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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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北京郊外的卢沟桥，日军发动了八年的侵华战争。这一次大战，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过去中国被外族征服，战争都是使用冷武器，双方力量不会太悬殊。但这一次，却是日本人以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进攻，而中国的军队还没有足够的现代装备抵抗，因此，这一场战争在中国方面的损失极为巨大，不仅兵员伤亡数百万，城市被轰炸，乡村被掳掠，千万百姓逃亡内地，老弱转于沟壑，壮者疲于奔命，战线后面沦陷区的百姓，也忍受了八年亡国的耻辱。(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一九八六年，我在美国召开一个纪念抗战五十年的讨论会，当时有位听众举手问问题：“许教授，这八年抗战究竟所为何来？”我的回答：“人有人格，国有国格，这八年打的是国格，百年的苦难和屈辱，不经过这一次的大战争，中国人站不起来。”到今天，又是二十多年了，如果有人再提出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还是一样。毕竟，在一九四二年，抗战中间，列强取消了百年来的对华不平等条约，中国从此可以抬头立足于世界。

一九三七年的世界，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在欧洲，“一战”中战败的德国，重新建国再度成为欧洲的强国。但是，德国在屈辱之下，努力重振残局，也是在危机意识下，全国力量集中在恢复国家尊严。希特勒趁潮而起，挟德国人要自强的决心，揽权于一身，成立了一个高度专制的集权体制。意大利也是在努力自强的局面下，墨索里尼建立了一个集权体制。他们的敌人英国或法国，曾极尽全力压制德国复兴，也对意大利甚为藐视，这两个国家联合的力量，竟然不能压制住德、意的扩张和侵略。东欧的俄国，在“一战”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经过列宁和斯大林两代的经营，苏俄的政权也是一个集权体制。

日本建立东亚霸权，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雄踞东方的大帝国。少壮军人已经将朝鲜和中国的东北经营成日本扩张的后方基地，用当地的资源和人力，生产日本的战备武器。台湾则是日本早已经营的南进基地，自从取得台湾以后，日本采取以台湾的糖和米，供给日本的需要，日本自己的农夫可以释放到工业生产充当战争的兵源。美国当时还不是世界的巨强，在这个各处军备竞争的场合下，美国以新大陆的资源和新兴的工业，左右逢源，赚取极大的利润。因此，当时的世界已是在战争的边缘，中国其实没太多时间可以准备，而且日本也不容许中国有准备的时间。于是，中国人在这种情势下，打了八年辛苦的战争，只为了不甘成为亡国奴。

蒋介石面临紧迫的时间，抓住十年光阴，勉强建立了一个有限度的现代国家，工业的生产还不够，军队的训练和装备也不够。他抓住了孙中山建国阶段理论中的“训政时期”，既没有制宪，也没有认真地想要发展民主制度，在那种国际气氛下，蒋介石也建立了一个专制的集权体制，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实质上成为中国的强人统治者。同时，蒋介石也在大圈子里画了小圈子，培养自己私人的势力，尤其在军中，他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要求军人向他个人效忠。

他的军事顾问来自德国，而他自己的子弟兵，不少在德国和意大利留学，带回来欧洲纳粹和法西斯的观念。他自己是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当然对于日本的军事体制和军人专政的情形非常熟悉。这种种因素，使中国沦于独裁统治的局面。当时实际的需要，中国国力之弱以及十余年内战分裂的后遗症，蒋介石的独裁体制，不仅他自己振振有词，而且也获得当时若干人的赞同。可是这种专制独裁的政权，是一把双刃刀，在危机的时候，是可以集中全国力量，努力一掷；然而，权力是会腐蚀人的，绝对的权力腐蚀人的速度和程度尤其惊人。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理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可是蒋介石的独裁体制，终其生没有放弃。他和国民党的政权，终于成为大家批评和厌弃的对象，最后沦于败亡。这把刀的刀刃，伤了他自己，也伤了中国。

中国一向是一个天下国家，关着门自己成为一个局面。普通国民对于国家政治其实不太关心，他们的归宿感，小则乡邻亲族、大则一省一县。因为这种认识，民初的军阀割据，在许多老百姓心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地方的军阀，也自以为他们在保卫乡里，建设地方。国家意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只有在大城市里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身居内地农村的一般老百姓，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中央政府的存在。他们对外人的认识，往往仅是在面对外国的传教士和商人，感觉到中国人和他们不一样，也感觉到被他们欺负。

