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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第4期
第35卷
(总188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4,1998
  General No.188
            Vol.35
“文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东亚
尹保云
内容提要   “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与“技术因素”(包括科学技术与管理
技术或制度)相联系,而文化则与“非技术因素”相联系;文明具有可变性和传播的强迫性,而文化
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选择性;文明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文化则具备区域性的意义。西方现代的
产权制度、法治体系、政治民主与参与等制度上的因素,都是“技术因素”,属于文明的范畴而不是
一种文化。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主线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以及引进的时间、机
遇、范围及深度,而不是自身的或外来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从科技与管理两个方面的技术因素考
察,不能断定世界文明的中心在21世纪会转移到东亚。世界文明中心的转移决定于吸收眼下世界
文明中心区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的能力和以此为基础的创新的能力。
关键词   文明   文化   现代化   东亚    21世纪
   对“文明”(civilization)这个概念,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都下了许许多多的
定义。但通常都是用“生活方式”、“社会状况”等过大的和含糊不清的词语来说明。许多人还把
这个概念同“文化”(culture)混淆。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引起很大
争议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把文明解释为“一个文化单位”①。这类把文明与文化混在一起的定
义是对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文明的概念的继承,可以说是由来已久。自80年代以来掀
起的东亚现代化的讨论热潮中,许多学者也是把“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的,“东
方文明”、“西方文明”、“21世纪是东亚文明的世纪”、“东亚的现代性”等语言随处可见。
文明和文化两个概念含糊不清和相互混同的习惯对于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的不利影响日益
明显。亨廷顿的上述文章受到了激烈的批评,而那些关于东西方文化优劣问题的观点总让人觉
得有点真假难辨;文化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又成了一个容易受
到非难的“学术陷阱”。
本文试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作一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东亚的现代化经验
及21世纪的前景作一探讨,以期在学术界目前的“东亚热”中添一点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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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北京大学历史系1997年10月主办的“中日韩三国关系与东北亚的和平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次发表
略有改动。一、文明与文化的定义以及同现代化的关系
“文明”与“文化”都指的是社会生活的方式或状况,但二者的区别却很大:
“文明”主要用来指谓生产力水平与社会管理水平的方面,与技术因素相联系,是理性的方
面,一般说来是可以计算的。实际上,以往的许多概念都反映了对文明的这种理解。比如“新石
器文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这些划分人类发展水平的概念基本上是以
生产力或技术的水平为标准的。当然,“技术因素”不仅仅指制造石器、铁器、机器、电器等科学
技术,也包括社会管理方面的技术,比如分配、产权、政治、行政、军事方面的管理制度,这些制
度的因素或制度文明也是理性的和可以计算的,具有技术的特点。
“文化”则主要用来指谓审美的、宗教的和伦理的方面,如服饰、家庭婚姻、道德、礼仪、文学
艺术等方面的习惯、价值取向与观念,是“非技术因素”,一般说来是不可计算的。
这样,以往的“文明”和“文化”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被缩小了。②从内涵上讲,侧重强
调它们的“技术”与“非技术”的区别,排除汤因比式的文化学的笼统化概念。从外延上看,这种
区分也是很明确的。虽然在许多现实事物中,文明与文化常常混合在一起,但是这并不等于不
能对它们作理论的抽象。比如:卡拉OK,其机械与电子系统属于文明,而歌曲与画面的审美趣
向则属于文化;一个建筑物,其建筑技术(材料与力学原理等)属于文明,而其样式风格则属于
文化;一个商店,产权关系、成本核算、经营技巧、对顾客的态度等属于文明,而店员的服饰、语
种则属于文化,如此等等。
技术与非技术的本质区别,使文明和文化有以下几点不同:
(1)文明是不断变化与进步的;而文化则可能是相对不变的,或者说变化缓慢。在西欧、日
本、韩国等工业化国家里,以人力和畜力为标志的农业文明早已成为历史,但是传统的服装、节
日、礼节、宗教、艺术形式以及相伴的价值观念却依然保留着;
(2)文明与文化都具有可传播、可学习的特征,但是,文明的传播具有强迫性,是别无选择
的;而文化的传播则不具有强迫性,是可选择的。由于文明没有选择性,无论是个人或是一个国
家,拒绝先进的文明只能落后或吃亏。而拒绝某一文化则不会带来这样的结果,所以,同是日本
人,有的穿和服、有的穿西服,有的信神道教、有的信儒教、有的信基督教;
(3)文明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意义;而文化则具有地区性、区域性、种族性的意义。同一文
明可以和不同的文化结合。农业文明曾同世界上的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儒教文化等各
种各样的文化结合。同样,工业文明也可以和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化结合;
(4)因此,社会经济发展与文明有直接的关系,而与文化则无直接的关系。不同的文化土壤
都可以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但不同的科技水平和社会管理则会对发展速度产生很
