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蒙牛欧世 溯源码查询:夜读晚清 帝国死亡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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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难倒了不少学历史的朋友。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说过，历史书就应该
这里说的晚清旧事，基本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畴。笔者一直认为，中国近代史很难说是从鸦片战争开始――那只是历史学家给自己做研究留的一个小小方便。塞缪尔.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里指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 国人面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确有太多的辛酸和屈辱，这也是我们难以平声静气的来讨论并评价这段历史的原因。毕竟，宽容是属于胜利者的，失败者也无法真正原谅那些胜利的侵略犯。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越来越小，文明的冲突也开始无处不在。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更为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在过去那场失败的竞争里，我们无法责备我们的祖先――他们不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吗？他们绝不会意识到，他们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怪物，但他们还是顽强的抵抗着外来的力量――从马戛尔尼访问天朝到最后废除外国使节的跪拜礼，他们不是坚持了近80年吗？
过去的历史，很难简单的用“悲剧”两个字来形容。如果历史只是一出演出，那未免过于轻松而草率了。事实上，如果后代人只向看戏的话，他们是不会理解父辈的历史和苦难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要是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发现它悲剧性的力量，我们迟早会被那可怕的历史力量所击败，并成为新的悲剧主角。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后代又该怎样责备我们呢？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培根又说，读史让人明智。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历史的往来兴替和是是非非，似乎和普通人无关。但细细想来，平凡的普通人其实也是大历史的小主角，他们同样可能成为太平军、义和团，甚至是红卫兵再世。哪怕是一只小小蚂蚁，也会在历史中留下微弱的痕迹。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绝对有可能在异地异时重演。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崛起令整个世界为之瞩目。笔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的日益强大，将使得国人能够重新正视鸦片战争后民族那一百年的苦难日子。我们的民族的确受到一时的挫折，但永远不会被击败。因为，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不断的激励着，奋斗着，甚至鞭策着，让我们整个民族在抗争中进步，并在强大中学会包容。
曾三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最近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提出，全球化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从1492年到1800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开启新旧世界，并令世界的规模从“大号”缩水到“中号”；第二个时代从1800年持续到2000年，科技的进步如蒸汽船、铁路及后来的电报、电话等拉近了世界的距离，让世界从“中号”缩水到“小号”；而第三个时代则更是由网络世界的革命，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扁平的世界。
很遗憾的是，我们的祖先错过了第一个时代，并在第二个时代的前半个时期里饱受屈辱。在那遥远的1800年，中国又是怎么样的？就在前一年（1899年），长寿的乾隆皇帝去世，随他而去的，则是帝国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的谢幕。正如法国作家阿兰&S226;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里说的，“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但1800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的三艘战舰，已经开始启程前往中国了。
1．1、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
1792年9月26日，当法国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朴次茅斯港却一片欢腾。英国的三艘战舰，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在早潮时起锚了。他们的目标，不是法国，而是遥远的中国。
在“狮子”号的船头，舰队的首领马戛尔尼望着茫茫大海，深深地呼吸着海上的空气。此时的他，肩负着英王赋予的神圣使命――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这次的任务艰巨，整个使团，光正式人员就多达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仆役等，如果算上水手，整个舰队有将近700人。要知道，英国从来没有派出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整个欧洲也从来没有过。
由于亚当.斯密思想的传播，英国很清楚的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很大程度上来自贸易。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已成为了全球性的强国，尽管它只有不到1000万的人口，但它拥有最大的商船队与最令人生畏的海军舰队。英国并不想把全部赌注都押在一块大陆上，它决定向全球扩张，特别是东南亚与太平洋扩张，以弥补1775年美国独立所带来的损失。尽管当时法国的革命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欧洲战争-----在后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大英帝国决无可能置身事外，但使团仍旧被派往中国。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早已在同年4月份从伦敦出发，并于9月20日把一封信交给了驻广州的两广总督。信中提示：“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他亲爱的中表，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而这也几乎是在马戛尔尼的使团出发的时候，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已把遣使的目的告诉了中国方面。
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后，各国对通商贸易都寄以厚望。而各国在中国的商业中，英国已经迅速地超过葡萄牙位列首位，英国国王对当时的中英关系不能满意，此次派马戛尔尼前往中国，就是希望跟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并达成下列协议：
一、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三、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准确的说，马戛尔尼是英国派往当时中国首都北京常驻的首位大使。但很可惜，英国人的愿望在并不光彩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英法联军打败清王朝后才得以实现，而这已经是时隔近70年后的事情了。
马戛尔尼绝非等闲之辈。1757年秋，20岁的马戛尔尼到伦敦完成律师实习。1764年，他被封为贵族，随即被派到俄国谈判贸易条约。出发前，当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建议他带上1651年航海条例的复本时，他骄傲地回答道：“为避免增加负担，我把它全背下来了。”这样，他当上了特使。
1775年，马戛尔尼成了加勒比地区的总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法国人站在美国人的一边，共同打击英国人。1779年6月，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率领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人出现在格林纳达前的海面上的时候，马戛尔尼只有24门炮和300名志愿兵迎战。很快，马戛尔尼的兵力死伤过半，他自己也当了法国人的俘虏。
还算幸运，1779年11月英法交换战俘后，马戛尔尼回到了伦敦，随后被派到印度担任了马德拉斯总督。任职6年后，马戛尔尼认为印度总督非他莫属，但由于他当时只是爱尔兰的男爵，在大臣们眼里，印度总督的要求对马戛尔尼来说，过高了。他最终也因此没能如愿。
马戛尔尼的飞黄腾达和英国的对外贸易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次，国王乔治三世把马戛尔尼派往遥远的中国，为大英帝国开辟新的市场。他的助手，乔治&S226;斯当东，也是位外交老手，并长年跟随马戛尔尼-----如果他的上级发生意外，他将领导这个使团。值得一提的是，斯当东的十三岁儿子，托马斯&S226;斯当东，也跟着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后来的中英外交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也算是英国的意外收获罢。
船上还有四个在意大利教廷学习的中国传教士，李神父、周神父、安神父与王神父，虽然他们一个英文词也不会讲，但他们的拉丁文相当好。由此，小斯当东有很好的机会学习中文-----后来的很多照会都是出自于这位小朋友之手。成年后的托马斯&S226;斯当东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专员长驻在广州（1798至1816年），并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语的著作。他后来不仅成了当时中英关系的专家，而且还是当时一位知名的汉学家。
面对浩瀚的大海，马戛尔尼意气风发。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沃尔特&S226;雷利爵士就已经声称：“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所有英国人都早就记住了歌颂这种野心的歌词：
统治吧，英国，
英国，统治那浩浩的浪波。
800万英国人既然“统治了大海”，他们相信，这次前往中国一定会有不小的收获的。但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却不这么认为，“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
而长途的航行看来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在到好望角之前，气候一直非常的恶劣。途中“豺狼”号就一度失去了联系，一直到亚洲海域才重新会合。另外，疾病的流行也导致不少船员丧命，他们的灵魂永远的停留在大海之中。
庞大的使团带来了众多的礼品。英国人想把他们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中国人，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并猜想准会让他们感到惊奇而高兴的。英王还特意赠送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最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也许，他们想暗示装备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及护航舰在英国强大的海军舰队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英国人在礼单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他们想，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军官们的兴趣，但英国人大失所望的是，天朝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出身，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的东西，不过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
除此之外，使团还带去了精美的天体运行仪――－天文学和机械学最佳结合的产品。仪器代表了宇宙，而地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点。天体运行仪准确地模仿了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如月球绕地球的运行、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另外还有一个地球仪，上面标有地球的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并画出了所有这些远航的航海路线。
事实上，早些年来的外国传教士已宣传过“地球是圆的”的认识，但遭到天朝士大夫们的集体嘲弄。有个叫杨光先的大臣，还散发文章嘲笑说：“若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是一个大圆球……球上国土之人之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滿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这种解释，现在听来固然让人开怀大笑，但当时听来，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呢？！
由于语言不通，解释这些仪器的名称就很伤脑筋了。所有的照会和礼品，必须符合天朝的语言，以便中国的皇帝能够加以理解。比如天体运行仪，就巧妙地写成了“天文地理音乐钟”。幸亏当时还有小斯当东，经过半年多的学习，他已能凑合着写汉字了。当时照会的翻译与誊写，实在是出奇的复杂-----由于罗神父不懂英文，所以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宫廷文字，而最后的誊写工作，往往就靠这个孩子来完成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语言问题。20年之后，托马斯&S226;斯当东是这样总结这个“使团”的不妙处境的：“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所以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
本来沿海居民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不这么认为，稍有风吹草动，往往就禁海锁国。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就频频颁布禁海令。清王朝建立后，也一直是坚持“片帆不得下海”的禁令。
但禁令有时候也未必能压抑人的本性。事实上，少部分中国人很久以来便侨居国外――－中国人最早的殖民主义事迹。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已发现有不少的中国人海外谋生。当英国使团经过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已经在这个荷兰的殖民地立下脚跟并从事各种职业，如办事员、经纪人、零售商、佃农、耕种者或仆人等，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都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做大买卖发了财。
中国人的数量和取得的成功让人恐惧。1740年，东印度荷兰公司听到反叛的传闻便组织了对中国人的大屠杀，大约有2万到3万人因此丧生。荷兰害怕中国皇帝会对其在广州的买卖和荷兰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了使团前往中国说明事由，并为此道歉。
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皇帝竟然毫不介意地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马戛尔尼去的这年，乾隆帝已经八十岁了-----中国的官员都认为英国人是给皇上贺寿来了。
1．2、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
终于在出发9个月之后，在
马戛尔尼并不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充当临时的贡使――他是作为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的。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他们对英国使团犹如对其它国家的使团一样，采用的是同样的措词和礼仪。
问题很快又来了。中国的接待官员发现英国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头――－以前其他国家的贡使和传教士都是下跪的。但这次是马戛尔尼。无论是他本国的礼节习俗，还是他的资历性格，都决定了他不会向中国的皇帝下跪叩头。他在英国国王面前，也只是行单膝下跪礼，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他声称自己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
