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神州上海市市长:紧缩货币控通胀?“误伤”经济增长动力

         笔者较早提出了近年来通胀类型发生的变化，认为对不同类型的通胀，应当用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来加以治理。对于笔者的观点，业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和辩驳声音。在此，笔者认为应当作出说明：货币超发未必引发通胀，紧缩货币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胀“药不对症”。在当前已经明显出现经济内生性收缩情况下，继续紧缩货币将伤害经济增长动力。

　　紧货币“药不对症”

　　有批驳观点认为，货币超发是导致成本上升的唯一因素，因此没有什么因成本上升而导致的通胀过程。

　　对于这种观点， 笔者须指出，货币超发当然会引起成本上升，但问题是，是否成本上升都是由货币因素构成的，难道就没有独立于货币而引起成本上升的因素吗？

　　其实在初级产品生产中，由于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发生变化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形成“边际效益递减”现象。举例来说，在煤炭生产中，由于开采深度增加，按照目前的技术规范，深度每增加100米，就必须增加一级提升和通风等设备，到达一定的深度后，还必须从木支护改变为金属液压支护才能保证安全生产，支护材料的使用密度也必须成倍增加，所以采煤成本是随采煤深度的增加而不断上升的。目前中国的煤矿平均井深已接近500米，而且近年来超过千米的矿井也越来越多。由此可知，一个煤炭企业所拥有的矿山，一开始的确是企业买来的，但是在买来后的开采过程中，开采成本是不断上升的，而这种成本上升的原因只与自然条件有关，与货币无关。

　　农业生产中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更明显。由于耕地是有限的，而且还在不断减少，所以要想增加农业产出，就只能依靠对有限的土地不断增加投入，但是增加的投入并不能总是获得与以前一样的产出回报，就表现为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要快于农业总产出的上升速度，从而挤压了农业生产利润。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纯收入水平，就要通过提价方式向农产品消费者转移这种成本上升负担，这就构成了中国目前由农产品涨价所推动的“结构型通胀”。从实际情况看，1999-2010年，中国粮食产量的年递增率只有0.5%，但化肥施用量年递增率却高达4%。

　　所以，决定生产成本的绝不是仅有宏观货币供应量这一个因素，而我所提出的成本推进型通胀，正是由工农业生产中因自然因素变化所导致的成本上升因素带来的。我之所以提出加息不能阻止人口增长，也不能增加土地供给，就是要说明货币变量不可能改变自然因素，因此对由自然因素变化所导致的通胀过程是无效的。

　　中国存在输入型通胀

　　还有一种批驳观点认为，国内并不存在输入型通胀，因为如果通胀发生在中国外部，不仅会提升进口价格，同时也会提升出口价格，假设进口价格提升了50%，那么把人民币汇率也提升50%，进口价格就不会变动，而汇率提升会抑制出口，但是由于外部的通胀因素也把出口价格水平提升了50%，所以即使出口量减少了50%，出口金额仍然不变。

　　对此笔者认为，账这么算当然很清楚，但问题是假定进出口价格都能够获得同幅度提升。然而实际情况是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在近年来的通胀发展过程中，都是上游产品大幅度涨价，而下游的加工业产品涨价幅度要小得多。从中国PPI指数看，2005-2010年上涨幅度为18.8%，其中采掘工业上涨幅度为88.9%，原材料上涨幅度为36.2%，加工工业仅上涨了8.7%，可见在过去六年里，上游产品涨价幅度是下游产品的十倍。

　　中国是一个加工型的贸易结构，大量资源需要进口，出口则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体。2010年在中国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比重高达95%，初级产品仅占5%，而在进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69%，初级产品则占到31%。由于国际市场也是上游产品大幅度涨价，下游产品涨价幅度有限，所以对中国这样的进出口结构来说，就是进口商品的平均涨价幅度要显著高于出口商品的涨价幅度，比如今年1-5月，中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上升了16.7%，而出口价格指数只上升了9.4%。从主要大宗进口商品的单价变动看，初级产品涨价多而工业制成品涨价少的情况就更清楚，比如今年上半年，进口原油上涨了33.2%，铁矿石上涨了42.5%，粮食上涨了31.7%，而进口汽车价格只上涨了11%，集成电路价格还下跌了4.9%。

　　可见，输入型通胀对中国这样出口类型的国家来说，是确实存在的，我们不能用假设的前提来代替实证分析，更不能作为制定宏观政策的理论依据。

　　货币超发未必导致通胀

　　另外一种批驳观点认为，日本同样是加工贸易型经济，同样是处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CPI却是呈现下降趋势，国际通胀难以输入日本国内。由此可见中国的通胀也不是输入型的，而是由于国内货币超发造成的。