大的影响。因此,“现代性”只具有文明方面的内涵,现代化也主要是提高文明的过程,而不是改
变传统文化的过程,尽管有些文化因素会随着这个过程而发生一些变化。
以上对文明与文化所作的区分的意图不是要最终解决语义学上的问题,而是为了廓清目
前发展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最重要的是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解。西方现代产权制度、现
代法治体系、科层官僚制、保障社会个人自由的民主政治等制度文明的建立,是一个管理技术
的体系,属于文明的范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用“理性化”的概念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文
明的技术性特征。他认为以复式簿计制度为标志的精打细算的技术是“理性化企业”的关键,现
71代法制体系是与“可精确计算”密切相关的“形式理性”,而科学知识对官僚系统的发展同对机
器的发展一样重要,“科层制的管理根本上说是用知识来统治”③。
50-60年代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贡献,是把资本主义的科技文明和制度文明结合
在一起来规定“现代性”,强调二者的不可分。受到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的影响,经典现代
化理论家们一反二三十年代以斯彭格勒(Oswald Spengler)、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索罗金
(Pitirim Sorokin)和汤因比等人为代表的历史悲观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持乐观主义的态度。
但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家也同这些历史悲观主义者一样地把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混淆一起。
他们在讲到迟发展国家的“传统”时,不区分传统制度与传统文化,给迟发展国家开出了全盘西
化的药方,带着浓厚的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色彩。
二、东亚发展中的文明与文化
东亚“新兴工业经济”(NIEs,日本及“四小龙”)的成功是因为学习了西方现代文明还是因
为自身具有“文化优势”?要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需要对日本及“四小龙”的发展过程作一历
史的考察。
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从上个世纪的明治维新到自
由民权运动。如皮特.L.伯格(Peter L.Berger)所总结的,日本现代化成功的原因是从明治维
新起就有了一个比较坚强的现代化领导集团,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革命”。④1868年3月公布
的维新纲领《五条誓文》提出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废除等级身份
制、对外开放和学习西方技术文化。这个纲领比中国的“百日维新”纲领整整早了30年。19世
纪7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派出访问使团,了解欧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作出比较后,选择了
德国为仿效的主要样板。同英、美、法相比,德国是后起现代化国家,是“防御性现代化”的先驱,
政府在推动工业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德国毕竟还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模仿
德国中学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一些本质的东西。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已经大体上建
立了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体系和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构架。相比之下,中国和朝鲜半岛却一直抵
制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日本的明治维新时的“和魂洋才”的口号与同一时期中国的“中体西
用”以及朝鲜的“东道西器”的口号是不一样的。“才”包括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而“用”
和“器”却只指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和朝鲜把资本主义文明的内涵分割开了,而日本却把它作
为一个整体。这一差别使日本很快成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而中国和朝鲜却因国力虚弱而沦
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日本现代化的第二个重要的阶段是二战结束到1960年。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日本在
美军占领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修改宪法,改革天皇制、议会制、内阁制和司法制度,解
散财阀,农地改革等重要内容。农地改革消除了明治维新留下来的不在地主等封建的残余,形
成了小农制模式;解散财阀的目标虽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没有完全实现,但对旧财阀逐渐被新
的大企业所取代还是有重要的作用;而政治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则使日本向英美式的政治
制度大大地接近了一步。1960年,在美国的迫使下,日本政府又进行了经济“自由化”的改革,
公布了《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1960年6月)。自由化的改革把日本经济紧密地整合进
世界经济体系,为其大量地引进西方技术而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
上述两个阶段说明,日本的迅速崛起同引进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在内的资本主义文
72明密切相关。第一阶段是从中国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受到警告和教训,自觉地进行“资本主义
革命”;第二阶段的变革则是外力的直接强加。无论是自觉的还是强迫的,都是引进资本主义文
明过程。当然,在这两个阶段中,日本的传统文化的因素不可能不发生某些作用力。但是,文化