乾隆帝感到很不高兴，但还是想见见不远万里前来的英国人，于是他恩准了马戛尔尼的单膝下跪礼。马戛尔尼虽然在形式上取得胜利，但这次外交失败的痕迹已经显露------虽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英国人认为单腿下跪是特使对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冲突，在礼节问题上展现无遗。
英国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谒见皇帝，不过，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皇帝准备的----英国人和其他贡使一样，不过是给节目增加点异国风味罢了。那天的拂晓3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戛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4公里多的路，据当时随行人员的描述，“我们的队伍乱成一片，一些狗，猪和驴竟混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中国的动物都是夜中之王。”
4点左右，英国人到达灯火辉煌的宫殿前，但他们的队伍已乱成一团。上千名的天朝官员、各国贡使和仆役，在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来。英国人毕竟是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围看不太清楚，倒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国人的狼狈。在微弱的灯光下，英国人赶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过于失态。
在等待中，天色渐亮，曙光出现，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喇喇的跪下，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也就站了起来。
多么醒目的一群人！但在皇帝的眼中，这群人是多么的无礼，大家下跪叩头的时候，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
马戛尔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做为小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斯当东父子随后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但他对小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把小朋友召了过去，并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这可爱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经知道小斯当东会讲中文，他很想亲耳听听，于是小斯当东用中文感谢了皇帝送的礼品。也许，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当东比那些讨厌的英国大人懂礼貌多了。
觐见后，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英国人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物件。
不过英国人随后也扳回了一局。马戛尔尼发现了一些英国制造的八音盒----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福大人于是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但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的时候，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由于福康安的显赫地位，马戛尔尼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但被福康安拒绝了，他对此这毫无兴趣。马戛尔尼在当天的笔记里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后来马戛尔尼穿越中国本土前往广州时，他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国的武器设备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英国人其他引以为傲的军事技术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回北京后，英国人曾想表演试射炮弹，但他们的炮兵很快被打发回来了，中国人告诉英国人，他们懂得发射技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重新运回了生产它们的英国故乡。
在中国期间，天朝并没有对英国使团进行特别对待，相反，因为礼节问题-----英国人竟然不给皇上叩头----增加了乾隆帝对英国人的恶感。英国人根本没有受到他们想象中的欢迎，相反，却是天朝接待官员在热情和礼貌下的极度厌烦和戒备-----有人还为礼节问题丢了官。而清朝最终取消外国使节的叩拜礼，那已是1773年的事了-----天朝为了礼节和洋人做了近80年的斗争。
马戛尔尼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天朝的皇帝见面，而他们的外交请求，只得到了皇帝黄色诏书的回应，仅此而已。正如《停滞的帝国》里描述的，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不如我们来看看乾隆帝发给英国人的诏书吧。
诏书上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鉴于你们倾心于中华文化，不远万里的派遣使节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见你词意恳切恭顺，深为嘉许。但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长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所以不能因你一国的请求，破坏天朝的制度。天朝富有四海，奇珍异宝早已司空见惯，看在你们诚心诚意、远道而来的份上，我已下令让有关部门收纳你们的贡品。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告知。”
这些状况的形成，是当时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帝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但这并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中国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英国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北京，他们的舰队早已在广州等待多时。乾隆帝为了让英国人见识一下帝国的地大物博，特命令马戛尔尼一行人由陆路返回广州。但临走之前，乾隆帝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他下了一道密诏给沿途接待的官员：“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惟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 乾隆帝还知道这次把英国人得罪了，虽然他可能并不知道英国具体在哪里――至少他的孙子道光皇帝就不知道。
英国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员陪同。陪同的大员长麟有一次看到英国人使用火柴给他点火，非常诧异-----怎么能把火放在衣袋里而没有烫着呢。后来，中国人给火柴起了个别名叫“洋火”-----“外国的火”。我们常说旧社会连火柴都造不出来，但事实上，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6世纪末就发明了火柴，当时叫做“火奴儿”。但到了康乾盛世，却早已忘记了它的存在。中国有许多东西，如四大发明，原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尔后又远落后于他国，火柴只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马戛尔尼一行人南下的路线基本是“北运河，南赣江”-----当时帝国的南北通道，明清时期江西经济还是非常发达且人才辈出的，后来因为京广铁路的修建夺去这条商道，江西也因此一蹶不振，成为了革命的多发地。杭州是南下途中的交接口，随后他们路过景德镇参观了瓷器的生产，接着沿着赣江乘船南下，翻过梅岭后前往广州。经过艰难的跋涉并领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后，他们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战舰鸣19响礼炮，迎接他们的归来。
对马戛尔尼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其失败的出使。但马戛尔尼在南下的过程中，却发现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比如乾隆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是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银币五千两，但大多数已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大清帝国，在马戛尔尼来看来，只不过是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
英国人还不甘心，但后来的遭遇还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勋爵率领“阿尔赛斯特”战舰来到中国，队伍在8月底到达北京。这次，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已经长大，并和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已经当上使团的副使。但他们遇到的，却是父辈们同样的问题。
觐见前，中国的大臣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但被阿美士德拒绝了。随后发生了一场混乱，中国人和英国人有如一场混战，有人推，有人拽，到处喊成一片，要把英国人拉去见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挡着，抗议对使节动武。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结果龙颜大怒，命令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
也许，阿美士德被赶走的遭遇使英国了解到，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国商人身上不平等的待遇，除了谈判，其他的方法也必须试一下。
后来，倒是拿破仑说了几句公道话，可惜他当时已经成为圣赫勒拿岛的“长住居民”。拿破仑听说使团要来岛上顺访，很是责怪了英国内阁为什么不让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的习俗，他说，“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还愤愤不平的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拿破仑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乾隆皇帝的不快。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指出，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须属于同一世界-----也就是说要具备同样的心理结构。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状况并非如此：两者在对方眼里都是精神病患者，互相平等的仪式在天朝皇帝眼里纯属荒诞可笑，但英国人何尝又不是这样认为呢？
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说：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近年各省漕赋疲累，官吏亏空，商民交困，都是因为银价飞涨，钱价急跌所导致的。从前市场上纹银每两可兑铜钱一千文，现在兑银一两要一千六百文。而银少价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广东洋船带来的鸦片烟盛行，导致纹银透漏出洋，有去无返，一天比一天厉害。鸦片烟本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自己国家的人吸食，却专门引诱他国，既消耗别人的财富，又让那里的人身体虚弱。如今鸦片蔓延中国，实在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大患，这个祸害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
鸦片。鸦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鸦片来于罂粟。伟大的造物主孕育了美丽的罂粟花，而“孔雀虽美，其胆剧毒”，鸦片就是罂粟的初级产品。罂粟本生长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历史悠久，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在瑞士考古发掘中，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大概是公元前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在孕育巴比伦文明 的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希腊，关于鸦片的记载也并不罕见。甚至在《圣经》与荷马史诗里，也能找到鸦片的痕迹------鸦片就被描述成了“忘忧药”，连上帝都使用它。
但在历史上，鸦片更多的是作为药品出现。公元前两世纪的古希腊名医加仑，就曾详细记录了鸦片止疼、抗毒等神奇的疗效。在中国，为人所熟知的华佗，这位三国时期的名医，就曾使用鸦片作为手术的麻醉剂；而在唐代，人们把进口的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当时这是一种奢侈消费品；在北宋药书《开宝本草》中记载的“罂粟粟”，其实就是鸦片。
也有野史说，明朝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就是因为沉湎于鸦片而不能自拔。虽然鸦片不是天外来物，但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明朝中期以前，鸦片大多是作为药品使用，并没有广泛流行。
鸦片为什么会造成重大危害，还要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带来的这个初级全球化时代的蝴蝶效应说起----中国虽然对哥伦布一无所知，但却不能逃离其影响。从历史路径上来看，鸦片的盛行先是和烟草纠葛在一起的。但中国本是不产烟草的-----烟草是北美印第安人的种植物。烟草进入中国，这就要归功与十七世纪的荷兰人（也可能是西班牙人或者葡萄牙人），他们把很多原本是北美的作物引入中国，包括玉米、马铃薯等，当然，也包括了烟草在内。
引进新的作物如马铃薯等，推动了后来中国的人口剧增-----这些作物对土地的要求甚低，通常也不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但烟草这种轻微的“毒品”，同样会让人上瘾。从历史记载上看，崇帧皇帝的时候曾经严令禁烟，估计这时候烟草已经开始泛滥了。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禁烟竟然导致了一个糟糕的结果：本身混合在烟草中吸食的鸦片，因为烟草被禁，很多瘾君子开始吸食纯鸦片。而一旦养成这种恶习，戒除就非常困难了――除非把他杀了。
从本质上来说，鸦片是一种消费品------一种让人意志消沉、身心俱败的罪恶商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鸦片市场的形成必然有一个逐渐培育的过程。事实上，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盛产罂粟，国内鸦片消费市场也已是初具规模，各地的烟馆林立，烟民遍地，特别是在衙门里。据当时人说，京官中吸食鸦片的达到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据林则徐说，“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就连慈禧太后，也是个鸦片吸食者。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无论是荷兰人、葡萄牙人，还是后来向中国输送鸦片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这点上都决无例外。鉴于鸦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在国内种植、生产和买卖，但他留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限制鸦片的进口，当时甚至还对鸦片进口收税------这个税到1796年还在征收。
到十八世纪末，鸦片的危害开始初步显露。1799年，嘉庆皇帝颁布鸦片禁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种禁令毫无疑问的损害到了那些国内外的毒品种植和出口商人的利益，当然，也包括了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员。从毒品贸易的规律来看，如果当时的政府清廉有效，禁令也许能起到作用，但要是当时的政府腐败无能，这只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继续秘密种植罂粟和加工鸦片或者干脆走私-----走私连税都不用交。这种灰色的经济，使得地方官僚、买办和外国鸦片商紧密的勾结在一起，而这才是鸦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对华贸易已经超越荷兰、葡萄牙等其他国家跃居首位。英国人选择鸦片作为贸易的主要商品，除了资本逐利的残酷性之外，另外还有几个现实因素也促成了鸦片贸易的兴起。
从贸易环境上来看，虽然当时清政府允许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广州一地交易，而且，只能和指定的贸易商人进行交易，这就是通常说的“十三行”。“十三行”事实上大都是红顶商人，所进口的商品必须要经过他们认定，这必然导致中国市场狭窄，外国无法通过扩大贸易数量的方式来达到平衡逆差。
