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理财 使用很方便:民主政治、文化乡愁与文明忧思

许章润
有人讲到刻下中国社会陷入“对抗格局”的不幸，论及中国社会一贯注重和谐的特征，以及历史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和为贵的族群的传统，并以此反证民主政治之不适应于中国，进而否认中国此刻尽速启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必要性。更有先生指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如果说西方曾经运用“人权”这个概念“把苏联搞垮了”，那么，此时此刻，民主将会是“一根搞垮中国的绞索”。[1]
一、“新”、“老”中国的历时性差异
姑且不论“民主”与“人权”算不算个“好东西”，是否应为一切正常人类所尊奉，以及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主流政治意志是否一直孜孜奋求的就是这一目标，退一万步，即就苏联的垮台而言，因素众多，牵连广泛，事涉深层，哪里只是西方敌对势力“打人权牌”就能撼动的。事后回瞰，总而言之，其间各种病因交缠纠结，而内政优于外交，政治重于军事，执政党的所作所为甚于西方敌对势力。若说西方一家的“居心叵测”即可独立奏效，则不免小觑了苏共的能力和俄罗斯人的智力。因此，此说指鹿为马，玩弄白马非马，完全忽略苏联政体本身的严重合法性危机与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危机，根本不顾人心向背的政治正义，属于刻下中国流行于一部分心智当中的典型“政治左派”言论，错乱而癫狂，这里暂且不妨置诸一边。[2]就前面一说来看，视其语境，参其内涵，揣摩其命意，似乎流淌自一种文化“乡愁”理念，而患有叙事文本的历时性错乱病症。
的确，昔年梁漱溟先生曾经喟言，“老中国”人际互动讲究合作共事，而非时时处处总以“对恃格局”对待他人。由此形成人际格局中“时则彼此顾恤，互相保障；时则彼此礼让，力求相安”的“本乎人情”、“反身自求”的伦理取向与礼治秩序，而经由法律规则所编织的法制秩序，被涵容于并表现为所谓的“礼法”秩序，于“官”“民”两极的上下结构中，更出诸为“礼俗”这一人世规则，极相慰贴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人生与人心。本来，道理极复杂，而事情很简单，要是一起共事，尚未合作，便已先“三权分立”，摆出一副制衡与对抗的阵势，说明心无诚意，其来不善，那还怎么共事呢？更遑论合作了。实际上，从理想人格典型的预期而言，据梁先生解析，中国传统上受到崇尚的典型是谦谦君子，这种人格的特质是尊敬他人、佩服他人，而自己恒歉然若不足，在回看反省的“谦”中，精神浑收聚于内而向上，对外则服善推贤之心油然莫能自已。西洋式的政治家到处发演说、拉选票、运动选举，在旧日中国读书人眼光中，无论如何，是不能点头承认的。相反，中国若有选举，其必由众人有所尊敬、有所佩服之心，而相率敬请于其人之门而愿受教，殆非“我选你为代表”之谓也，或“我帮你忙，投你一票”之谓也。因此，当其时，就解决“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而言，梁先生直言，民主属于一条走不通的路。[3]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梁先生的此番陈说，旨在说明“老中国”的情形对于新式政制的羁绊，意在指陈若要新制生效，必先自生活样态和生活态度的转型起步，由此丁一卯二，一步一步，向前推展，假以时日，经磨历劫，为包括民主政治在内的新制铺垫社会基础，然后才能指望新制落地生根，逐见成效。贸然从事，但求速成，硬性嫁配，不但事与愿违，而且可能适得其反，反会延宕民主落地华夏，乃至于自治未成，先已自乱，民主未来，民狂早到。梁先生使用“中国传统上”与“旧日中国读书人”种种表述，致意再三，说明老先生对此历时性差异是心知肚明的，决不会因此而无视民主与法治作为新型政统本身的正当性。这也就是为何20世纪中叶以后，自由主义学人纷纷学习《毛选》，心悦诚服地自我改造，而举世滔滔，虽千万人，唯见梁漱溟特立独行，以身作则，绝不人云亦云，而且，愈到晚年，愈见其志，疾呼民主与法治。实际上，通观梁漱溟先生一生，最早迷信立宪，后转向革命，再坚认宪政不合中国需要，终看穿中国民主、宪政的长期与艰巨，晚年严辨宪政与专政，坚信“毛主席逝世两年后，法制与民主的呼声渐起，其前途必逐步展开，无疑也”，[4]旗帜鲜明呼唤建立民主、法制与宪政，一生思索不舍，恪尽了一个现代知识公民批判性阐释的义务与担当。[5]因此，一句话归总，今天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此处的语境，既是“老中国”，便说明其与“新中国”之间已存嫌隙，以此“和谐共事”否定基于“对恃格局”的民主政治的正当性，不仅误解了梁先生的原意和民主政治，也脱离了民主政治确乎是一种现代政治生活方式，因而难以“老中国”的情形来擅予褒贬这一根本语境。
