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典婉说，她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受难家属知道，他们并不孤单，不只他们在哭泣，还有其他人跟他们一样也在垂泪。
2009年10月，张典婉在台湾出版《太平轮1949》。此前被九家出版社拒绝的书，竟然大卖，而1949年200万人去台移民潮，也因此再度被热切关注。本刊曾在2009年发表《太平轮1949：转折时刻的生死浮沉》。
“太平轮”是一艘由运输补给船改造而成的客轮。1949年1月27日凌晨，农历小年夜，它搭载着一群逃离战乱、去台湾寻找“后半生太平岁月”的人，沉没在了舟山群岛外海，遇难者近千人。
太平轮沉了，一波浩大的迁徙去台移民潮却由此开始，他们一船一船地奔向台湾，有人出生在船上，有人成功登岛开始新的生命故事，也有人永远渡不过台湾海峡，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风浪中……
今年6月26日，张典婉在北京巡回推广《太平轮1949》一书，以期让更多人知晓那一段属于整个民族的苦难记忆，本刊记者在此间专访了张典婉。
■ 母亲的生命印记
从刚记事起。张典婉的生活中“就有一艘太平轮”。
她的母亲司马秀媛，是一位上海富裕糖商的女儿。 1948年12月，司马秀媛和外婆、母亲、阿姨、舅妈等一班女眷一道，乘坐一艘叫做太平轮的船来到了台湾。也就是这艘太平轮，一个月后沉没在了舟山群岛外海。
司马秀媛拎了一个随身箱、抱着两条狗上了船。那两条狗，后来一直被幼年的张典婉称之为“太平狗”，因为“它们是母亲拼了命抱着、挤在太平轮船舱中，一起逃难过来的”。
这是张典婉最早的“太平轮”记忆。
来到台湾后的司马秀媛，随夫来到苗栗客家庄，从此褪下上海大小姐的光环，成了一位台湾乡间农妇。
身份证户籍栏早已改成了“台湾苗栗”，但司马秀媛始终保持着上海大小姐的生活方式：她喜欢穿旗袍，坚持自己做吐司、泡红茶，煮咖啡而又没有滤纸时，她就用白纱布代替。她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一帮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用轻柔的声音唱《夜上海》……
“在乡下那间房子里，每当那个上了年纪的上海女人摆下刀叉，总会不厌其烦地重复道‘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而故事的结尾通常是‘还好我没坐那班船’。”
这时候，小张典婉总要私下嘀咕“不知道她为什么老是讲这个”。
直到2000年10月，司马秀媛以“张氏司马太孺人”的身份走完一生，张典婉整理母亲遗物时，才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总是讲“太平轮”的故事。她在一个上锁的书柜里，翻出用布袋包着的三根金条、一张上海身份证、一张上海地契，还有一本写满人名和通讯地址的记事本。记事本上，记满了母亲的上海时光，愚园路、淮海路、金神父路、戈登路……那是她年轻时生活的地图。
张典婉瞬间明白了，“从上海到台湾，终老于客家村落，母亲在人生的下半场丝毫没有忘情上海旧事，但她却最终都没有再回去看上海一眼，从登上太平轮的那一刻起，母亲就永别了上海。”
那一刻，张典婉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所有的感觉瞬间都涌上来，我决定要写家族史，写客家父亲和上海母亲的故事，故事里有一艘太平轮。”
■ 追寻那一代人的流亡
张典婉决定开始追寻这艘船，以及随它一起沉没的那些家族故事。而她更大的野心，则是要“讲述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流亡”。
那一波迁徙潮中，从起航到沉没，太平轮总共跑了35趟，粗略估算运载了三万五千人来台湾，而整个去台移民人数二百万。这二百万移民，无论原籍何处、身份贵贱，都背井离乡，一起承载了离乱乡愁。在台湾，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外省人”。
六十年后，“太平轮”常常停靠的上海码头已变成了繁华的城市腹地，当年报道过它的报纸也早已停刊。事实上，“太平轮”的惨剧，在当年媒体报道中也只是寥寥数语。近千条生命的沉没，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中，只是一朵转眼消失无踪的涟漪。
但张典婉坚信，那艘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它必定仍旧深藏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于是，从2002年起，张典婉开始收集有关太平轮的资料。
