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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酒器管窥(2009/10/13 15:27)
目录:酒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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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须持器。古人云,“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中国人历来讲究美食美器,饮酒之时更是讲究酒器的精美与适宜,所以酒器作为酒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历史悠久,千姿百态。 说到饮酒之器,我们不禁想起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情景。从《礼记·礼运》中“污尊g饮”,到成语中的“觥筹交错”,直至江湖豪杰“以瓢沽酒”或“大碗筛酒”,从书圣王曦之借“曲水流觞”饮酒,诗仙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到苏东坡“一樽还酹江月”,范仲淹“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也”,再到李清照“三杯两盏,怎敌他、晚来风急”……诗文中的“g”“觥”“樽”“杯”“盏”等等,皆是饮酒器具。只不过,时代不同而饮者有别,上古之人临池用手掬捧而饮,草莽英雄瓢舀碗盛豪饮,文人雅士持杯把盏酌饮。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酒器的制作技术,材料,酒器的外型自然而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故产生了种类繁多,今人目不暇接的酒器。
远古时代的酒器
远古时期的人们,茹毛饮血,火的使用,使人们结束了这种原始的生活方式,农业的兴起,人们不仅有了赖以生存的粮食,随时还可以用谷物作酿酒原料酿酒。陶器的出现,人们开始有了炊具;从炊具开始,又分化出了专门的饮酒器具。究竟最早的专用酒具起源于何时,还很难定论。因为在古代,一器多用应是很普遍的。远古时期的酒,是未经过滤的酒醪(这种酒醪在现在仍很流行),呈糊状和半流质,对于这种酒,就不适于饮用,而是食用。故食用的酒具应是一般的食具,如碗,钵等大口器皿。远古时代的酒器制作材料主要是陶器、角器、竹木制品等。
早在公元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形状类似于后世酒器的陶器,如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陶器。(1)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陶器也能使人联想到在商代时期的酒具应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渊源。(2)酿酒业的发展,饮酒者身份的高贵等原因,使酒具从一般的饮食器具中分化出来成为可能。酒具质量的好坏,往往成为饮酒者身份高低的象征之一。专职的酒具制作者也就应运而生。在现今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时期(3)的一个墓穴中,曾出土了大量的酒器(酿酒器具和饮酒器具),据考古人员的分析,死者生前可能是一个专职的酒具制作者。在新石器时期晚期,尤以龙山文化时期为代表,酒器的类型增加,用途明确,与后世的酒器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些酒器有:罐、瓮、盂、碗、杯等。酒杯的种类繁多,有:平底杯、圈足杯、高圈足杯、高柄杯、斜壁杯、曲腹杯、觚形杯等。
商周的青铜酒器
在商代,由于酿酒业的发达,青铜器制作技术提高,中国的酒器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的职业中还出现了"长勺氏"和"尾勺氏"这种专门以制作酒具为生的氏族。周代饮酒风气虽然不如商代,但酒器基本上还沿袭了商代的风格。在周代,也有*作酒具的"梓人"。
青铜器起于夏,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铜制酒器为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青铜器在商周达到鼎盛,春秋没落,商周的酒器的用途基本上是专一的。据<<殷周青铜器通论>>,商周的青铜器共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五十类,其中酒器占二十四类。按用途分为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此外还有礼器。形制丰富,变化多样。但也有基本组合,其基本组合主要是爵与觚,或者再加上jia,同一形制,其外形、风格也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烙印。
