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呼吁年轻作家创作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 作者严重断代

　　《忠诚与背叛》出版后，受到各方关注。何建明表示这是可以预见的。近年来，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等越来越受读者欢迎，远远超过长篇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体裁。

　　何建明在报告文学领域已经打拼了30多年，堪称领军人物。而今他坐在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的位子上，仍然十分关注报告文学的发展现状。他通过调查发现，虚构文学、纪实文学的读者比例已达到1:10，但作家中95%都是在从事传统文学创作，写报告文学的才几十个人，算得上优秀的也就十几个人。“一想到这一点我就心情抑郁，小说作者00后都出来了，报告文学作者70后就几个人，80后、90后、00后基本上一个都没有，这是非常严重的断代问题。”何建明认为，国家的迅猛发展为写作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但是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却在不断萎缩，这是不匹配的。

　　官司风险会让作者退出

　　分析创作队伍萎缩的原因，何建明直言写报告文学要比写小说辛苦，甚至要冒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

　　何建明说，写报告文学需要采访，这种采访远比新闻记者的采访复杂，工作量很大。“我当年写《落泪是金》去了好几十所学校，采访了几百人。这次写《忠诚与背叛》，光书就看了几十本。现在一些小说家都是在家里看看博客、微博写作，他们觉得这就是生活了；报告文学创作要求脚要踩在现场，真人真事经得住当事人、历史和时间的考验。”

　　写报告文学还要承担政治、法律风险。当年，何建明的《落泪是金》就引发了一起诉讼，“他们说我抄袭，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我近90岁的奶奶，看了这个节目，吐了三口血死掉了。开庭的日子正是她出殡的日子。”与之相比，写小说可以不直接与时代、社会接触，写自己就可以，容易很多。何建明认为，报告文学作家的成熟期也比较漫长，没有5-10年很难成熟，而且打一场官司就可能导致中途退出。综上所述，都是报告文学队伍逐渐萎缩、年轻人不愿意干的原因。“年轻人喜欢一鸣惊人、一夜暴富，报告文学是做不到的。”

　　何建明坦言，当年的官司让他损失惨重。“我之所以坚持下来了，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做得没错。”他说，“《落泪是金》出版后，对贫困大学生的捐助如雪片般飞来，后来国家针对贫困大学生也推出了一系列援助政策，很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读者对报告文学有误解

　　何建明表示，正是因为创作报告文学有政治风险，也有可能打官司，近年来，报告文学作品本身对社会敏感问题、尖锐问题的反映幅度和批判力度比以前少了，但这不等于报告文学只是在歌颂。他说：“现在很多歌颂作品被误解为广告文学，使一些人对报告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艺术效果都产生了怀疑。但是，我的多部作品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很多作家也都有这样的经历。最终，它们影响了决策的出台或政策的改变，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是直接的。”

　　何建明不讳言很多企业、个人给出高额稿费请他写报告文学，“我当然写了一些，我也要吃饭。但是这里有个标准，这个题材有没有社会价值？什么样的人都来找我写，有人给出的稿费是可以用车推着来的，但我觉得不应该写。”在何建明看来，当今中国如此丰富多彩、错综复杂，不是只写大题材就好，普通人的命运也值得关注，“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个体生命与整个时代社会的融通，这是报告文学关注的焦点。”

　　何建明说，歌颂的表扬稿不是不能写，关键是怎么写好它，因为表扬稿要比批评稿难写得多。报告文学虽然写的是真人真事，但毕竟是文学作品，要求精彩好看，能打动人心。“一些真人真事新闻报道都覆盖了，但它是直观的、平面的，报告文学却是艺术的，能给人心灵深处以撞击，燃烧心灵深处的激情，甚至影响或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就是报告文学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它的力量所在。”

　　接触精英也会接触丑恶

　　尽管在报告文学路上还看不到35岁以下的年轻人，但目前也有一些人正在不自觉地从事相关写作，这让何建明有了一点盼头。“现在有一些退休老人在写回忆录，他们身上有着最宝贵的历史经验。社会飞速变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沉淀；新闻记者在写特写，他们掌握着大量的素材，与社会接触最广泛；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他们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生活的组成部分。”

　　何建明说他写作的30多年，一直在学习和感受。“通过与国家领导人的接触，他们对全局的把握让我逐渐培养起政治意识，变成思想家；我写过六七个感动中国的人物，他们的敬业精神、对他人的爱净化着我的心灵；企业家们的管理经验被我轻而易举地搬过来管理作家出版社。接触最精英的，也接触最丑恶的，学会了辨别，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我保持独立判断能力而不迷茫，这都是我在创作中获得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