这八年的战争，却是将中国的老百姓惊醒了。他们才知道，日本军队一路杀过来，亲人被杀害、乡里被掳掠，都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是日本要征服的对象。八年的辛酸和血泪，日本人用火光和死亡，为中国人铸造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做到全国总动员的能力，可是正是这种危机感，使当时全体的中国人，都不知不觉地投入到这场空前的战争。从沿海到华中，战火所及之处，千万老百姓，抛弃家园、万里跋涉，走向内地。内地的省份，以四川为例，一个省的资源和粮食，要供给八年战争的大部分消耗，维持数千万难民、上千万兵员。用四川人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打国仗”，四川、湖南、湖北、陕西、云南、贵州、广西各处的民居，常常就让出来，安顿迁移到内地的学校、机关和工厂。他们的子弟，一批批开往前线，投入毁灭性的战争。敌后的农村，时时刻刻要准备着日本的搜索队进入村子，掠取物资，也欺负妇女、杀害青年。在敌后，“鬼子进村了！”是个催命的声音。

开战之初，中国用已经训练好的现代部队，在沿海地区尽力堵住日本军队的进展。上海一战，损失最大，中国刚起步发展的空军，初试啼声，抵抗日本的空袭，支持陆军作战，半年之内，这一支还在萌芽的空军，人机损失严重。中国海军残余的舰只，都在长江口上，自沉于马当，使日本的大型舰只不能驶入长江。在淞沪战场上，中央政府的直属部队，损失惨重；因为日本以近岸的军舰，用强大的炮火轰炸中国的阵地。台儿庄一役，中央部队和原来是地方部队的桂军、冯军和川军等部队，协力作战，以四比一的伤亡，歼灭了日本一个半师团。战况的激烈和牺牲的重大，可以川军一个师为例，中国军队合围之势快要完成时，该师急行军投入战场，堵住了一个缺口，将日军完全包围在内。战役结束后，这个师从师长以下，全员殉国。南京陷落，中央部队在大别山区，和日军缠斗数月，消耗日军精锐。这些惨烈的战役，至少向世界宣示、也向中国人自己表示，中国人拼了血肉，也要打赢这战争。

我自己当时只是八岁的儿童，在沙市家门口，眼看着这一支川军，出川奔赴前线，望不见边的青年士兵，都是来自农村，每人只是一杆枪、两条子弹袋，蹲坐在路边暂时休息。母亲和家人，正如同邻居们一样，烧开了水，送给这些青年饮用，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去不能再回来。也正是在这种场合下，一个八岁的儿童，忽然成人了。八年以后，战争结束，我们又在复员途上经过沙市，那一幕情景，历历在目。

抗战八年的战史，太多需要重新整理和报道。台儿庄之役外，上海战场上八百壮士弹尽援绝，退守仓库；还有年年夏天和秋天的会战；到最后，还有日本打通陆上交通的第一号作战，大举进攻，中国几乎招架不住。八年间，中国奋起抵抗，许多悲壮的事迹，例如，死守衡阳、常德，到最后一兵一卒；远征军从印度打回来，在缅甸丛林中寸土必争；华北敌后游击区的百团大战。至于平民被杀害的事迹，南京大屠杀是最著名的悲剧；还有河北农村的“三光”灾害，“杀光、烧光、抢光”；重庆三次烧成白地，其它城市也在炸弹下全毁、半毁。整个八年，中国损失七百万兵员，其中包括一百多员将级军官，平民直接死亡于战争的不下两千万，间接饥饿、疾病而死的又有两三千万。这一场亘古未见的浩劫，在1945年，日本投降了，中国只是得到一个惨胜。真的，中国打了一场没有凯旋的战争。

抗战前，中国的现代城市和工商业，都在沿海地带，最深入内地也不过到武汉为止。既然要长期抗战，中国必须将这些沿海的设备迁入内地，当时有600多家公私工厂迁入四川。迁川的工厂，先以轮船载到武汉、沙市和宜昌，再用木船转运进入川江。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沙市江面上，满满是白木船，等待着小火轮拖运。这些工厂，后来分布在四川、陕西、云南、贵州等地。有些工厂的设备，在内地翻砂复制，成为几个工厂，就是这些破破烂烂的设备，维持了八年的民用军需。战后，这些工厂都没有迁回原来地点，留在内地，成为内地工业化的种子。许多技术人员，也留在内地，培训内地的技工。经过这一次折腾，中国的工业化地区，才扩展到沿海以外。