盛酒器具是一种盛酒备饮的容器。其类型很多,主要有以下一些:尊、壶、区、卮、皿、鉴、斛、觥、瓮、瓿、彝。每一种酒器又有许多式样,有普通型,有取动物造型的。以尊为例,有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虎尊等。
饮酒器的种类主要有:觚、觯、角、爵、杯、舟。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饮酒器,如<<礼记·礼器))篇明文规定:“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温酒器,饮酒前用于将酒加热,配以杓,便于取酒。温酒器有的称为樽,汉代流行。
湖北随州曾候乙墓中的铜鉴,可置冰贮酒,故又称为冰鉴。
汉代的漆制酒器
商周以降,青铜酒器逐渐衰落,秦汉之际,在中国的南方,漆制酒具流行。漆器成为两汉,魏晋时期的主要类型。
漆制酒具,其形制基本上继承了青铜酒器的形制。有盛酒器具,饮酒器具。饮酒器具中,漆制耳杯是常见的。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11座秦墓中,出土了漆耳杯114件,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也出土了耳杯90件。
汉代,人们饮酒一般是席地而坐,酒樽入在席地中间,里面放着挹酒的勺,饮酒器具也置于地上,故形体较矮胖。
魏晋时期开始流行坐床,酒具变得较为瘦长。
瓷制酒器
瓷器大致出现于东汉前后,与陶器相比,不管是酿造酒具还是盛酒或饮酒器具,瓷器的性能都超越陶器。唐代的酒杯形体比过去的要小得多,故有人认为唐代出现了蒸馏酒。唐代出现了桌子,也出现了一些适于在桌上使用的酒具,如注子,唐人称为“偏提”,其形状似今日之酒壶,有喙,有柄,即能盛酒,又可注酒于酒杯中。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樽,勺。宋代是陶瓷生产鼎盛时期,有不少精美的酒器。宋代人喜欢将黄酒温热后饮用。故发明了注子和注碗配套组合。使用时,将盛有酒的注子置于注碗中,往注碗中注入热水,可以温酒。瓷制酒器一直沿用至今。明代的瓷制品酒器以青花,斗彩,祭红酒器最有特色,清代瓷制酒器具有清代特色的有法琅彩,素三彩,青花玲珑瓷及各种仿古瓷。
其它酒器
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些独特材料或独特造型的酒器,虽然不很普及,但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如金、银、象牙、玉石、景泰蓝等材料制成的酒器。
明清时期以至解放后,锡制温酒器广为使用。主要为温酒器。
夜光杯:唐代诗人王翰有一句名诗曰:“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光杯为玉石所制的酒杯,现代已仿制成功。
倒流壶:在陕西省博物馆有一件北宋耀州窑出品的倒流瓷壶。壶高19cm,腹径 14.3cm,它的壶盖是虚设的,不能打开。在壶底中央有一小孔,壶底向上,酒从小孔注入。小孔与中心隔水管相通,而中心隔水管上孔高于最高酒面,当正置酒壶时,下孔不漏酒。壶嘴下也是隔水管,入酒时酒可不溢出。设计颇为巧妙。
鸳鸯转香壶:宋朝皇宫中所使用的壶。它能在一壶中倒出两种酒来。
九龙公道杯:产于宋代,上面是一只杯,杯中有一条雕刻而成的昂首向上的龙,酒具上绘有八条龙,故称九龙杯。下面是一块圆盘和空心的底座,斟酒时,如适度,滴酒不漏,如超过一定的限量,酒就会通过“龙身”的虹吸作用,将酒全部吸入底座,故称公道杯。
渎山大玉海:专门用于贮存酒的玉瓮,用整块杂色墨玉琢成,周长5米,四周雕有出没于波涛之中的海龙,海兽,形象生动,气势磅礴,重达3500公斤,可贮酒30石。据传这口大玉瓮是元始祖忽必烈在至元二年(公元1256年)从外地运来,置在琼华岛上,用来盛酒,宴赏功臣,现保存在北京北海公园前团城。
酒器的考古发现
鹦鹉杯
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市杏园村的一座唐墓。此杯并非形状像鹦鹉,而是用鹦鹉螺制作而成的酒杯,故称为鹦鹉杯。鹦鹉螺,即为海螺的一种,旋纹尖处屈而朱红,似鹦鹉嘴。其壳青斑绿纹,壳内光莹如云母。唐刘恂《岭表录异》、《艺文类聚》卷七十三均记载说,用这种鹦鹉螺制成的酒杯,可容二升许。明代曹昭《格古要论》记载:"鹦鹉杯即海螺盏,出广海,土人琢磨,或用银或用金镶足。"这种鹦鹉螺可以不加雕琢,直接用于饮酒。用如此纯天然的酒杯喝酒,肯定会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
唐宋诗词中常提到鹦鹉杯。唐骆宾王《荡子从军赋》:“凤凰楼上罢吹箫,鹦鹉杯中休劝酒。”李白《襄阳歌》诗:“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卢照邻《长安古意》诗:“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陆放翁诗:“葡萄锦覆桐孙古,鹦鹉螺斟玉薤香。”看来,鹦鹉杯在唐宋时期还颇得嗜酒者的喜爱。
