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达斯篮球鞋批发:朱德的国家建设思想

朱德的国家建设思想

顾则徐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在1948年底朱德宣布国共内战已经定局之后，朱德就将自己所思考的问题向国家建设方面转移，引退不过是他一系列思考中所采取的行动之一。朱德的思考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思想，由于“毛泽东思想”政治权威的存在，朱德对自己思想的表达处于很困难的状态，只能迂回、断续而零碎地进行，但是，如果予以整理，还是可以发现其是具有完整脉络的。即使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也完全注意到了朱德思想的特殊，并系于朱德的地位而感受到了很大压力，为此，毛泽东头痛不已，在朱德背后指责朱德喜欢到处乱说话，搅乱整体部署，与中共中央的精神不相一致。不仅毛泽东头痛，实际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与朱德存在一系列分歧，但又不能过于得罪朱德，而朱德则采取了你们愿意听就听、不听自己也不坚持的避免冲突态度，即使说也不多说，也基本只跟较低级别的人说，让“群众”自己去体会。朱德很清楚自己在国家建设方面处于了孤独状态，得不到足够支持，既然已经逐步引退，特别作为解放军总司令的军人身份，也不便于动用自己的权威推行自己的主张，——如果这样做，又恰恰违背了自己思想和意愿。因此，朱德只是保持基本的沉默，有了机会则说上几句。

那么，朱德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呢？中国学术界已经注意并进行了不少研究，并称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一些人认为朱德是“中国式社会主义”最早的提出者。就现有的材料来说，朱德有过两次比较明确使用了“中国式社会主义”概念，一次是1963年3月19日朱德在听取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次是1965年12月30日朱德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24次会议时指出：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但是，仅仅依据朱德这两次说话就称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实在是很勉强，也是具有明显的为邓小平文革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寻找依据的思维倾向。“中国式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字面意思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在很多内容上也比较接近，可以证明邓小平在文革后终于痛定思痛，幡然醒悟，接受了朱德的思想和主张，可以证明朱德终于在身后通过邓小平改变了中国，但邓小平本人从来没有公开说过朱德的思想，没有说过自己是朱德思想的继承人和实践者，这当中既可能是邓小平有着试图提高自己“设计师”地位意图，也可能是邓小平难以指出朱德的先驱性，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实邓小平最大的历史困境在于，当初朱德是个孤独者，邓小平自己在朱德的孤独上也是重要责任人之一，比如在对待苏联赫鲁晓夫改革的态度上即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朱德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无法接受和容纳朱德的很多思想和主张，也就是说，朱德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中，有着至今仍然是中共所不愿意执行的重要思想和主张。

就经历来说，朱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而唯一的人，本是个由旧学而向新学演变的知识分子，却成为了一个职业军人和军阀；本是个极其贫困的农家子弟，却成为了一个抽鸦片、养姨太太、住洋房的富翁；本是个坚定的民主革命者，却成为了一个共产革命领袖；本是个专注的军事家，却不得不兼有了政治家身份；本是中共领袖，却成为了指挥国共两军的指挥官；本是坚决的民族主义者和抗日英雄，却不得不容忍消极抗日；本是个反对独裁的人，却不得不支持毛泽东的独裁；本是引退了，却又不能真正引退和退休；等等。这种极其矛盾和具有两面性的人生经历，必然深刻地植入到他的潜意识和意识当中，影响他的思想和主张。在思维方式上，朱德与中共其他领袖相区别的重要特点，是他不只是有“五四”时代的科学主义观念，而且更是喜好科学，掌握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并经过专业的哲学学科熏陶，但他无论对自然科学还是专业的哲学学科都没有作过系统和深入研究，既严谨又没有专业习惯的约束。这些导致朱德在思想意识上形成了一种大杂烩，在马列主义的大方向下讲究功利主义，试图在理论教条与功利主义之间形成平衡，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寻找到结合点；一方面坚持中共的领导和专制，一方面又以国家、民族和民众的福祉为基本；一方面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又始终不能放弃民主主义意识，思想的深处时时闪现着蔡锷、孙中山的影子。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说，朱德的这种大杂烩恰恰使他的思想成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另类，这也是他建国后越来越孤独的自身原因。