因素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森岛通夫把日本的经济成功归结于日本的不同于中国的儒学,日
本人特有的“忠诚”使政府经济计划得以很好的落实。⑤这显然是没有看到文化因素作用的不
确定性,从而夸大了文化因素的积极作用。“忠诚”观念对现代化的积极作用是以政府的方针政
策的正确性为前提,如果政治领导昏庸或政府决策失误,“忠诚”的作用只能是负面的。同一文
化因素,此一时起积极作用,彼一时则可能起消极作用。文化因素作用的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
它不是社会变革的主线。而上述历史也说明,日本现代化的主线是引进资本主义文明的时间、
机遇、范围及深度。“四小龙”现代化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个道理。
在东亚地区引进西方制度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现象是传统文
化得到较好的保留。这一点,在日本及“四小龙”中都十分明显。韩国同台湾相比,韩国则更加
突出。由于没有经历过中国五四运动这样的反封建运动,韩国直到现在仍保留着许多传统的习
俗和观念。比如,宗族家谱观念、祭奠祖宗的风俗、父母干涉子女婚姻的习惯、叩头的习俗等,更
不必说语言、服装、艺术、饮食等方面的传统文化了。另一个现象是西方文化因素大量涌入,包
括西方的宗教、生活方式、个人主义价值观念、酒吧音乐等等。这两个现象都进一步证实了文明
的世界性、普遍性原理,揭示了东亚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文明的传播与渗透。因为,传
统文化依然保存着,外来的文化并没有取代本土文化,而只有“文明”的因素不可阻挡地向各个
角落传播并取代旧东西:现代清晰的产权制度取代了产权不清的制度;企业的自主性取代了各
种外力(家族的、社区的、宗教的、国家官僚的)的控制;重理性原则的思考方式取代了重人情关
系的思考方式;法治秩序取代了人治秩序等。正是这些社会因素的更新决定了东亚社会的变
化。所以,在考察东亚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时,不讨论现代文明的传播而强调文化的作用,无疑
是舍本求末。
三、从文明与文化的观点展望东亚的二十一世纪
对东亚的研究大体上有四种观点:新古典主义理论、依附理论、国家中心论、文化主义
论。⑥前两种观点不承认有一个东亚模式,后两种观点则常常热衷于探讨东亚模式,或者强调
东亚经验与西方的不同。
究竟有没有一个东亚模式,要看从什么角度看问题。如果把文明同文化结合一起来讨论模
式,世界上就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可以说一个国家一个模式。因为,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有个性特
征,再加上历史背景、国际环境的原因,每个国家的发展经验都是不同的。东亚经验同西方经验
有重要的共同之处:资本主义道路、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的扩大和企业家队伍的成长相联系
等;也有重要的不同之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较强、分配较为平等等。可以说承认东亚模式
和否认东亚模式的观点都有自己的根据。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新的发展模式和新的文明并不是一回事。当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
家被后工业社会的一些问题(增长停滞、竞争意识处下、社会原子化、失范等)所困扰时,天主
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儒教等文化圈,都先后宣布自己的文化可以拯救西方的危机,将代表21
世纪的文明。东亚的呼声最高,因为东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速度最快,并且目前仍然保持最
73高的记录。所以,甚至连一些西方人也相信下一个世纪将是“东亚文明的世纪”。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原因是人们把文化与文明等同,进而把新的发展模式与新的文明等同。
要预测21世纪是否是“东方文明的世纪”,应该从科学技术以及管理技术两个方面的创新
上探讨。
从科学技术方面看,东亚地区的发展一直是依靠引进西方技术。快速的经济增长是由技术
引进和劳力优势的结合所带动的。由于技术转让的周期性特征和转让国政府的限制,所引进的
技术常常落后10-15年。所以,世界上目前形成了欧美、日本、四小龙、中国大陆这样一个高于
一个的工业梯级。日本在50年代、四小龙在60-70年代、中国在80-90年代,主要出口的是
劳动密集制造业产品,这一时间的先后反映了东亚地区工业梯级结构的形成过程。目前,日本
是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处在东亚地区工业梯级的最高位置,在一些科技尖端领域(比如机器
人技术、生物化学中一些技术等)甚至领先于美国。但是,从整体实力上看,日本的科技水平与
美国相差一个梯级;从科技发展的潜力上看,日本人口规模比美国小,也不具备美国那样的能
够吸引各国人才的社会开放性。所以,目前尚没有根据来断定日本能很快取代美国在科学技术
上的国际地位。如果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不能够超越欧美或者至少与之平分秋色,那么世界文
明的中心就不可能在21世纪转移到东亚地区。
从管理技术方面看,国家中心论和文化主义论认为,日本、韩国、新加坡在“团队主义”、儒
教的“忠”等被称为“文化优势”的因素的作用下,国家干预经济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成为东
亚模式的重要特色。但是,历史学家都知道,政府主导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普鲁士-德国
的创造。东亚的成功常被认为是“李斯特经济学的成功”。有人还把德国和日本的模式称为“莱
茵河模式”,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英美模式)的对立面。⑦退一步讲,即使政府主导型发
展是东亚的发明,也不能说它预示着下一个世纪的新的制度文明的产生。实践证明,这种模式
在后发性、依赖性的发展中是有效的,创造了东亚的经济奇迹。但是,这种国家主导的模式也带
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地区和部门之间的不平衡、行政腐败、公营部门过大、社会创新力和自
主性受到限制等等。所以,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这种模式就表现出局限性。自80年代中
期起日本重复了欧美国家在70年代的经济停滞,直到今日尚未从经济困境中摆脱出来;韩国
的经济也在最近几年遇到重重困难。所以,很难说从东亚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中能够发展出一
种新的制度文明。不仅如此,为了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日本和韩国一直在努力改变以往的模