羽觞
在唐代酒器中,羽觞所占比例并不很大。羽觞自东周产生以来,延绵上千年,至唐代便基本走完了其全部旅程,唐代以后罕见羽觞,偶有所出也是后世仿古之作。
1970年10月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何家庄的唐代器物窖藏坑中,呈椭圆形,似耳杯而又无双耳,小平底。酱红色玛瑙,有多种不同颜色且不太规则的瑕斑。雕刻者利用了玛瑙本身颜色不同的自然花纹,琢磨精细,艳丽夺目,是唐代少有的艺术珍品。
双鱼大雁纹荷叶金杯
此酒杯1991年出土于河南伊川唐代齐国太夫人墓中,共出土两件,形制相同,此为其中一件。椭圆荷叶形,宽扁沿,四角上翘,浅腹四曲,有突棱,平底内凹。腹外底部有圈足,已残失。沿上錾刻荷叶纹,沿作圆弧齿形,间饰四组双鱼纹。腹部饰双雁流云纹,底部为毯路纹,均鱼子纹地。在口沿、腹部转折处,饰三角纹和单相莲瓣纹。器外平素无纹饰。与双鱼大雁纹荷叶杯相同的酒器,在出土文物中屡见不鲜,如西安市出土的双鱼纹银质荷叶杯、上海博物馆珍藏的荷叶瓷杯等皆是此类性质的酒器。这类酒器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器内花纹精致,使人饮酒时还能得到美的享受,而器外因人不易看到则光素无纹。
荷叶杯是受“碧筒饮”影响而出现的一种酒器,唐诗中“疏孛柳花碗,寂寥荷叶杯”、“茶烹松火红,酒吸荷杯绿”等,皆是描写荷叶杯和碧筒饮的情景。这件双鱼大雁纹荷叶杯以中国传统风格的图案为装饰,制作精美,是唐代金银酒器中的佼佼者。
鎏金胡人头执壶
该执壶1983年于宁夏固原出土,长颈,圆腹,高足,足下呈喇叭状,圈足边缘饰一周联珠纹。单□,上有一胡人头像,深目高鼻,八字短胡,短发向后梳理,是西域“胡人”的典型形象。口上有敞流。更具特色的是,器腹部錾雕有三对浮雕人像,均男女相对,似在向对方表露爱意。皆深目高鼻,头发鬈曲,袒胸露腹,有的干脆全身裸露。每人均戴披肩。
据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研究,中国和萨珊王朝波斯(今伊朗)这两个文明古国,至迟从汉代即有来往,唐时关系更为密切。早在唐代以前,萨珊王朝的金银器便传入中国,中国的金银匠人也模仿制作。一般地说,国人制造的仿制品,器形和伊朗人所制大致相同,但是花纹的风格则往往是中国式的。宁夏出土的这件银壶,器形与萨珊王朝银壶无异,足缘的联珠纹也是萨珊式执壶的常用纹饰,那个胡人头像甚至与今天的伊朗人非常相像。因此,有人认为它可能是由古伊朗输入的萨珊王朝银器。
李白的《前有樽酒行》诗云:“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少年行二首》诗曰:“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均说胡人女子在中国开办酒馆或在酒馆中充当女招待。据可靠记载,胡女在中国做酒家招待,可追溯到汉代,汉辛延年《羽林郎》诗即云:“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说西汉大将军霍光的家奴冯子都,倚仗主子的权势在酒店里调戏胡人女招待。在我国古代的酒娱中,还有用“酒胡”劝酒娱乐的习俗。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
舞马银壶
此银壶1970年自西安市南郊何家庄的唐代金银器窖藏坑出土,扁圆腹,莲瓣纹壶盖,弓形提梁,一条细链连结着壶盖与提梁。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一周,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条结。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是壶的重量。壶腹两侧用模具冲压舞马图,马肥臀体健,长鬃披垂,颈系花结,绶带飘逸。只见它口衔酒杯,前腿斜撑,后腿蹲曲,马尾上摆,好像正合着音乐节拍,以优美的舞蹈为饮酒者伴饮助兴。马身和提梁、壶盖及"同心结"纹带均鎏金,使得银壶富丽堂皇,明快悦目。该壶构思巧妙,工艺精细,匠心独运,古今未见类同者,堪称国宝。
镶金牛首玛瑙觥
此觥1970年10月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何家庄的唐代窖藏坑,是采用有淡青、毛黄双色浸润的深红色玛瑙为原料雕制而成的特殊酒器。觥体呈兽角形,其下部雕为牛首状,看上去安详典雅,绝无造作之感。牛首的口鼻部装有类似笼嘴状的金帽,能够自由装卸,内部有流,杯里的酒可自流中泄出。牛唇闭合,鼻孔起,唇边毛孔点点,就连髭须也精心雕刻,历历在目。牛眼圆睁,目视前方,炯炯有神。似乎在寻找和窥探着什么。玉匠师们连兽眼的眼球都刻画得黑白分明,形神毕肖,起到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牛角蜿蜒后曲,角背雕螺旋纹。牛耳后抿。彩色浸润纹带从牛头额顶顺觥体两侧通向觥口。
