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恩婚纱照:新生活运动 维基百科

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指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公民教育运动，横跨八年抗战。该运动最后因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内战失利“暂停办理”。

目录

• 1 缘起
• 2 新运内容
  • 2.1 三化
  • 2.2 新运活动
• 3 组织
• 4 推行
• 5 战时新运
• 6 终结
• 7 逸事
• 8 注释
• 9 参考文献
  • 9.1 史料及当时论著
  • 9.2 论著及研究
    • 9.2.1 英文书籍
    • 9.2.2 英文论文
    • 9.2.3 中文及中译书籍
    • 9.2.4 中文及中译论文
    • 9.2.5 其他有关之中文著作
    • 9.2.6 日文论文

[编辑] 缘起

“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于调查设计会所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1]演说中，蒋介石指出：

他提出的“新生活”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3]，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手段。两日后，即2月19日，蒋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作演说^[4]，一般视之为新生活运动的正式开始。

其实，与新生活运动有关的准备，尤其在思想方面，早已有迹可寻。1932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5]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6]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重要思想，这是蒋介石对挽救中国危亡的一贯看法。他强调这是和孙中山思想一脉相承。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提出恢复中国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他认为中国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万不能将旧文化中的精华——例如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后来蒋介石口中之“八德”）等旧道德——视为糟粕一并放弃，必须予以保存且发扬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复，因为这些正是中国比外国优越之处。^[7]由是，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是新生活运动的合法性来源与理论权威。^[8]

新生活运动在思想层面上，糅合了中国传统礼教、以国家利益为重，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以至基督教价值观的元素^[9]，这可见于蒋发起新运过程中的言论与做法。

有谓蒋介石在巡视时看见一个吸纸烟的小孩，有感国民生活不堪，萌生发起新运的意念。对蒋介石这件“轶事”的说法甚多^[10]，这事道出了新运的出发点——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致一个全面的社会风气的革新。

[编辑] 新运内容

“礼义廉耻”（四维）是新运的中心思想。蒋介石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新运想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¹。蒋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运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

[编辑] 三化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新运的理论基础，则“三化”就是实践理论的行动指引。所谓“三化”，就是“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并在各篇演讲中强调务必达到军事化的严格标准。

所谓“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谓“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

而“军事化”在《新生活纲要》中列于最末，但却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介石即有这样的陈述：

蒋举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脸”、“吃冷饭”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人“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故此要求中国人民达致同样的标准。由此可见，提倡军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于“安内攘外”，借此提高国民政府动员人民之能力，一方面与中共抗衡，同时也为准备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

1936年，蒋介石又在演说《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将“军事化”等同“现代化”：

总括而言，蒋介石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致所谓“救国”“复兴民族”的目标。

纵使新生活运动未能达致预期效果，也招致社会上不少质疑，但总的来说，新生活运动提倡改良生活，某程度上仍具积极意义。徐中约认为，这种提倡至少能达致心理上的积极作用，使国民在面对日本的威胁下，存有有所作为之感。^{[来源请求]}

[编辑] 新运活动

新运总会曾于1935年3月发出三份对如何实行“三化”作了极详尽规定的文件。文件条目分明，内容琐碎，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严格，如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除了由个人生活做起，新运促进会也举办各种活动。参考各省市的工作概况 ，战前的新运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洁和守规矩。“规矩”方面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亦有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由于新生活运动力图直接干涉物质生活与经济，有学者如James Thomson将新生活运动讥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James C. Thomson,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p.157.)

[编辑] 组织

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南昌正式成立，统领全国各地新运之工作。蒋介石任总会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主任干事，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1935年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当时的新运已发展至全国，新运总会迁至南京，熊式辉因仍任江西省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运职务，是以改由钱大昀任主任干事。次年2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由宋美龄任指导长。

1937年3月，新运促进总会组织略有变更，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总干事、副总干事，由黄仁霖担任总干事；改设计、调查为学校、训练两部门。

[编辑] 推行

歌曲作为新生活运动的社会教育方式之一。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

[编辑] 战时新运

抗战开始后，新生活运动即与抗战前有着明显的分别。

思想方面，抗战前以“四维”规范人民的日常生活，战时则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要求人民时时刻刻不忘抗敌。蒋介石曾将“礼义廉耻”口号释为“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此外，也将“‘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1939年新运五周年时，修订成“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这都是为了鼓励军民奋力抗战的需要。

此外，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抗战时迁到汉口，到后来迁至重庆，工作已由原本着重道德生活教化，转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是”的运动。随着抗战的需要，节约献金、空袭救济、抢救难童、成立伤兵之友社，以及在重庆成立陪都新运模范区等，都成了新运的工作范围。虽然新生活运动的成效于战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运组织的网络和动员能力，却为战时的服务提供了方便，对抗战起了正面作用。

[编辑] 终结

抗战胜利后，中国旋即陷入内战，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实在无余力兼顾新运。新运总会因此面临经济困难，致使蒋介石于1949年新运十五周年前夕，悄悄指示总干事黄仁霖“暂停办理”，后来更消声匿迹，再没有恢复，历时15年的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196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新运的延续。

