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中古背景(一)

    在这一个系列，我想讨论现代文明的兴和亡。所谓现代文明，也就是主宰人类生活将近三百年的主流，起源于西欧，逐渐普及于全球，而最近半个世纪来，这一文明已经呈现衰象。此下几节，我将从现代文明的出现，逐步讨论到发展的过程和特性，以及最近发生的一些问题，至于未来是什么样的文明来代替现代文明，就是必须由我们大家共同担起的责任。未来是成是败，是再度兴起一个更好的人类生活方式，还是又沉沦到混乱？今日我们无法预知，唯一可知者，如果我们听任自然的发展，未来发展的方向，变坏的可能大于变好。

    基督教会权威取代罗马帝国世俗政权

    所谓“公教秩序”，不是属于任何一个族群的普世体系，既是一个信仰，也是一种政权。

    首先，我必须要谈到现代以前西欧的情形。近现代的前身，是欧洲的中古时期。欧洲的古典时代，极盛之时是罗

    马帝国，和中国的秦汉，遥遥相对，在地球的两边，各自发展了极为光辉的人类文明。公元476年，已经分裂为东西两罗马的西罗马帝国解体，蛮族雇佣兵的将军们，分别割据，也和汉代的衰亡的长期混乱，有相似之处，不过过程更为逐渐，很难有明确的断代。

    大略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欧洲也有大批的“蛮族”入侵，一波一波，分别占据罗马帝国的各处。同时，基督教会从一个地下宗教，在蛮族之中广为传播，将这些本来散漫的族群，都容纳在基督教的信仰之内。到了进入西欧的中古时期，基督教会的权威取代了罗马帝国的世俗政权。所谓“公教秩序”，不是属于任何一个族群的普世体系，既是一个信仰，也是一种政权。许多散漫在各处的蛮族族群，驯化为公教秩序内的各种单元。无论那些蛮族的首领自称什么封号，都必须在教会的认可下，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和中国皇帝与儒家思想结合的皇权，并不一样，因为儒家的士大夫，并没有凌驾皇权的权威，虽然皇权本身也必须靠儒家给顺天承运的合法“天命”。

    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将泛希腊文化，推广到大部分的欧洲和一部分的亚洲，在推广过程中，泛希腊文化也演变成“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这一文明系统的“中原”，是地中海外围。中国古典文明发展的时候，是从黄淮地区，面向南方开展，北方和西方却是草原上各种北族的基地。从南北朝到唐末五代，西北族群也是一波一波地进入中原。安史之乱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外族的军队实质上在中原散布各处，也彼此攻战不休。五代的君主，除了后梁以外，都是外族军事集团的一部分，甚至于宋代的赵家，也是胡汉军事集团中的一部分。反而，汉化较晚的南方，却是保存比较纯粹的汉人文化。

    相对于中国的情形，西欧走的是另外一种模式，罗马的“中原”，也就是地中海外围，并不是泛希腊文明的中央，而罗马军团征服的地区，大部分偏于东方，也就是旧日亚历山大大帝君临之处。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是已经东方化的东罗马和波斯帝国基础上建立的许多地方政权。630年，回教兴起，将这一个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彻底地转变成伊斯兰的文明，而且从此以后，直到今天，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个信仰独一真神的宗教，争论不断。

    倒是中欧和西欧，并不是罗马帝国主要的发展方向，而在蛮族大批入侵的时候，中欧和西欧是蛮族分布最多的地方。那些分别占领各地的部落，还是保存了长途战斗和迁徙的传统。同时，他们在基督教的驯化之下，敬拜上帝，对基督教会的公教秩序，十分服从，在虔诚的信仰以外，他们并没机会学习旧日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文明。因此，在西欧与中欧，许多所谓异端信仰，也就是本来当地居民的宗教，和蛮族曾经相信的固有信仰，都编入基督公教会的礼仪之内。例如，冬至的庆祝，转变成耶稣的诞辰。春分的庆祝，转变为耶稣的复活节。于是，就文明本身的质量说，公教秩序包含的内容，并不十分丰富，乃是一种神权主导的信仰系统，社会伦理和个人品行，也都是在礼仪与教规之下，普及于社会，而未必经过思辨的过程。