角状酒觥在我国酒文化史上,是较为稀少的珍贵酒器,其拥有者的地位一般较高。如商代青铜角形觥出自商王陵墓,汉代玉角觥出自南越王墓,该角杯出自唐代王府窖藏,都说明古代的角形觥绝非普通酒器,应有特殊用途,为与某种身份地位相适应的酒器。然而,西安何家庄出土的牛首玛瑙觥与以前的角形杯不同,它起源于西方,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500年已出现此种器物,希腊人称此为“来通”。当时人们都相信来通角杯是圣物,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如果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则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何家庄出土的玛瑙牛首觥可能也有这种寓意。
仿哥窑高足杯
通体饰不规则冰裂纹,此杯系明代成化仿哥窑的瓷酒杯。杯口呈八角形,杯身相应有八棱,喇叭形细高足。紫色杯口,铁色圈足,与青釉相映成辉。通体有细密的不规则冰裂纹,虽非人工刻绘之花纹,但却具有极好的装饰效果,别有一番情趣。
哥窑原本为宋代五大官窑之一,一般认为在浙江龙泉县。据传说,南宋时有章生两兄弟在龙泉造窑烧瓷器,哥哥的窑称为“哥窑”,弟弟的则称为“弟窑”。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弟窑”落败于“哥窑”,于是弟弟便提了冷水从哥哥的窑顶浇了下去,欲破坏哥窑即将出窑的瓷器,不料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哥窑瓷器表釉皆炸裂开来,形成许多“冰裂纹”。
犀角槎杯
犀角槎杯系明代著名雕犀匠师鲍天成雕制的一件犀角酒器。全器呈浮槎状。槎上仙山怪石,梅树石榴,相杂其间。一长髯老者背山倚石,端坐正中,手持古书,沉醉书香酒意之中,惬意非常。槎右侧刻荷叶莲子,左侧雕一酒葫芦,槎底为水浪纹。在荷叶枝茎处有篆文“天成”题记。
所谓“槎”,是古代人们用竹木编制的筏子,传说天上的银河与大海是相通的,每年八月都有槎往来。曾有人因好奇乘槎而去,发现一处世外桃源,织妇和牵牛人皆悠闲自在,怡然自乐,一派田园气象。这是晋代张华《博物志》中记载的一个故事。后人将《汉书》所载张骞穷河源的故事与之混同,故又有张骞乘槎之说。
源远流长的中国诗酒文化
中国是一个以诗传世的古国,又是一个盛产名酒的古国。诗,是人类精神劳动产生的高雅的文学奇葩;酒,是人类物质生产的精华琼浆。在中国,从远古以来,诗与酒就交织在一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诗酒文化”。
从远古起,在中国,诗与酒就交融在一起。古代帝王祭祀山川、祖宗和举行朝廷大典,都奉献酒诵颂诗;唐朝在乡试饮酒礼中要诵《鹿鸣》之诗,称之为“鹿鸣宴”。从宫廷到民间,酒与诗不仅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成为人们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
古代饮酒诵诗,非常注重礼仪,在《诗经·宾之初宴》篇中有:“饮酒孔嘉,维其令仪”(饮酒是美好的享受,要保持高雅的风度)。
古往今来,在中国诗酒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传诵至今的佳话。魏晋时代,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成为广为传诵的名句。东晋诗人陶渊明的诗有一半谈到酒,如“试酌百情远,垂觞忽忘天”。
唐代,诗歌大盛,诗人们嗜酒成风。代表人物首推诗仙李白,其中“李白斗酒诗百篇”,更是成为诗酒交融的名句。“酒渴思吞海,诗狂欲上天”的杜甫在为众诗人画像的《饮中八仙歌》中生动地描绘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位诗仙在《将进酒》中吟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在《把酒问月》中唱到“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杜甫的咏酒绝唱,称著于世。与李白同代的爱酒诗人,先后还有贺知章、孟浩然、王昌龄、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李商隐、皮日休等等。从唐代诗人嗜酒,诗歌繁荣,可以看出诗酒交融的盛况。
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是在他饮酒微醉中写成的。无独有偶,北宋时的诗人苏东坡,在山东密州(现诸城),中秋节饮酒,喝到微醉时,诗兴大发,写下豪迈悲凉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南宋时,诗人陆游曾感慨地咏吟:“百岁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中国是一个慕古文化国家,从遗留下来如烟海的诗与酒交融的史料中,摘取点点,可窥豹一斑了。
