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淇版一生所爱歌词:当代诗词创作何需“改革”

当代诗词创作何需“改革”
——回应庄严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刘梦芙
《中华诗词》去年第5期刊出庄严先生《略论当代诗词审美（艺术）标准》一文，文中说：“我国诗歌队伍中，有一部分人以‘师古’、‘复古’为诗词审美和艺术的取向，所以他们的诗词审美（艺术）标准，便是摹唐仿宋、优孟衣冠，格律谨严、古香古色。这是一种违反时代、脱离现实、孤芳自赏、于世无关的‘小圈子’的标准
。”我认为，这一论断极为浅薄，逻辑上是荒谬不通的，曾撰《诗词“师古”、“复古”等于“违反时代、脱离现实”吗？》一文进行反驳。
今年《中华诗词》第2期刊出庄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一文，是对笔者去年批评文章的回应。庄文开头就说：“人们则一致认为：这不是事属个人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事关全局的诗词导向的挑战。”看来庄先生放言高论，就能决定当代诗词的“导向”，“维护诗词正确发展的道路”。那么笔者就不自量力，继续来“挑战”吧。
当代诗词创作的“复古”问题
庄先生此文章有一大特点：文学史在他笔下，成了任意打扮的丫头。为了有利于自己的观点，庄先生不惜歪曲史实、偷换概念，读者如不留心考察，还以为他说得真是有理。在这篇“妙论”中，庄先生花费大量笔墨，极力贬斥“复古”：“中国诗歌的整个历史进程，都充满了革新与复古的斗争。”“‘复’也有两种，一是借复古之名，行革新之实”，二是‘借师古之名，行复古之实’”。“在革新与复古的长期斗争中，每一次革新派的胜利，都导致诗歌和各门艺术的繁荣”。这就令人奇怪了：“复古”一词既然是那么使人憎恶，坚持“复古”者与“革新派”势同水火，斗争不停，为何“革新”者却偏偏要“借复古之名”？直接高喊“革新”不是更理直气壮吗？我在发表于《中华诗词》去年12期的文章中，已引用钱锺书先生的话，说“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这与庄先生把“复古”和“革新”当作势不两立的两派斗争，是有重大差别的。“复古”一词的涵义，指承续、恢复古代文学在后世已经中断、失落的优良作风，以廓清时弊，使创作归于正道。“复古”决非某些不学无术者所说的“一味泥古、食古不化、企图恢复古代原状”，而是复古人之精华，是达到“创新”目标的重要途径。只有在继承、恢复古代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创新”，舍此不言，“创新”便成了空中楼阁。陈子昂、李白要革除的齐梁余习，在当时诗坛普遍流行，相对于先秦汉魏而言，不正是“新”吗？但这种“彩丽竞繁”的“新”对文学发展是有害的，所以陈、李提倡“复古”，再结合现实，创造出另外一种“新”来。这种“新”就是“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再现，但由于时代不同，诗歌的题材、内容也就不同，诗人既得古人之精神，又有自家的面目。庄先生对“复古”与“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本未曾深入理解，将“复古”与“革新”截然分作两派，说成是“长期斗争”，请问陈子昂、李白在和谁斗争呢？难道他们要“斗”先秦汉魏之“古”么？如此混淆名实，不是蒙骗读者又是什么呢？
综观唐宋至清代的诗、文、词发展史，开宗立派者无一不是首先号召恢复古代优秀的作风，来扫荡颓靡的时习，其结果是刚健雅正的文学传统得以延续，浮华庸俗的流弊得以革除。“复古派”本身即“革新派”，除俗返雅，化古为新。要说“斗争”，便是风雅一派与俗艳一派的斗争，每次都是前者稳操胜券。如果像庄先生说的那样，陈子昂、李白是“革新派”，那么写齐梁艳体诗和时文的人就是“复古派”。请问后者“复古”的主张、口号是什么？要“复”的是哪一代之古？庄先生能举出例证来吗？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不断延续优良传统、坚持雅正作风的历史，事实俱在，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总之，“复古”是指恢复、继承古典文学中具备真、善、美，有永恒价值的因素，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文学复古，既有光辉的成绩，也有迷误的教训，成绩是主要的，过错是次要的。