朱德的国家建设思想是从他灵活的战时经济政策思想启端的。他引退后，全部的思想都建立在国共内战已经定局的战略判断上，他早已清楚中共将获得中国的大陆，而国民党则将逃到台湾去避居一偶，中共等于获得了整个中国。非常重要的是朱德进行战略判断的另一面，那就是他认为建国后中国不会有大的战争，进入到了和平时期，所以，就应该按照和平时期的状态建设国家。1952年8月朝鲜战争还处于激烈时期时，朱德就在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明确说：“我们的建设是多方面的。但是，建设的中心是经济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当为这个中心服务。”这一经济建设中心论过了三十年左右之后才被邓小平捡了起来。朱德在战略判断上超越了他的同时代人，甚至在二战后世界政治领袖中来说，也是非常卓越的见识。由于朱德的地位，这种战略判断就不只是一种判断，而且更是一种战略和政治主张。这是他与一直处于战争恐慌中并要进行世界革命的毛泽东等人发生分歧的重要根源之一。

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问题上，朱德没有明确表态。他的不表态等于反对了毛泽东把中国拖进战争。1950年9月毛泽东等人已经基本确定中国参战，但这仗到底怎么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毛泽东特意询问当时不在北京的朱德，朱德于9月5日回了封信给毛泽东。朱德在这封信里说：美军“以海空军作掩护，还可能缩小狭长阵地，作为长期对垒，以达它战略目的。敌人目前也不愿急求反攻。盟国增援几个师到十个师登陆，大举反攻，我军亦难彻底消灭。现有敌军于狭长阵地中，不能进行围歼战。何时敌反攻大举登陆？待盟国军队之建立，牺牲他人的时机到来，美帝立于帮助地位，那时是大举反攻时。”朱德这段话实际是对整个朝鲜战争进行了一个战略判断，认为中国无论是眼前还是今后，都不能消灭美军，而美军还掌握着进行反攻的主动权，整个朝鲜战争将是一场无法最终战胜美军的长期战争。至于美军什么时候进行反攻，则是在盟军组建之后。朝鲜战争的实际历史完全证明了朱德对这一战争的战略估计。在中国参战方面，朱德借机指出，“应该长期打算，除准备应急外，应对美帝如发动三次大战时，有消灭它的准备，除整顿我们大量陆军外，应以空军对空军，空军对海军，作为自卫战争中的最好的军种，”以达到他正积极推行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主张。已经引退的朱德不便于正面反对参加朝鲜战争，但把战争的结果告诉了毛泽东，让毛泽东自己去决断。如果参战，或者说为了防止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加紧完成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50年代中期，朱德进一步明确，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即使到文革期间，中苏关系到了最恶化的时期，毛泽东和整个中国都陷在苏联进攻中国的恐惧中时，朱德也认为根本不会打起来。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发生珍宝岛冲突，苏联迅速在中苏、中蒙边境增加军队和加强战备，毛泽东、林彪等色厉内荏，全世界也都处于中苏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紧张状态下。10月，中央军委下达进行一级战备的“一号通令”，全中国进入到了临战状态。康克清特意问朱德，朱德认为根本不会发生战争，他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当然，朱德所说的战争，是那种需要动用整个国力并进行全国动员的大规模全面战争。事实上，中国根本没有能力与苏联进行全面对抗，中苏会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意志，“珍宝岛事件”对于苏联完全是一个意外，苏联根本不愿意跟人口众多的中国在远东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承受一场无法应付的难民灾难，不然，中国没有任何机会在珍宝岛获得所谓的“胜利”。朱德的和平战略判断和主张，正是文革后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的背景前提。文革后，邓小平是以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大的战争为判断，才有了工作重心应该实现转移的结论，从而引出了要进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建国后基于进入和平时期的战略判断，朱德在对军队精简整编的问题上有着坚决的态度。朱德即使在战争年代，也一直是个精兵主义者，现在和平了，朱德更不希望新中国养一支庞大的军队。一方面，朱德坚决主张缩小军队规模，另一方面则坚决主张将解放军转变为可以进行现代作战的正规化、现代化军队，从一支低技术含量的“农民”武装转变为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军队。朱德这种思想和主张涉及到大批人的切身利益，阻碍非常大，以至于他在不能完全达到精兵目标时，干脆要军队不白吃饭，去从事生产。朱德想尽办法让无法精简的军队向生产领域转移，主张军队也要从事生产。朱德更重要的思想是在军工方面，一方面，他积极组建和发展新中国的现代化军工产业，另一方面又反复提出要将军工行业民营化，主张军工行业必须打破壁垒，也从事民用品生产，使军用品生产与民用品生产互相促进，既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也可以提高军工行业的生产水平，提高军工企业的经济效益。朱德的这种思想和主张超越了时代三十多年，一直到邓小平时代才被推行，但中国在三十多年里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痛的。