从双方进出口的货物来看，中国主要输出茶叶、瓷器、丝制品、漆器等，这些都是欧洲所受欢迎的商品，而外国商人输入的商品则主要是棉花、羊毛制品、钟表等商品（需要中国官员认定），这些商品在中国市场很小，影响甚微，正如乾隆说的，天朝的物品是你们洋人必需的，而天朝对你们的东西可不在乎。
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大量的金银流入了中国-----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也许是促成康乾盛世的一个因素-----但严重的出超使外国商人难乎为继。为了弥补逆差，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打破清政府对内地市场的限制，二是在目前的贸易环境下找到有利可图的商品。
对于第一种办法，马戛尔尼、阿美士德等人已经进行过外交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正如他们的结论，除非使用武力，才能打开中国的国门-----正如后来的两次鸦片战争所做的。
让英国人惊喜的是，鸦片是第二种办法的最佳答案。其他的商品如棉花和羊毛制品在中国基本无法盈利――运输成本太高。而鸦片，以毒品贸易的规律来看，本就是很难不盈利的。何况，当时中国国内的鸦片消费市场，已经初具规模-----连道光帝也曾一度吸食鸦片。尽管天朝禁止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但禁令大都是一纸废纸。何况，国内的鸦片质量远不如印度鸦片，国产鸦片也还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这句话对于鸦片走私来说，显然说得太对了。中国虽然严禁鸦片输入，但如此丰厚利润的吸引，加上当地官员的腐败，甚至是缉私官员也参与走私，鸦片贸易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在鸦片战争前的五十年里如火添油------1890年是4000箱，1835到1839年间，已经剧增到每年近4万箱。
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消了对印度的贸易专营权-----20年后又取消了对华贸易专营权-----港脚商人（在香港从事商业活动的私商）开始活跃起来，很快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其效率远超过他们的国企（东印度公司），作为结果，输入中国的鸦片也就呈现加速度的增长-----可惜清政府怎么没有看到私人资本的高效率，这大概就是后来官办为主的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罢。
鸦片不能禁止，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吸食者难以戒除，这从目前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可以看出-----张学良算是毅力坚定的了，但当年戒毒也吃了不少苦头。毒品是致命武器，万不可粘，一旦染上，祸害无穷！
但鸦片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当时政府官员甚至是缉毒人员的腐败渎职、徇私舞弊行为。据魏源追述：当时广东水师的缉毒巡船，竟然公然的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然后把走私商人放入。水师副将韩肇庆，甚至专门护送走私，鸦片干脆由水师包办运输。更可恨的是，韩肇庆居然从每万箱里抽出数百箱，作为截查的战利品拿去报功，韩肇庆还由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风光无限。福建水师和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他们在鸦片走私中同样大肆收取贿赂，然后睁一眼，闭一眼，任由鸦片大量进入。
多年前，马戛尔尼等人想扩大中英贸易，但失败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走私商人却胜利了。走私导致鸦片市场急剧扩张，东印度公司甚至不得不赶紧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面积，增加鸦片产量，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个十九世纪，鸦片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宗货物贸易。（1）根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里，中国输入的鸦片价值达三亿元以上。在这十九世纪的前四十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由出超变成入超，大量的白银开始哗哗的外流了。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连为一体，这已经不是痴人说梦，而实实在在的变成了现实。当天朝的人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的时候，整个中国不知不觉中已经被推上了国际舞台，逼上了弱肉强食的国际大赌场。
以鸦片贸易为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国际经济形态：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植罂粟并加工成鸦片，港脚商人把鸦片运到中国，再通过各种走私渠道进入中国市场。紧接着英国商人再利用鸦片获得的国际通货-----白银，或者运回英国，或者从中国购买茶叶等商品运回英国或者销售到世界各地，比如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中国生产的乌龙茶，当时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到北美殖民地。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但天朝还蒙在鼓里。
任何事物都是内因和外因所促成，在大多数时候，内因的作用更大。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正因为国内的鸦片市场如此浩大，才会刺激鸦片的大量走私，而禁烟不力则反过来刺激了鸦片走私贸易的壮大。英国人从中国运走白银或者有价值的商品，但却大量的给中国人运来了毒品，资本逐利的残酷性可见一斑。高额的利润不但让英国人疯狂，那些中国走私商人和鸦片烟馆何尝不是如此？没有众多的走私商人和贪官污吏的协助，鸦片何以构成大祸？
1800年，两广总督吉庆就曾经指出，鸦片贸易是“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将使内地人民辗转失业。嘉庆朝禁烟的原因，主要是鸦片对国民身体和精神的伤害，当时白银外流还不是很严重。但清朝当时已经呈现衰败之势，朝纲不振，鸦片愈禁愈烈，到道光年已经是一发二不可收拾了，就连军队里也吸食鸦片，兵士们鸠形鹄面，1832年平广东瑶乱时军队战斗力下降的痕迹已经显露，到后来的鸦片战争、太平军起义中，当时的旧军队如八旗军和绿营兵一败再败，已经无足轻重。
回到开头黄爵滋的奏折上去。鸦片之祸致使白银大量外流，其实是间接扰乱了国内的经济平衡，特别是对当时的货币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清政府虽然不是重商主义，但也非常重视硬通货。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政府的各项收支如税收等，却都是以纹银为准。铜钱为民间所通用，老百姓完粮纳税时，都按照银价兑应的铜钱数目进行缴纳。譬如，一亩田假设需纳税白银一两，如果当时一两白银兑应一千文铜钱的话，老百姓向官府缴纳一千文铜钱即可。
白银作为一种通货，本是在经济起到流通作用。中国的银价往往一直呈现上涨的趋势，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产银不多，往往跟不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通货供应量；二是的中国人向来藏富，经常将白银囤藏，而民间和官府也常用白银作饰品，导致白银退出流通市场；三是官府制钱时偷工减料，分量减轻，加上私铸铜钱的泛滥，铜钱变相贬值，也导致银价的上涨。
在十九世纪初，清政府还颁布禁令，禁止纹银出洋。当时在中西正常的贸易中，进出口基本持平，如1813年，中国进口额约1260万两，出口额约1290万两。但在随后的时间里，中国开始呈现入超状态，白银外流，而鸦片走私更是影响甚大，1835年到1838年，走私进中国的鸦片大约四万箱（英国约三万九千箱，美国每年从土耳其贩卖约一千箱），每箱平均耗银约四百两，以此推算，中国光鸦片一项就外流近1600万两白银。而这些走私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情况，并不出现在行商的贸易出入货簿，危害巨大而又隐蔽。
道光年间，鸦片走私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进而致使国内流通市场白银供不应求，银价上扬，钱价下跌，物价的上升远远跟不上银价上涨的速度，这必然加重了老百姓的纳税负担。从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来看，1800年左右，白银兑钱一千文不到，而到了1821年至1838年，白银兑钱从一千二三百文到了一千六百余文。老百姓的田赋仍旧按铜钱数缴纳，这实际上变相增加了老百姓的税负。
康乾盛世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由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了三亿多；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内乱前，人口已经达到四亿三千万。（2）人口的剧增必然导致了资源有限、人地矛盾的突出，虽然有南美洲引进的马铃薯等新作物缓解一下人口的压力，但由于生产方式长期得不到突破，国内经济和老百姓都已经是疲困不已。银价的上涨则导致税赋不能如期缴足，国内财政大为困窘-----这又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官吏因为财政困难，往往会挖空心思的从体制外攫取财富，而老百姓必然成为他们盘剥的对象。
国困民穷，老百姓活得看不到希望，唯有革命造反。于是乎，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揭竿而起，兵祸遍于中国，生灵涂炭，人民在战火中或被杀戮、或者流离失所，十多年的国内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这才为“同治中兴”创造了条件。马尔萨斯说，唯有瘟疫和战争才能大量减少人口，缓解资源的危机，中国晚清时期很不幸的充当了这个理论的实验品。
但西方国家并没有遵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们找到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殖民主义把人口迁移到新的地区，特别是新大陆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既缓解了人口的压力，又增加了国民的财富，何乐而不为？本来东南亚完全可能成为中国人的殖民地，但中国明清时期却禁止移民，给了西方人很好的机会去控制东南亚-----新加坡算是硕果仅存的华人殖民地罢！
黄爵滋的奏折，不过是揭开了鸦片的盖子，透过鸦片贸易，却可以看到帝国临近死亡的影子。鸦片战争后，晚清近七十年的历史，也是国人最为屈辱的时期，终于要来临了。
这真是：一纸奏折说鸦片，惊破黄粱四百年。
莫道天朝有盛威，夷人樯橹已争先。
1．4、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
黄爵滋的奏折里说洋人严禁其本国国民吸食鸦片，却专诱他国，祸害别国百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樊美平先生曾经在2001年《书屋》第三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对矛海建先生的著作《天朝的崩溃》 做出评论，里面就提到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一个被国内学界一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
樊先生在查阅了大量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档案后发现，英国政府承认满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清政府所采取的禁烟措施，也并不企图干预。
“关于鸦片走私贸易，英国臣民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此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来承担。”
即使在英国政府决定派舰队前往中国的时候，巴麦尊在给义律的指示中仍旧强调：“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
很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直被我们教科书认为是“鸦片贩子保护人”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却一个坚定的鸦片贸易反对者，在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后写给巴麦尊信里还说，他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
战争爆发之前，义律甚至想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责任-----也许他认识到，从长期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将危害到英国扩大其在华的合法贸易。义律显然知道，英国鸦片贩子并不把中国缉私官员放在眼里----他们已经熟知了那些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义律天真的认为，他的出现将使得英国鸦片贩子有所收敛。
在林则徐发起严厉的禁烟行动后，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笔者无意否认鸦片贸易的罪恶性和清政府打击鸦片贸易的正义性，但这里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英国政府并不支持鸦片走私贸易，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何以引发一场战争？
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中国除外），鸦片贸易是合法而正常的，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针对中国，但只是因中国市场需求导致贸易额巨大-----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占到英国对华贸易的一半！一直到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但真正严厉禁止鸦片则是在二十世纪初期。
美国也参加了对华鸦片贸易走私（鸦片战争前大概每年从土耳其运来一千箱），其在1885年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在欧美国家，鸦片产品大都是以药物出现，大量吸食鸦片的现象并没有出现，这点和中国古代相像。
对于鸦片贸易的争论，不论是中国还是英国，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说过：“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深有感触的说：“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
但贸易立国的很多英国人更加看中资本的逐利性-----既然鸦片能带来的这么巨大利益，且鸦片在英国本土又没有市场-----看不到鸦片的危害，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止鸦片的法案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受害国的中国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可能没有英国议会里进行辩论的绅士们那么轻松了。御使袁玉麟就说过，百姓要是仍旧沉湎于鸦片的话，那么“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面对越来越猖獗的毒品入侵，清政府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黄爵滋主张制定新的法律，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再吸食是杀头。但当时大多数督抚都不同意这个办法-----由于牵涉到当时复杂的死刑上报程序，扑杀瘾君子只能给各地督抚带来无尽的麻烦。他们大都赞同去海口查禁，正如矛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指出的，“禁烟责任推给海口，内地官员即可摆脱干系；能够推到广东最妙，禁烟成了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其余省份当然乐得轻松。”（1）
林则徐支持了黄爵滋的建议，他说：“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后来，他更是给道光帝上奏说，倘若朝廷对鸦片走私贸易视而不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也许这句话深深打动了道光帝，使他下定决心禁止鸦片贸易。
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禁烟运动。让林则徐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两万多箱鸦片，此举让林则徐感到满意，却引起了英国朝野一片哗然。义律后来也被撤职，被派到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和后来林则徐被充军到新疆倒有巧合之妙。
而一个意外事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
无奈之下，义律在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虽然现在的国际社会相对文明，但这个法则显然同样适用。英国在忍耐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决定要采用炮舰政策把中国纳入到其利益范围了。
