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摇dj:朱德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现实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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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现实启迪  

 

  朱德逝世已经三十余年,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诸如政治建设思想、经济建设思想、军事建设思想、文化建设思想和外交外贸建设思想也已成为历史,但他的思想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大的现实启迪。虽然时代不同了,国际国内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朱德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要学习朱德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并且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其发扬光大。朱德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带给人们很多的启示,这就是:抓住机遇搞建设,坚持发展生产不动摇。要有世界眼光,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重视调查研究,及时反映思想主张。

  (一)抓住机遇搞建设,坚持发展生产不动摇

  朱德最大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不断创新。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建设年代也是如此。如1947年,朱德通过对冀中的系统调查和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发展生产的思想,诸如:发展经济要有长期打算,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生产,发展贸易事业和银行事业;同时,他还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山川和“要致富、先修路”的思想,以及提倡致富的思想。这些,与他一贯坚持抓住有利时机搞建设、发展生产不动摇的思想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更加强调要抓住机遇搞建设,坚持发展生产不动摇。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德仍然关心并大声疾呼发展生产,直到逝世前几天,还对到医院来看望他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朱德一贯主张抓住有利时机稳步发展生产,包括发展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商业生产,也包括发展手工业生产。对手工业改造问题,他也非常重视,并强调要稳步前进。薄一波指出:“朱德同志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主张稳步前进。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也曾多次发表过意见。1957年4月他外出视察归来后,还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过专题报告。”

  20世纪50年代,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国际上出现了一个基本上朝着有利于和平和发展方向的趋势,这也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1956年4月25日,朱德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访问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蒙古(以下简称“七国”——作者注)的情况,认为国际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我们能争取到相当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的条件,应当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生产结合起来。朱德的这一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鉴于国际形势的缓和,朱德还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意见。如他在1956年8月报送中共中央的《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中指出:“过去对沿海工业的忽视,主要是因为怕打仗,怕打烂。当时这样估计也是对的。由于和平民主阵营的节节胜利,由于苏联也掌握了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帝国主义对发动战争也是有所顾虑的。因此,在国际局势已经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我国沿海工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的财富,大部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工业占全国工业的70%。如能充分发挥现有潜力,加以合理的扩建或改建,就能大大增加生产力量。同时,沿海工业还可以作为母鸡来支援内地工业的建设。内地工业的建设,如果不在设备上、技术上很好地利用沿海工业,而企图完全靠国外技术和设备来解决问题,就是错误的。另外,有些工业如造船、渔业、盐业等,是必须依靠海水为条件的,这点在世界各国无一例外。沿海工业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交通方便,在对外对内关系上居于枢纽地位。从历史上看,沿海地区从来就是我国对外出口的根据地和出发点,有着丰富的对外贸易的经验。目前处于比较和平的时期,沿海地区的经济事业有可能得到很大的发展。因此,忽视沿海工业的利用,不仅会推迟我们的建设时间,而且会使我国的建设事业和资金积累都遭受严重的损失。”在这里,朱德不仅对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思考,提出了发展沿海工业的具体设想,还提出了把沿海工业作为“母鸡”来支援内地工业建设的思想主张。

  1956年10月8日,朱德在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谈话时指出:军工厂战时要全力为战争服务,平时则要适当地为民用服务。1957年1月5日,他在同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谈话时又指出:“我看短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相当数量的军工厂可以改为民用工业,军队也应当大大裁减。”1月7日至3月24日,他在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地视察期间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兵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兵工厂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要转还是早转好。他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三种军工生产的模式,即:“军工转民用型”,“军民兼容型”,“平战结合型”。朱德的这一思想对中央日后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制定正确的应对措施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前,朱德就多次强调要发展生产,并要求每个人都应学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更加重视发展生产,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应该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他在党的八大发言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即使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朱德仍然关注生产,坚持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既提出具体主张包括抓住有利时机搞建设,又同破坏生产的现象作坚决斗争。

  (二)要有世界眼光,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站在21世纪这个时代和战略高度,来提出世界眼光的问题一点也不奇怪。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具有世界眼光却是难能可贵的,朱德就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杰出代表。他不仅提出向美国学习、把西方国家的好的东西拿来,提出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提出对外开放、发展外贸经济,还提出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比如:1958年12月,他在视察河南省后,针对河南脱离实际的工作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指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还需要补课。1962年3月,他在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时又指出:中国人口多,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小生产还不能取消。同时,他还提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底子,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因此,过渡起来就比较慢,不像资本主义那样快。

  朱德的世界眼光内容比较丰富,但主要的还是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一是搞建设不能闭关自守,一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

  关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朱德对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问题给予了十分关注和深入思考。早在1954年,他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过世界上可能会维持一个时期的和平的观点。1956年,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观点。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是朱德的一贯主张。他的这个主张,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和对国际形势、军事战略格局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基础之上的。特别是,他通过对“七国”的访问与考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观点。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的关于访问“七国”的报告中,他又着重强调和系统阐述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观点。