对前人的遗产，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细致地分析，探索艺术发展的规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才能为当今的诗词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庄文中提到近代诗坛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其实《人境庐诗草》中只是多写时事和海外的新事物，扩大了古典诗歌的表现范围，使用的仍然是五、七言古、近代诗的艺术形式，没有“革”掉它们的“命”，更没有增加新的体裁。惟有“五四”期间诞生的新诗，才称得上真正彻底的“革命”：废弃文言，使用现代语，破除一切音韵格律的限制，任汝自由。然而80多年来，人们还是要写传统诗词，甘受“束缚”，难道不是一种“复古”吗？至少是在艺术形式上复汉魏唐宋之古。究其原因，不正是诗词声韵和谐、对仗工丽、语言精炼，其形式之美是白话新诗难以替代的吗？精美的唐诗宋词，外在的风采与内在的意蕴浑然一体，树立了极高的典范，在反复试验的新体尚未能与其媲美之时，人们不得不皈依古典，实行仿作。在思想感情上求真求善，艺术方面则求美，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方是为诗之正道，而不是一味趋“新”，追赶时髦。由此可见，现当代人写旧体诗，明明是艺术形式上的“复古”———格律、声韵与唐宋诗词无甚差异，却对“复古”一词悬为厉禁，换成一种说法，叫“继承传统”。庄严先生原是对“师古、复古”一概排斥的，在受到批评后态度有所改变，说要“学古以求变，继古以开新”，仍然反对“复古”。这些说法虽字面不同，其义理仍是相通的，“师古”、“学古”指师古人之长，“复古”指复古人之优，都是指汲取古文学之精华，有利于今天的创作。
既然庄先生如此害怕“复古”二字，那么就换成今人普遍接受的“继承传统”，也就是庄先生承认的“学古”、“继古”。但是如何去继承？应该继承些什么？庄文只字未提，“继古”、“学古”只是他用来装点的门面语而已。笔者认为，古代仁人志士体现在诗词中兼济天下的高远抱负，悲悯苍生的忧患意识，敢于批判假恶丑的战斗锋芒，以及行健不息的生命毅力，厚德载物的博大情怀，贞介不阿的君子人格，这种种思想情操方面的质素，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至今仍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并不因时移世变而丧失其宝贵价值。在艺术上，诗词丰富多彩的体裁和表现手法，精炼雅致的语言和声韵谐美的格律，同样需要继承。而要做到切实的继承，即继承的具体方法和途径，便是诵读大量古人的名篇，习作时从摹仿入手，逐步掌握为诗之法度，待广纳英华、根本厚植之后，自然会融通变化，创出新境。因此，创新之前必需继承，舍此别无捷径。
庄先生极力推崇的柳亚子、鲁迅、聂绀弩、毛泽东诸家，同样重视继承，无一例外地走过“摹唐仿宋”之路。而庄先生说王国维和沈祖棻，“一个处于世变日亟、心忧日甚之际，一个处于抗战烽火、乱离生活之中，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融入诗词，发为吟咏。”批评别人只看到王国维词“格律严谨、古色古香、步武前人、撏扌奢经史”的说法是“似褒实贬”，庄先生何其逻辑不通、自相矛盾乃尔！王、沈两家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如果离开了格律和“古色古香”的词语，从何体现？诗词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原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莫非可以抛开艺术去空谈情感？可见“厚诬”昔贤、“戴有色眼镜”的恰恰是庄先生自己。退一万步说，庄先生所谓“违反时代、脱离现实、孤芳自赏、于世无关的‘小圈子’标准”，不是指已故的名家而言，就应该是针对当今健在之人。然而此类人作品的例证何在？是老一辈还是中青年？又凭什么说他们“违反时代，脱离现实”？没有任何具体的论据和确切的分析，无的放矢，又怎能使人信服！
当代诗词创作仍要典雅深醇
庄文中论述“雅”与“俗”的关系，乍一看头头是道，但同样经不住仔细推敲。首先，没有分析“雅”与“俗”的内涵，只是模糊笼统地说“雅俗对立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世移时迁，今日之雅，即往日之俗，今日之俗，即来日之雅”。笔者认为，在我国文学理论中，诸如“大雅、风雅、骚雅、高雅、典雅、儒雅、雅正、雅致、雅人深致”等等词语，或指诗文作者和作品内在的品格情调，或指外在的风貌、语言，都含有褒义，所谓“雅者，正也”；而“庸俗、鄙俗、凡俗、村俗、俗不可耐、其俗入骨”等一类词，皆为贬义，这一崇雅贬俗的文化价值观，到今天也不曾改变。“雅俗共赏”之“俗”，是指一种用典甚少、语言清畅的“通俗”风格，文人学士和知识不多的大众都能接受，并非庸俗、鄙俗的东西，雅人就能欣赏。最重要的是，无论是风格典雅还是通俗，作品中必须蕴含一种高尚的气质，一种深厚的情怀，即前文论及的人文精神，有此则大俗即为大雅，无此则貌似雅而神实俗。以此观之，富丽堂皇的“台阁体”诗和绮艳纤巧的宫体诗，虽雅亦俗；小说《红楼梦》和戏曲《牡丹亭》，虽俗亦雅。