一当要确定进入建设国家的历史阶段，朱德就着手于社会财富的保护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还在解放军开始进攻城市时，朱德就极其关心两件事情，一是原有工商业特别是工业企业的保护，朱德再三强调和要求解放军不要破坏工商企业及其物资；二是私人资本和知识分子的保护，强调要允许私人资本做生意，要注意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在建国前后，朱德的这种主张是具有非常大权威性的，因为，解放军每占领一个地方，中共执行的都是军管，在军管体制下，朱德的主张具有强制性的命令意义。朱德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毫无疑问是要推动公有经济发展的，但是，朱德认为发展公有经济也是一时无奈，是因为私人资本大量逃跑，在这种情况下不发展公有经济行不通。也就是说，朱德从一开始就不排斥私有资本，并且主张帮助私人资本发展。在1948年华北工商业会议上，朱德说：“我们是不怕私人资本的发展，相反的，我们是怕这些工商业家不发展。他们不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也会发展的更慢，并且使我们国家的税收也会减少，人民也就会多受苦。如果发展得快，那我们的国家生产事业可以很快地兴旺起来。”1949年8月，朱德指出：“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轨道内存在和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是当前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应该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看做是自己所领导的国家的社会财富。”特别要注意到，朱德所讲的私有经济，不仅包括私人工商资本，而且包括广大的农民，朱德认为农民是天然的私有者，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从而，也就意味着朱德把小私有者看成了中国社会的基础，这是朱德后来在农民问题上和小商业问题上与毛泽东等人分歧的关节点。至于知识分子问题，与朱德固有的讲究科学技术有着密切关系。早在红军时期，朱德在红军建设中，在战术上尽力讲究技术，在兵种和装备配备方面则尽量提高技术含量。在中共历史中，朱德是最喜欢知识型人才的领袖。在朱德的观念里，建设国家必须要进行现代化，搞现代化就必须要依靠知识分子。1956年4月25日朱德向中共中央提出：“现在世界上正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的科技的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对世界上的新技术，尽可能马上抓来，旧的也要革新”。他强调“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掌握起来”。这在中共领袖中是对二战后科技进步最及时、最敏感的判断和主张。

