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苏 黄洁洵 郭守杰:让中美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

    中美政治关系的新定位和战略互信的增进,为双方进一步推进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创造了条件。在经贸合作方面,双方进行了坦诚的讨论,分别对对方关切做出了回应和承诺。美方向中方承诺“将重点减少中期联邦赤字,确保长期财政的可持续性,并对汇率过度波动保持警惕”,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整个国际社会对美国“量化宽松”和货币贬值政策的担忧;美方关于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不仅将加速中美之间这一问题的解决进程,而且将有助于推动欧盟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美方愿意与中方讨论美国的出口管制体系改革,使人感到了美国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政策松动信号;美国承诺支持中方逐步推动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努力,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回应,中方也对美方关于中国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关切做出了具体且可操作的承诺。胡主席访美期间双方签订的高达450亿美元的合同,使中国获得了高科技产品、新能源设备和环保技术,也给处于困境中的美国经济创造了23.5万个就业机会,充分体现了双方经贸关系的互利双赢性。在上述原则承诺和具体合同的基础上,双方承诺将于今年五月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进一步确立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可以预见,四个月后,中美经济合作关系必将更上一层楼。

    这次访问有助于进一步激活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当然,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历史、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巨大差别,指望通过一两次成功高访就能改变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是不现实的。在这次访问达成的联合声明字里行间,我们也不难看到双方分歧的许多痕迹,例如,在最重要的台湾问题上,联合声明在确认双方强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之后,分别使用了“中方强调”和“美方表示”来表述各自的观点,说明虽然双方都认为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但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精神的解读并不完全相同,这种认知上的不同已经涉及到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又如,尽管双方明确声明都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且将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处理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但美方强调“促进人权和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强调“不应该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这一区别,意味着美国将继续按照自己对民主和人权的定义,在人权和民主的旗号下干涉别国内政,而中国则将继续捍卫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再如,在国际热点问题上,虽然所有问题都以双方一致的方式加以强调,但相关措辞有比较大的解释空间,反映了双方侧重点的差异。关于朝核问题,“双方重申,有必要采取切实有效步骤实现无核化目标,并全面落实六方会谈‘九·一九共同声明’中的其他承诺”。这样的措辞反映了双方在半岛无核化原则上的共同立场和方法上的策略差异。美方在谈到“九·一九共同声明”时,往往只强调朝鲜“放弃一切核武器和现有核计划”的承诺,而忽略“九·一九共同声明”的其他规定,而中方认为,“九·一九共同声明”关于朝鲜弃核的规定必须执行,但为了让朝鲜切实弃核,“九·一九共同声明”关于美方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朝鲜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各方愿向朝鲜提供能源援助等“其他承诺”也应得到全面落实。

    这些分歧的存在,意味着未来中美关系不排除再度因台湾问题、达赖问题、东北亚地区局势等问题而发生波折。如果说,双方在东北亚局势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在共同目标一致的基础上而存在的策略分歧,那么,在台湾和达赖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却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美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对“三个联合公报”基本原则遵守得越好,中美的合作就越广泛和深入。反之,美国违反“三个联合公报”的情况越严重,中美关系受到的伤害就越严重,中美在双边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就越无法展开。30年的中美外交关系历程证明的,就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

    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为中美关系积极因素的发挥创造了条件。我们希望美方能真正从战略高度看待中美关系,排除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关系的消极影响,让良好的中美关系造福于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下)

    今年一月中旬,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从战略全局高度就新时期中美关系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确定了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总体方向,并在双边合作与国际问题上达成一系列共识。这次访问增强了两国战略互信,促进了双方友谊与合作,意义重大。