君不见，历经百年更张，尤其晚近三十年的急速市场化进程，今日的中国人，固然依旧注重“和谐”，讲究和为贵，而且，执政当局更是以“和谐社会”自持，并以此召令天下，然而，现代都市化陌生人社会形态本身，不期然间，早已使得“和谐”是以权利义务清清楚楚为前提的，而非单纯依据“情义”来定取舍的了。生存当前，大写的自我早已觉醒，情义总是不敌利益，或者，纯属两码事。真所谓“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因而，即便依然讲求“和谐”，但是，此种“和谐”其实依恃于“对恃”，是以“对恃”为条件的，并且是“对恃”的结果，在此前提下，进求以理性排遣“对恃”，实现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换言之，它可能成就的是一种基于自我利益立场和权利本位的“合作共事”，一种依据法权程序的攘让取舍。如果说“旧日中国读书人”对于政客做秀，“到处发演说、拉选票、运动选举”，不能“点头承认”，那么，“今日中国读书人”，情形丕变，好像咸认非此不足以言正当性，至少，明白不足以驭控“权力的笼头”呢！说到底，处此时代，权利义务清清楚楚，公私分明，一切依循法权程序主义，就是致达和谐的必由之路，也就是和谐本身。和谐是“和”，而不是简单的“同”，意味着权利义务清清楚楚才是致达中和的人间正道。这既是人心所向，也是没法子的事。而就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情形来看，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这就是眼面前的生活方式，或者，希望达致的生活方式，早已不是什么海客瀛洲，剩下的不过是如何将此样态推展于政制罢了。也正是推展不力，一时间人心思动，左右出击，有以然哉！[6]
二、世俗化时代的政制与政治
还有位先生，来自香港的一间大学，肯切地告诫“内地学者”，不要尽为民主政治评功摆好，民主其实是一种顶顶虚伪的东西，权势阶级的游戏而已，对于中国其实没什么用，可能，也没什么好处。在他看来，当下政制，已属极品，何复他求，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7]就民主的一般评议而言，这话讲得很实在，在下颇赞成。看看当今民主政制下无耻政客的翻云覆雨，资本势力的操盘控驭，小民百姓的娱乐和愚乐，极度的消费主义和商业资本主导下的恶俗世态，大家都会感同身受，心知肚明，不禁慨叹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的何去何从。的确，民主，民主，其情其景，如同一部清末官场小说中的女人所言，“啊唷！不要说起！越是官宦人家，规矩越严，内里头的笑话越多。”[8]
事实上，今天在座的，无论持取何种理论立场和思想进路，但凡心智正常，只要稍予留意，面对百年中国建设民主政体的曲曲折折，遥观先民主起来的国族的磕磕碰碰，恐怕也没有人真的天真到以为民主政治包治百病，真的相信只要施行民主，则一切“中国问题”均可迎刃而解、万事大吉。就像所谓自由贸易，原是列强的游戏，可一旦优势不再，还不是力祭保护主义魂幡，一切以自家利益为转移，而将那个叫做“国家理由”（ragione di stato，raison d’état）的看家宝贝，挥舞得团团转，我们在这边厢，哪里只能不明所以一面倒地顶礼膜拜呢！的确，民主只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未必能致极善，但却可防大恶，原本是常识，好像用不着再作声明，“香港同胞”与“内地学者”都不缺这一课。问题在于，就吾国而言，处此世俗化而非神圣化时代，当前如今眼目下，早已不再是梁老先生一士谔谔之际，陌生人社会生态已然成型，个体权益观念焕然觉醒，社会利益主体俨然分层，亿万国民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其错杂复杂、纷纭动荡，构成了基本国情，蔚为天下大势。而凡此种种，却找不到出口，嗷嗷待哺，劳问一声：用什么来安顿他们的政治生活？抑或，他们根本不需要拥有自己的政治生活吗？
正是在此，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政治成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马克斯•韦伯曾经指斥的“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的市侩主义”，正在侵蚀着中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的发育机制。一方面，如何将主要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公民社会发育与维护国族利益协调起来，以统一的政治过程即大众参予的民主来遏制社会多元化造成的离散倾向，藉由政治的主导力量塑造适足以统一国家利益及其个体自由的政治机制，构成了当今中国面临的急迫课题。另一方面，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低度的政治参予，普遍的无声状态，对于改革的大众参予的排斥，导致缺乏权力制约机制，结果造成权力私性化，乃至准黑化，以利益而非信念为纽结所形成的官僚集团的腐败成为常态。而这一切问题的解决，单靠发展经济换取稳定和合法性是不够的，指责民主不是个好东西，告诫“内地同胞”不要迷信民主，则恐怕恰恰属于南辕而北辙！