此时的伦敦，听到中国焚烧鸦片的消息后，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立刻动员起来了。这些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政治巨头帕默斯顿甚至叫嚷着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但发动对中国战争的议案也不是一边倒。 帕默斯顿同时期的政治对手格莱斯顿，严厉谴责了政府的论据：“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
很可惜，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道德在大多数时候都要败于利益脚下。
他说，“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议案通过了。
虽然在最后表决中，议案仅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清政府和全体中国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书里，英国人一直是以侵略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出现，虽然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喜欢上了英国足球超级联赛，但对这个顶级赛事的喜爱也不足以抹去这个令人不快的记忆。
后面看来，林则徐和英国议会显然没有在同一平面上思考问题。林则徐认为他的问题是进行一场反毒品的斗争；而英国却认为这是涉及贸易自由这一神圣权利的问题。英国议会辨论的时候，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一场“鸦片战争”------据说是“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2）
当道德和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无法去指责林则徐处事不当-----如果林则徐采取足够措施，使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不就可能避免一场战争吗？林则徐当然不可能这么认为。他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销毁鸦片会带来一场战争-----当时的天朝谁意识到了？
林则徐算是当时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其本人也将这些信息采集成册，加以参考。想必林则徐已经知道了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等实力情况----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旧是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但正如张文木先生指出的，“在大国兴衰史上，被打败并由此衰败的，多是富国！”（3）
林则徐断定英国不可能会为了鸦片而与天朝开战，理由很简单，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怎有实力冒犯天朝？何况中英贸易近200年，茶叶生丝等贸易利益重大，断不可能为了一些鸦片走私商人而大动干戈。而道光帝更是对这些纠缠不清的夷务早已厌烦不已-----在虎门销烟后，他干脆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绝通商，并下令将英国舰船驱逐干净。
鸦片当然只是一个导火线。关键问题其实还是1792年马戛尔尼出使的老问题-----打开天朝的大门，开放通商贸易。鸦片战争前的大英帝国，已经比马戛尔尼出使的时候突飞猛进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大量廉价的工业品正在世界氛围内四处寻找市场，而当时英国的蒸汽战舰和现代的长枪大炮，已经足以敲开天朝的大门。
当时的林则徐怎么可能想到，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早已被扫出了历史舞台，鸦片战争只能彻底暴露了天朝的无知和衰落------在这样一个时代，早加入这个全球化进程早受益，但历史的惯性已超越了林则徐们的思考范围，后人也只能发些“事后诸葛亮”的议论罢了！
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说，工业革命后的世界是十年一大变，而天朝还沉湎在“千年不变”的固定思维里，怎么可能不被打个头破血流？虽然笔者认为唐先生说的有点夸张-----十九到二十世纪，也就是《世界是平的》一书里说的“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可能是“三十年一大变、十年一小变”比较符合事实。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已经是“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了！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恐怕也和林则徐一样，跟不上时代呢！
话说回来，从现代反毒品走私的经验来看，即使在如今各国政府都已经建立毒品危害社会的共识，并通力合作的情况下，毒品尚不能禁绝，在当时清政府朝纲不振、官员营私舞弊的情况下，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根本不会取得最终胜利-----连林则徐本人在被罢官之后，也无可奈何的承认了这一点。道光帝罢免林则徐的时候也说，“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虎门销烟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
如今毒品已经泛滥到全球，产品也早已经由鸦片这样的低级产品发展到大麻、海洛因、摇头丸等高级形式的产品，“一人吸毒，全家遭殃”，不知道150年前的那些中外鸦片贩子，还有那些贪污渎职、徇私舞弊的缉私官员，在地狱可安好？
注：
（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92页，生活&S226;读书&S226;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2）、樊美平：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简评《天朝的崩溃》，《书屋》二〇〇一年第三期。
（3）、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战争、谎言与真相（上）
林则徐对英国人采取断然措施，显然是律劳卑事件后，天朝上下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由此产生的固定思维所致。
律劳卑是1833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营权后，派往广州的第一任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广州后，大概毫不了解当年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失败的原因，他竟然以平等的口气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发出了一封平行公函！
天朝当时显然还没有接受近代平等外交关系观念的迹象。对于律劳卑竟然想和天朝平起平坐的大胆口气，卢坤大为愤怒，立刻拒绝了这样的公函。他命令律劳卑立即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回，仍旧呆在广州，于是卢坤下令封闭商馆、停止供应、中断贸易。律劳卑退出广州，并擅自指挥两艘军舰打入珠江，卢坤则集合了六十八只战船封锁珠江，而此时的律劳卑失去了英国商人的支持，他本人也不巧得了虐疾，只得黯然回到澳门，当年十月病死在那里。
律劳卑的失败，让大清官员相信，只要大胆封锁外国人的商馆，就不怕他们不屈服。而从继任的驻华商务监督们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达到了目的。继律劳卑后上任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不想再去招惹麻烦，他们在任期间几乎都呆在风雨飘摇的伶仃洋上，成天无所事事，只盼着任期结束后回国。
但第四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来广州后，大概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开始执行一种积极的政策。他甚至违背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训令，向清政府递上毕恭毕敬的“禀贴”-----被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认为是贡使，才允许他重返广州。
1839年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后，当年11月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洋海面开始了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算是鸦片战争的前奏。这几次冲突双方各有胜负，但对后来的战局并无大的影响。林则徐则报告朝廷说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果，道光帝闻讯大喜，于是在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以为纷扰就此了结。
但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1840年6月，一支由20艘战舰和28艘运兵船组成的、兵力约7千人的英国远征军抵达广州口外海面。英军随后按照其预定方案，封锁了珠江口，并于6月底北上，准备占领舟山后封锁长江口和黄河口-----英国人以为经济封锁会产生效果，但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帝国并不害怕经济封锁，他们最担心的是国土的沦丧！
舟山是中国第四大岛，岛上设有定海县城，实际上是苏浙闽海面之锁喉。康熙帝年间，宁波曾设为对外的通商口岸，舟山就曾在定海县城设有“红毛馆”接待过英国商船，但到乾隆帝年间，宁波海关被关闭，英国商船也就被禁止入内------除了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曾经在这里作过短暂的停留。
英国本有意占领舟山作为其贸易和扩展势力范围的前沿地，但阴错阳差的是，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和上海。英国舰队来到舟山后，当地人似乎还依稀记得当年英国商船，以为是英国商人来此卸货贸易，正当他们为可能的大获其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们的知县却收到一封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英国人限令他们半个时辰内投降！
当地守军显然被英国猛烈的炮火吓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战方式。英国人大概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击毁了海岸防御体系，参战的一千五百名士兵，死亡和受伤人数都是13人-----其他的都逃跑了。在如此快的失败面前，知县姚怀祥面对这些凶恶的蛮夷，只能选择了投水自尽，以死报国，表现了一个儒生应有的气节。
而在攻陷定海之前，英国第二批北上的舰队来到厦门，因为投书问题，双方进行了一场炮战。中国官员拒绝接受这样不恭敬的文书，如果送上朝廷，很有可能会被罢官甚至杀头。一直到8月，道光出于战局的担忧，才下令将洋人的投禀，“无论汉字夷文，一律原禀进呈。”而后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被问罪，罪名就是“拒收夷书！”
天朝的礼仪可真让不少人吃了苦头。
英国舰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上，这下把道光帝和满朝文武吓坏了-----他们联想到的是这些蛮夷可能会进攻京城。很不幸的是，这个担心在后来的1860年和1900年都成为了现实。
于是在1840年的
琦善本是坚定的主剿派，但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面前，很快变成了坚定的主抚派-----这也是大部分清朝大员对待夷人的态度。琦善的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把洋人哄骗回去，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在道光帝和洋人之间周旋，既不能让道光帝感到失了天朝威仪，也不能轻易得罪这些可恶的洋人。
幸运的是，这次外交文件的翻译帮了琦善的大忙。当道光帝看到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照会时，总算感到心理平衡了不少。这份照会的中译本是这样写的：“兹因官宪（林则徐）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并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最为可笑的是最后一句，“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原文却是“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直译过来应该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当时的翻译真的是比春秋笔法还要春秋笔法。天朝语言的幽默性，莫过于此。（1）
既然洋人是来伸冤昭雪的，道光帝当然大可以大度一点。于是他给英国人发了这样一道谕旨：“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人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道光帝居然给洋人下起了命令！
对于英国人的其他要求如赔偿销毁的鸦片，开放港口、签订关税条约、建立一租借地等要求，道光帝却在谕旨里未置一词，只是说要派一钦差大臣南下广东查办等敷衍之词-----也许他根本就没意识这才是英国人的真正目的所在，也许他也和琦善一样，认为当务之急是让洋人南下，解除当前危险再说。
这下林则徐触霉头了。道光帝本来说要严禁鸦片的，林则徐也兢兢业业的去办了，但如今洋人兵临天津，林则徐只能充当一回替罪羊，给撤职查办了。据清人笔记《庸闲斋笔记》里记载，林则徐遣戍新疆后，仍旧心怀国家命运，常常自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句话以自励。后来太平军起事后，林则徐再次被启用前往镇压，但不幸在路上病死------幸好死了，不然后来的教科书上就要被扣上镇压农民起义的罪名，而不会有今日之盛名了。
再说英国人。在道光帝的谕旨发下后，还真听话南返了。道光帝也很是对自己的抚策洋洋自得了一阵----皇帝出马，就是两样！他还怪罪起那些接办夷务的臣属了，要是他们早点把洋人的冤屈报上来，不就早没事了吗？！
只可惜事实未必如此。英国舰队可能是考虑到当时在天津没有基地，贸然进攻北京没有胜算；而且季风很快过去，北方气候变冷后，海洋可能结冰，对舰队行动非常不利，既然道光帝说派钦差大臣到广东再议，于是他们也决定南下再说。
也许很多人会问，倘若真的开战又会怎么样呢？
早在英国远征军到来之前，林则徐其实已经和义律交过手，双方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林则徐当时上报的“七战七捷”未必是事实。真正揭开战争真相盖子的其实是定海之战，英国人用九分钟就扫荡了中国守军的岸防！
对于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恐怕连道光帝都心知肚明，但林则徐曾汇报说洋人陆战不行，他们脚足缠束紧密，屈伸不便，“一仆不能起”，一旦上岸，一定能够歼灭------这似乎又佐证了“洋人不会下跪是因为膝盖僵硬”的传言。
很多后人慨叹，清朝军队近八十万，居然对付不了远道而来、不到两万人的英国军队（加上后来的陆续增兵），实在是国人之耻，不可思议。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却又是必然。
在冷兵器时代，人多马壮可能有用，但在热兵器时代，在长枪大炮下的攻击下，人多只不过白白增加牺牲。拿破仑曾经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强者一边！”我们不如来看一下双方真正的军事实力。
先看武器装备。清军当时以冷兵器为主，其中也有火器，但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对双方的武器作了详细分析：清军的鸟枪射程约一百米，射速为每分钟一至两发，而英军的军用枪射程约三百米，射速为每分钟三至四发。清军火炮样子和原理看起来和英军差不多，但仔细比较却有天壤之别。主要问题出在铸造环节，清军火炮的铁质太差，气泡过多，十分笨重不说，开炮时还容易炸开炸裂，伤及自己的士兵。另外，火炮的瞄准装置和炮弹威力都很差，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就没有击沉哪怕是一艘的英舰！
而当时的英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拥有风帆和蒸汽轮并用的各类船舰四百余艘，速度快，排水量大，炮多（主力战舰往往安装上百门），在当时可以说是威力巨大。相比而言，清军水师根本就是业余水平，船小速度又慢，水师里船炮也远少于英舰，一旦出海作战，基本就是挨打的份。
从兵力上看，清军兵力表面上号称有八十万，而且以逸待劳，但由于调度的原因，真正能够上战场和英军拼杀，在实际人数上并没有大的优势。清军与其说是军队，倒不如说是警察部队。清军士兵不是24小时呆在军营训练，而是象现在的警察一样正常上下班，除了出征打仗，平时军营并不开伙，士兵都是回家吃饭，所以往往有下面其乐融融的场面出现：上午士兵操练，中午其家眷送饭来，士兵放操后就和妻儿共进午餐，下午继续操练时家人往往在旁边观看----如此军队，怎么去作战？！
真正以逸待劳的却是英军。其海上船舰往来极快，一旦作战，大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城拔寨，而清军反而被拖得精疲力竭、疲于奔命-----靠走路怎么跑得过英国的舰队！何况中国海岸线极长，根本不知道英国人会攻击哪一点-----军事学来说，从来就没有不成功的登陆！
再说陆战，林则徐等清朝大员和将领完全是误解-----英军其实根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不擅长陆战，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正面用舰炮轰击清军炮台，随后派出陆军背后或者侧面包抄，海陆军配合熟练，进攻中几乎没有失手过。
据说道光帝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后，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十分诧异-----原来英军也会陆战!