2004年，一直想写太平轮与家族故事的张典婉，有了一次参与纪录片的机会。香港凤凰卫视找到张典婉，合作采制《寻找太平轮》。张典婉和另一制片人洪慧真接受委托后，在台湾、香港、内地寻访幸存者和遗属，同时向各地文史、档案馆搜集文件、报纸。
2005年，《寻找太平轮》纪录片摄制完成，在台湾各大电视台轮番播映，引起强烈反响，也引发更多的大时代故事呈现在世人面前。这部纪录片获得了海基会“两岸新闻报道奖”。
但张典婉自己对这部纪录片并不满意：里面呈现的故事不够丰富，她甚至还没有找到一个海难幸存者。
■ 敞开闭锁六十年的心扉
然而，纪录片播出后，散落五湖四海的故事，许多人沉在心底的记忆，都陆续主动汇集到了张典婉这里：有人在她的博客上留言，更多人则是把信寄到报社，这些信来自世界各地，此外，通过媒体的报道，（遇难者）第二代第三代人，也陆续主动联系张典婉。
从这一年开始，张典婉“每年陆陆续续写几篇”，然后一边“等待更好的故事出现”。随着故事渐多，结集成册的时机也成熟了，此时制片人洪慧真也正在拍摄《寻找太平轮》纪录片续集。
但是“每一次采访，都如同在受访者伤口撒盐，让人万分不忍与不舍。”张典婉说，有些人提供了线索，再联络，却像断线的风筝；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门；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也有人不愿重提往事，或者“讲到死去的太太就痛哭流涕”。
张典婉还是坚持了下来。她在《太平轮1949》的自序中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们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
更多的故事还是“如有神助似的降临了”。太平轮船东中联公司的后代现身，罹难者吴禄生的孙女吴素萍通过网络找到了，在香港铜锣湾见到了生还者叶伦明老先生……
张典婉自己认为，《太平轮1949》是一本“等出来的书”。
书中又写了无数个等待的故事：有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十年后才得知他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已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从此再也没有音信……
“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他们各自的期待和挂念，一生都在等待”。
2009年10月，《太平轮1949》终于在台湾出版。
新书发布会上，张典婉说，她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受难家属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 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太平轮1949》中总共访谈了二十余位当事人，其中有罹难者家属如知名球评家张昭雄、国际知名刑案鉴识专家李昌钰、知名音乐家吴漪曼，但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分属于太平轮船难生还者、遗腹女、船公司员工后代……
祖籍福州的叶伦明，是张典婉见到的第一个“太平轮”幸存者。那年，叶伦明28岁，往来于台湾、上海之间，做皮毛生意。
船沉落水那一刻，叶伦明紧紧抓住一个木桶，漂流了一晚，到第二天清晨才被路过的澳洲军舰救起。
获救后，叶明伦回到了上海鸭绿江路老家，在两岸对峙中失去了与家人的所有联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去香港定居。
恢复了与兄弟的通信往来后，他才知道，妻子早在太平轮事件次年就改嫁了。父亲其实早就知道，但到死也没有告诉他。这成为叶伦明最不愿提起的往事。
到香港后，叶伦明坚持靠贩售自己缝的被单、蚊帐、枕头套、床单等谋生，有时他还会卖几张手绘的油画给观光客。他婉言谢绝了社区的照顾。“我在海难中都没死，你们去照顾别人吧！”
这时，他还恢复了年轻时长跑的习惯。他说，每回慢跑都是一次活下去的勇气。六十年前一起在太平轮上的朋友，来不及到达台湾，而他幸运地活着，他要努力留住呼吸与生命的感觉。
死难者吴禄生是台湾樟脑产业开创者，在2010年孙女吴素萍给他带来的祭品是一堆樟脑和肥皂。她要让爷爷看到，后人还在继续着他经营一生的事业。
张典婉认为，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才是最真实的历史。《太平轮1949》中的人物，无关党国伟业，没有政治主张，没有济弱或扶强的雄心壮志，只想寻找一块不受战火波及的家园。
张典婉把眼光落在这些人在时代下细腻的情绪感受、身体触觉上，她追寻的是时代如何影响个人的生命，以小我的视角，细述命运的乖舛。把个人的命运放在大历史当中观望，看似微不足道，但对比大时代建构的虚妄，个体生命真实的脆弱却显得无比震撼。