以典雅深醇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诗词，历来是中国文学的精华，属于高层文化，而判断文化产品价值的优劣大小，不是根据多数人是否需要。以钱鍾书先生为例，其名著《谈艺录》与《管锥编》，皇皇一百几十万字，全用典雅的文言写成，连一般文科大学生都难以读懂，正是这两部著作确立了钱鍾书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对包括诗词在内的古今高雅之作，我们应该花大力气去做宣传、阐释的普及工作，引导大众提高欣赏趣味和文化素质，而不是降低水平，去迎合、迁就大众。况且，现当代诗词中“格律谨严、古色古香”的作品，绝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创造的，从王国维、马一孚、陈寅恪到钱仲联、钱鍾书、饶宗颐，都是大师级学者，学术之外，诗词同样是其生命的结晶，是现当代诗坛的一流精品。
庄先生说：“当前公众真正需要的、无疑是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和‘雅俗共赏’的作品。”这句话不是什么“无疑”，而是大有可疑，仍然需要拨开迷雾，剖析误区：
这里的“公众”，纯粹只存在于庄先生的臆测之中，是未经过任何民意调查的个人判断。根据庄先生文中的意思，“公众”大概是指喜欢传统诗词的读者，并非全国13亿人。其实到书店里去看一看就明白了：无数次再版、长销不衰的是远离现在的时代、远离今天生活的唐诗宋词和其它古典名著，而不是今人的诗词和新诗集。以宋词为例，版本最多的是清末大词人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书中选得最多的正是周邦彦、吴文英两家词。其次屡屡再版的是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我手边的一本是1998年6月第10次印刷，印数为631000本），所选亦以高雅之作为主流。由此可见，读诗词的“公众”绝非只要通俗，不要典雅，庄先生老是以为公众欣赏趣味不高，不思上进，这是对公众的莫大侮辱。
诗词作者中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离退休官员、工人、农民、商贩等为诗，前提是必须具备相当的知识。在古代，士大夫以修齐治平为人生要务，诗词以余事为之；在今天，知识分子各有其本身职业，劳者自歌，并非以诗词谋稻粱，——从古到今，诗词都没有专业作家。因此诗人为诗，是着重抒发自己的心灵情感，根本不会考虑为谁“需要”，用预先设定的框架来禁制自由飞翔的诗魂。他关怀国计民生，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用不着谁来强迫。至于选择何种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也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任何人无权干涉。知识分子从事何种职业必然有其特定的生活感受，发诸吟咏，也只能写其熟悉的环境、事物，从某一角度反映现实，无需庄先生来规定什么。
“诗词改革”有必要吗
庄先生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提出“当代诗词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口号，并说成是“时代的主潮”，引王国维、闻一多所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为之张目，“谁要反对或抗拒这个主潮，只会和时代越离越远”。至于如何“深化改革”，文中没有任何具体方案。按他一贯的理论，不外乎突破格律、放宽韵脚、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语写诗而已。其实这几条，当今的诗词早已做到了，充斥于刊物版面的不正是这些产品吗？何劳庄先生大加呼号！