注：（1）、引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173页，生活&S226;读书&S226;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已经是近60岁的老人了。
据清人野史《春冰室野乘》上说，道光八岁的时候，跟随爷爷乾隆帝去打猎，乾隆帝命令各王校射，小道光呆在旁边观看，等各王射完后，也用小弓箭射了几下，结果还真射中了二箭。乾隆帝大喜，抚摸着他的头说：“乖宝贝你要是能连中三矢，我就赏给你黄马褂。”小道光果然射中了第三箭，于是跪上前，乾隆帝问他想要什么，小道光既不说话也不起来。乾隆帝大笑说：“好了，我知道了。”于是命侍臣取黄马褂，但仓卒间找不到小号的，只好给他一件成人的黄马褂穿上-----衣服太长，小道光穿上后路都走不成，只好由侍卫抱了回去。
这还不算什么。清人笔记《南亭笔记》里说，道光最爱玩弹弓，练就了一手百步穿杨的技术，常常把皇城的麻雀射得鸡飞狗跳。这门特技在关键时候还真派上了用场。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天理会起义并一度杀进宫门，巡逻的道光看到匪徒越登宫墙，便急忙用弹弓射击，据说无不应弦而倒。转回到乾清宫，道光忽然看见一人立在殿脊上，正在手挥令旗号召同党进攻，正想用弹弓射，却发现没子弹了，于是他解下衣服上的金钮扣射去，结果击中这个人的眼睛，导致其落地摔死。此役道光护驾有攻，民间也多传说其神勇无比。
英国人显然不是用弹弓能对付的。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道光帝也喜欢清净，本就不想多事，何况他又是个极其节俭（吝啬）的人，花钱如同割肉，而打起仗来往往花钱无数-----前几年平定中亚张格尔叛乱就花掉大把银子，让他心疼不已----他本就不想打这么一场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战争。
所以道光一再给交办夷务的大臣说，“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不打仗又不能失天朝威仪，这本就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悖论！
1840年的秋天，英国人南下了，琦善也南下了。谈判开始了。但英国人的开价和琦善的还价，几乎是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道光帝开出的价码是“惩办林则徐，恢复英国人在广州的通商”，加上琦善私自答应但后来被道光帝认可的“部分赔偿鸦片损失和中英官方文件往来使用照会”。但这不过是英国人要求的皮毛而已。
英国人开出的要价是赔偿鸦片损失和商欠、中英官员平等交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割让一沿海岛屿、赔偿军费等。双方差距太大了。这下道光和琦善等清朝大员纳闷了，他们无法理解，既然林则徐已经被查办了、鸦片损失也可以商量赔偿，英国人怎么还有什么冤抑？为何还要纠缠不休呢？可是谁又告诉他们，英国人其实要的进入中国市场，把中国纳入到其全球贸易体系中去。（1）后人当然洞若观火，但当时谁能了解？即使有人告诉他们，当时的满朝文武也未必能够理解。
这样的谈判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双方都失去了耐性。道光帝下令剿办，“尽灭此丑类！”而义律也搬出了巴麦尊的杀手锏-----炮舰政策。双方很快从拖沓扯皮的谈判拉回到战争的残酷现实中去了。
此时的琦善答应了英国人的《穿鼻草约》，实在是进退两难------道光帝要求他进剿，英国人又迫他签约，而他心里很清楚根本打不过英国人！但又不敢对道光帝直说-----唯有不断撒谎，以拖延时间，期待情势有所转机了。
英国人却等不及了，他们在
而此时广州已经门户洞开。
琦善被撤职了，紧接着道光帝派来了老将杨芳和靖逆将军奕山。而这两位，同样只能靠撒谎度日，特别是奕山，居然能靠撒谎请功，也算是极品“人才”。杨芳是武将出身，曾经立下赫赫战功，虽然勇气可嘉-----清人梁廷枏笔记《夷氛闻记》里说他在和英军交战时，“火箭巨弹，肃肃过耳畔”，他身边的人都吓得两腿战栗，杨芳却谈笑自若，骂道：“丑虏要击死老子耶！”但真的对付洋人的现代战争，他也实在没辙。
奕山到达广州后，他能想到的办法只有火攻-----
无奈之下的奕山只能和英国人签署了《广州和约》，在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向行商勒索）后，英军退回海上。靖逆变成了屈膝投降，还赔了六百万“赎城费”，这等弥天大罪，但却被奕山描绘成了一个美妙的故事上报。
话题太沉重了，不如我们来读读奕山编的故事。
“城外士兵报告说，城外有洋人向城内招手，似乎有话要说。参将熊瑞闻报后查看，看见几个洋人头目在那里比手划脚，指天画地的，不知道搞的什么名堂。熊瑞看不明白，就把翻译叫来。翻译说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要上诉。总兵段永福听后大喝一声：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肯见你？“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听后免冠作礼，屏退左右，武器扔在地上，朝着城墙行礼。洋人说他们是靠通商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简直没法活了。垦求大将军转呈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他们将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想不到奕山还是个戏剧家，真是浪费人才了。
当下红透半边天的易中天教授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读<天朝的崩溃>》，对鸦片战争中前方将领不断撒谎做了深刻总结：谎言成为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这个鸦片的名字叫“天朝体面”。
而远在北京的道光帝却上当了，他真以为战争结束了，因而对奕山大加奖赏，并下令各省撤退调防兵勇---这么多兵勇，一天花费的银子可真不少！
不过奕山也算是走了狗屎运了，因为一场瘟疫英军推迟了北上的计划，这才使得他的谎言没有被很快揭穿。但谎言终究是谎言，英国方面来了个厉害角色----在林则徐离开广东流放新疆后不久，义律也被免职并在后来调到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立刻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下指挥英国军舰北上。
英国舰队随后在厦门展开了猛烈进攻-----当时的厦门修建了石壁，坚固异常，但石壁虽然没有被英军的炮火击垮，但英国陆军仍旧是老办法，采用侧面袭击的办法，攻克了炮台。厦门一役，清军战死总兵一人，士兵伤亡324人，而英国只死1人，伤16人。
英国的下一个目标是定海，那个曾经被占领过的县城，对手是主战派裕谦。裕谦到定海后，采取了极端手段。为报复英军在定海掘坟的暴行，他也下令掘开英军留下的坟墓------数百具英军尸体，1840年一场瘟疫的结果。对于抓到的俘虏，甚至使用凌迟处死，枭首示众的办法，以震慑洋人和那些“汉奸”。和其他官员不同，裕谦的确没有给自己留后路，而是决心要一战到底。
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显然比第一次惨烈得多。在双方兵力相仿，但武器悬殊的情况下，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守军浴血奋战，但终于因为实力差距太大，三总兵连同他们的众多士兵英勇的战死在他们保护的这片土地上。
英军随即攻破镇海。裕谦在镇海失守后，自杀身亡。
在从杭州湾到扬子江的侵略中，英军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但在平湖县的乍浦，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英军陆军中校汤林森也被击毙。防守这里的是八旗兵，因为他们的家和家人在这里，他们拼死作战，失败后纷纷举家自杀，这已经不能仅仅以惨烈来形容了。
在随后的吴淞一役中，总兵陈化成战死。英国人沿着黄浦江占领了上海，并详细考察了上海的环境，他们甚至还直逼松江。随后他们留下两艘军舰封锁吴淞口，主力舰队溯长江而上，直扑镇江！
清朝的文武大将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国人居然会打到内河来！镇江几乎是各要点设防最薄弱的，但就是在这个最薄弱的地方，英军遭到了最激烈的抵抗，投入的兵力最多，损失也最大-----死39人，伤130人，基本相当于前面所有战役的伤亡人数总和。而这次抵抗最激烈的，又是这里驻防的八旗兵，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家。
镇江之战事实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1842年8月，英国舰队随后很快就兵临南京的江面。
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清军基本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战争的惨败说明，靠修建岸防壁垒根本对付不了那些武装舰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海上长城。在通讯侦察不发达的条件下，基本就没有不成功的登陆战。
千百年来，人类的厮杀从陆地到了海洋，如今又到了空中。鸦片战争后不久，美国军事学家马汉写下了至今都被引为经典的《海权论》。早在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海军事业的飞速发展。马汉提出的海权理论，“控制海洋是为了控制海上交通进而控制海上贸易，从而掌握当时各国已严重依赖海上贸易的经济，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至今美国海军仍控制着十六个全球最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以保证其制海权并为其霸权服务。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并不知道“海权”为何物，但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天朝知道，没有强大的海军无法抵御那些凶恶的洋鬼子。但甲午之战，让帝国的海军梦灰飞烟灭-----至今都有人为此抱憾不已，一再强调航空母舰的建造。
建造航空母舰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先进的观念。如果国人在观念上依旧落后，“惟航空母舰”论者迟早又要遭遇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时代，讲求的更是精确制导和远程打击----杀人制敌于无形。
也许我们不应该再把过多的眼光投向海洋，而更多的应该是天空，或者说更高远的太空。未来的战争可能更多的依赖空间侦察、空间通信、空间导航、空间预警等，人类的下一个战场，一定在太空----谁控制了外层空间特别是控制低层轨道空间，谁就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注：（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211页，生活&S226;读书&S226;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1．7、潘多拉的盒子和条约中国的开始
南京，这个六朝古都，注定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非同寻常的角色。
南京的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修建的，如今仍旧是古都里最为坚固的。笔者曾经倘徉在那古城墙下，抚摩这些六百多年前的产品，仔细看的话，还可以看到上面有些文字，是本块城砖的制作者、运送者的名字和户籍所在地的记载------如果质量有问题，将按照上面的信息追查，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质量监督实践吧。
南京的城墙虽然坚固，但又有屡屡被攻破的尴尬。明成祖朱棣攻破了他父亲修建的坚固城墙，夺了他侄子孝文帝的皇位；天平军从汉口顺流而下，占据了大清的半壁江山，但后来天京被破，又是血流成河；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布了清王朝的随后死亡，但在四九年解放军的南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土崩瓦解逃往了台湾。
还有一个是我们不能忘记的------1937年12月，日本军攻破南京后，那个导致30万人死亡的血腥大屠杀。
也许是秦淮河的脂粉气太浓了，南京注定不是一个幸运的城市。1842年英国舰队兵临城下，南京无奈的扮演了一次难堪的角色。
历史上，中国很少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甚至是侵略。中原的王朝对于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如果可以战胜他们的话，往往会象对待匈奴一样把他们彻底驱逐；如果不能驱逐，就修建长城以隔绝这两种文明；但要是长城还不能保卫自己，他们或许会选择和亲，或者给予贡金和互市来维护边境的和平，就象当年明朝对俺答汗的蒙古民族一样。
大清帝国是唯一没有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骚扰的王朝，但他们遭到了来自海上商业民族的挑战。《中英南京条约》还只是一个开始。帝国对条约显然是不适应的，他们甚至很难理解条约是个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帝国将由此沦落。而这一天，终于无可奈何的到来了。
《中英南京条约》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因鸦片而导致的战争，在条约里却对鸦片只字不提，这实在是和帝国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就在这一天，中国和谈代表颤颤巍巍的登上了英国的“汉华丽”号军舰，在早已拟好的《南京条约》上签字画押。唯一让他们感到宽心的是，这个条约不是在北京签订，至少在表面上保全了天朝的颜面。除了对割地赔款感到痛心外，对于其中的部分条款如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他们可能在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就已经匆忙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
就外交实践来说，这些清朝的大员基本就是白痴。
可我们又怎么忍心去责备一百多年前这些枪炮下的清朝官员呢？在科举考试里，可从来就没有外交这一门。
不如来看一下《南京条约》原文内容，长长见识。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南京。
兹因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止肇衅，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约。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朴鼎查；公同各将所奉之上谕便宜行事及敕赐全权之命互相较阅，俱属善当，即便议拟各条，陈列于左：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一、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员偿补原价。
一、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员，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一、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员，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
一、以上三条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员应如何分期交清开列于左：
此时交银六百万员； 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员，共银六百万员； 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员，共银五百万员； 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员，共银四百万员； 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员。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员加息五员。
