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辰全明星2013: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执政道路

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执政道路　http://www.gmw.cn　2011-08-18 11:24:47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发送给好友 更多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革命和执政构成了其全部活动内容的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一脉相承，各有特色，后一个阶段是对前一个阶段的继承和发展。

　　在28年的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领导创建了新中国，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1］

　　在60多年的执政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继而展开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认真总结其创建新中国以来的执政历程和执政经验，深入研究其独具中国特色的执政道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先进的执政理念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先后创立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不仅为中国革命胜利，而且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早在建立新中国前夜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全国执政舞台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及时对全党工作方式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作出了全面部署，向全党提出：“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2］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接着，制定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和目标。［3］他还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为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了方向。尽管在探索过程中经历了曲折，但我们仍然创造和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邓小平后来曾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4］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制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新执政理念，开启了中国特色执政道路不断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1］（p538）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把握时代条件和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紧紧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个关键问题，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进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入一个新时代。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执政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出新的步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正如胡锦涛所指出：“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5］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保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先进性，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执政道路提供了科学指南。
二、科学的执政体制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兴衰的“周期率”问题时，曾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6］为了创建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西方式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在中国并非没有实行过，然而其结果不仅没有拯救中华民族的危难，反而使“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p1470）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新中国既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又不照搬苏联的苏维埃模式，而实行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7］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p1480）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和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夜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代表共商建国大计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8］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人民开始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使中国实现了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失败尝试转向新型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

　　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经过首次全国普选产生的1226名人民代表，第一次行使全国人民的意志，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把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制度，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确立。虽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后来的发展中一度遭到破坏，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一制度得到恢复并逐步走上正轨，保障了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充分发挥。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障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共制定了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实践证明，这种非竞争性的政党合作机制，使各党派都围绕共同的目标相互合作，避免了内耗，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一大优势。因此，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并已经成为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阶层接受和拥护的基本的政治制度和重要的民主形式。

　　根据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特征，中共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族自治权，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而且也保障了各民族的利益，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国家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形成了各民族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民族关系。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全国各地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增多，民主的实现形式日益丰富。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广大人民依法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本质是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努力增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等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较好发挥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三、成功的执政方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实现“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p1437）的既定执政目标。通过具有特色的“一化三改”，到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按1952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工业总产值为7036亿元，比上年增长282%；农业总产值为583亿元，比上年增长5%。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213%，其中农民提高了146%，非农居民提高了286%。［9］同时，社会主义政治和先进文化逐步形成，国家面貌为之一新。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辛的探索。虽然，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由于“左”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严重曲折，但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后来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有一些发展，如全国粮食总产量1976年比1965年增长472%，达到57262亿斤；石油产量1976年达到8746万吨，比1965增长了77倍［10］等，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也基本完成，但挫折也是严重的，为中共后30年执政提供了教训。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截止到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29437亿元。全国人均消费水平，农民由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由148元增加到340元。［11］这一时期，新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工作也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就是今天看来，前30年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在一穷二白的特殊国情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了当时的各种威胁和困难，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创造了奇迹。当然，如果没有“左”的错误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执政实践会取得更大成就。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一个必然选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2］。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决定实施改革开放的执政方略，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12］（pp63，65）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中共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不仅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快车道，而且在执政实践中始终牢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13］。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1978～2007年的30年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物质短缺状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截止到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人民币397983万亿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1910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5919元。［14］可见，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改革开放的执政方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这证明，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来制定并实施的执政方略，正确把握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顺应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指引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的成功抉择。四、坚实的执政基础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实现和广大农民的联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15］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忠实代表，同时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经过土地改革运动，“耕者有其田”变为了现实，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再次赢得了农民的拥护。中共十六大后，伴随着取消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等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农村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广大农民群众愈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p539）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建立了覆盖广泛的基层组织。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已达到3892万个。这些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中共还非常重视加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领导，拥有着广泛的外围组织基础，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同时，80269万名党员还分布在全国每一个社会组织中，他们不仅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而且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效地发挥着对社会的教育引导、管理监督、服务发展、稳定大局的重要作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无比坚实的组织基础。［16］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才建设，党内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广泛分布在各个领域，践行着科学发展的具体要求。中共还根据实践制定了人才发现、培养、选拔、使用、考核、监督等机制，形成了正确的用人导向，凝聚了中华民族中一大批最优秀的人才。因此，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执政基础的关键因素，成为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进的重要基础。

　　没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就不会有人民的一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人民解放军，成为一支党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成为这支军队的唯一宗旨。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坚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人民解放军以推动国防和军队科学发展为主题，努力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积极不断地改善民生，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党组织的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强，人才资源丰富，同时还建设了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敢打必胜”的强大人民军队，从而拥有了无比坚实的执政基础。

　　五、自觉抵御执政风险

　　在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就深刻地认识到：要使全体党员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才能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向全党敲起警钟，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pp1438～1439）“两个务必”的提出，无论对于当时和现在以及未来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这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党内的贪污腐化及违法乱纪分子，始终要求“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17］。典型的例子就是妇孺皆知的在“三反”期间处决的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对这两个蛀虫的处理，提高了党的威信。这种坚决反对腐败，自觉抵御执政风险的果断态度，至今为广大人民群众颔首称颂。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涉案金额节节攀升，涉案官员已由单打独斗演变成“窝案”，有的甚至打着组织的名义，赤裸裸地进行贪腐分赃。党风问题已成为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已成为中共面临的重大历史性课题。“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我们党……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始终保持我们党的先锋队性质、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18］只有始终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才可以驾驭复杂多变的形势，切实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党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根据腐败发生的新情况，在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的同时注重加强学习和教育引导，并逐渐走出了一条“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中共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19］因此，中共积极构建和完善反腐倡廉网络舆情收集、研判、处置和引导机制，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仅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427186件（次），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6517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73人，全年还查办商业贿赂案件159万件，涉案金额达4266亿元，排查工程建设项目367万个，整改问题1587万个，查办违纪违法案件156万件；全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还清理出“小金库”25738个，涉及金额12786亿元，对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20］

　　历史和现实都有力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来，坚持科学对待政权，善于借鉴历史教训，牢记执政使命，坚持“两个务必”，坚持从严治党，和腐败水火不容，从而自觉地抵御了执政风险，同时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有力保证。但是，“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21］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全党必须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坚定不移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60多年的执政历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念的先进性，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健全和完善执政体制，自觉地抵御执政风险，开创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特色执政道路。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执政道路，就一定能够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为全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加伟大的贡献。（申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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