式,其中包括废除企业的终生雇佣制、公营企业民营化、进一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措施。
也就是说,以往的东亚模式自8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改变,而不是显示出作为一种新事物的那
种向前发展的势头。
相对于欧洲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初的状况,东亚在发展过程中分配较为平等。日本自60
年代起,一般民众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改善。韩国在70年代工业集中的过程中,仍然保持了较
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以至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库兹涅兹(S.Kuznets)的关于贫富差距在经济起
飞过程中拉大的U形曲线的理论在韩国未被完全证实。台湾的收入分配比韩国更加平等。可
以说,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是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却很难说这种平等预示着
一种新的制度文明。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先后进入“福利社会”,经济在高工资、高福利、高
消费的情况下运行。这种福利制度很快就遇到社会竞争力降低的问题,于是就有了旨在解决这
一问题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努力向以往的体制倒退,表现出后工业社会走投无路的困境。
而东亚的情况呢?近几年来,韩国经济增长饱受工资过高的折磨,一方面技术进一步升级困
74难,另一方面又因工资过高而失去劳动力比较优势。这种现象在台湾、新加坡也有不同程度的
表现。这一切事实都说明在分配的管理技术上,真正有生命力的新事物也没有在东亚出现,没
有新的文明很快产生的迹象。
总之,无论从科学技术方面还是从管理技术方面,都找不到世界文明的中心必定在21世
纪转移到东亚地区的确凿证据。在下一个世纪,东亚地区将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势头,但这
种经济增长的态势并不是世界文明中心转移的充分条件。新文明的创立或世界文明中心的转
移依赖于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两个方面的创新能力。现代资本主义的许多东西是在东方文明
的基础上发展出的。西方人引进了中国的一系列的科技发明、中央集权制、文官考试录用制度
等,才发展出现代文明。⑧东亚地区要想在下一个世纪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必须在科学技术
和管理技术两个方面充分地学习、借鉴引进西方之后再进行创新。
众所周知,韩国在1997年末爆发了金融危机。引起韩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比如,80年
代中期以后,美国用“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对韩国进行不断的贸易打击,导致韩国对美
国贸易赤字连年增加;90年代初新一轮的财阀膨胀造成的重复投资使经济效益恶化;丧失掉
劳动力优势而没有同时完成新的技术升级;1996年世界半导体市场饱和;1997年总统竞选前
政局不明而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等。这样的一些原因,并不都与本文的主题有关,并且,韩国金
融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拉美国家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及金融危机也完全不是
一回事。但是,韩国的金融危机至少暴露了自己在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制度与体制)上的某些
弱点。实际上,东亚国家(包括日本)目前仍处在继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如果东亚地区对此
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定位,幻想得到某种“文化优势”的帮助,结果只能是影响在下一个世纪的发
展,从而排斥掉成为世界文明中心的可能性。
注:①《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夏季号。中译本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
②通过缩小内涵的办法把“文明”和“文化”两个概念严格区分并非是本文作者的发明。一些严肃的学者
早就这么做了。比如,布罗代尔在其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资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就把这两个概念严
格区分开来,甚至使用“文明战胜文化”这样的小标题。还有,本文后面所说的“文化主义论”的学者如Peter L.
Berger, Gilbert Rozman, Hung-Chao Tai等人,他们所讨论的“儒教文化”只限于一些传统的伦理规范和习
俗。
③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p223.
④Peter L.Berger,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Fifty Propositions about Prosperity,Equality and Liberty,
Basic Books,INC.,Publishers,New York,1986,p146.
⑤森岛通夫著,胡国成译:《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⑥参阅苏耀昌、赵永佳《综论当前关于东亚发展的几种观点》一文,见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中文
版论文集《奇迹背后》(罗金义、王章伟编)。
⑦Michel Albert,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Paul Haviland, London,1993.
⑧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的科层官僚制(或称“现代文官制度”)是从罗马帝国的官僚制中发展出来的。
战后国际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新的研究,一致认为西欧是通过东印度公司引进了中国的集权官僚制,然后发
展出现代文官制度。
(作者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   真漫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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