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服三妹葫芦:杨鲁军：让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

杨鲁军：让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
 
2011年08月18日 来源： 华龙网—重庆日报 

　　嘉宾简介： 杨鲁军,1961年8月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毕业于复旦大学。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百余篇。出版专著《论里根经济学》等著作，并有大量译著。先后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上海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 1988年当选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出版《解析中国》、《中国当代神话录》等多部政论集，引起广泛重视。他的不少见解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记者 李幸 实习生 陈煦嫣

　　“共同富裕”的提法过去快30载，究竟什么时候能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吗？重庆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和核心究竟是什么？昨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外宣办与新华社重庆分社主办的“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第三场嘉宾在线访谈中，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杨鲁军侃侃而谈，针对上述疑问一一解答。

　　对如何破解“共同富裕”这一难题，重庆选择了一条最切合实际、最具有操作性、最正确的路径

　　“当我看见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出台的《决议》时，感到很震撼也很兴奋。”杨鲁军说，重庆市委以召开全委会这一最高级别、最庄重的集体决策形式，出了一份《决议》，匠心独运地破解当今中国社会极复杂、极麻烦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言之凿凿以量化形式立下军令状，决定用5年时间基本解决重庆的共同富裕问题，将基尼系数由现在的0.43降低到0.35。这是我所看到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创造的最具有理论水平的最好的经典文件，这是重庆的一个大事件，也是中国的一个大事件。”

　　他认为，这份《决议》，其路径选择表现出一种极具历史穿透力的历史智慧和着眼于社会长期安宁稳定的良苦用心。“重庆市委这份决定实际上提供了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方法，‘十二条’措施每一条都表明了，重庆是早解决而不是晚解决，是由政府出面在体制内解决，而不是在体制外以非正常的方式解决，是和平的解决，而不是采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基本上是借助于经济总量的增加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量，而不是切割存量及剥夺利益集团寻求解决之道。在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决定》表示出由衷的敬意。毫无疑问，对如何破解‘共同富裕’难题，重庆选择了一条最切合实际、最具有操作性、最正确的路径。”

　　重庆解决共富问题的一个核心突破点，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持和全国的呼应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与京津沪相比，重庆的经济底子是最薄的。在这样的地区实行‘共同富裕’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我真诚地相信重庆市委的‘十二条’措施一定能在这里开花结果。”但同时杨鲁军也对重庆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困境和若干制约因素表示担忧。

　　他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解决“共同富裕”，重庆已经亮剑，但单靠重庆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该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就是说重庆必须得到中央的支持和全国的呼应，在国家层面得不到解决，那重庆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呢？第二，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的最后难点是利益集团。就重庆而言，虽然这次的《决议》没在既得利益集团上做文章，完全是增量。但此前重庆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做这篇文章了。例如公租房建设，不可能不触动房地产商的利益；六大交易所，更是动了那些利益集团的奶酪。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时间的推移，重庆这方面遭遇的困难和压力会越来越大。第三，重庆用5年时间基本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可圈可点。然而另一个巨大问题是，中国东西部发展的差距近年来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到5年以后，重庆基本解决这些内部的贫困悬殊时，如果客观上重庆本身与东部的差距在不断地拉大，这个问题谁来解决？市委决定解决重庆内部的贫富问题，重庆与其他地区的共富如何解决？杨鲁军表示，这三大因素和困境制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重庆解决共富问题的一个核心突破点。很简单，就是国家层面的联动。

　　不重视和解决“两极分化”，中国现代化永远是一棵长不大的树。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中国共产党

　　针对目前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大肆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杨鲁军一如既往地认为只有共产党人能把“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是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的。

　　杨鲁军认为，西方国家的执政集团、统治集团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基于这一条我们就能断定在西方它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个问题，但不可能从根本上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没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执政党面前，这一问题才有可能从制度上得到根本解决。

　　“共同富裕”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对此，杨鲁军认为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共产党。

　　“大家都知道‘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下的‘老大难’问题。如不重视和解决‘两极分化’，中国现代化则永远是一棵长不大的树。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只要共产党真正意识到了这个严重性，集全党智慧和意志开始狠抓实干，我不相信在中国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杨鲁军说，重庆计划5年解决这个问题，全国而言花20多年时间是完全可以解决共富问题的。如果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都能够像重庆那样，永远尊重人民，敬畏人民，以人民的喜怒哀乐为喜怒哀乐，把人民的地位放在第一位，那中国没什么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的。