  单是1956年,朱德就多次提出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观点。如同秘书孙泱的谈话,同重工业部主要负责人的谈话,同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谈话,都提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十二年的平静是可能的,因此,要抓紧发展国民经济,放手发展生产,把工业和农业全部搞起来。经济上应尽力发展,使人尽其力,物尽其用。1957年1月,朱德在同薄一波谈话时又明确提出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此后,他一直强调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观点。1963年1月,他在听取中共海南区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所以要备战。但是,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一部分军队可以搞生产。直到1973年4月,他在视察北京内燃机总厂柴油机车间听取该厂党委负责人汇报生产情况时仍然指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应该把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结合起来,而有条件的话,还要多生产些民用产品。

  从1954年到1973年,朱德在许多重要会议和重要场合,都提出并强调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也提出了部分军工应尽早转为民用,国防工业要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主、国防建设为辅”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既符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也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

  关于搞建设不能闭关自守。20世纪50年代,朱德提出了一系列搞建设不能闭关自守的思想主张。如:1952年4月,他对重工业部负责人说:我们有些同志怕与东欧各国建立联系,结果闭关自守,吃了亏。1957年2月,他在广州视察时指出:将来五岭以南地区都是向外开放的,只要打开门户,工业就发展了,人民的生活也就得到改善了。今后建设社会主义,仍然要面向外面,采取外汇,同世界各国进行来往。同年12月,他又说:我们要多生产消费品出口,换回我们所需要的钢材和机器,不能闭关自守。1958年1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要发展同兄弟国家的贸易,他们需要的东西我们不能不给,他们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也不能不要。不接受外援的思想是不对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定要加强国际合作,内外协作是永久性的。今后我们要多同兄弟国家发展贸易,把国际关系搞活,这样做是不会吃亏的。1959年5月,他在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指出:我国虽然没有参加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的协作组织,但可以同他们发展易货贸易,而且要互相配合好,要有长远计划。另外,还要考虑同日本发展贸易。西德、美国、法国等国家,现在急于同我们做生意,他们需要我们的原料和食品,我们要做好准备。既要出口原料,也要进口原料,加工成产品再出口,换取外汇。这样就可以把东南亚的市场搞起来。

  朱德特别强调要动员一切国际力量和积极因素来为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一是同兄弟国家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他说: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都已走在我们的前头,他们可以帮助我们配备成套设备和机器,这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因为他们是工业国,农产品不足,也需要我们的农产品与他们相交换。二是同反殖民主义的国家相互往来、互通有无。他说:除了在政治上支持他们外,在经济上,也应当尽可能地输出轻工业品和部分重工业品给他们,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进行交换;对于他们的产品,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吸收进来。三是同帝国主义国家往来。他说:帝国主义国家多的是机器,少的是原料和其他生活用品,我们可以用原料和他们需要的用品来换他们的机器。

  关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1955年11月,朱德在同一机部、二机部、建工部和重工业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过去我们有关门主义,今后必须与兄弟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对地方工业不应限制太死,你们不搞的,可以让地方去搞。1956年10月,朱德对重工业部主要负责人说:搞经济建设,不能关起门来,要和英、美等国合作。我看以后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机器会卖给我们的,甚至会大批地卖给我们。之后,他在同对外贸易部负责人谈话时还指出:要鼓励国外资本家向中国投资,不一定是现钱,货物也可以。1957年12月,朱德在听取一机部、二机部及国家经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现在全世界已有29亿人口,人多了就要吃饭、穿衣。现在是世界化了,不能关起门来。西方国家也需要同我们交换,日本就需要我们的煤和铁,这对我们很有利,可以换回他们的钢铁和机器。现在总的发展趋势是大出大进。他们借钱给我们,我们可以干,我们挖出东西来,以东西还账。

  1957年2月,朱德在中共广东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还专门谈到学习资本主义问题。他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们还要注意与工商业者很好地合作。现在工商业者已经是公民,过去打土豪打资本家是政治斗争,今天讲生产,就要充分地利用这些人,因为他们做生意比我们有经验,生产也比我们搞得久。朱德不但从经济生产、经营管理、科学技术和对外贸易等方面,提出向资本主义学习的主张,还从军事方面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

  众所周知,抗美援朝期间,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即使是这样,朱德还是主张要学习美国,他说:“我们也还要向当前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学习,从而更有效地战胜敌人。”他的这一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好注脚。

  总之,朱德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和国务活动家。他不仅提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部分军工转民用、向美国学习、把西方国家的好的东西拿来,提出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提出对外开放、发展外贸经济,还提出补资 (三)重视调查研究,及时反映思想主张

  20世纪60年代初,在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之际,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商讨并寻求克服困难之策。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1961年1月14日至18日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时又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对推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重新认识和掌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全党在弄清真实情况的基础上逐步纠正前一阶段的错误,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从而为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稳定局势,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创造了有利条件。

