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最正宗油泼扯面:城市脊梁4

    二

    【采访1】 原大连造船厂厂长 孙文学

    邓小平说咱们这么多的造船厂，为什么不能走出国门给国外造船呢？

    【采访2】 原大连造船厂党委书记  侯君柱

    因为那个时候很少有人认识到，船舶工业这个产业本身是世界性的。

    【采访】原大连造船厂厂长 孙文学

    当时各个船厂，特别南方船厂都不接手，都不冒这个风险。

    【采访】 原大连造船厂厂长 孙文学

    找我了，老孙怎么弄？你们敢不敢？我说有风险，但是我也想接。为什么呢？当时厂子24000人吃饭问题，我要不接这些船，中国这些船总不落实也是问题。但是国际标准不熟，我说不熟咱咬着牙也得干。他说你就接了吧，我说好，接了。

    【采访】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教授 张道航

    敢为人先是大连工业的一贯品质，也是大连诞生众多新中国第一的原因。既然做第一，就要承受压力和挑战，大连的工业也在压力和挑战当中不断成长。

    大船集团30万吨级码头，出口丹麦clipper公司的30万吨大型油轮“壮丽海港”号正交船启航，如今的大船，其船舶出口已占到了总产量的70%以上。

    30年前，新中国的第一艘出口船“长城”号也是从这里下水的，不过当年这第一艘出口船却险些成为大船难以逾越的险滩。

    上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10年浩劫的中国元气大伤。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浊浪中，工业计划被搁置，各种工作规程被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而遭到批判，从外国引进技术被骂为“洋奴哲学”，中国工业同中国经济一道，在集体无意识的狂热中陷入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此时的世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蓬勃兴起的科技革命正迅猛地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错失融入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当从浩劫中走出来的中国终于向世界打开大门的时候，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已经成为中国人不敢轻易涉足的陌生领域。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份来自香港船东的国际订单摆在了中国造船人的面前，这份似乎唾手可得的订单，却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接还是不接？这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接了这笔订单，大船就要革新生产工艺和流程，按照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国际规范进行生产，风险极大；不接订单，那么大船就会丧失一次参与到国际造船市场竞争的重要机遇。

    既是血脉中敢为人先的气魄使然，也有出于生存压力的现实考虑，1980年5月，大连造船厂与香港联成航运公司签订了2.7万吨散货船建造合同。

    尽管在国内造船业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新中国第一艘出口船面前，大船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与国际规范之间的距离。

    【采访1】 原大连造船厂厂长 孙文学

    连设计加建造18个月得给我交船。你要拖了以后，拖一天要给人家4500美元。要拖两个月、三个月，人家要弃船，不要了。

    【采访2】 中船重工党组成员 大连船舶重工董事长 孙波

    我那个时候也在学徒，给我的印象，当时我们周围很多工人都参加英国劳氏的焊工证的考核。要真刀真枪地去焊，合格的人才可以参与这个出口船的建造，不合格的人就退下去，竞争也是非常残酷的。

    【采访1】 大连船舶重工返聘高级工程师 郑礼

    钢板要求研磨到什么样的光滑程度，必须得做到，不做到人家不验收。过去船厂说的算，你说这个不行，我就这样，你必须接受。那是计划经济。这回在出口这块儿，市场经济开始了。

    【采访2】 大连船舶重工全国劳模 战怀奎

    有个工人咳嗽了，随地吐了一口痰，吐痰吐到这个钢板上。日本叫中西的验船师马上就把这个痰拿红粉笔做了标记，画了一个圈。什么意思？船东说这个区域要求换板。我们当时那个船体车间就通过这一个实例，展开了一个研讨，通过这个事情规范我们的行为。

    【采访】 原大连造船厂厂长 孙文学

    他允许误差25毫米，咱差2个毫米。宽度、高度、平衡度百分之百，他都不相信。说实在的，这条船是敲门砖，敲开了国际大门。

    【采访】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教授 张道航

    造船是比较早打入国际市场的，是外向型经济的开端。此后有越来越多的大连企业走了出去，参与国际分工合作。

    要学习世界造船业最先进的工艺流程，更要面对国内与国外生产观念的激烈碰撞，甚至可以说，生产观念上的差距远比技术难关更加难以克服。

    这是一次艰难的启航。在外国船商挑剔的目光中，大船人保质守时地向国际市场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1981年9月14日，中国第一艘按国际标准设计建造的出口船舶“长城”号，在大连造船厂建成下水。

    正是这艘出口船“长城”号的成功建造，开辟了中国造船业的新纪元。如今，大船所服务的船东分布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丹麦马士基、TOM、德国瑞克莫斯、新加坡太平船务等国际知名的航运企业，都成为大船重工多年的合作伙伴。今天，大船已将其业务拓展为造船、修船、军工、重工和海洋工程五大板块，以30万吨原油船VLCC、大型化学品船、大型集装箱船、大型滚装船、大型浮式生产储油轮、半潜式钻井平台、自升式钻井平台等为代表的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和海洋工程产品，给快速发展的中国造船业带来无数荣耀。