中国诗酒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文化体系。纵观诗酒文化发展史,酒醉诗情,诗美酒醉;诗借酒神采飞扬,酒借诗醇香飘溢。诗与酒,相映生辉,形成绚烂的文明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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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须持器。古人云,“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中国人历来讲究美食美器,饮酒之时更是讲究酒器的精美与适宜,所以酒器作为酒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历史悠久,千姿百态。 说到饮酒之器,我们不禁想起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情景。从《礼记·礼运》中“污尊g饮”,到成语中的“觥筹交错”,直至江湖豪杰“以瓢沽酒”或“大碗筛酒”,从书圣王曦之借“曲水流觞”饮酒,诗仙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到苏东坡“一樽还酹江月”,范仲淹“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也”,再到李清照“三杯两盏,怎敌他、晚来风急”……诗文中的“g”“觥”“樽”“杯”“盏”等等,皆是饮酒器具。只不过,时代不同而饮者有别,上古之人临池用手掬捧而饮,草莽英雄瓢舀碗盛豪饮,文人雅士持杯把盏酌饮。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酒器的制作技术,材料,酒器的外型自然而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故产生了种类繁多,今人目不暇接的酒器。
远古时代的酒器
远古时期的人们,茹毛饮血,火的使用,使人们结束了这种原始的生活方式,农业的兴起,人们不仅有了赖以生存的粮食,随时还可以用谷物作酿酒原料酿酒。陶器的出现,人们开始有了炊具;从炊具开始,又分化出了专门的饮酒器具。究竟最早的专用酒具起源于何时,还很难定论。因为在古代,一器多用应是很普遍的。远古时期的酒,是未经过滤的酒醪(这种酒醪在现在仍很流行),呈糊状和半流质,对于这种酒,就不适于饮用,而是食用。故食用的酒具应是一般的食具,如碗,钵等大口器皿。远古时代的酒器制作材料主要是陶器、角器、竹木制品等。
早在公元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形状类似于后世酒器的陶器,如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陶器。(1)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陶器也能使人联想到在商代时期的酒具应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渊源。(2)酿酒业的发展,饮酒者身份的高贵等原因,使酒具从一般的饮食器具中分化出来成为可能。酒具质量的好坏,往往成为饮酒者身份高低的象征之一。专职的酒具制作者也就应运而生。在现今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时期(3)的一个墓穴中,曾出土了大量的酒器(酿酒器具和饮酒器具),据考古人员的分析,死者生前可能是一个专职的酒具制作者。在新石器时期晚期,尤以龙山文化时期为代表,酒器的类型增加,用途明确,与后世的酒器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些酒器有:罐、瓮、盂、碗、杯等。酒杯的种类繁多,有:平底杯、圈足杯、高圈足杯、高柄杯、斜壁杯、曲腹杯、觚形杯等。
商周的青铜酒器
在商代,由于酿酒业的发达,青铜器制作技术提高,中国的酒器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的职业中还出现了"长勺氏"和"尾勺氏"这种专门以制作酒具为生的氏族。周代饮酒风气虽然不如商代,但酒器基本上还沿袭了商代的风格。在周代,也有*作酒具的"梓人"。
青铜器起于夏,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铜制酒器为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青铜器在商周达到鼎盛,春秋没落,商周的酒器的用途基本上是专一的。据<<殷周青铜器通论>>,商周的青铜器共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五十类,其中酒器占二十四类。按用途分为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此外还有礼器。形制丰富,变化多样。但也有基本组合,其基本组合主要是爵与觚,或者再加上jia,同一形制,其外形、风格也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烙印。
