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代理人免费的下:杨帆：要警惕左派理论家控制话语权

　　杨帆：我主要对左派评论。

　　80年代的老左派肯定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到了92年以后，那一段我对他们还是有所积极的评价，新左派也还没崛起，老左派实际上承认它在野了，就成了一个制约力，这种情况下，虽然它的话语符号还是很老，说话也没逻辑，但实际已不在朝了，成为一支现代化的制约力量，包括民间毛派的兴起，我都是这么看的，只要它不执政，作为非主流在野力量，这个社会是需要的。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要老从他说的什么上来判断，而要从他的社会实践所起的作用来看，这就是知识分子的错误。知识分子老从概念出发。后来其实左翼的力量90年代兴起，有全球问题的出现、民生问题的出现。包括我们这支非主流也是作为左翼力量出现的。

　　2003年胡锦涛上来以后，十六届三四中全会，至少纲领上已经提出了向左转，谈共同富裕，中央也以自己的方式吸纳了很多民间的意见，当然吸纳得很不够，做得也不够，但毕竟还是吸纳了，转折点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在思想上的合法性，我就说所谓新阶段是上溯到邓小平1994年两次讲话，所以共同富裕，历来都是这么讲的，2003、2004提出几统筹，所以那个时候党中央已经开始以各种办法吸纳这股民间的力量，促进中国社会在转型，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科学、可持续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确实还不是很糊涂，至少在口号上还是能吸取的。不能说共产党完全僵化，没有改善余地。

　　右翼没有信心，左翼也没有信心，他们这个判断不合实际情况，没到那个程度。我们国家储蓄率这么高，西方是零，日本是负数还在混着呢。我们储蓄率百分之四五十，银行呆帐没有大风险，存的比取的多。我们国家的内外债包括地方债务究竟有多少？

　　张木生：国家承认9.7万，实际上可能有十几万亿。

　　杨帆：是GDP的30%，最多也就是40%，美国百分之百，日本还200%呢。欧洲都是百分之百以上了。

　　吴伟：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达到10万亿以上。

　　翁永曦：关键是我们的制度出现问题了。

　　杨帆：我们都是搞经济的，欧洲百分之百了，是要崩溃。

　　王小东：有没有可能分裂，欧洲情况比较好的国家就分开了。

　　张木生：出路就是这样，干脆不要欧元了，各自做各自的贬值，然后重建自己的财政。希腊贬值之后，很不值钱了，我去旅游就很便宜了，经济慢慢就恢复了。

　　杨帆：德国下一步要退出来，德国不帮欧洲就是中国帮，中国能帮得起吗？

　　王小东：我们帮得起，但是凭什么帮？

　　杨帆：中国帮就能撑得住，对抗美国，支持欧元有可能。

　　王小东：帮也帮得起，但是现在航空母舰也没建好，意大利让我们搁一个海军基地就可以了。

　　张木生：中国和很多国家相比，有一个主权货币，这是很多国家没有的。

　　杨帆：美国还有东西可卖，欧洲比较惨，因为没有东西可卖，已经私有化完毕了。

　　张木生：德国还有，法国也有。现在军火当然不卖给我们，高科技也封锁，我们现在已经给你投钱了，澳大利亚我们是第一大投资国。

　　杨帆：他们是债务人，我们是债权人，哪有我们怕他们的道理？赵农说的经济增长逐渐下降，每年都在下降，我们可以慢慢算帐，钢产量是有问题，2007年我觉得最高，后来我发现钢产量比2007年还高，都卖出去了，没什么积压。

　　中国靠投资，说三驾马车，消费起不来，说出口是负的，投资还可混几年。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经济数字到9%，我觉得还能维持几年。

　　张木生：中央今年只想要7%，除了上海、广州、北京说是8%，剩下的说9%的都是假的。

　　杨帆：6亿3千万吨钢产量，如果没有积压的话，速度完全可以估计出来，绝对比9高。

　　张木生：重庆16%。

　　赵农：主要在于各地方发展是线性发展，把征地大量进行投资，用土地做抵押从银行贷款，但是有一个制造业支撑，未来税收已经没了，税收基本都是零了。

　　杨帆：中国维持稳定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欧洲、日本二轮危机又起来了，和我们预期的没有错。我们问题多，他们比我们问题还多。国家主义不可以被妖魔化，就是维持稳定，

　　现在全盘加强外汇管制。我建议他们封香港，把香港的地下钱庄关门，这是国家主义，干预市场。什么叫做不能干预，谁说的不许干预？这如果是普适价值我们就不听，如果听了，1998年我们就垮台了，哪有后来20年的发展？

　　这都是基本常识。这次要封香港的地下钱庄，一千多个彻底关门，这边也关，否则控制不住热钱往中国进。控制不住几年之后就是房地产崩溃，这恰恰是不稳定。谁让你信奉新自由主义了？

　　左右极端思潮经过这几轮也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敏感，看出了有合流的趋势，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思想界，至少在我们这里还是可以的。我们抓紧思想整合，大家重新组合，排斥左右极端思想。