现代社会，无分东西，都是一种世俗化的生活样态。现代政治，不管是何种政治，民主政治也好，集权政治也罢，乃至于极权政制，也都是一种俗常的常态政治，一种平庸政治。换言之，是一种世俗化政治，别念经赌咒，也别再装神弄鬼。世俗化走过了头，免不了庸俗化，通观今日的民主政治，欧美与亚非，常常上演此种闹剧，而饱受诟病，也让作为细心观察者的我们，不禁难免神往而失望。也就因此，面对此情此景，对于人类政制和政治，关于世态与人心，其是非，其善恶，其美丑，让人愁肠百结、辗转无路之余，不免会于失望之际，而生出憎恶来，乃至于生发出绝望来。此时此际，与其说我们看似厌世，毋宁说我们实为向往，而对于这个叫做人、人生与人世的存在，心生一缕忧思。朋友，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特质嘛！读书人的没事找事嘛！有什么不正常的呢？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但是，也恰恰在此，有些分际是必须讲清的，否则，天下的事岂不就无是无非了。就此刻民主政治这一话题来讲，对于它的制度安排局限性的体认，对于它的俗常或者庸俗特质的厌恶，不等于为着安顿眼下人世计，为着亿万生民柴米油盐的生计着想，特别是为了满足亿万人追求较好的生计这一憧憬而言，人们不应或者不必从各种有害的制度中找出较为不坏的一种。换言之，用民主政制和政治民主来规制权力，安顿人世，护佑民生，尚属最为不坏的一种选择，本为通识，也是许多“阁下”们已然并且正在享受着的制度之福。要不然，怎么举世纷纷，但凡发达富裕之国，都采行此制呢！择其善而从之，本为向善之心的天然趋向，也是造福国族的职责所在，而且是那个叫做“知识分子”的群体责无旁贷的担当。对此视若无睹，自甘于外，至少是将对于俗常政治的反感，与阁下心中怀持的那一份文明忧思混为一谈了，如果你明白文明忧思的基本涵义的话。而以自家的心意裁断普天之下人的心意，将自家的忧思等同于甚至凌驾于天下之人的心思，那就未免太过自爱，如果不说自私与自闭的话。东海西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偏偏就不如你清醒，朋友？
而且，为什么你偏偏选择坏的民主、低端的民主、不成熟的民主或者民主中的恶质部分，作为民主不应行之于中国的例证呢？民主本身的善端，以及普天之下明明有那么多好的民主、高端的民主和成熟的民主，你却偏偏避而不谈呢？这就好比知人论世，说到人的可耻与悲哀，你偏偏尽找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而不同时兼顾“雷锋”式的光明一面，是何道理？以前者言，人如禽兽，人世岂可容身，洒家活着也没意思；拿后者为例，则人终究是人，人世毕竟美好，人人自当好自为之，包括努力寻找和建设一种较好的和平共处的制度安排。
是呀，设若性耽文明忧思，放眼四顾，神驰八极，这人世间不仅可悲、可鄙与可恶，而且，亦非可欲、可信与可能。进而言之，所谓的文明及其进步，真的能增进人生的福祉和人类的德性吗？所谓的文明和进步的结果，难道不是使得人性惟危与人心惟微益发恶质化，人世愈益疏离与冷漠，反倒充斥着空寂无边的荒原之感吗？面对一己人生的曲折和世间大众的苦难，可能许多人都会时常感喟，处此大千，生命是没法子的事，生活是不值得生活的。哪一个人生不是个苦字？想想那佛家，一个“苦”字就打发了这世界。顺此思路，究极而言，人生是虚妄的，生命是悲剧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也许，这便是一种文明忧思了，顶顶真实的文明忧思了。可是，再重申一句，它与对于现实政治的考量，却需恰予分际，不可混为一谈的，本不是什么深奥的事情呀。否则，不但民主政治，就连今天的讨论，也是多余的呀，朋友！——不能因为你厌世，也劝别人都自杀吧！
毕竟，生活在此际，徜徉在当下，是每个人的命运，而期盼此际更加美好，才是一切论述的既定条件，也是作为什么知识分子的劳动分工者，考量包括民主在内的一切人间制度安排时，不可省略的根本前提。抛开这一条件和前提，信马由缰，那叫诗意和哲思，却不是打理现实政制的最好的运思，更非怡人的心思。此于不得不活在当下，而且是在此一特定的当下，包括你我在内的芸芸众生来说，自是寻常道理，也是庸常情理，更是绕不过去的法理，不能不正视的真理，何容抵赖呢？！
人生如此，这个叫做民主的东西，亦且如此，或者，愈发如此，明摆着的事嘛！
三、“文明忧思”，抑或讨巧卖乖
是的，所有的“知识分子”，不管自认为是大知识分子，还是落寞于小知识分子，常常免不了都会油然而生一缕幽思，进而可能会滋长为一种忧思，即对存在本身怀持永恒的焦虑。小资麻麻的幽思与大气淋漓的忧思，均属常态的心思，本为人性之常，也是人世之福，可能读书人较其他劳动者更且为甚。什么叫哲学，玄乎乎的？还不就是此种永恒的焦虑。身处纷纭乱世或者急促转型之际，则幽思愈切，忧思愈甚，到头来，还会逼出佯狂或者自杀什么的呢！千古神州，多少哀情；浩瀚世界，不尽怨曲。它们诉说的，就是此种绵绵悲悯，道出的不过是一腔恨爱交加的无奈。由此，对于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欲望，他们常常都会“没事找事”，心怀此一“永恒的焦虑”。也就因此，现实中的各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状态，在他们看来，都是有缺陷的，永远是不完满的。可能，正是因此之虑，才使得他们于憧憬可欲人生，向往理想人世之际，憬然于改良人世的愿景，油然而生提澌人生的冲动，甚至为此宵衣旰食，流汗、流泪又流血呢！所谓“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正为此大悲悯，正为此大智慧。既表述了“文明忧思”，了然于万事皆空，又展示了君子人格，对于人生怀庄敬之心，对于人世守谨勤之行。