盛酒器具是一种盛酒备饮的容器。其类型很多,主要有以下一些:尊、壶、区、卮、皿、鉴、斛、觥、瓮、瓿、彝。每一种酒器又有许多式样,有普通型,有取动物造型的。以尊为例,有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虎尊等。
饮酒器的种类主要有:觚、觯、角、爵、杯、舟。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饮酒器,如<<礼记·礼器))篇明文规定:“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温酒器,饮酒前用于将酒加热,配以杓,便于取酒。温酒器有的称为樽,汉代流行。
湖北随州曾候乙墓中的铜鉴,可置冰贮酒,故又称为冰鉴。
汉代的漆制酒器
商周以降,青铜酒器逐渐衰落,秦汉之际,在中国的南方,漆制酒具流行。漆器成为两汉,魏晋时期的主要类型。
漆制酒具,其形制基本上继承了青铜酒器的形制。有盛酒器具,饮酒器具。饮酒器具中,漆制耳杯是常见的。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11座秦墓中,出土了漆耳杯114件,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也出土了耳杯90件。
汉代,人们饮酒一般是席地而坐,酒樽入在席地中间,里面放着挹酒的勺,饮酒器具也置于地上,故形体较矮胖。
魏晋时期开始流行坐床,酒具变得较为瘦长。
瓷制酒器
瓷器大致出现于东汉前后,与陶器相比,不管是酿造酒具还是盛酒或饮酒器具,瓷器的性能都超越陶器。唐代的酒杯形体比过去的要小得多,故有人认为唐代出现了蒸馏酒。唐代出现了桌子,也出现了一些适于在桌上使用的酒具,如注子,唐人称为“偏提”,其形状似今日之酒壶,有喙,有柄,即能盛酒,又可注酒于酒杯中。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樽,勺。宋代是陶瓷生产鼎盛时期,有不少精美的酒器。宋代人喜欢将黄酒温热后饮用。故发明了注子和注碗配套组合。使用时,将盛有酒的注子置于注碗中,往注碗中注入热水,可以温酒。瓷制酒器一直沿用至今。明代的瓷制品酒器以青花,斗彩,祭红酒器最有特色,清代瓷制酒器具有清代特色的有法琅彩,素三彩,青花玲珑瓷及各种仿古瓷。
其它酒器
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些独特材料或独特造型的酒器,虽然不很普及,但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如金、银、象牙、玉石、景泰蓝等材料制成的酒器。
明清时期以至解放后,锡制温酒器广为使用。主要为温酒器。
夜光杯:唐代诗人王翰有一句名诗曰:“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光杯为玉石所制的酒杯,现代已仿制成功。
倒流壶:在陕西省博物馆有一件北宋耀州窑出品的倒流瓷壶。壶高19cm,腹径 14.3cm,它的壶盖是虚设的,不能打开。在壶底中央有一小孔,壶底向上,酒从小孔注入。小孔与中心隔水管相通,而中心隔水管上孔高于最高酒面,当正置酒壶时,下孔不漏酒。壶嘴下也是隔水管,入酒时酒可不溢出。设计颇为巧妙。
鸳鸯转香壶:宋朝皇宫中所使用的壶。它能在一壶中倒出两种酒来。
九龙公道杯:产于宋代,上面是一只杯,杯中有一条雕刻而成的昂首向上的龙,酒具上绘有八条龙,故称九龙杯。下面是一块圆盘和空心的底座,斟酒时,如适度,滴酒不漏,如超过一定的限量,酒就会通过“龙身”的虹吸作用,将酒全部吸入底座,故称公道杯。
渎山大玉海:专门用于贮存酒的玉瓮,用整块杂色墨玉琢成,周长5米,四周雕有出没于波涛之中的海龙,海兽,形象生动,气势磅礴,重达3500公斤,可贮酒30石。据传这口大玉瓮是元始祖忽必烈在至元二年(公元1256年)从外地运来,置在琼华岛上,用来盛酒,宴赏功臣,现保存在北京北海公园前团城。
酒器的考古发现
鹦鹉杯
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市杏园村的一座唐墓。此杯并非形状像鹦鹉,而是用鹦鹉螺制作而成的酒杯,故称为鹦鹉杯。鹦鹉螺,即为海螺的一种,旋纹尖处屈而朱红,似鹦鹉嘴。其壳青斑绿纹,壳内光莹如云母。唐刘恂《岭表录异》、《艺文类聚》卷七十三均记载说,用这种鹦鹉螺制成的酒杯,可容二升许。明代曹昭《格古要论》记载:"鹦鹉杯即海螺盏,出广海,土人琢磨,或用银或用金镶足。"这种鹦鹉螺可以不加雕琢,直接用于饮酒。用如此纯天然的酒杯喝酒,肯定会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
唐宋诗词中常提到鹦鹉杯。唐骆宾王《荡子从军赋》:“凤凰楼上罢吹箫,鹦鹉杯中休劝酒。”李白《襄阳歌》诗:“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卢照邻《长安古意》诗:“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陆放翁诗:“葡萄锦覆桐孙古,鹦鹉螺斟玉薤香。”看来,鹦鹉杯在唐宋时期还颇得嗜酒者的喜爱。
羽觞
在唐代酒器中,羽觞所占比例并不很大。羽觞自东周产生以来,延绵上千年,至唐代便基本走完了其全部旅程,唐代以后罕见羽觞,偶有所出也是后世仿古之作。