一、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一、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候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一、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
一、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员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一、以上各条均关议和要约，应候大臣等分别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分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离遥远，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缮二册，先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各为君上定事，盖用关防印信，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无碍矣。要至和约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国记年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江宁省会行大英君主汗华丽船上铃关防。
见《海关中外条约》，卷1，页351―356；又是《道光条约》，卷1，页34―37。英文本见《海关中外条约》，与汉文本载在同页上。本条约原无名称，通常称为《江宁条约》或《南京条约》；据《道光条约》，又称为《白门条约》。条约于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香港交换批准。）
条约是英国人草拟的，自然是按他们认为的重要程度加以排列。第一条是停战协定，这是通行做法。第二条是五口通商，英国人的主要目的，甚至下面的几个条款也都是围绕着通商而设定的。第三条是以修船堆货的名义割让香港岛。第四、五、六条是赔偿问题。后面几条涉及到关税和领事裁判权问题，到后面的谈判修约中得到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条是关于平等国交的-----这个当时被争得面红耳赤的条款，现在看来，却是最平等的一条！
割地赔款，本也是十九世纪战败国的通常之事，普法战争后法国也曾遭遇此等屈辱。为保住颜面，天朝一再说香港岛是“商借”，幸好割的只是天边之一小岛，对此倒也没看出有多么的心疼-----后来甲午战争还割让台湾岛呢。
天朝上下没有想到的是，香港后来倒成了繁华之地------又是一个意外。五口通商的其他地方，也大都顺势发展，特别是上海，由一个几乎是滩涂之地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繁荣远胜于内地其他城市。这反过来说明，全球化的过程，早进入早受益，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此等尴尬事实，国人往往回避，这里的疙瘩，其实还是因为不平等和主观上被强迫的“不爽”导致。
但是《南京条约》还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第二年（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英国人又巧夺豪取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从英国人刻意制造的陷阱看来，这次战争的实质并不在鸦片本身。
1842年12月，当美国总统泰勒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众议员顾盛前往中国交涉，争取和英国一样的待遇。美国人比英国人还要狡黠，他们甚至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英国人辛苦获得的同样成果，甚至更多------当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也同样享受好处。
顾盛为了显示美国的先进和强大，给天朝带了不少新鲜的玩意：地球仪、航海地图、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气温计、众多的科技书籍等，这些本是战败的中国最需要的，但却被视为“奇技淫巧”给拒绝了。
但顾盛没想到的是，他的致命武器居然是他携带的“国书”。他从天朝官员闪烁不定的言辞里看出，天朝的人非常不愿意让他这个洋夷前往北京面圣，在他们眼里，如果众多夷人都要面见皇上的话，天朝的威仪何在？谈判的官员甚至一再威胁说，如果坚持进京的话，就停止谈判。顾盛当然很好的利用了这个“威胁”，他的真正本义是在通商条约，而不是什么面见皇上。
这是何等奇特的利益观啊，人跟人是差异为啥就这么大呢？
最后，天朝的谈判官员主动屈尊去了澳门，在澳门旁边的小村子-----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天朝官员的前提条件是顾盛交出国书，答应不去北京面见皇上。而在这个条约里，美国人比英国人更进一步的获得了完全的领事裁判权，从此，各通商口岸的洋人，都不再受到中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成为了中国领土上的特权人士。
但让天朝大员们诧异的是，法国-----这个对华贸易还不及英国零头、每年来华船舶还不超过十艘的国家，居然也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舰队前来中国谈判签约。也许是在鸦片战争后，法国人亲眼观看了天朝官员和英国人签订条约的全过程，所以他们当然不想错过这次盛宴。
被英国人教训过的天朝大员们，很难分清这些白种人的差别，他们的办法就是干脆“一视同仁”，甚至早就按照英国人的样式把条约拟好了。
法国人显然继承了路易十六的堂皇和气派，他们的排场很大，比起美国人只有一艘军舰的“穷酸”来说，他们简直就是暴发户-----法国使团一共来了八艘军舰，500多人。不过，据说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和天朝官员打交道的技巧，那就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威胁说要去北京面圣！最后，在达到了所有目的后，法国人把签约仪式搞得漂漂亮亮、然后风光回国------但传教士却因此来了，他们可以合法的来到中国传教了，而这却给后来的中国外交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后叙。
最搞笑的莫过于1871年中国和日本的修约，两个对近代外交一窍不通的国家居然签下如下条款：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1）
这些可都是对彼此都不平等的条款啊。这就是当时全球化之外的亚洲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1881年和巴西签订的条约，双方各有最惠国待遇并取消协定关税，而这已经是近40年后是事情了。
天朝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朝了------甚至它想要平等的时候，已经是不可求了。
帝国终于戴上了条约的枷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在等着签字画押。
马克思曾对晚清的中国作过这样的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茅海建先生说，“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越早结束越为有利！”这句话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结束以后，国人应该真正做什么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还是仅仅激于道义，痛斥那些侵略者？
遗憾的是，国人一提到这场鸦片战争的时候，似乎还在继续“激于道义”，并继续义愤填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幻想”，一种“悲歌”呢。
注：（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544页，生活&S226;读书&S226;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热河行宫，也就是后来的承德避暑山庄，离北京大约有二百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
这个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屡次扩建后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花了近90年的时间修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就曾在这里接见过远道而来的英国使团，而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但谁又曾知道，“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1）
弹指一挥间，从英国人打破天朝的大门后，又近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间，帝国却已经翻天覆地，几无宁日。老爷子道光帝在1850年撒手西去，给儿子咸丰留下的，却是一个偌大的烂摊子。
咸丰作为道光帝的第四子承继皇位，也并不是一帆风顺。道光帝本来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后去世他，老年丧子，道光帝也是伤心不已。幸好1831年连得两子，皇四子奕泞（即咸丰）和皇五子奕誴；而1833年皇六子奕（恭亲王）的出世，让道光帝很是犹豫------到底该立谁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晚年的道光帝很是为这个事情头疼不已。当时道光帝有六个儿子，后面的三个年龄太小，基本可以被排除在，而和咸丰同年出生的皇五子奕誴相貌粗陋，举止浮躁，道光一向不喜欢，后来干脆过继给自己的三弟、已经去世八年而无后的惇恪亲王绵恺，也被排除出了考虑范围。
据野史上说，皇五子奕誴这个人也根本不像是当皇帝的料，相传他的酒量极大，又好恶作剧，有一次请人吃饭，有酒无菜，却不许人家吃菜，只准饮酒，谁要是受不了讨饭吃，就给韭馅包子，包子极为辛辣而难以下咽，以捉弄人为乐。不过，他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却做上了皇帝。
道光帝可选的继承人就剩下奕泞和奕兄弟二人了，但就是这两兄弟，让道光帝难以取舍。
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的，应该立奕泞；可要说相貌和聪明程度，奕则要远胜奕泞，奕泞还因为一次骑马摔成骨折，脚还有点跛。但在老成稳重方面，奕泞又胜过奕，倒有点道光帝的风格。
据《满清外史》上说，相比而言，道光帝还是比较喜欢奕，甚至几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密匣子，但道光帝又考虑到奕泞居长，又无大过，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当时滨州杜受田是奕泞的师傅，对道光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帝命诸子校猎南苑，杜受田就悄悄的跟奕泞说：“阿哥到时候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自己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字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也。这样一定能契合上意。”奕泞听后如计行事。
复命的时候，奕所献最多，而咸丰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心里不说，其实都嘲笑奕泞无能。道光果然非常奇怪，就问奕泞怎么回事，于是奕泞就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野史记载未必真实，但在老成稳重或者说保守呆板方面，奕泞的确有老爸道光帝的几分风采。道光一朝，最为保守平庸，道光帝最宠信的大臣曹振镛就是明证。有一次曹振镛的门生问怎样做官时，曹振镛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以此标准看来，奕就过于聪明、过于活跃，最后道光帝还是选择了奕泞，也就是后面的咸丰。
后人常常以奕没有承继皇位而感到遗憾。以奕的能力和变通，肯定比平庸好色而短命的咸丰强很多，至少也不会有后来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慈禧太后把持朝政这半个世纪里，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一段时期。只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更不会倒流的。
咸丰登上皇位，年方二十，风华正茂，但他又是一个极其不走运的皇帝，从他做上皇帝开始，就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1851，也就是咸丰元年，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太平军起义，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据说咸丰开始临政时也算勤勉，但后来发现内乱外患，远不是他的能力所及，于是后来也就灰心丧意，沉湎美酒和女色了。据说咸丰常在宫中喝酒，酒醉后往往发怒，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就难免皮肉之苦了。
《清代野记》上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相传即常熟陆懋宗不知是否），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
这位和臣下争风吃醋的皇上还写过一首关于酒的诗，意境不错，比他乾隆的诗好多了，试录如下：
“一杯冷酒千年泪，数盏残灯万姓膏！”
咸丰的郁闷可能和他身体不好有关，野史上说，咸丰患有肺痨，有人说喝鹿血既有利于肺，又可以壮阳，于是咸丰就在圆明园里养了大群的鹿，甚至逃难的时候也想把鹿带上。
说起逃难，那是因为修约问题引起。《南京条约》后的第12年，也就是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政府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天朝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天朝严拒。
这下英国人火了。他们想起了小斯当东的话，“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这次决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要达到目标，要让天朝彻底的低下高傲的头颅；他们不但要派公使驻京，而且还要对“夷人”的蔑称说“不”。他们要证明的是，他们不是时代的怪物，天朝才是。
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在公使驻京的问题上，天朝的确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了。
从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开始，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常惯例；而在欧洲各国击败拿破仑帝国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在十九世纪的国际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但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天朝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互派公使？让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随意觐见皇上？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
英国人终归是有办法的。终于，他们后来觅得了一个借口，这就是“亚罗号事件”。
说起“亚罗号”，这又是一个奇特时代的奇特产物。这艘船，船东是中国人，船长是英国人，但水手全是中国人。该船在香港注册，悬挂的是英国旗帜-----归英国保护。
