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陆游的一首爱国词:恶有恶报的李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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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文革前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各省委书记，在执行中央的过左政策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同志在一味取悦上司，罔顾民间疾苦这一点上是尤其过分的。
李井泉同志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 1966），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对此，白桦同志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白桦：《我所见到的胡 耀 邦》）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55万多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5万余人，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同志是围攻彭德怀同志的最卖力者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同志属贺龙同志一派，贺龙同志因为与彭总有历史恩怨，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同志挑起攻彭，李井泉同志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井泉同志治下的四川省在“大跃进”中属“人祸”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同志不可。
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省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同志出于打击反对者的需要，还扣住毛泽东同志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丁抒同志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人祸》，东夫同志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当时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山东。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吴芝甫同志、安徽的曾希圣同志、甘肃的张仲良同志、山东的舒同同志都被调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去任闲职。只有李井泉同志，不仅没调职，还被提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同志欺瞒中央。同时, 李井泉同志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同志调出四川。李井泉同志在小平同志的保护下过了关，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图谋打击报复。
李井泉同志最为人痛恨的事是在1959年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存粮化为乌有。直到今日，四川省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平。（见愚人：《大饥荒遗事》、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
李井泉同志最为人痛恨的话是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井泉同志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见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同志（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也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不知李井泉同志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材料。
李井泉同志是在南昌起义的部队撤出南昌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后来到中央苏区的，一直做到红四军秘书长，所以文革前在四川有李井泉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秘书的说法。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井泉同志派到左路军，和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后来，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又在二方面军任职，从此以后一直在贺龙同志手下。两人关系极好，据称是儿女亲家。贺龙同志与小平同志解放初期在重庆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因而小平同志对李井泉同志也十分看重。
李井泉同志作风霸道，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四川省文革前的老干部基本上是三个部分：跟随贺龙同志和李井泉同志南下的一野晋绥干部，跟随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入川的二野干部，以及四川省地下党干部。李井泉同志的做法是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当然如果谁要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不管是哪个山头都得打击。以下是几个著名的冤案：
１９５８年１月，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同志，只因对某上级领导人的不民 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1963年4月，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同志（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同志（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同志（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对西南局领导人李井泉同志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见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党人被李井泉同志当作“黑帮分子”抛了出来。曾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原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同志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同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同志和著名作家沙汀同志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省的“三家村”。（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此外，还有在文革中影响极大的刘结挺同志、张西挺同志夫妇的案件。其实刘、张二人亦属极左，因与李井泉同志不和，文革前刘结挺同志被撤销了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被撤销宜宾市委书记。文革中刘、张起来造反，成为闻名全国的造反派干部，九大时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判刑，所以此案至今未见到一个公正客观的描述。
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彭真同志与毛泽东同志对抗，一直拖到11月29日才不得不在《北京日报》转载。李井泉同志对于是否在《四川日报》转载，也很伤脑筋。于是打电话给小平同志，恰好小平同志不在，于是又给贺龙同志打电话。贺龙同志明确回答说：不转载。这样一来《四川日报》一直拖到12月14日才转载。这一点后来成为红卫兵、造反派攻击李井泉同志的口实。
文革中，李井泉同志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见何蜀的《“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夫人肖里同志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同志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
文革中，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李井泉同志, 例如 “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 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开除党，这次才翻过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
所以，李井泉同志不仅和各大局书记、省委书记一样受到打击，被定为“走资派”，而且还在《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被定性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文革以前，每年的国庆节，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式样装扮起来，称为“小天安门”。这时候也成了“搞独立王国”的罪证。实在是很冤。
如果我们问他一句：“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冤死！”他又怎样想呢？
“林彪事件”后李井泉同志被解放出来，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直低调，直到1989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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