    【采访】 原大连纺织厂厂长 宁佩英

    我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年末职工的奖金问题，当时我一看账，还有1万多块钱。大纺当时有5000多职工，这1万多块钱，平均发到每个职工，大概就2块多钱，这个奖金未免太笑话了。

    【采访】 原大连纺织厂厂长 宁佩英

    中央调查组来了，我才上了几天又干什么错事了？结果就是说，大纺这个奖金，集中用在这一小部分人身上，新上任厂长犯了很大的纪律问题。

    【采访】 原大连纺织厂厂长 宁佩英

    半年职工拿不到奖金我自己就下，结果没用半年（就拿到奖金）。到第二年的年底，效益已经翻了一番。

    【采访1】 大连冰山集团董事长 张和

    我这个人叫它搞试点，因为我本身也想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到城市就是改企业。过去政府说了算，现在厂长负责制，就是要厂长说了算。

    【采访2】 大连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于寿尧

    张和当厂长了，抓内部改造，在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把张和及冷冻机厂解剖开了，就了解整个城市企业体制改革的路了。

    【采访1】 原大连色织布厂职工 刘晓娟

    我感觉没有家了，有这种感觉。没有归属感了。

    【采访2】 原大连色织布厂职工 王岩

    没想到国有企业还能破产，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第一个破产，就是觉得国有企业怎么就破产了呢？

    【采访】 大连戚秀玉职业介绍所所长 戚秀玉

    当时下岗正高峰的时候，我们没等开门，外面都人山人海在那等着。一开门都轰隆轰隆往里跑，抢在最前面，在他们印象中觉得，我抢到最前面，我能抢到工作啊，我在后面挨不着边。这些下岗职工确实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那个刚开始复苏的春天里，大连工业也像乍暖还寒的天气一样，有了新的生机。但在改革开始的时候，人们观念和意识上的更新，却还是那么的艰难。

    宁佩英，原大连纺织厂厂长。1984年年末，宁佩英刚一上任，残酷的现实就给她来了一个下马威。

    此刻，在厂房和仓库里，货品却因为适销不对路而大量积压，直觉告诉宁佩英，必须开发适应市场的新产品，才能让企业这潭死水活起来。于是，她作出了第一个决策，把仅有的1万元都奖给产品研发人员，鼓励他们快速开发新产品。谁知，这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却差点烧到了自己身上。

    很快，中央调查组专程来到大纺，宁佩英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调查结果证明了她的清白。这件事情反而让个性倔强的宁佩英憋了一股劲。

    事实证明，正是依靠新产品研发，大纺才摆脱了持续数年的困境。很快，荣誉接踵而来，由于贡献突出，宁佩英被选为人大代表。在一次全国人代会上，她与来自浙江海盐的“衬衫大王”步鑫生不期而遇。在听取步鑫生作经验介绍的时候，宁佩英欣喜地发现，自己上任之初的举动，竟然暗合了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的改革主流。

    当时决心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的厂长绝不止宁佩英一个人，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大连工业由于起步早、历史长，加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了几十年，在为我们国家和城市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机制僵化，厂房破旧，设备和技术老化，冗员甚多，而且承担了住房、供水、供气、托幼园所、中小学校、医院等全方位的社会职能。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面对国内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这样的状况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1984年，国家经委决定在大连市推广试行厂长负责制。大连冷冻机厂的张和率先进入了这一角色，开始构筑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大连冷冻机厂的改革在阵痛中开始。与此同时，一系列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也在全市铺开，大连工业先后经历了简政放权、厂长负责制、承包租赁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行股份制试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改革等不同改革阶段。

    改革，就意味着踏上了一条充满痛苦与彷徨的道路，更是一次脱胎换骨、凤凰涅槃般的跨越。1994年10月13日，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大连色织布厂，这个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在新中国的纺织业中一度辉煌的企业，正式宣告破产，这是我市第一家破产的企业。当“破产”这个字眼变成现实的时候，当国企职工、铁饭碗、稳定的收入，这些曾经让工人们引以为傲的身份象征不复存在了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平静地面对。

    从1995年到1997年，长期处于低迷处境的国有企业开始尝试着以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办法从困境中实施突围。这3年间，全市下岗职工达到了8万多人。虽然政府各级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从各方面加以安置，但还是有很多人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就在大色职工完成分流后半年，以往门可罗雀的职业介绍中心开始挤满了求职者。

    从《咱们工人有力量》到《从头再来》，国企职工的分流下岗无疑是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挥之不去的伤痛。但也正是由于工人们的顾全大局，国企改革才得以迅速冲过湍急险滩，踏上了高速发展的顺畅轨道；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也让这些下岗工人的生活有了基本保证，他们中有很多人也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经过二次创业，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丰碑上，从头再来的下岗职工们，将作为刚毅的群像永远雕刻在人们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