　　杨鲁军认为，重庆匠心独运地将破解当今中国社会极复杂、极麻烦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难题作为自己发展战略的支点，表现出一种极具历史穿透力的历史智慧和着眼于社会长期安宁稳定的良苦用心。在重庆这样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实行“共同富裕”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重庆路子的核心就一句话——“让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本质则是另一句话——“让共产党在中国长期执政，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附文2：

对“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一些看法

——兼论对日本和台湾的“软”与“硬”

杨鲁军

一

1978年10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访问前，日中双方曾约定，邓此次访日不讨论诸如钓鱼岛归属这样的有争议的问题。然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日本记者还是突然向邓提出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邓作了即兴回答，提出了“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合作开发”的主张[1]。

事后邓小平回忆：“……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2]

1989年邓对戈尔巴乔夫重提此事，他说，中日之间，“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3]

邓小平对于钓鱼岛问题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软办法”和“冷处理”。

二

日本人却不是省油的灯。

日本人公开声称钓鱼台群岛一直都是日本的领土，惟日本拥有有效的管治权，因此不存在主权谁属的问题。中国搁置主权的一番好意反倒成了人家的笑柄——人家说主权本来就是他日本的，你说搁置，正好说明了你的理亏和心虚；至于共同开发更是妇人之言，岛屿本来就在人家手中，人家爱怎么开发就怎么开发，赚不赚钱和赚多少钱，关你何事，谁跟你分？

1996年9月， 金尧如先生愤然写道：“日本政府强暴霸占我钓鱼台的行动已经发展到公然无视有中国政府存在的地步。此可忍，孰不可忍？……钓鱼台领土主权谁属之争已经到了底线，迫使中国台湾两岸执政当局面临同日本政府摊牌的阶段。要么就是通过谈判，迫令日本政府拆除钓鱼台上的日本灯塔，涂刷日本国旗，撤去日本海上防卫厅的巡视，让中国大陆和台湾船只、渔民自由进出、操作，要么就是中国军舰进驻钓鱼台海域……事至今日，中国政府提议‘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合作开发’二十余年，同时却容忍日本置中国政府的建议于脑后，日本海上防卫厅的舰队霸占钓鱼台也已二十余年，中国政府这样让步、受屈辱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再继续不予改变，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在二十世纪最后年代添上一条又受日本侵略的国耻！海峡两岸三地的中国人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刚从英国人手上收回154年前满清王朝割让给英国的香港，怎么同时又从自己手上把钓鱼台的领土主权放弃给回我国人民的宿敌日本？”[4]

张文光先生剀切指出：“中国的钓鱼台实际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中国的领土主权已经被日本侵犯……军国主义在日本的领导人中，不是一人一阁的想法，而是日本政府一个引而待发的幽灵，中国政府……仍未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而只视为日本右翼分子的个别行为，如果不是天真，便是无知，或者因为经济的利益而忘却了民族的利益，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痛心疾首的。”[5]

三

不光是钓鱼岛的问题。

邓小平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6]他特别讲到了南沙群岛的问题：“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7]邓小平所倡导和推崇的，显然是后一个办法。

南沙问题绝不简单。南沙群岛海域广阔，有两百余座岛屿，石油天然气蕴藏丰富，又是欧亚战略航道的必经地，现由“六国七雄”（中国、越南、菲律宾、汶莱、马来西亚、印尼及台湾）分别占领，并潜伏着冲突的危机，被称为亚洲真正的火药库[8]。

南沙问题同样是“搁置主权易，共同开发难”。而且，永远是你单方面一厢情愿地搁置主权，人家占领岛屿的主儿可没有一个说岛屿不是他的；你一厢情愿地要和人家共同开发，共同得利，可人家早就独个儿开发、已经并正继续获取巨大利益了，在偌大的南沙，恐怕没有人会将蛋糕分给你。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搁置主权——你就永远拿不回主权；共同开发——根本没你的份，你拿不回一个子儿！

除了武力收回（以及在武力威慑下的谈判收回），试问中国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解决中国对于南沙群岛的主权及管治权问题呢？