自从香港被英国人割占后，海上的商业活动大为增加，同时也让海盗的生意兴隆。据说该船也参与到其中的海盗活动，所以两广总督叶名琛将他们缉拿了问罪。
本来英国人对广东水域一带的海盗活动也是深恶痛绝，并曾经组织人员前去打击，但这次，却站在了海盗的一边。英国19世纪著名政治家帕默斯顿的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看来所有的英国人对这句话都学习得不错。
叶名琛却也是个有个性的官员。，他以不变应万变，对于英国人的交涉一概不予理会，广州也不设防，甚至1856年英国人攻到广州后，每十分钟向他的总督衙门开炮，他也不予理睬。
铁的事实证明，叶名琛才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真正先驱，而不是印度的甘地先生。看来，我们应该感谢叶名琛总督为我们赢得了这个莫大的荣誉。
不过，这时印度发生了点小意外，英国人的后继部队被派去镇压印度的兵变了，于是英国人推迟了他们的计划并退出了广州。叶名琛大喜，赶紧向北京飞章报捷，谎称胜战。
但仅过一年，英国人又卷土重来，而且，这次还带了个帮手-----法国人借口“马神甫事件”，也参与了这场修约战争。英法联军下了最后通牒，叶总督仍旧不予理会，他此刻在长春仙馆里拜吕洞宾、李太白二个大仙，一切军机都取决于乩语后行事。
洋人终于忍无可忍，冲进总督衙门把叶名琛给逮捕了。后来，这位老兄被囚禁在印度加尔各答的镇海楼。到了夷人之地后，叶名琛每日诵读“吕祖经”，只吃自己和仆人带的食物，拒绝洋食，最后终于因营养问题而病死在异地他乡。
叶名琛在加尔各答还曾作诗一首，后与其灵柩一同送回国内，当时传诵一时。
诗云：“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空言一范军中有，其奈诸公壁上观。向戍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近闻日绘丹青像，恨态愁容下笔难。零丁南去叹无家，鹤讯犹传节度衙。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真泛使臣槎。心惊跃虎波涛阔，望断慈乌日影斜。惟有春风依旧返，女墙红遍木棉花。”（《镇海楼题壁》）
苏卿者，一位被匈奴囚禁数十年而不改志的汉使苏武是也。
时人对叶名琛的评价说：“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可谓是一针见骨。其迂腐至此，虽死又何益？
英国人既然不喜欢叶总督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然不会忌讳对广州使用暴力。广州城陷后，他们找来了广东巡抚柏贵，成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傀儡政府，这个怪胎居然一直持续了三年半，到1861年才结束。如果要寻找近代史上汉奸鼻祖的话，应该就在这里了。
但令人奇怪的是，北京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撤免柏贵的官职，直到1859年他去世为止。
历史又重演了一次。英法联军随后进攻天津，摆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架势。咸丰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谈判。美国、俄国、闻风赶来----据说他们早就串通一气-----和英国、法国一起分享了好处。这就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
本来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咸丰这时还有一个更为危险的心腹大患太平军需要对付。但在1859年在北京换约的时候又节外生枝。
不知何故，咸丰的爱将僧格林沁亲王和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发生了冲突，据说是僧王把引诱英法舰队到了烂泥塘后，岸上守军用新买的洋炮狠狠轰击了这些夷人，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此役光英国人就死伤四百多人，军舰被毁四艘。
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1860年，英法联军组成了一支25000人的联军，在英国额尔金勋爵的命令下，气势汹汹的前来报复。
骄傲的僧王没有把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怪物丑类”放在眼里。他心想，洋人长处不过是船坚炮利，姑且先放他们上岸，等到了陆地，我的三千铁骑定把他们踏为肉泥！
只可惜冷兵器时代早已一去而不复返了。当时僧王幕府中有个叫郭嵩焘的名士（后来成为第一任驻英公使，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力谏不可轻易放洋人上岸，但僧王不听，无奈之下郭嵩焘只好辞职离去。
果然，在随后的新河一战中，僧王的三千骑兵在英法联军的长枪大炮面前，如同稻草一般的纷纷倒下，三千骑兵最后竟只剩下七骑。
在新和之战前，也就是1860年的六月，荧祸星（火星）侵入南斗。这种星相，在星相学上叫“荧祸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一向被认为是不祥的征兆。但这次，咸丰不但是要下殿，而是要离开北京，再也没回来了。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初八，本是一个吉利的好日子，但对于咸丰来说，却是一个极为无奈的日子。
据《清稗类钞》里说，这一天，当咸丰带领六宫粉黛从圆明园后门出逃时，年幼的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模仿起从前宫女们在咸丰泛舟靠岸时的轻歌，“安乐渡！” “安乐渡！”
咸丰听到后，伤感的摸着儿子的头说，“今日无复有是矣！”
咸丰的目的地是热河行宫，当年乾隆帝接见马戛尔尼的地方，也是清朝皇帝避暑的胜地。但这一次，咸丰远没有祖先们风光，他这次不是来避暑的，而是来逃难的。
由于出来的时候走得仓促，一行人甚至忘记了带被褥，这件事情，后来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再次出逃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慈禧太后总共逃了两次难，算是经验丰富的了。
失去了天子的北京城很快被英法联军攻破。 5天之后，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洗劫并焚毁了这个举世闻名的园林。这些强盗抢掠时惊奇的发现，前辈马戛尔尼留下的大部分礼品，包括天文地理音乐钟和火炮，甚至炮弹等，都依旧原样陈列在那里。转了一圈后，这些东西又回到了制造它们的英国。
在整个欧洲都在为他们的抢劫成果而兴高采烈之时，维克多&S226;雨果写下了下面的句子。
“在地球的一隅有过一个世界奇迹：它叫圆明园，一个特等民族的想象力所能创造的一切几乎都集中在那里……用大理石、玉料、青铜和瓷器建起了一个梦一般的世界，外面镶以宝石，裹上丝绸，这里是圣殿，那里是后宫，后面是城堡，放入众神与鬼怪，涂漆上釉，贴金抹粉，请具有诗人气质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里的一千零一个梦境，再加上园林、水池、喷泉、天鹅、白鹃与孔雀，请您想象一下人们幻想中的光辉夺目的桃源世界吧！”
“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大肆抢掠，另一个放火焚烧。同这些连在一起的是让人不得不想起巴台农神庙的额尔金这个名字。额尔金在巴台农神庙开始干的事，他又到圆明园干了。这次他干得更为彻底漂亮，连一点都没有留下。我们所有教堂里的珍宝加在一起也抵不上这个伟大壮丽的东方博物馆。战功赫赫，战果辉煌！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
“ 在历史上，两个强盗之一就是法兰西，另一个则是英国。但我要抗议！法兰西帝国装走了一半的胜利果实，今天它天真地拿出一副物主的架势，成了圆明园的珍宝陈列所。我希望终有一日摆脱了束缚并清除了污垢的法兰西将把这些赃物交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
“我记下了这笔帐。 先生，这就是我对这次远征的赞扬。”
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是近代历史上对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伤害最严重的三次。即使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仍旧没有忘记，也不能忘记。
随后签订的《北京条约》，这些强盗又获得了新的权利：香港被扩大了，加上了九龙半岛；外国租界完全自治了！互派公使了！不许再叫夷人了！
天朝终于痛苦的接受了国际惯例。
除了国交平等的国际惯例外，不要忘了还有弱肉强食的国际惯例。
圆明园残留的石柱依旧无声的矗立在那里，在夜幕快要来临的时候，往往发出惨白的颜色。它们想诉说些什么吗？
有时候，笔者坐在那残垣断壁下想：耻辱也是一种沉思的力量，耻辱也是一种奋起的鞭策。如果我们这些后人还记得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话，我们的民族就还没有失去希望！
注：（1）、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第4页，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热河事变和慈禧太后的上台（上）
咸丰帝死了，他屈辱的死在了热河行宫。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和康乾盛世人口剧增相反的是，爱新觉罗皇族的子嗣却一直在走下坡路。康熙皇帝有三十五子、二十个女儿；雍正帝有十六子、八个女儿；到了道光帝只有九子（其中前三子夭亡）、十女；而咸丰帝只有两子（次子夭折）一女；到了同治、光绪和宣统，这最后三个皇帝，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竟然都没有子女。
天亡爱新觉罗皇族！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天意！
既然咸丰只有一个儿子载淳，那秘密立储就没有任何的意义，载淳成为当然的皇位继承人。但当时的载淳只有六岁，无法理政，咸丰经过仔细的考虑后，弥留之际下了两道口谕：
一、皇长子（载淳）立为皇太子；
二、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这种制度，实际上康熙时期实行小皇帝继立后的大臣辅弼制度，只不过是由原来的四大臣变成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
鉴于大臣擅权的历史教训，咸丰又将两枚随身印章“御赏”与“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这就是说，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谕旨，必须在谕旨前加盖皇后持有的“御赏”印；文末则钤印 “同道堂”印，这样的谕旨才有效。
但当时载淳只有六岁，于是他的亲生母亲慈禧太后就顺理成章的代理了钤印之责。这样，在朝政的运作上就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的平行体制。咸丰帝临终时精心设计的权力分配方案，其实是以两位皇后加小皇帝为一方，八位辅政大臣为一方，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以确保皇权不会旁落。（1）
但这样的安排，要求双方通力合作，这对于专制思想如此浓厚的天朝，显然是不现实的。就皇权一方来说，慈安太后不识汉字，对政治也不感兴趣，“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而载淳年龄太小，实际上皇权一方只有26岁的慈禧太后一人；而八大臣一边，则是以肃顺为核心。慈禧太后和肃顺两人都是强势人物，对这样的安排，怎么可能通力合作？
先说肃顺。肃顺本是宗室出身，但他这辈已经家世中落。年轻时的肃顺虽然长得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但成天无所事事，经常在街上遛狗斗鸡，一副无赖相。
据《近代名人小传》上说，肃顺的同学郎中墨裕在一个很冷的冬日，街上遇到肃顺盘辫反披羊皮褂，牵着狗在街头溜达。因为宗室关系，墨裕有时候还会接济接济他，看了肃顺这个样子就问他：“你觉得你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肃顺大咧咧的说：“亡赖耳。”墨裕很生气，说：“做亡赖光荣吗？”肃顺答到：“因亡所赖，斯亡赖耳。”（既然无所依赖，就只好做无赖了！）
墨裕听了，后来就想办法以闲散宗室的名义，给肃顺弄了小官做做，谁知道肃顺反而在官场里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拾，居然做到了刑部郎中，远胜于郎中墨裕。
世上有三种人：第一种是没本事，有脾气；第二种是有本事，有脾气；第三种是有本事，没脾气。而肃顺就属于典型的第二种人。肃顺记忆力很强，只要和人见过一面，终身都记得别人的形体相貌；办理一件事情后，过上几年都还记得里面的词句。
但肃顺虽有能力，脾气也坏，得罪的人不少。清人笔记《奴才小史》里提到咸丰年间顺天科场舞弊案里主考官柏葰被杀一事，肃顺就做得很绝。柏葰曾经出使朝鲜，离任时朝鲜国王馈赠五千金，盛情难却，柏葰只好携带回国，交给礼部备存，一时间颇有清廉之名。咸丰八年，柏葰出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发榜之日，某戏子居然高中第七名，舆论大哗。后查出副考官从中大肆收受贿赂，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柏葰受贿，但查明他的小妾在其中游说谋利。咸丰震怒，下诏将柏葰等五人处斩。
按本朝惯例，一二品大员在临刑前一般会有格外恩典免死，即监斩官等待皇帝签发驾帖。柏葰当时也很镇定，以为自己责任不大，皇上一定会免其一死。但后来见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来，柏葰一瞧，脚底立刻发软，长叹道：“完了，完了。皇上断不肯如此，此必肃六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
这事还真让柏葰说对了，赵光等候驾帖时，咸丰有点迟疑，说：“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说：“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咸丰仍旧犹豫不决，肃顺见咸丰下不了决心，干脆拿过朱笔代书，柏葰就这样被送命了。有意思的是，柏葰不仅这事说对了，他预测肃顺“他日亦必同我一样”，也说中了。肃顺在热河政变后被杀，监斩的居然还是赵光！
由于肃顺屡兴大狱，用刑过严，弄得大家对他又恨又怕，人人切齿。更有甚者，肃顺对自己满人也极为的蔑视。《清代野史大观》中所钞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里说，肃顺主政时对待满人官员如同奴隶，喝来唤去，但对待汉员却很谦恭。肃顺自己也跟人说：“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利害得很。”就连受贿，肃顺也只收满人而不收汉人的。后来，在他的周围，倒是罗致了不少有才学的汉人，如高心夔、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都受到了肃顺的青睐和提拔。
肃顺和慈禧太后的矛盾也是由来已久。《清史拾遗》里说，咸丰帝临终前，也曾担心自己死后因为儿子年幼而导致母亲慈禧干政的局面。于是肃顺就给咸丰讲“钩弋夫人”的故事，意图除掉慈禧太后。
钩弋夫人是汉武帝的宠姬，汉昭帝弗陵的母亲。由于弗陵小时候身体健壮，十分聪慧，汉武帝很想立他为皇位继承人。但汉朝时期外戚势力很大，汉武帝担心年轻而又富有活力的钩弋夫人以子专权，于是有一天找了个借口责罚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叩头谢罪也不理会，高声命令左右将钩弋夫人带走杀掉。钩弋夫人非常委屈，以为汉武帝是在开玩笑，走一步就回头用乞求的目光希望汉武帝撤回命令。但汉武帝坚决的说：“快走，你不能活！”
结果，钩弋夫人被处死了。
事情过后，汉武帝问手下的人：“外面是怎么说我杀钩弋夫人的事情啊？”手下说：“大家都说大王心太狠，既然立她的儿子为继承人，没道理杀了他的母亲啊？”汉武帝摇摇头，叹道：“你们这些庸人哪里能明白主少母壮的道理！我朝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这不就是前车之鉴吗？我这是为儿子登基先除掉母后擅权的隐患啊。”
没想到，慈禧太后不但没有成为钩弋夫人般的冤魂，反而做上了晚清的吕后。
慈禧又是何许人也？
慈禧，出身于镶蓝旗，父亲是个文职小官，家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其实算是个地道的北京人。后来慈禧参加选秀进宫，当时被封为兰贵人。
