于以细腻的笔触或用工笔、或用写意，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各种典型人物形象。他中年得意之作《秋风纨扇图》，诗画情景交融，寓意深刻，反映了他饱经人世沧桑，一生不得志的感慨之情。其次在于他诗文造诣深厚。他善写乐府诗，擅长辞赋，尤其是经科举案后，他的诗文时常流露出傲岸不平、藐视权贵的狂放之气，传递出人格精神。他的《桃花庵歌》充分表露出“澹泊自甘，狷介自处”的独行趣味，他写道：“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作为一个才华超群的落魄文人，虽然无奈，他仍然“立锥莫笑无余地，万里江山笔下生”，“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他宁可卖画，也不用不义之财表现出文人的自负自尊的风骨，其思想超越了前人，这是同时期的诸多吴门文人所不及的。他的“俚歌”通俗流畅，不拘成法，采用了大量口语，意趣清新，真情实感溢于言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与台阁体、茶陵派和“前七子”复古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明代中叶苏州文人的典型人物，唐伯虎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文人性格的两重性。他与唐代李白的经历、性情有着惊人的相似。李白虽然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但希望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声誉，得到某个有力人物推荐而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远大理想。然而李白不是投靠权贵之辈，李林甫把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有出路。他纵酒狂歌，桀傲不驯，遭来的是诽谤和冷遇，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他内心充满无限苦涩。他只能放浪山林，佯狂避世，热衷于求仙访道，企图以宗教来解脱胸中的悲愤与苦闷。而当仕途有望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又顿时浮现，然却错投在永王李璘的门下，在肃宗与永王的争斗中他成了无辜的牺牲品，遭受了更大的打击。在出仕与退隐的矛盾中，他时而高歌自己的现想，时而悲叹时运不济；时而乐观，时而颓唐；时而激愤，时而消沉。他的感情，他的诗歌，就是这样激荡着、矛盾着——这正是那个时代的反映。李白是唐伯虎最敬佩的前贤，唐伯虎自视为李白千载之下的知己，《把酒对月歌》把他这一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用李白的诗题，话李白的诗意，学李白的言行，既解李白豪放中的无奈，又为不与李白生在同时而怅恨。“十年寒窗，金榜题名”，这曾是自视不凡的唐伯虎梦寐以求的目标。即使遭遇科举案的沉重打击之后，切身感受到了官场的凶险，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懊恼，尽管看似洒脱，但还是难以忘却科举功名，对曾经的辉煌心怀留恋。他在印石刻着“南京解元唐寅”，不时向书画上钤盖。“领解皇都第一名，猖披归卧旧茅衡”，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态。他四十五岁那年，当江西宁王朱宸濠派遣使者重金礼聘时，他以为施展抱负的机会重新降临，欣然抛弃了桃花庵的“神仙”生活。在这一点上，他的好友文徵明比他要清醒得多，淡泊得多。李白和唐伯虎的共同特点都是负才甚高、济世甚烈。然而文才不等于政才，仕途不是人人都能走得。进入封建官场并有所作为，不仅仅凭超人的文才，更需要从政的政治敏感、政治智慧，对封建吏治的精明洞悉，宠辱不惊的从容胸襟。与李白当时所处的环境一样，明代严酷腐朽的政坛没有唐伯虎的立身之地，是因为它不能容忍唐伯虎那样恃才傲物的狂放！李白和唐伯虎，两个朝代的两个文化巨人，最后都遭遇了相似的不幸。

唐寅文化现象显示了中国古代文人在推动文化发展方面的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局限性。唐伯虎的悲剧说明，在强大的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与根深蒂固的伦理型文化传统制约下，明中后期一批具有人文主义精神文化人的时代性缺陷是明显的，他们对现实不满，但他们却不像欧洲人文主义者那样对未来无限憧憬，充满信心，他们内心充满矛盾和苦闷。这种矛盾不是新与旧的矛盾，而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地中只能是一条故道：或循迹山林，寄情山水，或浸迷于宗教，企图从中觅求精神解脱，在自相矛盾中自我沦没。唐伯虎从宁王那里脱身返回苏州后，仍然受到一些牵连，常有官吏来查问，他过得并不安宁，达官显贵也不再与他交往，他贫病交迫，万念俱灰，心灵皈向了禅宗，企图从中取得心灵上的平静。然而，禅宗给他的只是一种幻觉，他的“仙气”渐渐在生活的重压下消失了，这位自号“六如居士”的才子黯然地走到了悲剧人生的尽头。

他为苏州的文化创造了辉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他的一生也留给了后世无穷的思索和感叹。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唐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