[编辑] 逸事

唐德刚在《通鉴与我》一文中，曾回忆当年他在新生活运动时期的一些趣事。

[编辑] 注释

1. ^ 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卷十二，页69。
2. ^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发凡》，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页69。
3. ^ 同上注。
4. ^ 此次纪念周于南昌百花洲乐群露天电影院举行，共有五万多人参加，见关志钢：《新生活运动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页73。《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说内容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页70-80。
5. ^ 蒋介石：《人格与革命》，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页498。
6. ^ 蒋介石：《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页64-5。
7. ^ 孙中山、蒋介石：《三民主义—增录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民族主义》第六讲，页65-74。
8. ^ 蒋中正于1935年9月29日尝于成都出席四川省党部扩大总理纪念周致训词，即以大量篇幅复述《民族主义》第六讲之内容，以为其以道德救国之根据。参蒋介石：《救国之道在以教育发扬四维八德》，载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页27-44。
9. ^ Thomson, James C.,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52.
10. ^ 按蒋介石本人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一文中称，他是在车上看到“一个小学生吸纸烟”；邓文仪则有回忆谓蒋介石在闽变视察前方期间“看到一位三岁小孩吸烟，大为感触，故返南昌后，竭力推行新生活运动。”（邓文仪访问，1972年7月19日于台北，转引自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页36）；至于James Thomson则引1934年3月21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Herald）的报道谓蒋看到“一个二十来岁穿着校服的小伙子衔着烟在街上与人打骂着”（a boy of 20 in student's uniform with a cigarette in his mouth quarrelling and fighting in the street），见Thomson, p.156.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史料及当时论著

• Young, C. W. H., New Life for Kiangsi. Shanghai: 1935.
• 《新生活运动言论集》。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1935年。
• 《新运十四周年纪念特辑》。台北：台湾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1948年。
• 《蒋夫人思想言论集》。台北：蒋夫人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1966年。
• 蒋宋美龄著，王亚权、李萼编纂：《蒋夫人言论集》。台北：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1977年。
•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
•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
•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
• 新生活丛书社：《新生活运动须知》。南京：出版者不详，1935年。
• 蒋介石等著、贝警华编：《新生活论丛》。上海：青年出版社，1934年。
• 萧继宗主编：《新生活运动史料》（革命文献第68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

[编辑] 论著及研究

[编辑] 英文书籍

• Ch'en, Han-ming, New Life for Kiangsi. Shanghai: The China Publishing Company, 1935.
• Thomson, James C.,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编辑] 英文论文

• Bhattacharyya, A.K：《Regeneration of China on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New Life Movement》（《以新生活运动所根据的原则求中国的复兴》）。载《珠海学报》16期，1988年10月。
• Dirlik, Arif,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4, Aug. 1975, pp. 945-980.

[编辑] 中文及中译书籍

• 【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上）。台北：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北：东华书局，1999年。
•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
• 刘健清、王家典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 关志钢：《新生活运动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ISBN 7806159592

[编辑] 中文及中译论文

• 何思眯：《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之研究（民国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载《国史馆馆刊》复刊第9期，1990年。
• 卓心美：《新生活运动在伦理教育上的意义与价值》。载《近代中国》54期，1986年8月。
• 林颂华：《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特点与效用》。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8：2，1995年5月。
• 段瑞聪：《抗日战争时期之新生活运动》。载《近代中国》131期，1999年6月。
• 张天任：《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一九三七—一九四五）》。载《近代中国》48期，1985年8月。
• 曹艺：《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试析》。载《民国档案》，1999年2月。
• 程明修译述：《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思想背景》（简译自段瑞聪：《新生活运动の発动の背景について—思想的侧面を中心に—》）。载《视野—德国敏斯特大学台湾学人季刊》，第三期，年份待考。
• 黄金麟：《丑怪的装扮：新生活运动的政略分析》。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0期，1998年6月。
• 邓元忠：《新生活运动的政治意义阐释》。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
• 谢早金：《新生活运动的推行》。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八辑．十年建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 关志钢、赵哲：《试论新生活运动之缘起》。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 关志钢：《新生活运动“复古论”析》。载《江汉论坛》，1998年11月。

[编辑] 其他有关之中文著作

• 邓文仪：《蒋委员长与新生活运动》。载《文艺复兴月刊》第141期，1983年4月。
• 萧行易：《先总统 蒋公与“新生活运动”》。载《国魂》497期，1987年4月。
• 关国煊：《新生活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载《传记文学》44：3，1984年3月。

[编辑] 日文论文

• 段瑞聪：《新生活运动の组织构造と人事—一九三四年二月～一九三七年七月—》，载《法学政治学论究》，第34号，1997年9月。
• 段瑞聪：《新生活运动の発动の背景について—思想的侧面を中心に—》，载《法学政治学论究》，第28号，1996年3月。
• 段瑞聪：《蒋介石の権力の浸透と新生活运动—一九三四年を中心に—》，载《法学政治学论究》，第38号，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