朱德思想不是一种概念化的理论，而是根据中国和世界实际，利用和平时代中共的集权制度，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为基本目标，以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为主要目标，无论是搞新民主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以这样的目标为切实的功利，采取两手，一手是集中力量增强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宏观竞争力，一手是放手让民众解决经济、生活微观领域问题。也就是说，就如朱德一贯的军事风格，他的根本是民族主义加民生主义的功利，在中共领导下，一切围绕着这两个根本功利目标进行，只要有利的就大胆去实行，以国家、民众的进步、发展为取舍。朱德的这种功利主义把中共的政治目标置于了次要地位，也即朱德一方面作为共产主义者是有理想的，他承认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三阶段，但无论怎么发展，都应当是满足于民族主义加民生主义的功利的。朱德的这种思想作为一个国家领袖人物而不是作为一个理论家，无疑是最正确的，并使他远远超越了毛泽东等同时代的人们。这一点在中国应该积极进行开放，参与国际贸易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刚建国时，朱德就主张不仅要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而且要跟美国甚至当时中国人感情上难以接受的日本做生意。朝鲜战争结束后，朱德远比所有中国人心胸宽广，很快提出要跟美国做生意，一时做不了，他认为也要作好跟美国做生意的准备。朱德并且认为，中国应该尽可能争取国际援助，他所说的国际援助不只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而且也包括美国等。朱德的做生意思想和主张，也就是商品经济问题，朱德是中共最早也最坚决主张要容纳和支持商品经济的人。既然是做生意，包括计划经济在内，朱德便坚持要进行经济核算，无论是私有经济还是公有经济，都不能亏本，要进行经济核算，要赚钱。显然，朱德远远站在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中共领袖之上，远远走在了时代前面。

朱德在经济方面的思想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政治方面的思想则被注意到了党建方面问题，但朱德在政治方面的思想是非常芜杂的。由于复杂的政治困境，朱德在政治方面的言发得不多，但仍然可以看出个大概来。建国之后，当年朱德与毛泽东在红四军发生冲突的问题作为一种国家制度问题呈现了出来。在党、政、军三者关系上，在军队逐步退到权利幕后来说，朱德与毛泽东并无大的区别，但关键是怎么退？朱德主张的是国防军化，也即军队仍然是由中共领导的，但它应该逐步国家化，只对外，不对内。朱德所主张和推行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不只是军队建设问题，实际也包含了军队向国家军队演变的意义。但毛泽东不同，他既要军队退出权利，却又要把军队掌握为自己控制党、政权利的杀手锏，这样就使国家政治仍然是一种暴力政治、军队政治，军队并不能退出国家的政治冲突，从而不能退出权利。正是因为这样，因此，朱德是主张军队应该法定地隶属于国家，军队统帅是国家主席，而毛泽东则坚持要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统帅军队，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他才是最高统帅。朱、毛的这种微妙差异涉及到政权控制理念的不同，朱德的中共领导实际是一种执政理念，而不是统治理念，他把国家理解为了所有阶级和阶层的国家，中共的领导是通过党员在政府、军队的任职和掌握主要权利实现的，而毛泽东的中共领导则是一种统治理念，这种理念是他消灭资本主义、进行知识分子改造和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根源。朱、毛的执政和统治区别，又涉及到民主与专制问题。朱德是要在中共一党集权乃至专制下容纳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而且这种集权地位必须要通过中共管理国家的成就和党员的模范性实现和维持的，不是天经地义的。吊诡的是，对反“右派”运动这样的大事，朱德竟然基本保持了沉默，从他一贯在政治斗争中采取沉默或不积极态度以表示反对或不支持的情况来说，反“右派”显然违背了他的想法。毛泽东的一党专制则不容许民主政治，从而达到他个人的独裁。这样，就自然归结到中共党内民主问题上，这正是朱德长期努力要在中共内部支持和扶植牵制毛泽东权力的根源。一个党内没有民主的共产党，在其掌握国家权力之后，是根本不可能容纳民主政治的。1956年2月朱德作为代表团团长率领邓小平等人参加苏共“二十大”，中共代表团没有参加赫鲁晓夫作批判斯大林“秘密报告”的会议，但很快获悉了基本情况，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认为应该表态反对，但朱德则对邓小平说“这是人家的事我没必要管”，实际朱德并不是不管，而是借机反过来管，打电报回国通报情况时，认为苏共已经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中共也应该响应。斯大林的问题当然不是斯大林本人的问题，在中共就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独裁问题，是中共自身的“一个原则问题”。朱德关于响应赫鲁晓夫的意见把毛泽东刺激得在国内大骂“老糊涂”、“老右派”，这是朱德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那里被这样骂后，再一次被骂，只是毛泽东并不敢当面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