四

结论：中国不应继续将“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作为对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的既定国策了。

五

事情好像没有完。

邓小平在对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一手软”的同时，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问题上却表现出了罕见的“一手硬”。

人们都知道邓小平在收回香港问题上的决绝和强硬。他的语录是：“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还不把香港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9]

人们也知道邓小平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和手段。他的语录是：“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10]

六

笔者一直质疑：

——为什么对于香港和台湾是主权问题没商量，既不可以讨论，又没有回旋余地，而同属中国领土的钓鱼岛的主权却非但可以讨论和回旋，还可以挂起来，搁置一旁，先开发、赚了钱再说？

——为什么解决现今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的钓鱼岛问题“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而解决掌握在本族同胞手中的台湾岛问题却“不能排除使用武力”？

——为什么钓鱼岛问题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可以由比我们聪明的下一代寻找更好的解决方式，而台湾岛问题却不仅我们这一代要记住不排除使用武力，而且我们的下一代也要记住这一点？难道比我们聪明的下一代就不能选择比武力解决更好的方式了吗？

——为什么不收回香港和台湾就是李鸿章，而不收回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就不是李鸿章了呢？

事实证明，邓小平在处理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方面，套用一句他本人的话语，是“一手硬，一手软”，即：对于以本族同胞为主的港台问题是“一手硬”，对于外国人（例如日本人、俄罗斯人、菲律宾人等）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则是“一手软”。

七

这不是理论问题。

有人说这是韬略问题。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

好家伙，比英国割让香港晚得多的沙俄侵占中国相当于1500个香港的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以及苏联对中国黑瞎子岛的长期侵占，就这么“一风吹”、“结束了”、“完了”、不要了？

有人说，以苏联那时“超级大国”的地位，邓小平明知那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拿不回来的了，所以就故作高姿态，做潇洒状。

这话并不对。今天拿不回来不等于明天拿不回来；这一代人拿不回来不等于下一代人拿不回来。什么叫“完了”？重要的是中国永远都不应当放弃对于被别人侵占去的领土所拥有的主权。

有人说，邓已经讲得很清楚，那150万平方公里被沙俄侵占的领土，是通过有关条约规定的，中国现在仍然承认这些条约，因而那些领土早就属于人家，中国没有理由再去要回。

这样说更不对。香港不也是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的吗？只不过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衰落了——除了将香港尽量体面地交还中国，它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关键还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格局的变化。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两年半之后，苏联不是整个解体了吗？谁能说中国再无机会像收回香港一样收回那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八

小平去世已经13年了，今天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对邓再搞“两个凡是”。

不说香港、俄罗斯或南沙群岛，至少，在对日本和台湾问题上，我们应该把邓氏的“一手软”、“一手硬”颠倒过来，即对日本硬、对台湾软。

先说对台湾的软。应在明确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前提下，坚持如下四项原则：

——搁置统一争议；

——绝不使用武力（撤除大陆瞄准台湾的所有导弹）；

——尊重两岸分治；

——共同振兴中华。

再说对日本的硬。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不能搁置，不能讨论，要明晰主权，无论从民族感情还是本身的资源价值都不能搁置与讨论。须通过国与国政府的和民间的各种途径，包括外交的、政治的、经济的手段来解决钓鱼岛主权问题，绝对不能排除使用武力的手段。笔者判断，中日十年内必有一战（应该从海战开始），中国应该早做预案，因为日本早在准备这样的预案了。

九

今日中国，谁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国人拭目以待。

注释：

[1]参阅高屹主编：《邓小平设计中国改革开放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13—414页；萧诗美著：《邓小平谋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23—425页。

[2][3][6][7][9][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2页，第86—87页，第87页，第293页，第49页，第87页，第293—295页，第12页，第86—87页。

[4][5]见《钓鱼台——中国的领土！》，香港明报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4—25页，第36—37页。

[8]参见唐龙：《南沙群岛：六国七雄之争——南海将是亚洲的火药库》，载《开放》杂志1996年第12期，第72—74页。

本文为作者在2010年10月8—10日“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上的发言，部分观点见于作者1998年10月23日所作《邓小平与国家主权》一文，载《杨鲁军文集》第一卷，第3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