按清朝的后妃制度，后宫尊贵的先后顺序是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贵人不过是第六等。女人的青春有限，虽有幸进宫，要想进到皇后这个级别，决非易事。隋丽娟老师在《说慈禧》一书里夸赞慈禧是个大美人，笔者不敢苟同。清朝后宫选秀主要强调端庄，过于美貌和妖艳反不能入选。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清朝后宫的画像，大都姿色一般，决不是个个都美如天仙。就拿慈禧太后的画像来看，眼光凌厉，神色阴毒，很难和“美人”两字挂上钩。（当然，个人审美观不一样，这也只是笔者个人意见）
由于慈禧太后执政期间，国难内患，民不聊生，民间对她诽谤的也不少。有野史说她送父亲灵柩回京时，误收了他人的丧银才得以进宫选秀，后来误送的那个人还因此当了总督；也有说慈禧太后在做兰贵人的时候，常常等到咸丰帝来圆明园的时候，在不远的地方唱起南方的小调----她家的保姆是南方人-----以吸引咸丰的注意。总之，手段狡猾，不择手段。
但从历史上看，慈禧进宫后的最初两年里，兰贵人的地位一直没有变化。真正改变慈禧地位的，是她后来生了儿子载淳（同治）。咸丰好不容易盼来自己的第一个儿子，自然是喜出望外。由此，慈禧的地位也快速提升，晋升懿妃后一年，又晋为懿贵妃。由于当时后宫里没有皇贵妃，这样，慈禧的地位事实上只在皇后（后来的慈安太后）之下。
母因子贵，咸丰死后只有慈禧太后生的一个儿子，慈禧太后也就自然而然的在儿子同治即位后，与慈安太后并列为“两宫”。
慈禧文化不高，往往一道两三百字的谕旨会有十几个错别字，但对政治却很有兴趣，咸丰生病不愿批折子的时候，往往由慈禧代批。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咸丰帝和后妃们哭成一团，唯有慈禧很冷静的站出来说：“事情到了这份上，哭也没用。恭亲王办事果敢坚决，不如把他找来商量。”
但慈禧帮助皇帝批阅奏章的事情，是违反祖制和家法的行为，这导致了朝中拥有实权的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特别是肃顺等人的不满。咸丰帝归天后的第三天，慈禧、慈安共同召见了八位辅政大臣，商议有关谕旨拟定发布、疏章批阅及官吏任免等事情的处理方法。
两派的交锋开始了。
八大臣早有准备，肃顺不慌不忙的拿出早已写好的条陈说：“谕旨由大臣拟订，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这意味着，八大臣只把两个太后当成盖章的机器，具体事情不必过问！
慈禧这下气坏了。从北京到热河，慈禧就一直在受肃顺的气。由于逃难时准备不足，途中苦不堪言，慈禧受不了路上的颠簸，甚至三次屈尊向肃顺“泣求”换辆好点的车，但山高皇帝远，肃顺一时也找不到好车，被逼得急了，就大声呵斥慈禧，甚至骂出“汝何人”等这样伤慈禧自尊的话。（1）
而到了热河后，作为行宫大总管的肃顺，忙前忙后，对后宫的生活也是照顾不周，“供应极薄”，包括慈安慈禧在内，后妃们对肃顺几乎是恨之入骨。但热河几乎就是肃顺的天下，慈禧孤立无援，无计可施。在这危急时候，她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小叔子恭亲王奕！
注：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第175页，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0、热河风云激变，慈禧阴谋得逞（下）
恭亲王奕本是有机会当上皇帝的。
论聪明才智，相貌体格，奕都要胜过奕泞。尽管道光帝为皇位继承人考虑了很长时间，但最终的天平却还是倒下了看起来老成稳重的奕泞。奕的聪明伶俐和争强好胜，反而成为皇位竞争时的缺点。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立储密旨并建储匣，亲笔写下了两份朱谕：皇四子奕泞为太子，皇六子奕封为亲王。书写两份建储密谕，一份写皇位继承人，一份写立亲王，这在清朝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也许，道光帝想给奕一点补偿吧？
咸丰十岁的时候，其生母全皇后突然暴崩，咸丰于是交由奕的生母静皇贵妃一起带养。咸丰和奕两兄弟小时候的关系还算不错，在上书房里一起学习，一起玩耍，甚至一起习武。咸丰当上皇帝后，对奕母子还算可以，静皇贵妃封为康慈皇太妃，奕封为恭亲王，咸丰甚至打破祖制，任命奕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入军机处才两个月，就被提为“首揆”，当时奕只有21岁。
皇兄的格外恩典，奕当然鞠躬尽瘁，力图尽忠报答。但这时出了个意外的事情：当时的康慈皇太后，也就是奕的生母，不慎说漏了嘴，导致咸丰帝心中极为不快，甚至迁怒并冷落奕，把他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人王闿运在《祺祥故事》里说，咸丰五年间，康慈皇太妃病危，咸丰帝因有养育之恩，也经常前去探问。有一天咸丰去请安的时候，正好太妃睡得迷迷糊糊，以为身边的人是亲儿子奕，就说：“阿玛本意立汝，今若次，命也，汝宜自爱。”刚说完，发现是咸丰，尴尬至极，于是转身装睡，不再言语。
从此以后，咸丰心里开始有了疙瘩，对奕也有了猜疑之心。过了几天，奕从母亲宫中急急走出，正好遇上前来看望的咸丰，咸丰就问情况怎样，奕哭着说母亲恐怕没得救了，希望皇兄能尽快给母亲一个皇太后的封号-----这事奕早就提过，但不知为何，咸丰一直没有批准。
咸丰帝听了后，支吾了两声“哦”“哦”，既没说同意，也没说反对。奕以为皇兄同意了，当时又想着能让母亲在死前获得封号，就急急忙忙的赶到军机处，命令臣僚准备了册封典礼。这下咸丰骑虎难下，只好勉强同意了封号，尊康慈皇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但咸丰对奕的自作主张非常恼火，加上前面听到康慈皇太后说本来道光帝想立奕为皇帝，心里更是怒火中烧，只等机会就要爆发出来-----可怜的恭亲王还蒙在鼓里！
没多久，康慈皇太后去世。刚过一周，咸丰就找奕算总账了，他以办理母后丧仪不周的名义，将奕赶出军机处，罢免一切官职，罚他回上书房读书。而在责罚奕办理丧仪不周的同时，却把康慈皇太后的丧仪规格大为降低，以出心中的恶气。自此，咸丰和奕的兄弟亲密关系结束。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在慈禧的提议下，咸丰重新起用了奕，派他为钦差大臣去和英法联军谈判。但当时主政的肃顺是主战派，而奕是主和派，两人“哄于御前，不能决”。旁人洞若观火，两个人不仅仅是对外政策之争，更重要的是权力之争------肃顺暴发的起点正是奕失势的开始，这一点想必两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咸丰死的时候，奕还在北京和英法联军周旋。后来遗诏下来，作为咸丰最亲的弟弟，奕发现自己居然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心中自然极为的郁闷和委屈。这时，慈禧太后的贴身太监安德海给奕带来了一封密信，要奕赶紧设法赶到热河，两宫太后有要事相商！
如此看来，两宫太后对这个八大臣辅政的安排也很不满，特别对肃顺的飞扬跋扈，内心更是感到担忧和恐惧。但作为女人，她们并不能直接站出来和八大臣斗，她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家族里的人，而奕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第一人选。
奕得信后不敢怠慢，立刻星夜赶到了热河。但两宫太后和奕的见面，还颇费了一番周折。《庸庵笔记》里说，肃顺等人企图阻拦奕入宫，侍郎杜翰（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甚至跳出来指责说，“叔嫂应当避嫌，先帝刚死，皇太后居丧，不适合召见亲王。”但两宫太后坚决要召见恭亲王，连派太监几次出来催促，奕不敢自主，请端华一同进见。端华向肃顺使眼色，肃顺没办法，只得皮笑肉不笑的说：“老六，你和两宫太后是叔嫂，我们陪同进见算怎么回事啊，你自己去吧！”
奕与慈禧究竟商议了什么，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两宫太后一定向小叔子哭诉了肃顺的蛮横无礼，飞扬跋扈，根本不把她们母子放在眼里。当然，话题毫无疑问的会转移到如何扳倒这八大臣，重新夺回权力上去。
和两宫太后见过面后，奕立刻启程回京。肃顺一派显然大意了，他们没想到这样一个简短的“叔嫂会”竟然已经定下政变的基调------当时他们是巴不得奕早点从热河滚开。
这时的热河，看似平静，但其实两派都在暗中积蓄力量，随时都可能掀起滔天大浪。作为“遗诏派”的八大臣，以为自己遗诏在手，自然想稳定局面；而“垂帘派”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却也没闲着，一直也在暗中动作。
奕回京后，立刻找到了当时的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周祖培是三朝老臣，名望甚高，但和肃顺的矛盾极深。肃顺和周祖培曾分别为户部满汉尚书，但肃顺为人专横，根本就不把比他年长二十多岁的周祖培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有一次，文件已经周祖培批阅过了，但肃顺装作不知道，故意问：“这是谁批的啊？”手下秘书低声说：“周中堂批过了。”肃顺鼻子一哼，骂道：“ 呸！不过是一帮吃干饭的混混，懂什么公事！？”拿起笔就把周祖培的画诺全部勾掉。周祖培受此奇耻大辱，表面上还不敢表露，但心里恨透了肃顺这个政治流氓！
周祖培作为三朝老臣，同情他的人不少，这次得了机会，自然要想尽办法要和奕等人一起扳倒肃顺。在明白慈禧太后的意思后，周祖培暗中授意他的得意门生，时任山东道监察御使的董元醇写一篇奏折，这就是后来的《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
按照慈禧太后和奕的意思，董元醇在奏折中提出两点极为重要的建议：一是认为皇帝年幼，国家又在危难中，皇太后应该出来权理朝政，垂帘听政，左右不得干预；二是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政，防止皇权旁落。
董元醇只是个小棋子，这个贸然上奏的奏折也只是棋局的开始而已。董元醇的奏折意思很明显，就是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辅政造势，并以此来试探一下八大臣的态度。
果不其然，董元醇的奏折就像是在热河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使“遗诏派”和“垂帘派”的矛盾完全暴露无遗。
八大臣看过董元醇的奏折后，暴跳如雷------这等于是把权力从八大臣手里剥夺，转移到太后和亲王的手中------完全是和咸丰的遗诏对着干，和八大臣对着干！
作为主要棋手的慈禧，当时很冷静，将董元醇的奏折“留中不发”，既表示对这个奏折的重视，又以此来试探一下八大臣的反应。
八大臣果然坐不住了，他们立刻责成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拟定了批驳董元醇奏折的谕旨，大批“皇太后垂帘听政和亲王参政”的建议，并要求对董元醇严加惩处。慈禧不予理会，仍旧将折子“留中不发”。八大臣心急火燎，竟然不顾君臣礼节，向两宫太后反复催要。
被逼无奈，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在八月十一日召见了八大臣，要求将董元醇的奏章交由群臣共商。八大臣当然不是傻子，岂肯轻易答应！两宫太后和八大臣展开激烈论辩，但两个女人怎能说得过八个男人！
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的紧张。八个壮硕男人声震殿瓦的咆哮声，把六岁的小皇帝载淳吓得哇哇直哭，一头钻进慈安太后的怀里，裤子都尿湿了-----大家注意，小皇帝这时找的不是亲生母亲慈禧太后，而是慈安太后！
肃顺等人干脆公然宣称：“今后请太后看奏章已经是多余了！” 慈安太后当下就被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哗哗直流。
八大臣第二天更加变本加厉，不等宣召就直接入宫和两宫太后大吵大闹，在下发批驳董元醇谕旨的要求被拒绝后，八大臣就以“搁车”（罢工）相威胁------既不处理奏章，也不向太后移交。这种让朝政瘫痪的做法，历朝历代还真没发生过。
在当时的热河，完全被肃顺一党控制，慈禧太后孤立无援，最后只能服软，把八大臣拟定公开批驳董元醇的谕旨下发，肃顺等人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看起来，遗诏派似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遭受重大羞辱的两宫太后决定尽早回京，另做打算。按常例，小皇帝必须每天扶送灵柩归京，但慈禧太后以小皇帝年龄太小、身体弱为理由，要求先行归京。八大臣被刚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居然轻易答应了。
这样，八大臣就被分开了，肃顺等人护送咸丰的灵柩慢慢回京，而载垣、端华护送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先走，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先到北京。还没进城，慈禧太后就立刻秘密召见了奕，准备对八大臣痛下杀手！
回到北京后，两宫太后声泪俱下向留京的众大臣控诉了肃顺等人欺侮她们孤儿寡母的恶劣行径。女人的柔弱是很容易得到同情和支持的，加上肃顺得罪的人太多大多数的大臣在奕和周祖培的鼓噪下，很快的倒向了两宫太后。
其实计划早就由奕和周祖培拟订好了。周祖培当时愤懑的说：“太后为何不将他们（八大臣）治罪？”二位太后装作不解：“先帝遗诏任命他们为赞襄王大臣，能治罪吗？” 周祖培说：“皇太后可先降旨解除他们的官职，再治罪不迟。”慈禧太后说：“好，就这么办。”于是恭亲王奕把早写好的治罪诏书奉上，两宫太后盖印，要治八大臣的罪。
肃顺等人垮台为何如此之快？一来是因为其树敌太多，北京的大臣就几乎都倒向了太后和奕。但更重要的是，肃顺没有得到实力派将领的支持！就连当时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这位握有重兵的将领也反对肃顺，对于这点，肃顺也不是不了解。事实上，他也试图拉拢一些实力派将领如僧格林沁为自己撑腰，但因为多年的人品太差，无人支持，甚至他提携过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于这场政治风暴，也都处于观望态度。
据说，肃顺的门人王闿运亲自到曾国藩帐中游说，试图拉拢他支持肃顺，但曾国藩在听完他的话后，用手渍茶水在桌上写了个“妄”字。而在慈禧太后等人回宫的途中，一直是荣禄的军队保护，京畿一带，则完全是胜保的军队！
由此，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其结局可想而知。他们太相信那封遗诏了，以为那是尚方宝剑呢！
载垣和端华的表现更像是个书呆子，当奕拿着对载垣、端华、肃顺治罪的诏书前来捉拿的时候，这两人还傻乎乎的质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意思是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写诏书）
侍卫们才不管谁的诏书，立刻上前将两人按倒在地，捆了送宗人府关押。当天晚上，肃顺奉咸丰的灵柩驻足在密云县。当咸丰第七子醇郡王奕澴和睿亲王仁寿的亲兵踹开卧室大门的时候，肃顺还和两个小妾横卧在床上呢。肃顺被抓后，还骂不绝口，“悔不早治此贱婢（慈禧太后）！”
整个政变，从计划到实施，只用了三天时间。某京师官员记载，政变当天（九月三十日），上午乌云密布，天色阴沉，风声不止，到中午才风开云散。莫非又是天意！？
八大臣最后的结果是：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被判斩立决，其余五人革职；肃顺和当年顺天科场舞弊案的柏葰一样，被斩于市口，监刑者竟然还是刑部尚书赵光。柏葰被杀前曾说，“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果然如此！
政变成功后，慈禧论功行赏也不含糊，特别是奕，更是备极恩宠，一月四赏。
政变成功的第九天，小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原来的年号“祺祥”弃之不用，改为“同治”。同治同治，共同治理，但是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同治”呢，还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的“同治”呢，抑或就是一个人的专制？
历史在这里划了个重重的顿号。
注：（1）隋丽娟：《说慈禧》，第11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本章参考书目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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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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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隋丽娟：《说慈禧》，中华书局2007年版。
16、孟森：《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请继续期待第二章《1851：太平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