　　笔者认为，对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近十年来，日本进入了长期的通缩过程，消费物价水平的确一直在下降，但这并不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日本就没有影响，因为从日本的PPI看，在2005年以后也同样发生了大幅度上涨，在到2008年的四年中总共上涨了13.4%，其中原材料价格指数更是大幅度上涨了66.3%。可见，日本的消费物价上不去，原因并不是国际大宗商品到了日本就碰到了铜墙铁壁，而是在从上游向下游产品传导时碰到了阻滞。这个阻滞，就是日本在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后长达二十年的经济停滞。这个停滞强烈压制了国内需求，使上游产品的涨价压力无法向下游产品市场释放，所以就改变了形态，变成了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的下降。

　　日本是一个特例，不能用日本来说明加工型贸易国家都不存在输入型通胀，看看韩国、印度、越南等这些同属于加工贸易的经济体，目前通胀已经发展到何种严重程度，就知道输入型通胀不仅在中国，并且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事实。

　　如果用日本的情况来说明货币与通胀的关系，我想更应该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如果没有一个强劲的内生增长动力，即使货币超发得再多，也不一定会引发通胀的结果，反而可能是通缩。现在大家都在指责美国不断搞QE（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但QE不是美国人的发明，而是日本人的专利，日本人在本世纪初开始搞QE，而且实行了长达十年的零利率政策，2001-2008年日本狭义货币M1的增幅高达63.7%，但同期按现价计算的经济增长幅度连1%都不到。货币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70倍，可不仅没有发生通胀，反而却经历了长达十年的通缩。有了日本这个案例，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货币超发不仅可能与通胀同行，也有可能与通缩同在。

　　一个经济体是否存在由货币超发所导致的需求过旺，不仅可以从通胀的态势看，也同样可以从经济增长的态势看。因为如果存在着由货币超发所导致的需求过旺，除了会导致通胀现象，也必然会同时引起经济过热，但目前中国经济的情况可不是如此，是通胀在四次加息后仍然强劲向上，而增长却在节节下行。显然，如果存在需求过旺，经济增长是断然不会取下行趋势的，而经济增长的曲线下行与货币的曲线下行趋势相一致，却都与通胀曲线向上的趋势相反，正好说明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已经成功地收紧了宏观需求，从而对增长形成了抑制，而由于推动通胀上行的原因不是货币需求因素，所以并不受宏观需求紧缩的影响。

　　紧货币伤害增长动力

　　笔者之所以要不断写文章强烈反对继续为反通胀而收紧货币的做法，就是因为这样反下去是没有用的，不仅没用，反而有害，因为经济的内生性收缩过程实际上自去年就已经开始了。特别需要提醒的是，美、欧等经济体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时刻正在逼近，世界经济再度衰退的“双底”态势已经显现，中国也已经受到了影响，比如中国出口总值从3月份以后就逐月下跌，已经从3月份35.8%的增长率跌到6月份的17.9%，其中对欧盟出口增长率已从一季度的17.1%下跌到6月份的11.4%，对美国出口从一季度的21.4%下降到6月份的9.8%。若剔除出口价格指数，6月份当月的出口实际增长率已经下降到不足7%，已经开始显著低于经济增长率了。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如果继续为了反通胀而实施货币紧缩，不仅反不下通胀率，还会使经济增长下跌的更快。

　　我们所处的时代，经济变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因此沿用传统理论来诠释当今的问题，难免要出错。从货币与通胀的关系来说，如果存在着货币超发现象，则如上所述就会不仅有通胀发生，也会同时有经济过热现象，现在的情况却是只有通胀而没有过热，就说明通胀与总需求的关联方式已经有了新变化。通过这个新变化，我们就知道了目前的通胀具有新的本质与特征，就需要用新的办法来解决才会有效。如果不去认识这个变化了的实践，而硬要沿用老办法来治疗新病，就会出现目前这种怎么收紧货币也压不下来通胀，却伤害了增长动力的结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是经济增长的最理想状态，因此不是经济增长的常态。改革开放这30年中，80年代通胀率年均是7.4%，90年代年均是7.2%，只是在2003-2006年这四年里，我们才经历了经济增长率超过10%，而通胀率在3%左右这么一段短暂的好日子。从国外看，发达国家有3%的增长率就算是高增长了，而欧洲央行把2%的通胀率作为其干预物价水平的上限，也就是说，欧元区是把3%的增长率与2%的通胀率并存作为正常状态的。如果把这个增长率与通胀率的比例关系搬到中国来看，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发达经济体，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9%-10%的时候，有6-7%的通胀率相伴随也该是正常的情形。更不用说在经历次债危机后，由于发达国家央行为了救市都放出了天量货币，从而提升了全球的通胀水平。在这个背景下，前一段时间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放出话来，要提高对通胀容忍度的上限水平，可能会提升到3-4%。因此对中国的宏观调控来说，把通胀率破“5”作为必须紧缩宏观需求的界限，就应该重新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