但是，如前所述，不能因为你阁下厌世，就要求全体国人一同自杀吧！这正像自甘素食，倡言环保，固为一种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好像也是刻下不少城市大小白领的时尚，难容别人置喙，但总不能由此就鄙薄一切杂食动物呀！后者天生地养，何尝不是不得已呢！换言之，你徜徉于富足之岛，不喜欢民主这个“好东西”，未必一定非要我们大家都厌恶它呀！正像你吃撑了，为何非要饥民一同节食呢？至于一方面以“民主也不是好东东”来排除中国政制的民主憧憬，另一方面，又汲汲于证说当下另有早已超出民主政制的好东东存焉，鼓噪中国政制是古今最好的制度云云，可就是不想定居于此好东东的辖制之下，则你是真的“文明忧思”呢？还是借话说话，指东打西，甚至于讨巧卖乖呢？我相信，这也不是需要特别甄别才能看得清楚的事情。
推而言之，身处今天这一市场化与世俗化的人世，用自己对于贤王政治和君子之治的缅想，来批判民主政治的庸俗化和不成熟，不仅混淆了时代，至少，迷懵于学科分际，而且，眼见中国社会亿万民众有口无处伸言，此种姿态，也是一种不道德。换言之，当我们考量现实政治安排和人世生活时，包括美国的政治与中国的政治，美国的社会与中国的社会，都是在世俗历史中，以世俗的事物和事务为样本，要求对于它们恰予世俗的时间的理解与自我理解。此与“知识分子”的文明忧思，是两码事。否则，真的就叫不着边际了，不如让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去吧。
2010年3月18日据录音记录稿改订
注释：
[1] 参见河清教授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载见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页380、346－349：“中国文化不容多党制，集权为民是正道”，收见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2008年12月21日），页394以下。并参见上述“文集”中甘阳研究员的发言。
[2] 实际上，现任苏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即曾喟言，苏共执政时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和垄断真理，导致社会和精神的全面窒息，使得民众与政权严重对抗，加上贪渎横行，对外黩武，出兵阿富汗，诸力合一，才压垮了苏联这匹骆驼。而且，即便西方打“人权”牌，那也是因为苏联的确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种种恶行，才使得对方有可能利用这一概念发起攻击，以致民心尽失，最后轰然坍塌。并参详李开盛：“中国必须避开‘勃列日涅夫陷阱’”，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3月19日。
[3] 以上参详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1930年），收见《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151以下。关于“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参详拙著《转型中国：法律与政治》第一章，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4] 梁漱溟：“毛主席对于法律作如是观”，收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页430
[5] 参详拙著《说法 活法 立法——关于法律之为一种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59以下。
[6] 有关当下中国乡民社会的结构与价值变迁的实证考察，参见贺雪峰等人的论文，载见《文化纵横》2010年第6期，页86以下。
[7] 其间，有人搭讪，以阁下身为居港人士，至少得享百国畅游无需签证的好处，而我们身在“内地”，常常不免要为办理“出国手续”烦恼相询。“阁下”急切指出，“内地”人口太多，假如腰包鼓鼓，都像“香港居民”这般自由旅行，“世界会乱的”，也会“吃不消的”。因此，在他看来，还是要“加强审批”，而且，为了环境保护，政府不应鼓励“大陆居民”到处旅游。
[8] 参详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