    长期居留在欧洲的蛮族，我们一向称为日耳曼民族，他们进入欧洲以前，原来大多住在里海、黑海和东北欧的各种印欧民族，在第三、第四世纪，欧亚大陆的各处，都有大批人群的移动，我们今日无法完全解释，是什么缘故使这些迁徙的族群，离开了本乡移往他处，气候因素似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条件，在寒冷的北方，牲口大量冻死，草原缩小，北方的人口不能不向温暖的地区移动。东方的中国，因此承受了一批又一批北族的侵入，而欧洲也接纳了一批又一批所谓蛮族。西欧与中欧的原来居民，其实也大部分是从外面移入的人口；例如，今天法国地区在罗马时期，称为高卢，他们是和今天爱尔兰的居民同一来源，可能是在相当于中国汉初的时候逐步移入欧洲，这些人和中国历史上西域的“塞种”，大概是同一族类。这些新来的日耳曼族，将同样是印欧民族原居民，推到边缘。前后两批新来的居民，共同构造了基督教文明覆盖的底层。公教秩序给了他们一定的行为规范，却并没有给他们文明的动力，作更进一步的发展。

    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和公教秩序的松动

    十七世纪时，中欧的若干民族，向教廷挑战，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主权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意识形态之外，可能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伊斯兰文明所聚的地点，切断了东亚和欧洲的贸易路线，丝道上的利润，全被伊斯兰国家垄断，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还是经过红海的海路，东方货物进入欧洲，回教王公都赚取了最大的利润，而这些东方物品，在欧洲的价格，就十分昂贵。长期的经济冲突，终于爆发为以宗教立场为借口的十字军累次东征，达二百年之久（1096年-1291年），西欧与中欧的领主们，和他们的军队，在地中海以东接触了伊斯兰文明，以及东方图书馆与学校保留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于是，欧洲的居民，忽然发现在宗教教条之外，还有那么多值得寻求的知识和那么多不同的想法。这一个刺激，在欧洲，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1400-1600）。

    对于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使得中国与西欧的居民，领会到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些文化因素，譬如说，从严谨逻辑推演的理性；又譬如说，从人性自然涌现的情义。这新视角的涌现，将欧洲知识分子重新带到一个新天新地，使他们对于公教秩序的教条，提出疑问。文艺复兴时代的创作，在欧洲又重新延续了希腊时代，理性的追寻，也复活了对人性的欣赏和悲悯。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例如达文西，在这两个方向，都有令人钦佩的成就。许多歌颂基督教神性的绘画和雕刻，实际上都在表达自然的人体和自然的风景。有知识的人士，不再能够满足于公教秩序的教条和礼仪，他们甚至于会问道，这一公教秩序的基本假定是否合理。在他们怀疑到人神之间关系，是否真是如同公教秩序所说的那样单纯，公教秩序的基础，也就松动了。公教秩序对于各种世俗力量的约束力，也就不得不面临挑战。

    第一个发生问题的领域，就是日耳曼地方政权的领主，他们本来各自为政，并没有统一，只是个别的臣服于罗马的教廷。他们的封号和政权的合法性，都必须经过教会的认可。同时，他们对于罗马教廷，也必须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奉养这一个庞大的神权体系。变化终于发生了，在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出现了三代能干的军事领袖。在公元732年，马泰尔（CharlesM artel）领导法兰克联军，击败了经过地中海南岸迂回而上的伊斯兰军队。这次胜利以后，西欧、中欧不再有伊斯兰的威胁。（有趣的对比，在几乎同时，不过二十年左右，750年，中国远戍中亚的驻军将领高仙芝，在和伊斯兰军的对抗之中大败于袒罗斯，中国从此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而伊斯兰教权从此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