她记下海难过程中温暖的依存相助，记下了幸存者在获救之后的离合悲欢、死难者家属的命运改变，也记下了“人性的丑恶”。如幸存者曾回忆，当时船上有人拿枪指着别人，要求让出木板，还有的不顾身边的求救者，划着救生船扬长而去。
“这些小人物的生命历程，不应该被夹杂在历史的洪流里轻易地遗漏掉。”“历史并不只是由伟人的丰功伟绩堆叠的，众多小人物的生命印记，恰恰是大时代中最为真切的民族心灵史”。
■ 寻找张桂樱
也因此，在这本书出版后，张典婉并未就此停止对“太平轮”故事的追寻，她继续寻访太平轮旧事，并捐出了书的版税，用作第一笔重建太平轮海难纪念碑的基金。她说：“我们希望能把立在基隆港军营里的纪念碑迁出来，让同样出生在太平轮上的女画家周舟，设计一组和太平轮海难有关的主题雕塑，地点就在基隆港，把所有能找到的遇难者名字刻在上面。”
与此同时，上海、海南与美国等地传来的信息中，更多悲欢离合已经渐渐浮现。
2010年3月初，在太平轮沉没的海面附近，舟山群岛中一个名叫“长途”的小岛上，一位名叫陈远宽的76岁老人，在报纸上看到了张典婉要组织海祭的消息，托亲戚给张典婉打电话，让她“一定要来看看”。
为了到达这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岛，张典婉必须先乘两班渡轮，再转乘小的机动船。岛上是个渔村，土石垒砌的房子看上去有很多年没有变化了。这里没有什么机动车，也没有什么年轻人。
陈远宽不太会说普通话。他一夜没睡，见到张典婉的第一句话是“我等了你好久”。
太平轮沉船后，村里陆续漂来木板和盛衣服的箱子。两天后，陈远宽的父亲从海上救起了一个被油污裹住的女人，她留着烫过的短发，穿着高跟鞋，“很漂亮”，看起来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女人还活着，并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叫张桂樱，但不久后，她还是死掉了。
后来，父亲和村民们一起，把张桂樱和另一具捞起的浮尸埋到离海最近的悬崖边，并堆起了两个坟头。在那一带的渔村里，海上的尸体被称为“宝贝”，因为渔民们希望，如果自己有一天在海上遭遇不测，别人也会善待自己。
那一年，陈远宽15岁。
第二年，陈远宽的父亲去世。临终前，他把陈远宽叫到身边，一遍遍地叮嘱他，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张桂樱的亲人，以便让她魂归故里。
陈远宽至今不知道张桂樱家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的家人是谁。但为了这句叮嘱，他等了60年。
因为年纪太大，他甚至已经没力气陪张典婉去看那两座坟。通往埋着张桂樱的悬崖的路很久没有人走，早就荒废了，村民们带着张典婉，手脚并用攀了上去。在用带来的斧头砍掉丛生的灌木和杂草之后，张典婉看到了那两座坟。
她猜不出，这个叫张桂樱的漂亮女人，当年是为了什么而匆忙挤上太平轮，她身上又发生过什么故事。但她能确定，这个女人和那艘沉船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抵达彼岸。
她也知道，另外近千人和她一样，为了生计，告别家园登上太平轮，在旧历年的倒数第二天，在一个旧时代结束前的最后时刻，茫然地出发了。他们随后就被波涛吞没。
■ 女性笔下的离乱别愁
张典婉的《太平轮1949》，在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齐邦媛的《巨流河》出版之后，她们都将目光投向了1949年大迁徙潮。而后两本书，又无一例外都提到了“太平轮”，因为，对台湾二百万“外省人”来说，“太平轮”是一个悲情与苦难的印记。
由此发端，台湾掀起了一股罕见的“女性写史”旋风。
相对于主流的男性写史者，女性的细腻和敏感，注定她们写史时必定更关注个体生命价值、以及个体的内心世界。她们的离乱别愁，也必定不会是“山之上，国有殇”这样家国一体的苍凉呼喊，而往往是“老家院子里的丁香花还开着吗？”这样恬淡温婉的意象。
就自己的《太平轮1949》写作经历，张典婉觉得，这首先是跟她这一代台湾女性的人生经历有关。以她自己为例，作为“外省人第二代”，父母辈的离乱故事自幼就深种心中，特别是母亲。在司马秀媛那一代迁徙到台湾的女性中，许多人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离乱乡愁有着至为纤细的敏感体验。然而她们到台湾后，残酷的生存压力使得她们根本无暇回归内心世界，细品背井离乡的苦涩与惆怅。
但是，在日常交流中，她们的生命印记，无疑都已经深烙在张典婉这样的“外省人第二代”女性身上。于是张典婉她们虽然未体验离愁别苦的“切身之痛”，却始终“在一个最近的观察距离”。正是理性观照与女性细腻真切的情感体验结合，才有了从个体生命历程记录入手，而直指民族心灵深处的《太平轮1949》。 （文中图片由张典婉女士提供）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