王国维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是指“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自序》）。而闻一多所说“一时代有一时代文学之主潮”，则指“五四”以来反封建专制、力争民主自由的新文化潮流。前者从文学体裁立论，后者着重于文学的时代精神，当然也包括艺术形式，即白话文与新诗。关于前者，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例如说现存的宋词仅两万首，而宋诗有十几万首，究竟是诗还是词才能代表宋代文学？若单从文学体裁的创新着眼，那么当今的文学主潮仍然是用现代汉语写作的小说、散文、新诗、戏剧，决非旧体诗词。如果仅指作品中的时代精神，不在于体裁之新旧，则传统诗词需要汲取的是民主、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现代思想和普世理念，与世界接轨，而不是“改革”其旧有之形式。因此庄文将王、闻所论偷换作“当代诗词的主潮”，在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文艺自有其发展规律，既不同于科学技术，也不同于政治、经济体制。文艺体式是新者诞生，旧者长存。以诗歌为例，从《诗经》的四言体发展到五言、七言、杂言，从声韵相对自由的古体诗衍变为格律谨严的近体诗，乃至长短句的词、曲，古典诗歌的体式丰繁多彩，历代诗人词家在创作中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风格流派。而在近体盛行时，诗人仍然使用古体；在填词制曲时，同样在作古、近体诗。即使在当今，作旧诗者以写律诗、绝句或填词者为多，但仍有人作汉魏风格的五言古体或唐代盛行的七言歌行，甚至作《诗经》式的四言诗，且不乏精品。互联网上诗词中便有大量的例子，而且作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李汝伦先生说：“新旧体诗的并存，意味着诗人有更多的抒情言志的工具，可以为诗人们的不同题材、不同需要服务。一种新诗体的出现，显示着诗的园圃中培植了新的花株，诗的家族里有了名新的成员，祖孙共存，父子相并，融融洽洽，热闹红火。中国诗史上从未有一种新体诗一出台、一亮相，就摆出排斥前贤老辈，要取而代之，唯我独存，其余通通该死的霸主架势”。“五四”新文化运动废弃文言，打倒旧体诗词，是最彻底的“革命”，结果是成功与失败各居其半：成功者，白话文和新诗风行天下；失败者，旧体诗词在不可遏止地复兴，文言文也依然有人使用。由此可知，诗词“改革”的提法很不科学，历千百年已经成型的旧体，是“改”不了也“革”不掉的。称“改革”还不如说“发展”，方为实事求是。
鼓吹“改革”者，其理由无非是：传统诗词用韵与现代语音不合，尤其是普通话中没有入声，且旧时“平水韵”分部过细，“束缚思想”，因此要放宽韵脚，用普通话审音定韵；传统诗词以文言文为主要载体，不适宜表达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因此今人为诗，适宜表达当代人，因此今人为诗，要多用现代语。这两条理由实际上都经不住推敲，笔者几年前就有万字以上的长文详加辩驳，本文难以一一引述，这里只是表明以下观点：一、传统诗词使用含有入声的“平水韵”，是一套综合了各地方言的声韵系统，是历代诗学家和音韵、语言学家审定的，南北各省诗人都能适用，用一种语音的普通话来强行代替，势必扞格不通；入声存在于占汉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方言中，活生生的语言，是永远消灭不了的，推广普通话并不等于废除方言。要编新韵，必须先调查全国各地的方言实际，要有音韵学家参加，靠几个“诗家”闭门造车，缺乏科学依据，是得不到认可的。二、包括旧式声韵在内的诗词格律，经过千百年来的创作实践，已成定格，其平仄的搭配规则与禁忌规则，具有严密逻辑性与高度的科学性，为历代作者所遵守，不能以“改革”之名，行取消之实。即使是部分的取消（如废除入声字，用普通话押韵、允许失粘失对等），也将会使精密完美的传统艺术形式遭到破坏，以至于逐渐消亡。以似是而非的“解放体”来代替固有的旧体，既给当代的青少年和后代的子孙继承学习古诗词带来困难，造成混乱，也难于得到海外广大的华裔诗人和海外汉学家的认可。有些尚未纯熟地掌握格律、认为格律“束缚思想”者，实欲粗制滥造的“解放体”或曰“改革体”来适应自己不高的学力，尤为荒谬。三、诗词有严谨的格律，语言以文言为主（并不排斥适当地融入现代语），多用旧时词藻和典故，正是其突出的艺术特点。如同京剧有固定的脸谱、曲牌唱腔、服装道具和严格的表演程式一样，无此不成其京剧，破除格律和不许使用文言，也就不成其传统诗词。与其搞所谓诗词“改革”，何如写不要任何格律的白话新诗，或者写大鼓书、快板、三句半、弹词，岂不直捷痛快！四、从古体诗到近体诗，再到词、曲，每一种诗体的成熟，都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同样的道理，建立一套大家都能认可、遵从的新格律，需要广大诗人长期、反复的艺术实践，希图一蹴而就，是万万行不通的。五、“改革”者和“守旧”者都有其自由，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在创作中选择何种诗体，是诗人的权利。六、传统诗体应与新创的诗体并存，互不取代。使用新体的诗人，应该在作品上标明，以示与旧体之不同；如使用旧体，就得严守规范，确保正宗。总而言之，以废弃、毁坏原有形式为代价的“改革”，违背文学艺术的规律，是最不可取的，“五四”以来的历史教训已经够严重了。