1970年10月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何家庄的唐代器物窖藏坑中,呈椭圆形,似耳杯而又无双耳,小平底。酱红色玛瑙,有多种不同颜色且不太规则的瑕斑。雕刻者利用了玛瑙本身颜色不同的自然花纹,琢磨精细,艳丽夺目,是唐代少有的艺术珍品。
双鱼大雁纹荷叶金杯
此酒杯1991年出土于河南伊川唐代齐国太夫人墓中,共出土两件,形制相同,此为其中一件。椭圆荷叶形,宽扁沿,四角上翘,浅腹四曲,有突棱,平底内凹。腹外底部有圈足,已残失。沿上錾刻荷叶纹,沿作圆弧齿形,间饰四组双鱼纹。腹部饰双雁流云纹,底部为毯路纹,均鱼子纹地。在口沿、腹部转折处,饰三角纹和单相莲瓣纹。器外平素无纹饰。与双鱼大雁纹荷叶杯相同的酒器,在出土文物中屡见不鲜,如西安市出土的双鱼纹银质荷叶杯、上海博物馆珍藏的荷叶瓷杯等皆是此类性质的酒器。这类酒器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器内花纹精致,使人饮酒时还能得到美的享受,而器外因人不易看到则光素无纹。
荷叶杯是受“碧筒饮”影响而出现的一种酒器,唐诗中“疏孛柳花碗,寂寥荷叶杯”、“茶烹松火红,酒吸荷杯绿”等,皆是描写荷叶杯和碧筒饮的情景。这件双鱼大雁纹荷叶杯以中国传统风格的图案为装饰,制作精美,是唐代金银酒器中的佼佼者。
鎏金胡人头执壶
该执壶1983年于宁夏固原出土,长颈,圆腹,高足,足下呈喇叭状,圈足边缘饰一周联珠纹。单□,上有一胡人头像,深目高鼻,八字短胡,短发向后梳理,是西域“胡人”的典型形象。口上有敞流。更具特色的是,器腹部錾雕有三对浮雕人像,均男女相对,似在向对方表露爱意。皆深目高鼻,头发鬈曲,袒胸露腹,有的干脆全身裸露。每人均戴披肩。
据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研究,中国和萨珊王朝波斯(今伊朗)这两个文明古国,至迟从汉代即有来往,唐时关系更为密切。早在唐代以前,萨珊王朝的金银器便传入中国,中国的金银匠人也模仿制作。一般地说,国人制造的仿制品,器形和伊朗人所制大致相同,但是花纹的风格则往往是中国式的。宁夏出土的这件银壶,器形与萨珊王朝银壶无异,足缘的联珠纹也是萨珊式执壶的常用纹饰,那个胡人头像甚至与今天的伊朗人非常相像。因此,有人认为它可能是由古伊朗输入的萨珊王朝银器。
李白的《前有樽酒行》诗云:“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少年行二首》诗曰:“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均说胡人女子在中国开办酒馆或在酒馆中充当女招待。据可靠记载,胡女在中国做酒家招待,可追溯到汉代,汉辛延年《羽林郎》诗即云:“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说西汉大将军霍光的家奴冯子都,倚仗主子的权势在酒店里调戏胡人女招待。在我国古代的酒娱中,还有用“酒胡”劝酒娱乐的习俗。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
舞马银壶
此银壶1970年自西安市南郊何家庄的唐代金银器窖藏坑出土,扁圆腹,莲瓣纹壶盖,弓形提梁,一条细链连结着壶盖与提梁。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一周,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条结。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是壶的重量。壶腹两侧用模具冲压舞马图,马肥臀体健,长鬃披垂,颈系花结,绶带飘逸。只见它口衔酒杯,前腿斜撑,后腿蹲曲,马尾上摆,好像正合着音乐节拍,以优美的舞蹈为饮酒者伴饮助兴。马身和提梁、壶盖及"同心结"纹带均鎏金,使得银壶富丽堂皇,明快悦目。该壶构思巧妙,工艺精细,匠心独运,古今未见类同者,堪称国宝。
镶金牛首玛瑙觥
此觥1970年10月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何家庄的唐代窖藏坑,是采用有淡青、毛黄双色浸润的深红色玛瑙为原料雕制而成的特殊酒器。觥体呈兽角形,其下部雕为牛首状,看上去安详典雅,绝无造作之感。牛首的口鼻部装有类似笼嘴状的金帽,能够自由装卸,内部有流,杯里的酒可自流中泄出。牛唇闭合,鼻孔起,唇边毛孔点点,就连髭须也精心雕刻,历历在目。牛眼圆睁,目视前方,炯炯有神。似乎在寻找和窥探着什么。玉匠师们连兽眼的眼球都刻画得黑白分明,形神毕肖,起到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牛角蜿蜒后曲,角背雕螺旋纹。牛耳后抿。彩色浸润纹带从牛头额顶顺觥体两侧通向觥口。