同样地，当时在沿海一带的大专院校，也纷纷内迁。例如，北大、清华先搬到长沙，然后又步行进入云南，在昆明，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成为西南联大。八年战争期间，弦歌不辍，夹着讲义、逃警报，在树底下还和同学们讲课。其它许多院校也纷纷迁入内地各处，远到甘肃的西北联大，近处的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等处，都是中国培育未来建国人才的地方。甚至中学生，也纷纷内迁；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他们步行数千里，到达不受空袭威胁的地点，组织成许多国立的临中和联中。这些十四五岁就开始上路的青年，在最偏僻的角落，一半军训、一半上课，然后投入大学，到抗战胜利时，当时的初中生也快要从大学毕业了。数十万的青年，离乡背井，很多人的家庭还留在故乡，他们一无所有，也一无所傍，只是为了要在中国自由的土地上受教育。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政府拨给他几个师的经费，让他可以维持这些学生的生活。这些由“公费”维持生活的学生，是此后两岸中国建设的主力军。

中国的研究单位，也纷纷内迁，中央研究院的几个研究所，分散迁入不受空袭威胁的内地农村，以我曾经服务的史语所为例，就是搬到四川宜宾的李庄，借用当地大户人家的房屋，没有电灯，也没有足够的经费，在八年之中，同仁们没有中断过研究。在南京的实验农场，种牛、种猪、种鸡等等，都是步行和乘木船入川，当时外国的新闻记载、报道这些农场的动物，鸡蹲在牛背上，一群猪赶着走，小猪也放在牛背上和车上，拖拖拉拉地，居然到了重庆。

在内地的难民，加上当地居民，还有前线的兵员，只能有内地少数几个省份的粮食，供应大家的生活。大家吃的都是“八宝饭”，包含稗子、沙粒等等，只是因为粮食不够，再禁不起筛选和清理。我们那一代人，身材都比较矮小，就是因为成长时期营养不够。内地的医药不够用，尤其日本封锁了沿海所有港口，也封锁了缅甸进入中国的通道，外国生产的药品，最后只有飞越驼峰一条路，可以运入内地。于是，伤兵们躺在地上，等待医疗，没有麻醉药，也没有止痛剂，活生生地用高粱酒喷在伤口上，截断受伤的肢体。我曾经看过在湖北靠近前线的农村，一次战役下来，数百个伤兵运回村子的晒谷场上，哀嚎呻吟之声，日夜不断；三天以后，只剩下几个人了。一般老百姓也只有重新依赖传统医药，例如，治疗疟疾，没有现代的奎宁，只有用白杨树的树皮，熬汤治病。日本轰炸，往往一个城市去掉一半，重庆曾经三次炸成平地，那些受伤的平民百姓，能够活回来的也没几个。

这八年的颠沛流离，和艰难困苦，中国人熬过来，不愿意投降。然而，人是血肉动物，这么辛苦的日子哪能没有反应？以知识分子而论，抗战开始时，一般大学教员，衣食丰足有余，到抗战第三年开头，因为物资缺乏，物价暴涨，薪资却不能调整。以我记忆所及，抗战刚开始时，我们家里买鸡蛋，一枚银元可以买一箩筐鸡蛋，到抗战第三年以后，鸡蛋是个奢侈品。当时通货恶性膨胀，物价涨了不下百倍，一般大学教授衣食都不能周全，许多联大、中大的教员，都必须有家庭副业，贴补家用。一旦生病，能治活的不多，以我老师李济先生为例，他的两个女儿都是因为买不起药，在抗战期间夭折。(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种生活条件下，人人都会有怨言。再加上蒋介石以战时必须服从一个领袖的理由，排除异己，封锁舆论，更引起知识分子的愤怒。于是，知识分子很少对蒋介石满意，老百姓当然也是怨声载道，不过他们不能说话，知识分子却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声望极高，大家盼望他是挽救中国败亡的领袖，到抗战中期，却是集全国的怨恨于一身。这一个转换，却正好是中共统战的好时机，国共两党，形势优劣，就在抗战中期，完全颠倒。在战后，内战立刻发生，中国没有真正复员，又陷入战火，五年内战，国民党政权彻底瓦解，根本原因，一则是国民党丧失了沿海城市，不能以城市做基地，继续成长和建设中国；二则是战争期间，民心大失，大家希望穷则变、变则通。简单的一句话，八年抗战，中国的资源和时间都用尽了，如果战后，有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中国可以再度出发，可是，这一个时机终于在战火中烧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