喜新厌旧，原是人们普遍的心理，笔者并不反对创新。然而“新”与“旧”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并非新的都是先进、美好的事物，旧的都是落后、腐朽的东西。文学艺术不同于自然科学，“新”与“旧”都不是判断作品优劣是非的唯一标准。诗中所写今日视之新，明日视之已旧；明日之新，后日视之又旧，过眼风花，虽新不过一时。《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中的名篇，千载流传，百读不厌，如江山日月，光景长新，此乃真正之新，外国古典文学如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亦如此。先师孔凡章以为：凡有真性情、真境界，能体现民族精神气概，弘扬炎黄文化优良传统之诗歌，虽历千百世，仍可称之为新。其徒事叫嚣，标榜浮词，全无真情实感之作品，虽以语体写成，不过是时代渣滓，欺世盗名，有何新之可言？为诗仅重一“新”字，不在根本上着力，往往误人非浅。我辈生于声光电化之世，原非古人所能梦见，纵笔写当代之题材，自与古人迥异，若只求一时语言、形式之新，以浮华小慧之篇媚世悦俗，昙花暂现而已。惟有作者器识闳通、学养丰厚、功力深湛，为诗表现宇宙间真善美之事物情感，作品不论属于何种形式，皆能万劫不磨，光芒永在，此不求新而自新。因此，衡量文学作品，不能仅观形式，而要察其实质：内涵的思想如果是封建专制的东西，或情感鄙俗，格调卑下，形式再新、再“改革”也是伪劣产品。
“文革”结束后30年来，诗词队伍基本上由两大部分人组成：离退休干部和知识分子（有些人二者皆兼），年龄以六、七十岁以上的老者居多。由于建国后至“文革”期间批判传统文化，当时的青年学生和广大工农兵出身的干部未曾接受全面系统的古典文学教育和扎扎实实的写作训练，到年迈退休，精力已衰，很难重新补课，思维也远不及青壮年时期之灵敏，易于接受新事物。而诗词偏偏是高雅的艺术，格律要求甚严，语言中常用典故，既难于理解诗中的内涵，又难于驾驭形式，若非读书积学，苦下深功，写出来的东西必然是情调庸俗，格律错谬，语言直白无味。一部分人自我感觉却特别良好，以为这种似诗非诗的东西才是“改革创新”，才能“走向大众”，进而以自己为“大众”的代言人，颐指气使，要求水平远远高于自己的诗人屈从于我，容不得行家批评。另一部分人是专家学者，包括老人和中青年，他们尊重诗词的艺术规律，为诗重继承，讲法度，不妄言“改革”，作品往往“格律谨严，古色古香”。这一部分人为数不多，也不屑于和“改革”派争论，埋头创作，自得其乐，却被庄先生横加指责，这是极不公正的。庄先生的“改革”宏图，依靠何人来实现？按他的逻辑，当然是当今诗词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如前所述，大多数人写作水平不高，又是以老年人为主体，缺乏高水平中青年诗人的积极支持，后继无力，“改革”是难于“深化”，无法成功的。伪劣产品纵使堆积如山，在有识之士眼中一钱不值，庄先生口号喊得再响，也无济于事。
经过以上的种种分析，可见“当代诗词的主潮”云云，不过是庄先生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如果年龄严重老化的作者和乏善可陈的“改革”之作就能构成“主潮”，那可真是文学的奇迹。我们应该清醒地面对这个现实：诗词基础普遍薄弱、诗词队伍青黄不接。当前诗词界最紧要的工作，是切实继承传统，大力普及典雅精深的作品，弥补几十年来诗词质量严重下降的差距，待恢复元气之后，才谈得上发展、创新，此其一。即使有庄先生所谓的“主潮”，也要冷静地看待：是“主潮”还是泡沫？真正有成就的诗人从来就不是随波逐流的盲从者。在学术界，前辈师长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典范。激扬人文精神，才是当今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主潮”，大浪淘沙之后，沉淀下来的必然是闪光的金子，此其二。综观庄先生的“妙论”，学理上逻辑乖违，破绽百出；学风上歪曲史实，夸夸其谈；观念意识则停留在过去的年代，“与时俱进”的高调掩饰着僵化的思维。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今天，这种“违反时代、脱离现实”的所谓理论倘能决定诗词的“导向”，“维护诗词正确的道路”，真是可悲可笑。而在写本文之前，有多位朋友劝我无须动笔，说要和认识水平截然不同的人讨论，是毫无意义的。但文章为天下之公器，是非不可不明，诚如袁第锐先生来函所云“风雨鸡鸣，吟坛不免”，因此再成此篇，也算是对《中华诗词》呼唤“艺术民主”的回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