角状酒觥在我国酒文化史上,是较为稀少的珍贵酒器,其拥有者的地位一般较高。如商代青铜角形觥出自商王陵墓,汉代玉角觥出自南越王墓,该角杯出自唐代王府窖藏,都说明古代的角形觥绝非普通酒器,应有特殊用途,为与某种身份地位相适应的酒器。然而,西安何家庄出土的牛首玛瑙觥与以前的角形杯不同,它起源于西方,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500年已出现此种器物,希腊人称此为“来通”。当时人们都相信来通角杯是圣物,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如果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则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何家庄出土的玛瑙牛首觥可能也有这种寓意。
仿哥窑高足杯
通体饰不规则冰裂纹,此杯系明代成化仿哥窑的瓷酒杯。杯口呈八角形,杯身相应有八棱,喇叭形细高足。紫色杯口,铁色圈足,与青釉相映成辉。通体有细密的不规则冰裂纹,虽非人工刻绘之花纹,但却具有极好的装饰效果,别有一番情趣。
哥窑原本为宋代五大官窑之一,一般认为在浙江龙泉县。据传说,南宋时有章生两兄弟在龙泉造窑烧瓷器,哥哥的窑称为“哥窑”,弟弟的则称为“弟窑”。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弟窑”落败于“哥窑”,于是弟弟便提了冷水从哥哥的窑顶浇了下去,欲破坏哥窑即将出窑的瓷器,不料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哥窑瓷器表釉皆炸裂开来,形成许多“冰裂纹”。
犀角槎杯
犀角槎杯系明代著名雕犀匠师鲍天成雕制的一件犀角酒器。全器呈浮槎状。槎上仙山怪石,梅树石榴,相杂其间。一长髯老者背山倚石,端坐正中,手持古书,沉醉书香酒意之中,惬意非常。槎右侧刻荷叶莲子,左侧雕一酒葫芦,槎底为水浪纹。在荷叶枝茎处有篆文“天成”题记。
所谓“槎”,是古代人们用竹木编制的筏子,传说天上的银河与大海是相通的,每年八月都有槎往来。曾有人因好奇乘槎而去,发现一处世外桃源,织妇和牵牛人皆悠闲自在,怡然自乐,一派田园气象。这是晋代张华《博物志》中记载的一个故事。后人将《汉书》所载张骞穷河源的故事与之混同,故又有张骞乘槎之说。
源远流长的中国诗酒文化
中国是一个以诗传世的古国,又是一个盛产名酒的古国。诗,是人类精神劳动产生的高雅的文学奇葩;酒,是人类物质生产的精华琼浆。在中国,从远古以来,诗与酒就交织在一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诗酒文化”。
从远古起,在中国,诗与酒就交融在一起。古代帝王祭祀山川、祖宗和举行朝廷大典,都奉献酒诵颂诗;唐朝在乡试饮酒礼中要诵《鹿鸣》之诗,称之为“鹿鸣宴”。从宫廷到民间,酒与诗不仅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成为人们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
古代饮酒诵诗,非常注重礼仪,在《诗经·宾之初宴》篇中有:“饮酒孔嘉,维其令仪”(饮酒是美好的享受,要保持高雅的风度)。
古往今来,在中国诗酒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传诵至今的佳话。魏晋时代,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成为广为传诵的名句。东晋诗人陶渊明的诗有一半谈到酒,如“试酌百情远,垂觞忽忘天”。
唐代,诗歌大盛,诗人们嗜酒成风。代表人物首推诗仙李白,其中“李白斗酒诗百篇”,更是成为诗酒交融的名句。“酒渴思吞海,诗狂欲上天”的杜甫在为众诗人画像的《饮中八仙歌》中生动地描绘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位诗仙在《将进酒》中吟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在《把酒问月》中唱到“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杜甫的咏酒绝唱,称著于世。与李白同代的爱酒诗人,先后还有贺知章、孟浩然、王昌龄、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李商隐、皮日休等等。从唐代诗人嗜酒,诗歌繁荣,可以看出诗酒交融的盛况。
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是在他饮酒微醉中写成的。无独有偶,北宋时的诗人苏东坡,在山东密州(现诸城),中秋节饮酒,喝到微醉时,诗兴大发,写下豪迈悲凉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南宋时,诗人陆游曾感慨地咏吟:“百岁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中国是一个慕古文化国家,从遗留下来如烟海的诗与酒交融的史料中,摘取点点,可窥豹一斑了。
中国诗酒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文化体系。纵观诗酒文化发展史,酒醉诗情,诗美酒醉;诗借酒神采飞扬,酒借诗醇香飘溢。诗与酒,相映生辉,形成绚烂的文明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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