    世界各国对胡锦涛主席这次访美都密切关注,特别重视,国际舆论也进行了广泛报道。国际社会对一次国事访问如此重视,确实前所罕见,但也绝非偶然。中美是两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对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各都担负着重大责任。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被普遍视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牵引力。在应对气候变化、金融危机、能源挑战、体制改革、防止核扩散等等全球性问题上,没有中美两国的参与和合作,是难以取得有效进展的。这样两个大国的关系,显然已超过双边关系的范畴,而对当今国际关系具有直接的重要影响。奥巴马总统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将塑造21世纪”。胡锦涛主席强调,“中美两国能否建立战略互信,事关大国关系和世界和平”。胡锦涛主席此次成功访美,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开创了新思路、新行动、新气象的新局面,而且也向世界发出了中美两国致力合作、不搞对抗的明确信号。无论从中美双边还是从国际角度来衡量,这次访问的积极意义与价值都非同一般。

    中美关系无疑属于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同时又是世界上十分复杂的关系。双方存在着广泛且在不断增大的共同利益,也存在着多种分歧和不尽一致的利益诉求。中美关系涉及三个层面,一是双方直接的关系,二是各自与世界的关系,三是分别与其他国家或第三方的关系。三者有区别又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中美在各个层面都有共同或并行不悖的利益,具有发展合作的良好机遇和广阔空间;但也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分歧和直接或间接的矛盾,需要认真地妥善应对和处理。

    就双边而言,问题多种多样,原因错综复杂。有的问题是两国不同特性而带来的,主要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显而易见,中美在这些方面是不能强求一致的,也不应在这类问题上挑起争端,制造麻烦,或摆错在两国关系中的位置。相互尊重各自的选择,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增进相互了解,促进相互包容,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有的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主要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关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乎中国的统一大业,关乎中国人民的感情,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历史表明,只有严格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慎重处理有关问题,中美关系才不致因此受到严重损伤,出现大挫折。有的问题是两国交往中出现的,主要是经贸关系问题。这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有结构性原因。这要求双方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在深化合作过程中统筹解决,更要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扰。有的问题则需双方加强相互的战略认知,从根本上解决中美是“敌”是“友”的定位问题,从而建立和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提升,国际和多边因素在中美关系上的分量加大,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中美既是“利益攸关方”,更应是建设性合作方。两国对一些问题的原则观念、观察角度、看法认识、处理方式有所不同,需要双方互尊互信,正确看待对方的发展,摆脱冷战思维,冷静客观判断相互的战略意图,不相互猜疑,不搞针对对方的活动,加强沟通、协商与合作。中美各自独立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不应有针对对方的意图,促进和谐而不要挑动分歧。对牵涉到中美两国的第三方问题,双方应从大局出发,通过协商合作,积极互动,共同寻求合情合理的途径,促进问题的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应是加强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舞台,而不能成为两国矛盾与冲突的策源地。在访问中,中方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双方领导人支持通过合作努力建设二十一世纪更加稳定、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这表明中美双方打破大国竞争不可避免传统观念的意愿,对当前亚太地区来说,这一宣示尤其重要。

    通过这次历史性访问,中美两国最高领导就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坦率的磋商和交流,达成许多共识和协议,都载入了双方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拟定了大方向,开创了令人鼓舞的新局面。良好开局后中美关系能否健康稳定发展,关键在于行动上的落实。中国是一个信守承诺的国家,对发展中美合作诚心诚意。但对于美国,坦率讲并非毫无顾虑。首先,美国一直存在着固守冷战思维的势力,他们总把中国看做“另类”,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甚至敌意,一直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始终主张对中国遏制、牵制和防范。另外,美国政治上多派,利益上多元,观念上多样,对华态度难能一致,达成协议的东西不一定被各方接受。传统上,美国总把自己的利益置于最高地位,为了己身利益,往往忽视、漠视以至损害他方利益。

    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利益与矛盾交混,许多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访问完全彻底解决。在变化中的当今世界,中美两国在变化,中美关系相对地位和内涵也在变化,既有新机遇,也有新挑战。老的问题缓解或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问题,需要中美双方持续不断的努力。中美共同利益是关系基础,互利合作是发展主流,“合则两利、斗则两损”是基本共识。中美关系发生重大逆转的可能性不大,但出现问题并造成局部波折不能完全排除,对此应有思想准备,冷静对待,努力维护两国关系大局。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顺畅发展,但现实是中美关系总是在曲折中逐步进展的。这是30多年两国关系的历史轨迹,完全改变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