  实际上,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即1960年2月至3月,朱德就到一些省市区进行过调研。他先后到广东、陕西、贵州、四川、河南的一些地方调查研究,切身感受到人民生活困难和“左”的做法的错误。他在家乡仪陇县马鞍公社询问其堂兄弟:“你们为啥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 堂兄弟直截了当地说:“还不是肚子吃不饱!” 朱德在同中共仪陇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一定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发山区资源,发展山区的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努力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4月2日,朱德根据这次调查研究所掌握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 这些意见,实际上是朱德针对他所了解的工农业生产中脱离实际的做法提出来的。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手工业受“穷过渡”之风的破坏很大。为掌握手工业发展情况,朱德通过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的调查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手工业在1958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存在不少问题。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手工业问题,制订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二十五条”)。会后,1961年7月29日,朱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报《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时指出:北京城市人民公社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现在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这既不利于调动生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又重复了“一平二调”的错误。是否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较好。11月21日,朱德在转报《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材料》时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又指出:“武汉市和广州市,已将城市公社工业调整为手工业合作社或单独核算的小集体企业,结果很好。我的意见,全国城市工业,均应参照武汉市和广州市的办法,适当进行调整。”朱德在手工业调查研究基础形成的意见,对推动和促进手工业的政策调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61年3月24日至5月5日,朱德带着3月20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调查,感到调整农村政策效果明显:手工业、自留地、集市贸易都恢复得早。小商品、蔬菜、食品等均不太缺乏。集市贸易很热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农民最高兴。他回到北京后于5月9日就食堂、手工业合作社和自由市场等问题向毛泽东写报告,反映“六十条”贯彻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

  朱德下去调查,轻车简从,非常细致。他深入到工厂、农村、城镇、学校、车间、田间地头甚至到老百姓家中,了解多,问得广,听得细,而且回去后都要写出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并提出具体办法、意见或对策建议。他认为,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他的报告,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政策打开了思路,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决策咨询。如:1954年3月4日,朱德就发展养猪及解决猪饲料问题致函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沿途已接见少数负责同志,谈及粮食收购后,猪肉缺乏,大城市约减少三分之二,排队购肉已是一般现象。一时不能解决,农村粮食留下的仅勉强够人吃,饲料皆缺。农民不敢大胆养猪,今年上半年,恐难扭转此现象。我建议全国各地区凡能产红苕(红薯)的地方,多栽红苕。红苕叶子供应猪吃,藤子可供冬季猪的饲料,红苕细根可养肥猪。好处有:成熟期短,养分很好,可煮酒熬糖,能耐旱。以上意见是解决我国粮食饲料之一种救急法,是否可行,请农业专家研究后,妥为实施。3月16日,刘少奇致电朱德:“你3月4日来信收到,所提意见甚好,已抄送书记处各同志。关于肉食和养猪问题,中央已将商业部报告发给各地,其中也说到要各地注意增加猪的饲料。” 又如:1961年5月9日,朱德就食堂问题的调查及解决办法致函毛泽东:“关于食堂问题,我在成都时,因四川省委尚未接到主席批转乔木同志的报告,所以他们对食堂问题还没有深入地了解。就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情况说来,那里的社员吃饭也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饭回家再加工一道,对人力和物力浪费不少。一到西安,陕西省委对食堂的反映就十分强烈了。据他们汇报,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少数群众愿意留在食堂吃饭。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动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 与此同时,朱德还对河南省荥阳县贾峪公社大谚滩生产队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得知该村36户中,除两户五保户和两户单身汉愿在食堂吃饭外,其他32户都要求回家吃饭,他们认为食堂有三大缺点:1.分散领导力量,大量占用劳动力,浪费工分;2.对病人、老幼和来客照顾不到;3.对群众不方便。他还调查了解到:豫东地区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40%—50%。由此不难看出,朱德的调查是非常全面、系统和深入细致的。

  朱德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过程中,提出过许多重要观点,这些观点有的被写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的在他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的报告中,有的被收入《朱德选集》和《朱德军事文选》中,有的则被《朱德年谱》所吸收。此外,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文化建设、外交建设等方面,他都有很多调研报告和意见、建议被中央采纳,如1952年6月22日,朱德报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就得到中央的同意,中共中央在次日即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报告。在经济建设方面,朱德的调研报告和意见、建议也有不少被中央采纳,如1960年6月11日,他致信给正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刘少奇。信中对解决当前全国粮食不足问题提出了四条意见,这封信被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但是,也有一些调研报告和意见、建议未被完全采纳,如关于世界大战问题,关于外贸工作问题,关于生产中心问题等。这是非常遗憾的。

  从1909年到1949年,朱德的这40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从1949年到1976年,朱德的这27年都是在和平里度过的。在战争年代,他就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减轻老百姓的生活负担;在和平时期,他更是注重发展生产和搞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和搞好经济建设不动摇。朱德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不但反映了朱德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渊博的知识和崇高的品德修养,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推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提供了基本素材。朱德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既是他的行为的直接体现,也是他的认识的集中反映,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