　　我们承认中国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的存在，我们现在就化解历史恩怨，知识界有超越左右的思想，中国思想界要有一个主流的就是稳定、积极、建设性的思潮。

　　张木生：军力和军工发展的速度，我们的航天总工一级平均年龄29岁，营职干部从六年前一千多块钱，现在到四千五，现在士官都翻了三倍。

　　杨帆：我要解剖一下左派的东西，2004年中央已吸纳左派意见，2005年群众性反思改革取得成功。这个时候，左派领袖出来，把中国的矛盾概括成为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矛盾，这种概括不合适，这是老左派。

　　新左派关于中国模式的概括，不能解释成一个独立于世界发展之

　　外的，且用不着民主的说法，已经被中央叫停住，说明中央还是清醒的。

　　至于民间文革派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对改良丧失信心，用文革的语言符号来解释社会，就是要造反了。

　　受到重庆模式鼓舞，左派自以为有了领袖，气焰就不一样了。我一直说左派在野比较好，不要想当主流，这就是我号称非主流的长远意义。

　　特殊历史时期，有危机，左派可以上台。原始积累时代，我对于计划经济评价是跟后三十年你给的分差不多。

　　一般情况下，温和右翼一般有执政经验。左派上台很快就要失败，理想主义太强。这二十年来，中国右倾发展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市场经济下搞成权钱结合，左派思潮有积极制约腐败的意义。

　　最近情况发生变化，中央政策不断向左的方向调整，吸纳了很多民间意见，共同富裕突然时髦了。这是我在2000年主编的书，有一本和卢周来合编的，叫《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包括国家安全，都是我们最早提出来的，1998年大国崛起我们早就说了。

　　现在他们说，我觉得就不太顺耳，一个是没有承认我们的知识产权，二是他们说的有点不对劲，有点乱。

　　比如，共同富裕，全国一股风，民生大跃进也不行。

　　怎么解释共同富裕，用什么办法达到共同富裕，有问题的，不能以政治运动指标，强行控制基尼系数，这都是外行。

　　两极分化根本问题在于，基尼系数不能统计的那一部分，就是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权钱结合的收入，要真正控制的话，就学薄熙来唱红打黑反腐败。基尼系数不会改变，真正把灰色收入打掉，这就是彻底改变中国的两极分化。

　　否则你怎么搞？一个地区把中产阶级的钱拿来补给穷人，或是把富人吓跑了，基尼系数马上就降低，有什么意思？

　　如果那样搞，重庆想要降低基尼系数有效，对富人多收税，富人都跑广州去了，重庆基尼系数下来，广州基尼系数上去。

　　还有商品房和公租房，只有重庆一个地方能这样搞还可以，因为它是强政府不腐败，强政府的前提是不腐败，必须有这个前提，得彻底先扫一回腐败，让黑社会和贪官污吏三五年爬不起来。

　　政府管理规定才能有效。政府有效的情况下才能搞这些，除了重庆，别的地方有哪个政府干了这些事？还是原来的所谓民间社会。忽视了不同的前提，把这些东西全部推广，我觉得有问题。

　　房子一半是商品房，一半是公租房，双轨制解决，能够成功吗？不行。大家以为，这边房价降低了，那边会跟着降，实际情况相反。这边房子降低了，是那边房价继续上升补贴的。同一个房地产公司双轨制，两边干，按政府的要求，盖公租房赚不了钱，政府会同意他的商品房涨价更高，整个房地产公司，等于是拿中产阶级的钱，去补贴穷人。中产阶级要拿出更多的钱买房子，凭什么？

　　李伟东：我说现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现在的状况翁永曦没有说到，我觉得是新情况，一是现在的自身资源，现在经济搞法不仅是子孙万代的问题了，到我们现在这一拨人可能也维持不下去了，就是由于资源禀赋破坏带来的问题，这和以往不同，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危机。

　　第二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兴起，导致了问题的扩张、放大以及情绪积累的放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倍、上百倍、上千倍。

　　第三是国际上混不下去了，导致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也好或者两头在外依靠人家，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要转一下转不过来，我们庞大地依赖国际市场。

　　第四个是农民工2亿多，劳动力都从土地上游离出来，剩下的就是老弱妇孺，这2亿多人在全社会流动下就是身份农奴，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社会动荡越来越严重。

　　第五就是现在的经济结构，转了这么多年转不下去，不是说现在很有钱了，政府有极大的处置能力，一个人发几百块钱就行了，这五个问题全部叠加起来，经济结构、国际问题、2亿农民工、资源破坏殆尽、网络上放大。

　　吴伟：由于维稳政策造成的官民对立情绪现在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再加上你所说的微博上的情绪的放大的整个影响。

　　李伟东：短期内出现重大问题，并不是是一下子把共产党推翻，但是像八九一样，再开一次枪还能维持住，但是爆发那样的矛盾，短期内并非没有可能。所以我说木生的方式是革命性改革，而不是改良。民主会有的，宪政会有的，目标指向也是清楚的，只不过是后代人的事，我这一代人就不管下一代的事了，所以我还是认同对于目前的危机本身的判断，而且不能掉以轻心，而且各方社会力量和思潮的崛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赵农：我们在考虑现代化过程中忽略了一条，我们很大的一个资源就是政党，我觉得共产党是个很大资源，如果里面自然分出民主党、共和党，就用不着别人建党了。

　　李伟东：我个人认为有几个因素是新出现的，比如国际上，我们70%多依赖国际市场，结构一时改不过来。

　　王小东：但是另外一个因素，由于它乱了，它还害怕把我们搞乱了。

　　李伟东：一个是国际上金融危机输入给我们，我们结构一时改不过来，危险也很大。第二次它要重新的混乱过程中我们自身损害可能也很大。

　　王小东：绝对损失肯定会有，相对损失肯定比他们小很多。

　　李伟东：对，但是相对损失会不会导致我们绝对量很严重。其二，维稳等等激发的社会矛盾、思想矛盾，不同族群、地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大家都看到了，每个月都在频繁发生。

　　王小东：孟建柱这次讲话，把胡耀邦同志否定了，从1985年到现在的政策给否定了，孟建柱强调了，不管什么，法律上人人平等，胡耀邦85年形成了文件，说对少数民族的刑事犯罪要“两少一宽”，少抓、少杀、宽大处理。

　　李伟东：这个政策得失我们今天不评价。第三条就是由于网络的迅速传播、舆论的放大导致的某种社会冲击，再就是资源已经到了我们耗不起的地步，很多城市周边都开始被破坏殆尽，总之现在的发展路线进行不下去。第五就是两亿农民工，这么多年不能解决人家的户口和居住的问题，动荡程度越来越高。这几个程度全部累加起来，加上网络的扩大舆论，两三年内如果处理不好，爆发如89年的情况是可能的，如果再开一次枪还能维持，但是是不是非得这么干？非得走到这一步？

　　王小东：有些问题现在这些知识分子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开出的药方只是使问题更恶化，但是又恶化不到崩盘。关于降低速度的问题，中国以它的人口和土地面积来说话，除非英国那样占有全世界土地，自由派又不同意，如果不同意，中国将来要活下去，建成的一定是未来之城，而不是所谓的回归自然，而不可能保持多少文物古迹，中国将来的城市肯定是高密集的投资的方式，人为净化水源、空气等等，将来看到中国城市一定是像美国好莱坞大片那样，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要不然就打出去，70亿人口减到20亿。

　　自由派主张就逼着社会走到这个样子，所谓的绿色环保，肯定会有这个问题。按他们的思路，让速度慢一点，让灵魂能够跟上等等，非死人不可。我是想办法咱们不死人，这些人整天占据道德制高点，从来不想如果真的按照他们的办，要死多少人。经济学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你的发展速度一定要超过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生产率增长才能形成就业，现在人要就业。

　　翁永曦：现代通讯技术给国家和社会治理上带来很多问题，没有一个政权不面对这些不确定性，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这些不确定性，情况也同样严峻。如果坚决不对制度改革，我们会面临巨大的危机。

　　杨帆：其实还有很多大的改革措施是可以做的，真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当然你说他非得不做，我们也没办法，那就得崩溃。

　　把国有资产变为社保基金，欧洲就没有这个潜力，因为已经私有化过了，所以就无法再干了。我们有很多事可以干，而且一干就管用，现在的问题是上边不作为。

　　社保基金，国有企业这么大资产，分期分批给划到股市里做社保基金，股市还有很大前途，社保基金还存在，全国社会保障包括农民的建立起来了，股市起来了，消费就能起来，内需能被股市带起来，中产阶级发展起来，股票里赚了钱，能不能去买房子？其实就是放弃国有资产，变为社保基金，完全没有私有化腐败的问题，就是划一个帐号，操作起来没有任何问题。这就不是左派扩大国有企业的思路，也不是右派私有化或者权力资本化的思路。我说超越左右，已经17年，都不是空说，而是有具体的政策建议的。

　　赵农：我是天则所的报告执行人，我赞成你刚才的观点，也纳入了我们的报告，作为一个建议和政策。但是后面这句话在于，你要他的钱，他就要你的命。

　　杨帆：不要这么悲观。建议还没有提，政府肯定就不采纳。等他没有钱了，就会采纳。我们知识分子就是这点本事，你也不能强迫政府采纳呀。我们尽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我们有言论自由，政府有听与不听的自由。这样，我们的心态就不那么急了。

　　还有一条就是跟农村有关，就是政府的福利房基本可以自己不盖，把郊区农民宅基地让他盖房子，租给农民工，就是一个小产权房。政府就干一件事，投资公共汽车。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一定不能干，你们就说政府一定不可能接受？放弃权力就不可能？没准政府就采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